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於4月4日至6月28日舉辦「大阪之陣400年記念事業」特別展「黃金時代―17世紀的唐物」。日本自古便相當珍惜並重視外國的文化及美術品，這些作品是由渡海來日的人們及遣隋使、遣唐使攜至日本，並且長期保存於法隆寺等寺院和正倉院之中。其中包含即便在文物本國都未能留下的藝術品。從此也能推測日本善於珍重，並妥善保存外國的文化及美術品。在此基礎上，這些貴重的美術品是如何傳世至今，便是值得重視的問題點。
武家與「唐物」
對日本人來說，「唐物」不單指中國的繪畫工藝品，更是因為憧憬外國的美好文化，而認為應該崇敬的物品，有的文物光是被稱為「唐物」便增添了權威性。從8世紀起「唐物」由遣唐使帶入日本，廢止遣唐後對於「唐物」的大量需求，致使再度開始對華貿易。
13世紀受到武家庇護的禪宗，除了從中國帶入了過去未曾見過的墨跡、法具等宗教性器物之外，也導入了所謂「清規」的修行規範，據於此的飲茶禮儀──「茶禮」，給予往後日本文化相當大的影響。另外，有別於典雅的宮廷文化，「唐物」因循「清規」而生的莊嚴性正巧符合武家的美感意識，武家因此致力於收藏「唐物」。特別是臨濟宗因為追求對答形式的修行，師徒關係密切，受到師父認可的弟子會被授予師父的肖像畫（頂相）及墨寶、法衣等，並要對其朝拜、不可懈怠。在鐮倉圓覺寺14世紀《佛日庵公物目錄》可確切見有上述之事，例如記載有透過中國的修行僧帶來的頂相、墨蹟及花瓶、香爐等供佛用品。後來增補的文物讓渡給武家的記載中，更寫下當時有力的武家之名，此目錄的製作目的推測是出自武家的要求，武家對於「唐物」的執著可見一斑。
在「茶禮」的基礎上，曾流行於當時的茶道，使用的器物也皆是「唐物」。14世紀在文藝盛行的情況下，會所（譯按：日本中世紀貴族宅邸中用以宴飲的場所）作為集會交流的場所，因而誕生。在此之前只設置在必要場所的榻榻米，也全面地鋪設在會所之中。
到了室町時代，會所也會作為當時的公開性場所，如足利四代將軍室町殿的建造，是由將軍身旁職掌藝能、茶事的近臣（譯按：日文稱同朋眾）為其裝點座敷（譯按：主宴會廳）。這批近臣之中有一人編寫了《君臺觀左右帳記》，可一窺當時座敷中到底擺放了什麼樣的用器、並以什麼樣的形式裝飾室內。在此雖說僅使用了「唐物」，實際上並不只有中國的美術品而已，足利將軍捐獻至高野山金剛三昧院的〈水月觀音圖〉正是典型的高麗佛畫，但其在將軍捐獻入寺廟的當時，舊裝裱卻已被認為是中國人所作，像在這樣類似的情況下，因而參雜了中國以外的美術品。除此之外，《君臺觀左右帳記》中各類作品並沒有個別的特殊性，譬如說繪畫方面，不管是宋徽宗、還是梁楷，皆僅是裝飾於將軍生活環境中的畫家清單而已；器物方面，則是以在座敷裝點時的種類作為記述方式。但是，茶壺方面則記載了當時出現的更多貴重之名物，可以窺見作品個別化的情形。被納入足利將軍藏品「東山御物」中的繪畫和器物，除了具有將軍的收藏印或近臣的題詞，流傳過程及何處入藏皆需有所憑據，因此屬於「東山御物」的器物很少。
「唐物」和「名物」
緊接著登場的是16世紀成形的「名物」。在17世紀茶道指南書中，「名物」囊括三種特質：質地優良、器形適用於茶道中、以及確切的流傳史。由於是以經過顯貴之人賞玩為標準，而不論是否為「唐物」，因此包含日本生產的和物的「名物」備受看重、並流傳於世。
提倡侘茶的村田珠光曾經參禪於一休宗純，並有首次將書法作品使用於茶室之中的事蹟，但多僅是傳說。然而其得意門生曾留有一句「茶道中最重要的，是忘卻唐物和名物的分界」，從中可見有不一味傾向「唐物」的美感意識。而對於初學者為了表現「侘」（譯按：外在寂靜破敗，但追求內心富足之意）的境界而簡單使用備前燒、信樂燒作品的批判也可看出，當時日本國內生產的備前燒、信樂燒等作品，也使用於茶道上。
現在還可見有文獻記載當時茶室規模，以及記錄隨著「唐物」、「名物」的有無而有所變化的現象。《山上宗二記》中對於武野紹鷗的四疊半茶室的記述說：「此後，從千利休到我（山上宗二）都模仿這樣的茶室。另外，京都及堺地區擁有唐物的茶人也都作有這樣的茶室」、「在三疊的茶室中是沒有茶道具，一心一意專注於侘茶之上。即便只有一件唐物的人，都是作四疊半的茶室」等，可見「唐物」的有無決定了茶室是四疊半或三疊。其它文獻也提及「一件名物都沒有的人是致力於侘茶的境界，這樣應該使用沒有床之間的四疊半茶室比較好」。根據齋藤英俊的說法，原本會所中的床（譯按：即為床之間，在座敷中設置一內凹、四周有框的空間，略高於地板）是為了展示進獻之物而設置的空間，因此也可推想床是為展示「唐物」、「名物」特意準備。
