青花瓷自元代景德鎮燒造成功之後，明朝憑藉其軍事武力與民間旺盛的商業活動，將青花瓷以賞賜品或流通商品的方式向周邊國家與歐洲地區傳播，現今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一直到中亞、西亞，甚至到歐洲，中國青花瓷均有考古出土或傳世品的蹤跡。受到此波青花瓷風潮的帶動，除了透過商業手段向中國取得青花瓷，其他如西亞、中亞與東南亞等地，亦開始出現仿燒青花瓷的情形。
就至今所見的朝鮮青花瓷考古出土遺物與傳世品，可以發現在其15、16世紀的裝飾紋樣上，繼承自高麗時期（918～1392）以來，常見於高麗青瓷中的紋樣種類，但在自高麗青瓷發展至朝鮮青花瓷的過程當中，因歷經元末明初東北亞區域政權交替的混亂局面，朝鮮瓷器生產水準持續降低，窯場、工匠不斷遷移，使得傳統紋樣在造型表現上日趨簡略，甚至部分紋樣種類已然消失。
另一方面，自15世紀東北亞區域局勢穩定之後，傳入朝鮮王朝的明青花瓷則為朝鮮半島地區的瓷器紋樣繪飾帶來新元素，並且快速地反映在僅由朝鮮官窯生產且專供朝鮮王室使用的朝鮮青花瓷中。透過與明青花瓷的比較，可以發現15、16世紀的朝鮮青花瓷在龍紋、花唐草紋、魚藻紋、葡萄紋、梅竹紋、鳥禽紋等紋樣表現上，均存在著受到明青花瓷影響的痕跡。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且顯而易見者，即為具有朝鮮王權象徵意味的龍紋裝飾。
明青花瓷傳入朝鮮王朝
朝鮮王朝自建國以來，一向與明朝維持密切的往來關係，此間作為賞賜品的明青花瓷，亦透過政治外交上的使節往來，進入朝鮮王朝所在的朝鮮半島地區。明青花瓷以賞賜品性質進入朝鮮王朝的情形，於中國史料的相關記載非常稀少，相對地在朝鮮史料卻有較清楚的記錄，最早的文字記錄可見於朝鮮世宗十年（1428，明宣德三年），宣德帝賞賜朝鮮世宗「白磁青花大盤、小盤各五箇」，另一則是朝鮮世宗十二年（1430，明宣德五年），宣德帝又賞賜朝鮮世宗「青花獅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雲龍白磁酒海三箇」。另在圖像紀錄中，最早則可見於《朝鮮王朝實錄》中《世宗實錄》卷末所附的《五禮》。
《五禮》成書時間約於朝鮮世宗二十六年（1444，明正統九年），內容包括吉、嘉、賓、軍、凶等五種禮制。五禮中的吉禮，為朝鮮國王祭天地神鬼的祀、祭、享、奠等儀式。嘉禮則為包含王室至庶民的各項生活儀禮，如冠禮、婚禮、冊封禮等。賓禮則區分為國際間的外交禮節，與國內會見百官的相關儀式。軍禮則為軍隊各項儀仗的規定。凶禮則是當國家發生天災、疾病、飢荒時，國王所需舉行的相應儀式。而其中在〈嘉禮序列〉樽爵條，即圖繪王室舉行重要典禮時所使用的〈白磁青花酒海〉（圖1）。
依目前學界研究成果，朝鮮青花瓷的始燒時間約於朝鮮文宗、端宗時期（1450～1454，明景泰元年至景泰五年），在時序上較明青花瓷進入朝鮮王朝的時間為晚。若拿明宣德官窯的〈青花龍紋壺〉（圖2）與《五禮》〈嘉禮序列〉樽爵條的〈白磁青花酒海〉仔細比對，則可發現二者的龍紋、鬼面紋、雲紋以及蓮瓣紋均十分相近。同時考慮明朝宣德帝賞賜朝鮮世宗青花瓷的時間、《朝鮮王朝實錄》中《世宗實錄》卷末所附《五禮》的成書時間，以及朝鮮青花瓷始燒時間三者的時序，則在〈嘉禮序列〉樽爵條所記錄的〈白磁青花酒海〉，即很有可能為明朝皇帝所賞賜的〈青花雲龍白磁酒海〉。
