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室書畫收藏的最後三里路──陳淮、和珅、畢沅的抄家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

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熱衷於書畫收藏與鑑賞活動，堪稱歷代帝王之最，同時他也有系統地編纂內府收藏目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編，完整地將內府收藏概況記錄下來，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著錄資料。種種條件都讓乾隆皇帝成為清代皇室收藏研究的不二人選，這也造成清宮收藏研究長期以來都偏重在乾隆皇帝的現象。

當大家目光都集中於乾隆皇帝身上時，嘉慶時期（1796～1820）所增加的內府收藏卻遲遲未受到應有的待遇。儘管《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初、續編是清宮書畫收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但是三編中所收的書畫精品也經常出現在藝術史的論著中。三編是嘉慶時期所編，嘉慶皇帝特別在序中提到：「自癸丑（1793）至丙子（1816）二十三年，恭撿四朝宸翰前編、續編所未載入者，又得千餘件……而臣工所進及舊編闕略者，積成二千餘件，允宜薈輯三編。」僅為期一年四個月便編纂完成，而且在面對乾隆朝的豐富收藏，他仍然相當自信地認為三編中的新收藏「可稱富有」。三編中除了補遺，也增列新的收藏，計收入2000餘件歷代書畫作品。就藏品數量與嘉慶皇帝所處的時間位置而言，他對於清朝的書畫收藏大業絕非毫無貢獻或是不值一提，反而有集大成的歷史意義。

朱方增（？～1830）曾參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工作，對於嘉慶內府收藏必然十分熟悉，他在《求聞過齋詩集》提到：「內府書畫中，有楊少師凝式〈神仙起居注〉真蹟，係大學士和珅（1750～1799）籍沒之物。其他精品，半屬湖廣總督畢沅（1730～1779）、江西巡撫陳淮（1731～1810）所藏。」清楚指出，嘉慶朝書畫收藏中的精品除了來自和珅的抄家，有大半是從畢、陳兩家所抄來。被朱方增提到這三位乾隆時期的寵臣與封疆大吏，他們的收藏無疑是大清內府收藏的遺珠之憾，最終才在嘉慶皇帝手中得以真正成就此文化大業。

嘉慶元年（1796），時任江西巡撫的陳淮，首先遭到撤職查辦，所藏書畫作品被沒入內府。嘉慶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駕崩，嘉慶皇帝隨即展開對其父親寵臣和珅的清算，最後賜死並抄家，和珅全數家產也同樣遭到沒收。不過，目前流傳的和珅抄家目錄中並未見到具體書畫目，加上傳世作品中也罕見和珅鑑藏印的蹤影，因此對於和珅的書畫收藏狀況相當不清楚。同年的十月，也就是畢沅歿後兩年，畢沅因罪而被嘉慶皇帝革職抄家，連同弟弟畢瀧的書畫收藏都因此而進入大清內府。嘉慶皇帝一上台即大動作地展開一連串抄家工作，直到畢沅、畢瀧的收藏進入內府方告一段落，大清皇室的書畫收藏版圖才能說是大致上完備，嘉慶皇帝顯然完成了父親生前所無法湊齊的最後三塊拼圖。

在三編中如此重要的三位收藏家，僅僅畢氏兄弟的收藏在近年來有較多的研究，和珅的研究則是集中於貪贓枉法的部分，至於陳淮就完全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文中將分別介紹這三位乾隆後期的重要收藏家，但重心會偏重於長期被忽略的陳淮身上。

陳淮：聲名狼籍的鑑藏家

陳淮，字望之，號葯洲，河南歸德府商邱人，以浩然堂為齋號，著有《陳望之先生詩冊》。乾隆十八年（1753）拔貢，捐貲候選知府，二十六年（1761）授廉州府知府，四十七年七月擢安徽按察使，旋因在浙江鹽法道任內為陳輝祖（？～1783）貪贖案欺飾徇隱，革職往河南河工效力贖罪。四十九年補授山東青州知府，五十一年由甘肅按察使遷任湖北布政使，至五十六年擢貴州巡撫，五十七年改任江西巡撫。

