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美的紙──古代書寫用紙的發展與賞鑑─以澄心堂紙為例

紙張的發明除了便利日常書寫，對於後來發展成以紙張創作為主的書法藝術也有重大貢獻。不同於簡帛，紙擁有諸多特點，如質輕、平滑、受墨、表現性豐富、價格便宜、壽命長久等，使得紙一出現後，很快就成為書寫的主流材質。往後，製紙工藝與書法發展就在不斷地相互作用下，生產出各式各樣的紙張與一件又一件的書法名蹟。

在漫長的紙張發展史中，文人的書寫要求與賞鑑觀無疑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文除介紹書寫用紙的發展概略，將以南唐澄心堂紙為中心，探討北宋文人認知、理解此特殊名紙的過程，及如何一步步形塑出具有典範性的澄心堂紙文化。

書寫用紙的發展

相傳東漢蔡倫發明紙，據近人研究，將之認定為紙張改良者是比較適切的說法。經過不斷地試驗改進後，東漢末左伯製出著名的「左伯紙」，左伯是位善書八分的書法家。南齊蕭子良稱讚「子邑（左伯）之紙，研妙輝光」，而三國名書家韋誕答皇帝命題署：「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明確指出，紙是影響書法品質的最主要因素。

根據近年的考古報告，可以推定漢代所使用的紙主要是麻紙，不過文獻上也提到蔡倫在洛陽製造皮紙，以桑科的野生楮樹皮為原料。由於楮樹皮的纖維質含量高，且這種植物野生於南北各地，因此迅速成為中國重要的紙種，更拓展造紙原料的來源，促使後來桑皮紙、藤皮紙等一系列皮紙的開發。

進入魏晉南北朝，造紙技術不斷革新，除了麻、楮，桑皮、藤皮也都用以造紙。西晉陸機〈平復帖〉（圖1），為目前傳世最早的紙本法書名蹟，潘吉星認為是早期白麻紙，纖維已經老化，紙面呈灰色間米黃色，表面亦有部分裂紋，抄紙的簾紋不明顯，紙面纖維束較多，尚有未搗碎的成股麻繩，且似乎未曾有效的砑光，紙張吸墨力也較差，製作工藝上屬於比較原始的階段。

「繭紙」亦是當時名紙，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提到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就是使用「蠶繭紙」所書。由於文字記載的模糊性，引起後人對繭紙究竟是紙質或絲質的爭議。不過，利用現代科技對南北朝時代用紙的分析，瞭解當時製紙的技術已大幅提昇，也發展出紙面塗粉或施膠的加工法，加上對後代的繭紙樣本的考察研究，認為「繭紙」為一種細密平滑的加工紙，「繭」應指紙張的外觀，與《世說新語》中「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的說法一致。

隋唐五代時期，除了麻紙、楮皮紙、桑皮紙、藤皮紙，還出現了檀皮紙、瑞香皮紙和竹紙等。雕板印刷術的盛行直接促進了造紙業的蓬勃，各種紙品也普及於日常生活中。書法史上的名貴用紙有唐代的「硬黃」、五代的「澄心堂紙」等。

硬黃紙，唐人多用以寫經，亦適合臨摹古帖。製作法是以黃色麻紙經過加蠟砑光，稱「硬黃」或「黃硬」。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之跡，以其年久不暗也。」實物可見〈萬歲通天帖〉（圖2），該帖為唐代製作的雙鉤廓填摹本。由於需要精確複製出原件上所有的細微處，加上描摹速度較正常書寫慢，需要透明度高且暈染性低的紙張，因此加蠟與砑光過的硬黃正可以符合需求。

宋代盛行的紙是楮紙、桑皮紙、竹紙，應用於書畫、印刷、日用、紙幣（交子）等。流傳下來的書蹟中，有不同的用紙與各式的加工手法。當時書家多使用品質佳的皮紙，表面也多經過加工處理，不過由於年代久遠，現在很多流傳下來的作品紙面都出現細裂紋。

竹紙在宋代亦廣受文人青睞，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提到，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竹紋紙。宋初蘇易簡《文房四譜》：「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可知是比較脆弱的紙，但經過不斷地改良後，還是成為重要的書法用紙。南宋宋宿《會稽記》提到：「剡之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牋。今獨竹紙名天下。」也提到竹紙有五大優點：「滑，一也。發墨色，二也。宜筆鋒，三也。卷舒雖久，墨終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米芾：「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知其曾經親自加工越竹紙，以獲得品質精良的書寫用紙。