龍紋：明青花瓷對朝鮮青花瓷的影響
現藏於韓國Leeum美術館的二件朝鮮〈青花雲龍紋瓶〉（15世紀後半～16世紀前半，圖3、圖4），通身以青花繪飾，主紋樣均為三爪龍紋，周邊飾以雲紋。若將此二件朝鮮〈青花雲龍紋瓶〉與前述明宣德官窯〈青花龍紋壺〉相較，其瓶身所繪飾的龍紋，無論是在眼睛與嘴部的描寫、龍鬚飄動的方向，或是龍爪前伸的姿態，以及龍身盤據器身表面的布局方式，朝鮮青花除在細部描繪上稍微簡略，其餘部分均十分相近，甚至在雲紋的造型上，亦均是由一至三個如意頭紋加上二至四條尾巴所組成。
此外，若再將此二件朝鮮〈青花雲龍紋瓶〉與燒造時間較早的韓國高麗青瓷相較，則可發現二者的龍紋造型有明顯不同之處。於韓國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出土的〈青瓷龍紋梅瓶殘片〉（12世紀，圖5、6），可透過線描圖（圖7）清楚地看到其龍紋眼神獰厲、張嘴吐舌的模樣，帶有四爪的四肢，不論是尖爪、腳掌，或是腿部的造型均強健有力，從上蜿蜒而下的軀體，自身體的前半部開始隨著龍頭扭轉向右，姿態生動自然。而時至13世紀，在已成為高麗青瓷主流的象嵌青瓷中，如現藏韓國國立全州博物館的〈青瓷象嵌龍紋梅瓶〉（圖8），其器身所裝飾的昇龍造型，基本上與前述所見者相同，但在細節部分則要省略許多。
相較之下，在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中，則可見到龍紋的造型，愈來愈接近於韓國Leeum美術館所藏的朝鮮〈青花雲龍紋瓶〉，如韓國海剛陶磁美術館的〈青瓷象嵌雲龍紋梅瓶〉（圖9），神態仍舊維持張嘴吐舌，以及龍嘴的上顎長於下顎的基本造型，但其龍身盤據器面的姿態與眼部的造型，均與朝鮮〈青花雲龍紋瓶〉中所見者相近，可以看到來自明青花紋樣的影響。
經過上述的觀察可以發現，15、16世紀朝鮮青花瓷中的龍紋造型，基本上與高麗青瓷中所見者並不相同，明顯受到明宣德官窯青花瓷的影響，而在朝鮮半島地區的主流瓷器自高麗青瓷向朝鮮青花瓷過渡的過程中，雖然瓷器上的龍紋神態仍舊維持高麗青瓷中所見到的模樣，但在器身分布的方式，則已經與朝鮮青花瓷中所見者類似，顯示出龍紋於此時期的過渡性質。
青花瓷在朝鮮王朝的使用：從祭祀器到飲食用器
朝鮮王室若僅將青花瓷做為重要儀典用器，則獲賜於明朝皇帝的官窯青花瓷即已足夠供應所需，但就前述朝鮮王朝自行燒造的〈青花雲龍紋瓶〉來看，朝鮮王朝確有其自行生產青花瓷的需求，並且在龍紋造型上亦有模仿明青花瓷的傾向，此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有其原因與目的。
有關朝鮮王室在開始自行燒造青花瓷之前，對於傳入的中國青花瓷使用情形，除《五禮》〈嘉禮序列〉樽爵條，亦可自以下幾筆記錄窺見一斑。一為朝鮮孝宗六年（1655，清順治十二年）時，朝鮮《孝宗實錄》卷十五一筆有關朝鮮太宗時期（1418～1422）的記錄：「太宗大王在前朝，為國子博士，行酌於館中，有青花盞。太宗即位，飭本館寶藏之，多士之聚飲太學也，亦許以其盃行酒。」