陳淮為陳履中（1693～1769）長子，陳履中為陳宗石（1644～1720）之子。陳宗石，字子萬，號富園，宜興人，爺爺是萬曆進士東林黨魁陳于廷（1566～1635），父親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陳貞慧（1604～1656），長兄為明末清初詞壇第一人、陽羨詞派領袖陳維崧（1625～1682）。陳維崧當時與吳偉業（1609～1671）、冒襄（1611～1693）、龔鼎孳（1615～1673）、姜宸英（1628～1699）、王士禎（1634～1711）等文人來往，與朱彝尊（1629～1709）尤為接近。陳宗石與長兄維崧才名相埒，著有《疆善堂臆說》。

陳貞慧，字定生，萬曆間廩生，與冒襄、侯方域（1618～1654）、方以智（1611～1671）稱明末四公子，與復社名士吳應箕（1594～1645）等草〈留都防亂揭〉攻擊阮大鋮（1587～1646）而名震一時。患難之交的陳貞慧與侯方域，於順治二年（1645）為兩歲的陳宗石與侯方域三歲的女兒許下婚約。順治十四年，陳宗石在兄長維崧陪同下前往商邱投親，後入贅於侯府，遂為商邱人。他曾拜雪苑六子中的徐鄰唐（1611～1679）為師，後中康熙年間進士，因平三藩運餉有功，擢安平（今屬河北）知縣，曾主修《安平縣志》。後擢戶部主事，逾年告歸鄉里。

陳淮生平為人頗受非議，清朝宗室昭槤（1776～1833）《嘯亭雜錄》：「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甯為巡撫，陳望之淮為布政，三人朋比為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虫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頤園所劾罷，惟福甯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指出乾隆末年時，畢沅為湖廣總督，福甯（？～1814）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朋比為奸，官官相護，千方百計貪污斂財，惡形惡狀被百姓比喻為蝙蝠、狼虎與鼠蠹，最後甚至引起教匪之變。陳淮更是三人中之最，不僅僅被比擬為老鼠與蠹蟲，更被謔稱為貪婪殘酷的「陳老虎」：「江西巡撫陳淮，性最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云：『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公即並其謠劾之，陳為之罷官。」（《嘯亭雜錄》）民間歌謠中的陳淮顯然是個貪得無厭的無恥官吏，他當時還透過徐午向各縣收取三千到一千五百兩的保護費。徐午，字耀亭，號芝田，江蘇揚州人，一說歙縣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舉人，善畫山水，著有《畊硯田齋筆記》。

據嘉慶二年敕諭，陳淮跟徐午兩人被控利用調動官員職務來收取賄款，事後兩人分贓，引起怨聲載道，此惡行劣跡也被編入當時民間歌謠中，故有「中缺八千、大缺一萬五」之說法。案發之後居然查無實證，蘇凌阿（1717～1799）等人僅認定陳淮「僅以與首縣評論字畫，忘分結納，將陳淮、徐午均擬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後來又加入軍機大臣的的意見，認為「陳淮雖訊無別項劣跡，但罔顧大體，殊屬卑鄙，僅發新疆，不足蔽辜，應令罰繳巡撫養廉五年示儆。」似乎有所包庇，所幸嘉慶皇帝也不認為陳淮只是謠言的受害者，因此又將罰款再加一倍。最終，陳淮則是遭受革職、發配新疆並罰十年養廉銀。

伍拉納（1739～1795）次子舒敦於嘉慶初年寫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提到陳淮是被初彭齡（？～1825）上奏彈劾，犯罪事由「風聞」自山東官吏與鄉親口中，最終「陳淮至抄家革職，罰銀十萬，無力完繳，遂發伊犁四年」。所以，陳淮被罰五年的養廉銀總數是十萬兩，最後因無力上繳被發配新疆伊犁。舒敦在裡還提到抄家之事，清楚交代了嘉慶朝內府中陳淮舊藏書畫之來源。

陳淮早在乾隆年間已被抄過一次家。據《乾隆朝上諭檔》所載，乾隆四十七年，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抽換侵盜王亶望（？～1781）查抄錢物一案，陳淮被陳輝祖供出曾幫其「代辦金如意等物」，且陳輝祖抽換王亶望案查抄物品中的字畫時，也邀陳淮一同觀賞，顯然十分倚重他在書畫上的鑑賞能力。陳淮參與其中且隱匿不報的結果，就是遭到革職抄家並發豫省河工效力。儘管此次對於陳淮家產的查抄究竟澈不澈底，或是包含哪些書畫作品並不清楚，不過清宮的陳淮舊藏中有些是鈐有乾隆內府鑑藏印，當然這些也可能出自陳淮的進貢。