此外，砑花紙也是宋代很重要的書寫用紙，如沈遼〈動止帖〉（圖3），全紙砑出清晰水波紋。傳世宋代書蹟中不乏這類砑花粉箋，其中多印以雲紋、花卉、流水或樓閣等圖案。這種砑花紙在製作時，以膠或白芨水調粉，刷於紙面，然後以花紋版印出底紋。由於有底紋處不易受墨，往往呈現顏色較淺的情況。當然，在長時間的卷舒磨損下，印花紋處也容易因不平而產生墨色的差異。

抄紙的技術在宋代亦有重大突破，紙長可達3至5丈（10～18公尺），如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圖4），有1170公分，台北蘭千山館所藏黃庭堅〈發願文〉亦長達679.5公分，都足以代表當時造紙工藝的水準。

元、明、清基本承襲宋代的規模繼續發展。明、清時期的造紙術可說是集大成，不但原料、技術、設備各方面大大改善，紙的產量、用途、產地也比前代更為增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宣紙技術的成熟，宣紙以青檀皮為原料，輔以稻草所製的書畫用紙，纖維柔韌且交織緊密，能夠承受多次的皴擦，也較耐折損與舒卷。明清時，宣紙製作工藝日趨成熟，品種花色也日益繁多，上等宣紙可供內廷、官府及書畫使用，品質達到很高的水準。

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書家的創作，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畢竟紙的性質直接影響了藝術表現。因此，紙張材質的特性在處理藝術風格時是無法不被考慮的，否則很多經由紙張產生的自然效果，都會被誤認為書家的表現。書家當然可以依喜好擇紙，所以個人偏好、製紙工藝與藝術呈現，可說是處在微妙且錯綜複雜的關係中，無時無刻不地左右著書法藝術的發展。

澄心堂紙的出現

若論及書法史上的名紙，南唐澄心堂紙絕對是首選。從北宋開始，澄心堂紙就被文人視為天下第一，直到今日都還是如此。書寫用紙的澄心堂紙猶如書法史上的王羲之（303～361）〈蘭亭序〉一般，除了在書寫用紙史上稱尊，也流傳著種種謎團與神祕傳說；儘管歷代不乏文人雅士深入研究與探討，卻始終未能完全揭開其面紗。本文將重新檢討澄心堂紙在書史上的出現、認知與流傳過程，同時分析比較不同的澄心堂紙傳說，試圖恢復其可能面目。

澄心堂一般認為是李煜（961～975在位）所建，不過陳師道（1053～1101）提出不同看法：「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後山先生集》）強調此堂與南唐元宗李煜無關，而是烈祖李（888～943）節度南京之讌居處所。關於澄心堂紙的製作者，歷來意見顯得比較一致。歐陽修（1007～1072）云：「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992～1040）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歐陽文忠公集》）米芾（1052～1108）：「李重光作此種紙，以供澄心堂用。」（《寶晉英光集》）多數文人都認為澄心堂紙為李煜（重光）所加工製作，並儲存於該所，故以此堂命名。

澄心堂紙表面上雖然穩居北宋文人心中書寫名紙的第一寶座，卻不是一帆風順地從南唐流傳至北宋，而是經過一連串曲折遭遇之後，才逐漸為世人所認識與認可。宋初研究文房器具最重要的文人莫非蘇易簡（958～996），著有《文房四譜》，對於筆、墨、紙、硯四物介紹甚詳，為當時研究文房四寶的先驅，也深深影響後代文人。他本人曾經到過南唐舊都城，見到數千幅尺寸超大的「會府紙」，但並未特別提到這個後來成為天下第一的澄心堂紙。至於他在書中介紹過歙州的黟縣與歙縣所出產的「凝霜」與「澄心」佳紙，因為同樣未論及與南唐澄心堂紙相關，當然也沒有將這兩種紙推為天下第一的意思。蘇易簡嘗從學於徐鉉（916～991），徐鉉仕南唐，博學多才，嘗入直澄心堂；南唐亡時，徐鉉隨李後主歸宋。他親自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作序，指出此書「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可謂評價甚高。就蘇易簡此書的觀點看來，澄心堂紙的概念在北宋初期似乎尚未形成，甚至是否可以被視為特定紙品都是個問題，否則曾入直澄心堂的徐鉉也不會隻字不提，還稱讚此書的精博。

