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澄波系列報導】山海之歌

隨著2014年「陳澄波百二東亞巡迴大展」的展開，激起很多和陳氏相關史料、文物，乃至畫作的重新發現，完成於1930年的《東台灣臨海道路》60號油畫，正是其中一例。

關於《東台灣臨海道路》重新發現的過程，《典藏．今藝術》277期（2015.10）已有專文報導，本文則從此作的發現，進一步探討陳澄波對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態度與作為。

1930年，陳澄波前往上海任教的第二年，適逢台灣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Mitsunoshin Kamiyama）的卸任事宜進行中。這位1926年至1928年在台任職的總督，是台灣第一位以農林專業任職的文官總督，任內除大力推動台灣造林工作之外，也是推動成立「台灣美術展覽會」和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的台灣總督，和台灣美術界、文化界有深厚的友誼。

依照日本官場慣例，在總督離任時，全台公務員會捐出一日所得，做為歡送總督的賀禮，然而上山總督卻將所得禮金全數捐出，並指定做為研究高砂族的專款（1930年10月16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上山前總督基於對台灣的喜愛與懷念，特地委請當時人在上海任教的陳澄波繪作一幅台灣風景，同時還特地指定景點為台灣東部海岸的斷崖（1930年10月16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為此，陳澄波在當年8月中旬，在台中公會堂的畫展之後，即刻北上，經蘇澳，到達東海岸太魯閣峽谷出口的達奇里溪實地寫生（1930年8月26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作品大約在隔月（9月）中旬完成（1930年9月12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這件作品，以一種平遠的視角、廣寬的構圖，畫出山海交界處的東台灣海岸，當中有一條道路由半山腰下方橫過，路口還有兩位原住民婦人（應為母女），穿著有著紅色圖案的白衣，正背著重物往遠方走去，這點景人物既強化了背景山勢的高大，也襯托出臨海道路的深遠。

作品完成後，上山前總督還特地找人以雅美族（達悟族）的拼板舟船板，保留上頭的紋飾，做成畫框，凸顯了總督對台灣，尤其是原住民的喜愛和懷念；送回故鄉後，應是懸掛家中。而陳澄波另件題名《山居（太魯閣）》的20號油畫，創作年代未詳，看來，也應是此次東部之行的作品（此作目前由東京藝術大學典藏）。

值得注意的是，當陳澄波完成囑託、繪成《東台灣臨海道路》的第二個月，1930年10月，台灣便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或許有源於莫那魯道個人和日本官員間的恩怨情仇，然而繼任總督採「武力平定」的番族政策，顯然更是主因，既激起了原住民的不滿，又採取不人道的強力武裝鎮壓。這樣的政策，引發當時社會正反不同的意見；而早在事件之前，1926年，人類學者森丑之助（Ushinosuke Mori）甚至對布農族「大分事件」表示抗議，在由台返日的海途中，跳海殉道。

從接受上山前總督的邀請作畫，前往台灣的「後山」，到霧社事件發生後社會引發的大規模討論，相信都是陳澄波自此強烈關懷台灣原住民文化的重要因由。

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調查研究，本來就是帝國殖民者統治台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年領有台灣時，緊跟著軍隊登台的，就是一批人類學家。瞭解被統治的人民，才能有好的統治政策，這也是近代政治科學化的重要概念。

基於統治的需要，人類學家為政權服務，政權提供必要的資金與資源，包括那些揹著沉重玻璃板底片的工人，也包括那些拿著長槍保護，以避免「生番」攻擊的士兵；但基於學術本身的良知，這些人類學家也提供了許多具建設性的意見，如森丑之助的反對遷村等。

對原住民文化的關懷，不管基於何種用心，在日治以來的學術界形成一種普遍的現象，應是可以確認的事實，即使以創作為任務的美術界亦不例外，甚且更為熱心，例如：就在陳澄波繪作《東台灣臨海道路》的前一年（1929），第三屆「台灣美術展覽會」，鹽月桃甫（Toho Shiotsuki，鹽月普吉）便提供了一件名為《祭火》的參展作品，描繪原住民在暗夜中進行傳統儀式的畫面。霧社事件爆發後，他更以人道的精神，描繪一對原住民母女驚恐逃亡的作品，表達關懷與抗議。

陳澄波在霧社事件後的1933年6月，因上海「一二八事變」，被以「日本僑民」的身分，驅離上海，回到台灣。此後，便可見他深入原住民部落寫生留下的速寫，包括：1935年的《拉拉吉社遙望－SB19：35.4.1》，1938年年初的《交力坪－SB24：38.1.9》（今嘉義竹崎）、《生毛樹公學校－SB24：38.1.6》，和《員潭山－SB24：38.1.6》等地風景，及交力坪地區《女子軍材木搬－SB24：38.1.9》、《材木運搬夫－SB24（38.1）》等鉛筆速寫作品。

此外，從日後整理陳澄波遺物所發現的大批藏書、照片、明信片及文物，更可證見陳澄波是一位對台灣原住民文化具有高度關懷的藝術家。這些遺物，包括：藏書《台灣蕃界展望》（台北：理蕃之友發行所），陳澄波本人和三位原住民婦女的合照，以及大批原住民婦女的個人照，均著盛裝，應是做為未來繪作人物畫的參考。

而在明信片方面，計有：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發行的第一集，一本12張，含博物館全景及陳列室全景外，個別的文物明信片有：台灣特產帝雉、蕃刀、排灣族雕刻、雜器、雅美族人偶、原住民藤編，乃至南洋民俗工藝品等。其次，又有《日月潭印象》明信片一套，以風景、人物為主要內容。再是《霧社：櫻花名勝》一套，以霧社的風景、民俗為內容。最後是《興味濃厚的台灣蕃地風俗》明信片一套，內容更廣，包括：蕃婦的針線活、飲食和酒宴、織布、蕃屋、舞蹈、主食薯黍、搗栗等；以及一些個別的明信片，內容有獵豬、禮服、搬運糧食的蕃婦、霧社櫻花樹下的酒宴、眉原部落生蕃住民、太魯閣生蕃飲食、日明潭婦女、太魯閣原蕃等。

圖像資料的廣泛搜集外，陳澄波甚至收藏一批年代相當早期的蘭嶼原住民陶偶、煙斗、煙盒等；甚至連自己使用的畫袋，都是泰雅族的「蕃布」所製成。

陳澄波一生的創作，不是來自早慧、天成的才華，其感人處，往往來自苦苦追求、深刻體驗研究的成果，因此散發巨大、深沉的文化重量。透過《東台灣臨海道路》的再現與大批文獻、文物的發掘，我們更可相信：在陳澄波的藝術探索之路中，正積極蘊釀著一批以台灣原住民文化為題材的作品，只是52歲猝逝的生命，讓這樣的一個夢想未能實現，卻留給後人更多的省思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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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陳澄波一生的創作，個人曾提出陳氏三個主要的關懷面向：一是對風土的熱愛、二是對文化的關懷、三是對前衛的追求（見〈陳澄波的三向思維〉）。其中「對文化的關懷」一項。除1929年至1933年，因旅居上海，任教美術學校，引發對中國水墨繪畫的興趣，深入研究，而反映在創作上外（參台北故宮「藏鋒：陳澄波特展」），做為台灣人，陳澄波對台灣原住民文化，是否也有過一定的關注？尤其是出生嘉義，經常前往阿里山寫生，是否也因此關心過當地原住民的文化、生態？如果有，又是什麼時候展開的？有過什麼具體做為和表現？這些都是引發研究者極大興趣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