關於陳淮的書畫收藏事業規模，李放《木葉法書記》載：「工書善鑑，所藏碑版書畫之富，與畢氏經訓堂相埒。官江右時，定製白地青花瓷軸頭甚多（有葯洲楷書款識），偶有佳蹟，用此別之。」指出陳淮收藏在當時頗富盛名，可以與畢沅相左右，這從現存散亂且零星的收藏狀況看來，確實是難以想像的。文字中還特別指出陳淮「碑版、書、畫」三大類的收藏範圍，碑版的部分當然值得特別注意，因為這在畢沅收藏研究中也同樣是相當突出且重要的議題。

陳淮貪婪的本性顯然沒有受到文人雅事的潛移默化，吳修（1765～1827）《青霞館論畫絕句一百首》所載軼事中可以清楚見到：「海內爭稱絕世珍，墨皇千載墨如新。不忘付託平生意，挂劍猶思地下人。王右丞〈江山雪霽圖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乾隆辛亥（1791）歲，余購於嘉善朱姓，為華亭王氏嫁奩中物。余歸婁東，畢部郎澗飛得，值千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跡，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矣！舊無題識，祇文衡山隸書引首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郎兄秋帆制軍欲得，靳固不與，恐轉入權貴之手，不能復留人間，反滋罪戾。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為言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太史頷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臥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過即請君出，焚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動，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貲之。時太史旅囊且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部郎旋歸道山，太史欲持此卷陳于墓前，屢為予言之，而未果也！」

吳修從嘉善朱氏購得王維〈江山霽雪圖〉（圖1，日本京都小川家藏），後來以一千三百金賣給畢瀧。不願此卷落入權貴之手的畢瀧，並未將此圖交給其兄畢沅，反而在吳紹浣的誠意感動下忍痛割愛。不過，畢瀧早先所擔憂之事還是發生，吳紹浣妹妹的公公陳淮，處心積慮以各種方式想奪取此卷，雖然也被他短暫得逞，然而答應過畢瀧的吳紹浣堅決不肯讓售，還強行取回，成功地抵抗貪婪的陳淮。

故事中當然可以感受到陳淮對於收藏的執著與熱情，不過更明顯卻是他那貪得無厭的本質，難怪當時人說他「性貪婪」，並認為就像「老虎」猛獸，甚至也會跟「鼠、蠹」一樣「鑽穴蝕物」地蠶食鯨吞。或許就是在這樣的巧取豪奪之下，陳淮才能逐漸豐富並擴充其碑帖書畫的收藏規模，最終得以與畢氏兄弟相左右。陳淮對於書畫收藏除了跟大家一樣鈐蓋收藏章，還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他任江西巡撫時定製燒造過一批「白地青花瓷軸頭」，上面還書有「葯洲」楷書款，用在品質較佳的藏品上。

乾隆四十四年（1779），王文治（1730～1802）客杭州時，經常與當時任浙江道台的陳淮討論古今法書名畫，「或各出所藏，更相質難」。對於陳淮，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提到：「余閱世五十載，或交當代之賢人君子，不一而足，精鑒如公，未之遇也！」十分推崇陳淮的鑑賞功力。論及清代的書畫鑑賞史，很少人直接提及書法家王文治，然而他卻是乾隆朝相當活躍且重要的鑑賞家，本身也喜好收藏。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授編修，擢侍讀，官至雲南臨安知府。工詩詞，著有《夢樓詩集》等。陳淮、陳濂兩兄弟早在王文治早年的京官時期就交往密切。陳濂，字澂之，為陳履平子，陳淮從弟，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官編修，未館選時與王文治同居京師，互為師友，關係非同一般，王文治後來將其女兒許配給陳濂的第三子陳杲。由於陳淮與王文治兩人皆好書畫收藏且精於鑑賞，加上姻親關係，因此交誼也就日漸深入。陳淮的兒子崇本也熱衷收藏，尤其在碑刻拓本方面。陳伯恭，名崇本，號榕園，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曾官宗人府府丞，署副都御史。因善書畫，精楷法，深於唐人碑版，收藏圖籍甚富，故也與喜愛書畫的王文治交往甚密。