現存文獻資料中看來，首先發掘出澄心堂紙的似乎是劉敞（1019～1068），他為此一發現發起活動並率先寫下詩作〈去年得澄心堂紙，甚惜之。輒為一軸，邀永叔諸君各賦一篇。仍各自書，藏以為翫，故先以七言題其首〉：「六朝文物江南多，江南君臣玉樹歌。擘牋弄翰春風裏，冰析玉作宮紙。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摛辭欲卷東海波，乘興未盡南山竹。樓船夜濟降幡出，龍驤將軍數軍實。舳艫銜尾獻天子，流落人間萬無一。我從故府得百枚，憶昔繁麗今塵埃。祕藏篋笥自矜玩，亦恐歲久空成灰。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君能賦此哀江南，寫示千秋永無極。」（《公是集》）

他說這些紙是得自南唐故府，儲存於澄心堂中，在當時即為相當珍貴的名紙，一張紙的售價可達百金，不過現在卻是被棄置於塵埃中。他相信即使這些紙流傳到後世，也大概不會有人認得出來，畢竟這種紙進入北宋後很少在世間流傳。為了讓後人得以認識這種名貴的紙張，他首先於卷前寫下這首詩，接著邀請歐陽修等文人一同歌詠，希望可以「寫示千秋永無極」。顯然，如何將澄心堂紙的文化知識傳遞下去，似乎成為劉敞心中的首要任務。有趣的是，博學多聞的歐陽修似乎也不清楚劉敞獲得的澄心堂紙究竟是什麼紙，〈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奉賦澄心堂紙〕〉云：「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歐陽文忠公文集》）。

韓億（972～1044）子韓維（1017～1098）也賦詩唱和：「江南國土未破前。澄心名紙世已傳。高堂久傾不復見。誰謂此物猶依然。當時萬杵搗雲葉。鋪出几案滑且堅。剡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屑誰復憐。君臣嬉燕盛文采。駢章麗曲巧儇。一朝零落隨散地。中原篋笥生光鮮。君安得此尚百幅。題以大句先羣賢。羣賢落筆富精麗。瓊琚寶玦相鈎聯。嗟予材力豈當敵。雖欲強賦何能妍。耽獨玩物古所戒。崇尚浮藻政豈先。江南可哀紙可惜。後有觀者存吾篇。」（《南陽集》）重申此紙在南唐未亡前已是名紙，隨著國家覆滅後銷聲匿跡，因此他個人也相當好奇劉敞是如何得此百幅珍品。澄心堂紙在北宋的流傳數量確實相當稀少，歐陽修〈跋三絕帖〉：「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1072）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歐陽文忠公文集》）這件石曼卿寫於澄心堂紙上的書蹟一直珍藏在歐陽修手上達30年，也就是澄心堂紙至少已經出現30年，卻依然是世間罕有，可見存世數量確實相當稀少。

儘管劉敞與十分熱衷文房的梅堯臣交情不淺，他卻未將澄心堂紙寄示，歐陽修對此也深感不解，還賦詩〈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奉賦澄心堂紙〕〉調侃此事：「宣州詩翁餓〔一作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死翁猶在，老手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梅堯臣對此事也相當在意，他在〈潘歙州寄紙三百番、石硯一枚〉提到：「永叔新詩笑原父，不將澄心紙寄予。」（《宛陵先生集》）後來歐陽修再入史館時，特地寄贈兩幅澄心堂紙給好友梅堯臣，梅堯臣又回憶起此往事，他寫下〈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怪其有紙不寄我，如此出語亦善詼。往年公贈兩大軸，于今愛惜不輒開。是時有詩述本末，值公再入居蘭臺。」（《宛陵先生集》）