二為尹祥（1373～1455）《別洞集》〈成均館賜罇罍記〉中的記錄：「惟我太宗殿下試懿文德，遂登科第，游於學館者有年，時有畫鍾，稀世寶器，是宜大享養賢時合歡之用也。太宗蓋嘗親御，手澤猶存。及登寶位……因思畫鍾舊無藏匣，爰命知申事臣朴錫命造藏奩以賜之。其奩也內塗柔氈，外添堅革，蓋欲傳之永久也。後來持守不謹，鍾乃缺裂，但有空奩耳，是誠斯文之大可歎也。一日，兼大司成臣鄭麟趾以博士，狀達于宸聰。即以御寶粉色罇罍四事，銀粧畫鍾粉鍾各二事，皆具襲幅藏奩以賜之。」
三為朝鮮世宗二十九年（1447，明正統十二年）時朝鮮《世宗實錄》卷一一七的記錄：「賜青畫沙大鍾二事、白沙大鍾二事，白沙大尊四事，酒一百五十瓶及魚肉于成均館，又賜酒肉于四部學堂諸生。初，吏曹判書鄭麟趾啟曰：太宗以成均館為龍潛始仕之地（作者按：朝鮮太宗即位前曾經在高麗末期考取進士並在成均館擔任國子博士，所以稱成均館為朝鮮太宗「龍潛始仕」之地），賜青畫沙大鐘，館中相傳為寶，後不幸而破。願賜他酒器，以繼太宗之意。故有是賜。兼司成尹祥率諸生上箋謝恩，斯文交相稱賀，以為儒林盛事。」
在上述的紀錄當中，有幾處須首先辨明。其一，所謂「畫鍾」一詞所指涉者，是否即為青花瓷，則可藉由尹祥〈成均館賜罇罍記〉與朝鮮世宗二十九年的記錄相互參照來推斷。就此二筆記錄看來，實為針對同一事件，如此則「粉色罇罍四事」即為「白沙大尊四事」，而「畫鍾粉鍾各二事」則為「青畫沙大鍾二事、白沙大鍾二事」，粉色所指即為白色，而「畫鍾」即為「青畫沙大鍾」，亦即青花瓷之屬。
其二，朝鮮太宗李芳遠於前朝高麗辛昌王八年（1382，明洪武十五年）錄取進士，並於次年開始擔任國子博士，至高麗辛昌王元年（1388，明洪武二十一年），擔任書狀官隨李穡出使明朝為止，其於擔任國子博士期間所見的青花盞，至少在高麗辛昌王元年之前即已存在，且以高麗末期的瓷器製作技術來看，此時尚未具備燒造青花瓷的能力，故此青花盞應為來自中國的青花瓷。
自上述三筆記錄可以發現，有關青花瓷的使用，在朝鮮太宗時期，青花瓷是被視為「稀世寶器」，為能「傳之永久」而以「內塗柔氈，外添堅革」的匣奩予以「寶藏」，並且只有在時為太學的成均館，於「大享養賢」的場合時使用；而至朝鮮世宗重新頒賜青花瓷時，更是以白銀鑲嵌裝飾，以增添其貴重性。由此可見，至朝鮮世宗時期（1418～1450）為止，青花瓷的使用是有其特殊意涵的，只有在重要場合或儀典當中予以使用。
如前所述，《五禮》中的〈白磁青花酒海〉，可能是明朝皇帝所賞賜的〈青花雲龍白磁酒海〉，而樽爵條中所列的各項器具，除〈白磁青花酒海〉外，其餘均為金銀器，或玉石材質器皿鑲嵌金銀之屬。青花瓷於此時出現在金銀祭器之列，應是做為替代品使用。青花瓷以其用鈷料彩繪的醒目紋樣，很輕易就能吸引目光，復以〈白磁青花酒海〉上所彩繪的雲龍紋飾，更能做為王室的象徵。因此，以明朝皇帝所賞賜的〈青花雲龍白磁酒海〉做為替代品，一方面既能達到與金銀器相同的華麗裝飾效果，另一方面，也因其為明朝皇帝的賞賜品而更顯尊貴。