王文治後來三次楚遊之行，都前往拜訪陳淮，相互切磋詩文書畫。幾次的聚會，王文治也多有感而作詩，反映出兩人之交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夏（第二次楚遊期間），王文治在江夏（今武昌）與陳淮討論〈定武蘭亭〉，在自臨的〈蘭亭序〉題：「治少時習懷仁〈聖教〉，年近三十始稍識〈蘭亭〉之妙，然往往偏重〈褚本〉。至於〈定武〉，則如銅牆鐵壁，竟無入處。頃十年中始知〈定武〉之妙，率爾落筆輒含異趣。惜年已就衰，不復能日臨一過也！茲來江夏，日與葯洲親家同年討論〈定武〉，因臨此本求正。此本參用歐、褚兩家筆法，不沾沾於面目求似，但不能深入三昧為可愧耳！」王文治提到自己小時學〈聖教序〉，到30歲方知道〈蘭亭序〉的優點，又過十年才瞭解〈定武蘭亭〉之奧妙。他與陳淮討論〈定武蘭亭〉之際，更臨寫一本〈蘭亭序〉請陳淮加以指點，可見他對於陳淮眼力與書學的推崇。

除了王文治，陳淮與畢沅兩人在書畫鑑賞上也有直接的互動。乾隆皇帝五巡江浙時，皆索觀董其昌〈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於雲棲寺，依次在辛未（1751）暮春書四絕句，丁丑（1757）暮春再觀款，壬午（1762）暮春雲棲靜室得四絕句，乙酉（1765）春得四絕句，庚子（1780）暮春得四絕句，同時也題上御書引首與標籤，足見對於此書的喜愛與推崇。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任兩浙鹽道的陳淮有機會一同觀覽此冊，當時同觀還有畢沅等人。事後，陳淮於同年的長至日將此冊鉤摹入石，以廣其流傳。

陳淮舊藏董其昌〈仿米友仁瀟湘奇觀圖〉輾轉為畢沅所得，最後又回到陳淮手上，王文治還特別寫下〈為望之親家題董文敏仿米敷文瀟湘奇境圖，為秋帆尚書所藏，觀跋語知是陳氏故物，遂以遺望之，俾珠還劍合焉〉以記之。事實上，王文治與畢氏兄弟的關係也相當密切，他們很多書畫收藏都是經過王文治的鑑定與題署，所以王文治可以說是他們的共同友人。

此外，畢沅《靈巖山人詩集》中〈題陳葯洲中丞廬山觀瀑圖〉與〈題陳望之中丞寫照及送之任黔陽〉二詩，也透露出兩人確實頗有交情。陳淮題〈元趙文敏神駒圖立軸〉：「趙子昂畫馬，於體會入微時，其身幾與馬合，可謂入乎其中者矣。然余往往借觀賞鑒家所藏子昂畫馬，不下數十百，事無一當意者。惟於畢制府秋帆處，得見趙畫山水一幀，內綴一馬，尾鬣如生，真神物也，方悟前此所見皆屬贗鼎。昨歲移撫豫章，有同年子來，持此見遺，云是家藏舊物。其神似處直寫至潑潑欲活，證諸畢制府處所見，實出一手。古人之得重名，要自有真知者在。用弁書語數語質諸解人。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商邱陳淮識於西江節署。」（方濬頤《夢園書畫錄》）清楚提到他也是畢府常客，語氣中除了推崇畢沅的鑑賞力與收藏等級，也不忘表現出對本身鑑賞功力的自豪，認為自己與畢沅都是當時的真知卓見者。

目前可以查到的陳淮收藏中，以碑帖的部分最為精彩，傳世最佳定武蘭亭獨孤長老本（圖2，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即為其舊藏，可惜經火燒後僅存數殘片。據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所載，獨孤長老本在安岐（1683～？）之後即歸陳淮所有，後流入揚州吳紹浣（杜邨）之手，接著被譚祖綬以八百金購去，不慎為火所燒。眾多王羲之〈十七帖〉版本中，陳淮舊藏本（嶽雪樓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就鐫刻品質與流傳過程看來，都優於其它傳世善本。陳淮還藏有〈開皇本蘭亭〉（圖3，三井美術館藏）、〈游丞相藏玉泉本定武蘭亭〉（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等佳拓。書法的收藏中也有幾件精品，例如喬行簡〈閏餘帖〉（鄧使郎中帖）（圖4，北京故宮藏）、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圖5，天津博物館藏）、趙孟頫〈行書赤壁二賦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俞和〈篆隸千文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考慮當時人對於陳淮收藏的記載，其精彩程度自然可期，但現在只能憑殘存的蛛絲馬跡加以想像，不免令人惋惜。