獲贈澄心堂紙的梅堯臣對此紙也提出一些看法：「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苺苔。但存圖書及此紙，輦大都府非珍。于今已踰六十載，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鸞臺天官或好事，持歸祕惜何嫌猜。君今轉移重增媿，無君筆扎無君才。心煩收拾乏匱櫝，日畏撦裂防嬰孩。不忍揮毫徒有思，依依還起子山哀。」（《宛陵先生集．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指出此紙在過去「百金不許市一枚」，但是並不受到北宋宮廷重視，隨意棄置於倉庫牆角，致使遭世人遺忘長達60多年。由於這種紙張尺幅狹小，不能用來書寫正式的詔命，所以多數都被拿來充當內閣文書草稿用紙，甚至也被好事的閣員攜回珍藏。

澄心堂紙被拿來充當館閣中文書用紙的狀況，南宋朱弁（1085～1144）《曲洧舊聞》有所記載：「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提到宋祁（998～1061）在某日大雪中，使用澄心堂紙起草《新唐書》某人傳記的一段故事，顯示出他確實對於澄心堂紙不甚重視。梅堯臣詩中「鸞臺天官或好事，持歸祕惜何嫌猜」，或許也影射當時入館修《新唐書》的歐陽修也將此紙攜出珍藏，而且還寄送兩幅給他。

《新唐書》一共修纂17年，慶曆四年（1044）由宋祁主持修纂〈列傳〉，於嘉祐三年（1058）交齊全部列傳稿子。至和元年（1054）由歐陽修接續編〈本紀〉、〈志〉、〈表〉，後來只完成〈本紀〉與〈志〉的一部分。〈律曆〉、〈天文〉、〈五行〉諸志為劉羲叟（1018～1060）、梅堯臣等人所作。嘉祐三年（1058）歐陽修權知開封府，推薦梅堯臣參與編修工作，梅堯臣在唐書局共三年，與歐陽修、宋敏求、范鎮、王疇、劉羲叟等皆有詩唱和。嘉祐五年（1060）六月，全書告成。（註1）因此，歐陽修要從唐書局內獲取澄心堂紙的時間當在1054～1060年之間，當時所存數量應該不多，否則他不會只寄兩幅給好友梅堯臣。後期梅堯臣也參與編修《新唐書》的工作，但未提及史館中仍存有澄心堂紙，所以歐陽修取得澄心堂紙應當在梅堯臣入唐書局之前，也就是1054～1058年的五年間。

事隔五、六年後，宋敏求（1019～1079）很慷慨大方地致贈梅堯臣百幅，梅堯臣寫下〈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錢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為予嘗說江南時。李主用以藏祕府，外人取次不得窺。城破猶存數千幅，致入本朝誰謂奇。漫堆閑屋任塵土，七十年來人不知。而今製作已輕薄，比於古紙誠堪嗤。古紙精光肉理厚，邇歲好事亦稍推。五六年前吾永叔，贈予兩軸令寶之。是時頗敘此本末，遂號澄心堂紙詩。我不善書心每媿，君又何此百幅遺。重贈吾赧不敢拒，且置縑箱何所為。」（《宛陵先生集》）表明此紙在入宋後雖有數千幅傳世，因長久棄置於倉庫中，故仍舊處於完全被埋沒的狀況中。他自己則是從江南故老處聽聞有關澄心堂紙的事後，才知道這種紙的身世與珍貴性。

梅堯臣有〈韓玉汝遺澄心紙二軸。初得此物歐陽永叔，又得於宋次道，又得於君伯氏子華，今則四矣〉詩，可推知他後來又獲贈兩次澄心堂紙。第三次是韓絳（1012～1088），韓億子，字子華。第四次則是韓縝（1019～1097），字玉汝，韓絳弟，他致贈梅堯臣兩軸。出手闊綽的宋敏求，一次就送出百幅的澄心紙，若非手中庫存甚多，就是澄心堂紙對他的意義不大。事實上，相關文獻中確實看不出宋敏求對於澄心堂紙有何看法，不過他卻是參與編修唐史最久的一位，從慶曆五年（1045）任編修官開始，一直到《新唐書》的完成，歷時16年，僅有第一年沒有參與到。試想宋祁可以隨意在家中使用澄心堂紙來起草傳記，那宋敏求手中握有大量澄心堂紙也不足為奇，對他們這些早期任職唐史局中的編修官而言，澄心堂紙顯然就是供他們起草撰稿之用，可以任意取用而不受限制。