由於《五禮》中的〈嘉禮序列〉成書於朝鮮世宗二十六年，代表至少在此之前，朝鮮王室即有以青花瓷代替金銀祭器使用的情形，而另就朝鮮世宗十二年（1430，明宣德五年）時，朝鮮世宗命以瓷器暫代各地山川壇廟的銅製祭器使用，以及朝鮮世宗二十九年（1447，明正統十二年），朝鮮世宗將奉祀歷代帝后的文昭、輝德二殿，所用之銀器改以白瓷替代的情形來看，可以發現朝鮮世宗時期瓷器的地位，從原本做為金屬器替代品的角色，逐漸提升為可與金屬器相互匹比。
由於此類用途的青花瓷，並非做為日常用器，故而需求並不高，即便明正統十二年（1447，朝鮮世宗二十九年）與朝鮮世宗三十年（1448，明正統十三年），中朝兩國先後頒布禁止雙方青花瓷流通的命令，但之前自明朝所傳入的青花瓷，應即足以供應所需。故此，官方供應的明青花瓷雖然斷絕，但朝鮮國內對於青花瓷的需求並未增加，因而朝鮮王室至少在朝鮮世宗時期為止，亦並無自行燒造青花瓷的理由。
時至朝鮮世祖元年（1455，明景泰六年），自「工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命以畫磁器代之」的記錄來看，可知朝鮮王室對於青花瓷的使用概念，已由祭祀用器轉換至飲食用器，亦即由非日常用器轉變為日常用器的性質，而此性質的轉換，則伴隨著需求量的增加。青花瓷起初因做為祭祀用器的替代品而需求量不大，可以藉由輸自中國而得以滿足；但當青花瓷轉變為日常飲食用器需求量增加，卻又遭逢其供應來源斷絕時，便惟有改以國內自行生產來滿足需求。
朝鮮青花瓷的燒造與其象徵意涵
身為明朝冊封體制下的一員，朝鮮王朝歷代國王的即位，均須透過明朝冊封予以承認，而在國家重要典禮時使用明朝皇帝的賞賜品，則可做為其統治權力奧援的具體象徵，藉以提高其統治威信並獲取政權之正統性。類似的情形在當時的日本室町幕府政權亦可看見，同樣身為明朝藩屬體系的成員，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在位期間1368～1394），以及與朝鮮世宗、世祖年代相當的第六代將軍足利義教（在位期間1429～1441）、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在位期間1449～1473），均致力於蒐集，甚或「奏討」明朝皇帝所賞賜之物；而將軍家的裝飾道具，亦可見到與明朝皇帝所賞賜的內容多所重疊或雷同。故此，朝鮮王室於重要典禮場合使用明朝皇帝所賞賜的器具，其背後所蘊含的王權象徵意義自是不言而喻。在此思考脈絡下，朝鮮王室對此類帶有龍型紋飾的青花瓷，需求自然提高，而其所繪飾的龍紋造型還須與明朝所賞賜者相同，藉此持續擴大其王權宣示的效果。
朝鮮青花瓷的燒造時間，在東亞地區僅次於越南，屬於時間較早者，而其設立官窯進行生產的模式，與規模成熟、制度完備的明宣德官窯相較，在時間上亦十分相近。透過15、16世紀朝鮮青花瓷與明宣德官窯青花瓷的龍紋比較，即可發現此時期的朝鮮青花瓷與明青花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並且可做為此時期東亞地區青花瓷生產擴張活動中，較早受到中國青花瓷影響的例子，藉以瞭解15、16世紀之際，面對此波以明朝為中心，漸次向外擴散的青花瓷風潮時，中國周邊地區所採取的態度與反應。
圖片提供｜王明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