有趣的是，「唐物」、「名物」的有無，無關乎茶人的優良與否，反而沒有持「名物」的情況是專注於侘茶的表現。提倡侘茶的村田珠光曾有「收集唐物及以名物作為裝飾品的茶人，可謂大名茶湯。善於品評茶的茶之師匠則謂茶湯者。而囊括無持有名物且日夜苦修茶道（覺悟）、並（創意工夫）受他人認可（手柄）等三項特質者稱為侘茶的茶人」的論述，換言之，沒持有「唐物」、「名物」的情形，比較符合禪宗的教誨。這三項條件成為後世茶人傳承的道理，但爾後與此相較，多數情況仍推崇自古流傳的「唐物」，持有「唐物」者也多成為歷史名人。
茶人和「唐物」
1568年，距離統一天下僅差一步之遙的織田信長，為增添軍事費用而對堺地區的商人課增稅務。其中負責與商人交涉的就是堺地區以茶揚名的今井宗久。1469年，堺地區因日明貿易懼於瀨戶內地區大內氏的勢力，而初次開港，爾後作為自治都市透過海外通商而極其繁榮。擁有富足財力的商人們便勤於茶事，並帶動奈良、京都的茶湯文化。織田信長以堺作為起始，發動「名物狩獵」，其一生透過進獻與上繳而蒐羅達200件「名物」。這些作品都使用於織田舉行的茶會上，織田甚至會將之賜予勞苦功高的家臣。經由茶道具的賞賜到賦予參與茶會的資格，正是織田所執行的「茶湯政治」，導致出現不少武將同時也是茶人的情形。追隨著織田信長足跡的豐臣秀吉也延攬千利休作為茶頭，並簡化了13世紀以來持續舉行的政治儀式「御成」，同時將茶湯融入其中，在宮中於黃金打造的茶室中舉辦茶會等。豐臣秀吉積極地將個人的權威附加於茶道上。
可想見這個時期茶人認為「覺悟、創意工夫、受他人讚揚（手柄）」是很重要的。整日精進修行的茶人，從新舊作品中挑選符合自己美感意識之作，互相搭配過後展現於「專業茶湯者」前，再將深獲好評者帶到茶道中，最後成為「名物」。在這樣的風潮下，無法再滿足於「唐物」的茶人們，珍藏的不再是閃耀奪目的曜變天目和油滴天目，而是帶有「侘」風情的灰被天目及日本當地也可生產的伊勢天目、白天目及菊花天目。另外，從16世紀起，高麗青瓷的使用也相當頻繁，其中又以井戶茶碗被尊為侘茶界中的極品，因而多數高麗青瓷也能歸入「唐物」之列。從一位曾參與1568年千利休舉行的茶會之茶人的日記可知，東南亞的土製水盛也被當成「唐物」。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不只是高麗藝術品，東南亞作品也歸為「唐物」之一，展現了「唐物」涵蓋範圍逐漸擴大的過程。
綜觀當時的茶人，許多人對於今日的茶道史起了很大的影響，因16、17世紀正是這些茶人們致力於各自覺悟、創意工夫及受他人讚揚（手柄），從自我美感出發而相互競逐的時代。就像千利休一樣，茶人的美感意識並不滿足於既有的茶道具，而開始研究並親自製作茶碗；即使說是茶道所衍伸出的一種否定傳統權威與價值體系、以下剋上的情境也不為過。所以說到了這個時代，比起精美的「唐物」，人們還是更加喜歡帶點缺陷美的東西。
但是，對曾一統天下的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來說，無法容忍這些茶人們對於茶道的精進。為圖中央集權式政權的安定，不得不將茶道納入統治之下。豐臣秀吉處決山上宗二、逼迫千利休切腹自殺，其後在德川政權下古田織部的自裁等皆符合了這樣的說法。接任古田織部教導將軍茶道一職的小堀遠州，在德川幕府的允許下，確立了以將軍家為至高地位的大名茶，並在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屬意下完成「數寄屋御成」。在威權化的茶道之下，「唐物」及「名物」不免更加有價值。這次的展覽就是以上述美感意識的轉變出發，一窺「唐物」的變化。
圖片提供｜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