當梅堯臣書詩答謝宋敏求時，距離歐陽修首次贈紙又約略過了十年，但澄心堂紙似乎依舊是處於「人不知」的狀況。除了特定一小部分的文人，澄心堂紙顯然並未因為劉敞、歐陽修等數年來的歌詠而聲名大噪。事實上，南唐所剩餘數千張的澄心堂紙，除了被用掉的，多數都集中在這些文人手上，畢竟他們發掘出此紙的身世並且真正瞭解它的珍貴，而且關心此紙將來的流傳。

劉敞首先從南唐故府獲得百幅澄心堂紙，他熱心地與好友分享並賦詩吟詠，希望可以將此寶貴文化知識傳遞後代。除了故都南京，澄心堂紙的另一個最大集中地就是內閣中史館，不過卻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消耗殆盡，還好歐陽修即時搶救出一小部分來珍藏。澄心堂紙從北宋初期的默默無聞開始，歷經文人的賞識、蒐求與深入研究，並且不斷地讚揚歌頌，雖然沒有達到舉世皆知的地步，不過最晚在熙寧九年（1076），原本不受內府重視的澄心堂紙，也已經跟珍貴的李承晏、張遇墨一起成為用來賞賜大臣的文房珍品，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還特別提醒蘇頌（1020～1101）：「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陸友《墨史》）

原產地的找尋

對於這個宋初被遺忘的澄心堂紙，前述這些文人除了極力蒐求與讚揚，他們更積極地要釐清其來龍去脈，甚至試圖恢復這種高品質紙張的生產，讓此優良傳統文化可以綿延不斷。面對這個陌生的事物，首要之務就是找出其原產地，這不僅可以解開澄心堂紙的謎樣身世，更關係到這些文人相當在意的重建工作。雖然蘇易簡本人並未直接提到澄心堂紙，他卻介紹了產於歙州黟、歙二縣的凝霜與澄心紙，就名稱上的關係，或許他已經暗示了澄心堂紙的可能出處。

對於澄心堂紙頗有研究的蔡襄（1014～1067）提到：「紙，李王澄心堂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將澄心堂紙推為第一，並認為產自池、歙二郡。不過，他也提出其他看法：「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也，鮮明過之。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莆陽居士蔡公文集》）顯然將北宋文人評為天下第一的澄心堂紙與歙州的績溪紙對應起來，唯一的差異就是新舊而已。梅堯臣則是推測「澄心紙出新安郡」（〈潘歙州寄紙三百番、石硯一枚〉），新安郡在唐乾元年間（758～760）即復改為歙州。顯然對於確切的產地，這些文人彼此間都有不同意見，連蔡襄自己都提了兩個地方，讓澄心堂紙一開始即顯得神祕莫測。

澄心堂紙是什麼材質？蔡襄在〈澄心堂帖〉說：「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願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圖5）直接提到楮這個原料，所以澄心堂紙與績溪紙應該都是屬於楮紙。楮料可說是繼麻之後，最早被使用來製紙的原料，可以早至東漢。楮樹為桑科木本植物，南北各地皆有生長，因此原料來源不虞匱乏，加上纖維質量高，一直到現代都還是重要的手工紙原料。（註2）根據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的記載，很多晉唐名蹟都是書寫在楮紙上。

除了蔡襄，北宋文人當中又以米芾對於紙張的研究最為透澈，他本身不僅是位傑出的書畫家，還是一位懂得裝裱的收藏家，經常親自動手處理所藏古代字畫，所以對於各種紙張的特性特別清楚。基於裝裱的需求，他對於當時所出產的紙有一個精要的介紹與評比：「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硾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歙為澄心，可笑！一卷即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明日鋪于車上曬乾，漿硾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書史》）他提到由拳紙跟麻紙因為太硬而容易損害書蹟，所以不適宜裱褙。至於古代澄心堂紙，他將之浸泡於水中一夜，洗去上面的膠漿，讓紙張恢復加工前的本性，發現就是池紙，只是硾擣到相當縝密細緻。所有的澄心堂紙中，細薄的那種最適宜用來褙書。當時人把歙州當成澄心堂紙的產地，對他而言則是可笑的事。米芾之所以能夠如此自信，並非出於狂妄的個性或是個人猜測，而是本著實證的精神，因此顯得格外具有說服力。