和珅：權傾一時、惡名昭彰的藏家

和珅，鈕祜祿氏，原名善保，字致齋，自號嘉樂堂、十笏園、綠野亭主人，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初為官時精明強幹且清廉，乾隆皇帝對其寵信有加，隨著權力的成長，他不僅利用職務結黨營私，聚斂錢財，打擊政敵，同時也親自經營工商業，迅速累積大量財富。

嘉慶四年（1799），乾隆皇帝病重，正月初三駕崩於養心殿。正月初四，嘉慶皇帝就下令免去和珅所有職務。隨後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人參奏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和珅遭拘捕並抄家。承辦和珅案的具體分工是儀親王永璿、拉旺多爾濟、大學士劉墉、王杰、董誥等人訊問，成親王永瑆、慶桂、盛住查抄和珅住宅，定親王綿甯查抄和珅在海淀的花園（淑春園），熱河總管書魯、姚良查抄在承德的寓所，綿懿、特清額等人查抄和珅在薊州的墳塋。正月十一日公布了查抄和珅家的初步情況，並讓內閣及督撫大臣議和珅之罪。正月十五向世人宣布和珅的20條罪狀，三天後嘉慶皇帝下詔賜死。錢泳《履園叢話》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先生（畢沅）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

和珅40歲生日時，大家都以「幣帛」賀之，唯有畢沅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其祝壽，顯示出還是有收到古董字畫的禮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一包檔案中，承德一處的住所就有「大小字畫一百七十七張」，詳細內容並不清楚。清朝佚名人所著《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文房庫。筆、墨、紙張、字畫、法帖、書籍，未計件數。」都直接提到其豐富的字畫收藏。

儘管文字上不乏和珅書畫收藏的記載，然而卻罕見其藏品的出現，以北京故宮藏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圖6）為例，作品上並無和珅收藏印，若非朱方增提起，恐怕難以得知此為和珅抄家之物。此作是楊凝式（873～954）書寫的古代健身按摩法，後紙有米友仁、商挺、張孝思題記及無名氏行書釋文。卷右下角有項元汴「摩」字編號，前後及隔水上鈐有「紹興」、「內府書印」、楊士奇、陳淳、項元汴、張孝思、陳定、清內府等鑑藏印。書法史上，楊凝式是由唐入宋的轉折人物，蘇軾曾評：「自顏、柳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跡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為時世所汩沒者。」對於北宋書法影響較大。此幅小行草書寫於晚年，點畫隨意，用墨濃淡相間，時而枯筆飛白，行間字距疏朗，頗有天真爛漫意趣，是其行草書傳世代表作。

另外一件確知的和珅收藏是趙孟頫〈為袁桷書千字文〉（圖7），末尾有和珅題跋：「……世傳趙書多逞妍媚，白石翁跋其洞古經，亦詫如雨後花、風前柳，此獨至巧中仍存拙意，所以為大家。余家舊藏此蹟，暇日展摹，每不忍釋手，迺上石以公同好，而略為攷證如右。乾隆辛亥夏五致齋和珅跋並書。」鈐印「致齋和珅」、「大學士章」、「致齋平生珍賞」三印。儘管刻本看不出原作的筆墨精彩處，然此作曾經梁清標收藏，梁又是歷代鑑賞家中眼力最佳者，故可藉以理解墨蹟本之水準。和珅此段文字顯然是專為刻石所作，他也附庸風雅地將此佳蹟刻石以公諸同好，不過他心目中的同好應非一般文人。從其後成親王嘉慶二年的墨書題記看來，此拓本當年就在他手上，可以想見和珅的同好等級有多高。此作難能可貴地保存下和珅身為文人雅士的一面，及他在書法鑑賞與作品流傳上的積極作為，儘管這些都很難跟其貪官污吏的醜陋形象結合。

和珅這兩件收藏顯然都是藝術精品，而且更是書法史上的重要作品，雖然目前僅僅知道這兩作，卻已足夠顯露出其不凡的收藏眼光，若同時考慮到他令人瞠目結舌的貪污本領與盛極一時的權力，確實令人難以想像其收藏的全貌。不過可以確認的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中的書畫精品必定還有和珅的舊藏，只是目前尚待釐清。