對於澄心堂紙的種類，米芾：「其出不一，以池州馬牙硾漿者為上品。」（《寶晉英光集》）認為澄心堂紙的來源與出處不一，但是以池州馬牙（安徽池州市）所產且經過硾漿的為最上等。正是因為澄心堂紙的種類並非單一，加上經過硾漿的加工過程，才會使得這些北宋文人難以分辨出其原產地。

米芾的文字看似成功地解決了澄心堂紙的疑惑，然而該紙的神祕面紗在北宋卻未完全被揭開，稍晚的李之儀（1048～1117）又將澄心堂紙與由拳（今浙江嘉興南）紙混在一起討論：「由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姑溪居士文集》）

儘管如此，在文人相繼的關注與討論之下，身世撲朔迷離的澄心堂紙還是逐漸穩固其天下第一的地位。同時，這些文人也積極尋求重新生產澄心堂紙的技術，梅堯臣便是其中最為積極努力的一個，他曾經寄澄心堂紙的樣本到歙州給當時製墨名家潘谷（約1010～1060），希望可以讓這個南唐名紙獲得重生。（註3）歙州潘谷在成功仿製後，曾寄送300張給梅堯臣，梅堯臣指出：「而今製作已輕薄。比於古紙誠堪嗤。古紙精光肉理厚。邇歲好事亦稍推。」（《宛陵先生集》）顯然跟真正的澄心堂紙還是有一定的差距。蔡襄在〈澄心堂帖〉中也殷切地盼望能夠找到好的紙工來仿製此紙，不過結果不得而知。

北宋以後還是有仿製澄心堂紙的文獻，不過並未見到高品質的仿澄心堂紙出現，顯見這些文人的努力基本上是無功而返，不過還是為澄心堂紙高超的製作技術留下美麗的傳說，讓它真正成為永遠無法超越的天下第一。

澄心堂紙的原貌

上述參與發掘澄心堂紙的那些北宋文人作品上，除了蔡襄〈澄心堂帖〉，其餘人的作品都缺乏證據。（註4）然而傳世書畫作品中是否有澄心堂紙？歷來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最著名莫過於牽涉到《淳化閣帖》、李公麟（約1041～1106）、徐熙等說法。這些各式各樣的說法長期以來不斷地在書畫史上增加澄心堂紙的神祕，讓澄心堂紙的面貌愈來愈複雜，愈來愈不可捉摸。

黃伯思（1079～1118）《東觀餘論》根據內府尚存的南唐仿書作品，指出王著（約928～969）編輯《淳化閣帖》時誤收入這些仿書之事，他提到：「今祕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摹與真蹟。」但是並未提及製作該帖時使用澄心堂紙。對於澄心堂紙頗有概念的歐陽修，他在《集古錄》中有不少談論《淳化閣帖》的文字，卻也都未曾提到使用澄心堂紙一事。黃庭堅《山谷集》談到《淳化閣帖》時也僅指出使用「歙州貢墨」，《山谷別集》則是提到「李廷珪墨」，不過兩處都沒有出現澄心堂紙。

最早認為《淳化閣帖》是以澄心堂紙拓製的說法應該是出現在元代，陶宗儀《輟耕錄》寫道：「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閂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自此之後，使用澄心堂紙製作的《淳化閣帖》就成為書法史上的固定說法，甚至現代學者也多沿用之。（註5）這樣的說法當然不可信，因為在宋初根本不受到重視的澄心堂紙，不大可能會用來拓製這部最重要的官刻法帖。

另一位跟澄心堂紙息息相關的就是李公麟，張舜民（治平二年進士，1065）在題李公麟的〈陽關圖並詩〉中有「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清輕意瀟灑」（《畫墁集》）句，認為所使用的就是古澄心堂紙，潔白如銀。稍晚的鄧椿（活動於1127～1189）在介紹李公麟時：「畫之六法難於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畫繼》）這又讓李公麟與澄心堂紙的關係更加緊密，認為他只在澄心堂紙上作畫。元代湯垕《畫鑑》：「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為著色。獨用澄心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基本上承襲《畫繼》這個說法，只是他又補充李公麟臨古畫時使用絹素的狀況。

之後，李公麟自運用澄心堂紙，臨摹用絹素的說法就在畫史上流傳下來，甚至成為後世鑑定的方法，董其昌（1555～1636）題李公麟〈山莊圖〉：「〈龍眠山莊圖〉絹本余見其二，一為沈元初明府，一為吳康虞太學所藏，皆非真本。蓋龍眠自運則用澄心堂紙，臨摹則用絹素也！惟余家〈蓮社圖〉為龍眠得意筆，又有盧鴻〈草堂圖〉，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及觀此卷，益信矣！龍眠又有〈定林蕭散圖〉，與此卷同一筆法。蒼古變幻，的傳山水之神，覺趙吳興猶有取妍之態，少避伯時也。」利用絹、紙本的不同功用來否定先前見過的絹本〈山莊圖〉，並認定此紙本才是李公麟真跡，同時也肯定此卷用紙為澄心堂紙。乾隆皇帝後來收到兩卷〈山莊圖〉時，也是參考董其昌的意見，利用筆墨與紙張的比對，得出兩卷的優劣。

周必大（1126～1204）曾記載李公麟為「南唐李先主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安徽省在文物普查中，發現舒城《李氏家譜》，與周必大所記相吻合，李公麟確實為李四世孫，出自舒城李氏家族。（註6）由於與南唐的關係密切，加上相關文獻的引導，使得李公麟成為歷史上使用澄心堂紙最著名的畫家，因此公認為李公麟紙本真跡的〈五馬圖〉（圖6）便被推測為畫於澄心堂紙上，只不過原作目前不知下落，單從珂羅版複製品上並無法對於該紙張有任何判斷。

徐熙的畫作使用澄心堂紙則是見於米芾《畫史》，云：「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鶉，如生。」此外，湯垕《畫鑑．論畫花鳥》：「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於畫絹，絹文稍粗，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徐熙雖為南唐著名花鳥畫家，一生未擔任官職，專心作畫，如何取得內府使用的澄心堂紙。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曾指出：「又有澄心堂紙，以供名人書畫。」或許可以解釋未曾供奉御府的徐熙如何得到澄心堂紙。

除了以上三個例子較為著名，文獻上還可以見到其他的例子，有蔡襄、宋高宗（1107～1187）、米友仁、馬和之、李嵩等，高濂《遵生八牋》甚至有提到宋版書中以澄心堂紙當副葉來使用。這些記載不是出於傳聞，就是作者自己的臆測，不僅沒有什麼說服力，還讓原本形象不甚清晰的澄心堂紙更加深不可測。

關於澄心堂紙，梅堯臣對其外觀特徵描述最為詳盡：「滑如春冰密如繭」、「焙乾堅滑若鋪玉……古紙精光肉理厚」、「純堅瑩膩卷百枚」，他指出這種紙表面光滑如冰，堅潔如玉，而且纖維縝密細緻如同蠶繭一般，紙張質感則是特別厚重且富含光澤。當眾人在找尋所謂真正的澄心堂紙時，卻一再忽視眼前的蔡襄名蹟〈澄心堂帖〉。王壯為（1909～1998）首先提出〈澄心堂帖〉為唯一有根據之澄心堂紙實物，的確有其獨到之眼光，（註7）可惜並未獲得學界普遍的認同。蔡襄此帖並非一封書信，因為既沒有受書人，也沒有出現北宋書信常有的簽款具銜。此作是否為尺牘關係到對於此帖內容的解讀，若是將之視為一封信，就會聯想到澄心堂紙的樣本可能隨信附上，而非本作。王壯為根據「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的「此」字斷言，本紙即為澄心堂紙。事實上，此帖蔡襄一開始就寫下「澄心堂紙一張」，若考慮北宋文人擔心後人在面對這種名紙會茫然無知的脈絡下，確實可以解讀為：「這就是一張澄心堂紙」。蔡襄提到「闊狹、厚薄、堅實」當然也都是為了要解釋這張就是其中品質最好的一種澄心堂紙，如同米芾指出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澄心堂紙。後面的內容則是強調當時的製紙工藝完全無法仿製出這種品質，無論付出多少代價都無法得到。這一點恰巧與梅堯臣請文房專家潘谷仿製所得的結論一致，仿品還是跟真正的澄心堂紙有段差距。蔡襄區區數言，除了為澄心堂紙留下實例，更是完全道盡此紙的難得與精妙。