畢沅：身前榮寵、身後獲罪的大吏

畢沅，江蘇鎮洋（今太倉市）人，字纕蘅，號秋帆，自號靈巖山人。幼年失怙，由母親張藻養育成人，後至蘇州靈巖山拜沈德潛從學。乾隆十八年（1753）順天鄉試中舉，授內閣中書，入值軍機處。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乾隆三十六年（1771）擢陝西布政使。歷任陝西、甘肅、河南巡撫等，官至湖廣總督。母張藻為著名女詩人，卒於乾隆四十四年，隔年御賜「經訓克家」匾，畢沅建經訓堂以奉御書。嘉慶二年（1797）七月病逝於湖南辰州大營，歸葬於靈巖山東北麓，詔贈太子太保。

畢瀧（1733～1797），畢沅弟，字澗飛，號竹癡、竹嶼，齋堂為廣堪齋。畢瀧工畫山水及竹石，蒼渾而秀，深得曹知白法。工書，喜收藏名家書畫，遇翰墨精品，不惜重價購藏，故所蓄多宋、元、明人珍品。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載其：「風格沖夷，吐棄一切，獨酷嗜書畫。凡遇前賢筆墨之洽己趣者，不惜以重價購之。」

畢沅收藏文物包括書畫、碑刻、器物等，種類繁雜而且豐富，其中又以書畫最為精彩，不乏傳世名蹟，例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圖8，北京故宮藏）、董源〈瀟湘圖〉（圖9，北京故宮藏）、懷素〈小草千字文〉（蘭千山館藏）、唐人〈月儀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等，拓本則有宋拓〈定武蘭亭（柯九思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拓〈虞恭公溫彥博碑〉（上海圖書館藏）。畢沅在大部分藏品上都留下鑑藏印記，少數也有未蓋印的狀況；此外他也較少在書畫藏品上題跋。

畢瀧在婁東和蘇州一帶成功網羅蒐集到不少書畫名品，如高閑〈草書千字文殘卷〉（圖10，上海博物館藏）、易元吉〈猴貓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李公麟〈孝經圖〉（圖11，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與畢沅不同的是，畢瀧常在藏品上落款題跋，顯見其對收藏鑑賞活動的熱愛與癡迷。兩兄弟的書畫收藏活動也很密切，現存不少畢沅藏品都與畢瀧相關，如〈清明上河圖〉、〈宋拓定武蘭亭〉和〈懷素小草千字文〉上都可以見到畢瀧收藏印。畢瀧似乎經常將所得文物轉手於畢沅，但也有遇到不肯割愛的狀況，例如後來轉讓給吳紹浣的王維〈江山霽雪圖〉。嘉慶四年朝廷追究畢沅鎮壓白蓮教不力，加上侵貪、剋扣軍需等罪名，被削奪世職，抄沒家產，家中珍貴物品皆被朝廷沒收。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的收藏中除了替內府書畫收藏錦上添花，其中碑帖的成就尤為出色，無論在水準還是多樣性上，都讓清宮較弱的碑帖收藏充實不少。至於原因為何，就必須檢視上述三臣的收藏情形。事實上，畢沅、陳淮與王文治的鑑賞圈有個很突出的特色，也就是碑帖的收藏。目前傳世最佳定武整拓本〈柯九思本定武蘭亭〉為畢沅舊藏，王文治曾題跋鑑定。與柯九思本拓於同石的獨孤長老本則是陳淮舊藏，所藏〈十七帖〉（嶽雪樓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也是傳世最佳拓本，另還有〈開皇本蘭亭〉、〈游丞相藏玉泉本定武蘭亭〉。王文治也曾為其婿陸恭（謹庭）（1741～1818）題過一本〈開皇本蘭亭〉（北京故宮藏）。顯然，傳世最好的兩件〈定武蘭亭〉、〈十七帖〉與諸多蘭亭善本，不是為他們所收藏、就是被他們品評鑑賞過，反映出畢、陳、王等人對於碑帖收藏的重視與過人鑑賞力。畢、陳可以說是乾隆後期碑帖收藏的兩大主力，其藏品就這樣隨著抄家而進入內府。

圖片提供｜何炎泉、本刊資料室

作者｜何炎泉（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