若進一步仔細觀察此紙，可以發現紙張潔白之外，纖維更是相當縝密，並無明顯簾紋，表面也確實有如蠶繭的細密紋理，完全符合記載中「密如繭」的具體描述（圖7）。曾經收藏上百幅澄心堂紙的蔡襄清楚寫下這些紙的用途：「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可見澄心堂紙非常適合用來書寫，蔡襄才會拿來寫傳示子孫的字帖，其次才是幫好友書寫作品。無論是為後世子孫所書寫的典範作品，或是寫給好友的手書，蔡襄當然會以最慎重的態度來創作。事實上，觀者在欣賞〈澄心堂帖〉的書法時，確實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類似的創作心態。

相較其它作品，蔡襄此帖除了整體品質上的卓越，細部的運筆特徵也很值得探討。蔡襄的臨古功力相當深厚，對傳統筆法與技巧掌握嫻熟，因此無論書寫哪類書體，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圓轉流暢。此帖書寫於52歲之時，大部分的線條卻都不是呈現一貫的精熟流暢，反而是出現一種比較澀進的運筆方式。晚一年所書的〈大研帖〉（圖8），用筆上就恢復順暢圓滑，僅有少數幾筆出現顫動的用筆，如「啟」、「研」、「齋」、「花」等，似非出於刻意的結果。反觀〈澄心堂帖〉，全篇不採一揮而就的慣用流利筆法，反倒是一筆一畫地仔細書寫，每一筆的書寫都顯得紮實而沉穩，反映出從容不迫的書寫狀態。透過〈澄心堂帖〉上線條豐富的微妙變化，反映出蔡襄書寫此紙時的豐富運筆動作，同時也可以感受到筆紙之間的明顯摩擦力，這些細微的變化都顯示出這並非一張普通的書寫用紙。整體而言，〈澄心堂帖〉的用筆雖顯凝重，卻不板滯，相較平滑圓熟的表現，顯然產生更豐富的線條質感，配合勻稱優美的結體，無疑達到了文質彬彬的境界，不僅為蔡襄個人書法的代表作，更是宋人行楷之最。

蔡襄〈澄心堂帖〉不僅為宋人行楷之最高傑作，（註8）也為天下第一的澄心堂紙留下珍貴例證與史料，無論就書法史或是文房史而言都是意義非凡。

小結

就書史與書寫用紙發展史看來，文人書家對於紙張也不是完全的被動，歷史上很多名紙都是在文人主導下所生產，例如薛濤箋、澄心堂紙等。兩者間密切的關係再次點出紙張在書法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絕非只是單純的書法載體，事實上更是直接參與了書法藝術的創作。至於文人書家對於紙張的要求與賞鑑，則是提供深入分析書法風格的重要依據。除了紙張，古代文人還留下大量其它的文房相關文獻，成為後世賞鑑品評文房器具的重要文化資產。

註釋：

註1：李一飛〈《新唐書》的編撰即參撰人紀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4卷3期（2002年5月），頁76～79。註2：潘吉星《中國造紙史話》，濟南：山東教育，1991，頁19；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43～44。註3：周蓉〈漫談澄心堂紙〉，《東南文化》，1998年第4期，頁124。註4：王壯為依據安儀周所論，據珂羅版印刷品推斷蔡襄〈謝御書詩卷〉（日本書道博物館）可能就是澄心堂紙，至於安儀周所提到的另一件蘇軾〈書杜甫榿木詩〉，他覺得比較接近麻紙。見〈澄心堂紙〉，《書法叢談》，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頁312～313。註5：仲威《帖學十講》，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6。註6：鄭重〈四十五神仙卷：呼之欲出李龍眠〉，《文匯報》，2005年6月15日。註7：王壯為〈就蔡君謨真蹟再談澄心堂紙〉，《書法叢談》，頁325～326；曹寶麟亦認為此紙為南唐澄心堂紙，見《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67。註8：曹寶麟評此帖為蔡襄行書手札中絕無僅有的極品，他描述為「溫潤超軼、雍容華貴」，甚至認為與楊凝式名帖〈韭花帖〉相去不遠。見前揭《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頁67。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國立故宮博物院

作者｜何炎泉（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