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國寶海外巡展記──以赴英、赴美展為中心看故宮海外展覽

英國、俄國、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日本……不說你可能不信，其實故宮文物已經快要全球走透透了！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於1925年，走過90風霜，在這90個年頭的每次出訪，從展前的法規簽訂、選件、押運文物、開展等，不止攸關各國文化間的交流，甚至牽涉到國際政治情勢。文物們搭著軍艦、乘著飛機出訪各國，這群「外交小尖兵」的故事，就此開始。

故宮的第一次

1935年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使國際人士，對中國古代之藝術，得到深刻普遍之認識。政府宣揚國家文化，促進中英邦交之至意，凡我國人，無任欽遲。

――上海《申報》，民國24年3月5日

第一次出國的機會來得非常早，就在1935年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這次的展覽借展方並非只有故宮，而是囊括奧地利、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日本、瑞典、美國等15個國家及多位私人收藏所組成的大型展覽。當時歐洲等西方文化圈人士對於中國文化渴求熱切，而一手推動此展覽的幾位當時知名收藏家如大衛德爵士（Percival David）、尤摩斯福波斯（George Eumorfopoulos）、拉菲爾（Oscar Raphael）、霍蒲森（Robert L. Hobson）、葉慈（Walter P. Yetts）等人希望中國能夠參加此一盛會，借此讓西方人更加瞭解中國藝術。1934年初，英國方由「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和倫敦學術界人士出面，透過駐英公使郭泰祺向中國政府提出詢問。在中英雙方同意文物需由英國軍艦運送、運送過程中的裝箱及陳列等事務需由故宮博物院人員經手、出國前及返國後需於中國國內公開展示等事項後，由郭泰祺代表簽署備忘錄。備忘錄中表明，此次展覽是國對國層級，兩國元首擔任名譽主持人，同時設立理事會，中英共同推舉英國李頓爵士（The Earl of Lytton）擔任理事長，大衛德爵士等人擔任理事。與此同時，參展的中國方也設有「倫敦中國藝展籌備委員會」。

展覽的前置作業中，當以選件最為重要，此次展覽的選件過程為故宮自行初選、交由籌備委員會複選，再由英國方理事會決選，最終前往英國展出的作品高達735件（另外，還有中研院、古物陳列所等機構與私人收藏的287件前往展出），僅次於英國的1579件，也是至今故宮文物出訪國外件數最多的一次。基於「只有一件之絕品」以及「國寶」都不能列入展品的原則下，中國方選件的出發點在於「怎樣的文物最能代表中華文化？」亟欲挑選出最好、最精良的作品，希望可以在品類及時代跨度擴及全方面，展示中華文化的精華。但選件結果，735件中以瓷器類的352件最多，其次為書畫類的170件，瓷器類比例占多數則反映出了英國方所代表的西方鑑賞仍較看重瓷器部分。

選好了件，是否就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呢？其實從展覽籌備之初，反對故宮文物出展英國的聲浪就一直沒斷過。陳寅恪、徐悲鴻及北平學術界對於出訪他國的必然性及文物運送過程安全與否提出質疑；同時，經由英國方的決選顯示出英國方握有多數的選擇權，不少人認為這有失國格；以至到名列選件清單中的展品，品質參差，是否真能代表中國藝術也讓人懷疑。

1935年4月，於上海中國銀行舊址舉行為期五週的展覽。

1935年6月7日，英國薩福克軍艦（H. M. S. Suffolk）運載文物，駛離上海。

1935年7月25日，抵達倫敦。

1936年5月17日，美國郵輪藍浦拉號（Ranpura）運載文物抵達上海。

1936年6月1日，於南京考試院舉行為期三週的展覽。

1935年11月28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隆重開幕，15國3000餘件作品齊聚一堂，有11號、共17間展廳，按作品時間及品項作為區分，而經要求陳列於同一展廳的故宮文物多數會集中擺放，與他國、私人藏文物有所區分。參展展品多且過於全面，導致陳列過於擁擠、書畫作品無法完全展開、保護措施過於貧乏等問題，故宮文物不能被妥善展示引起莊尚嚴、鄭天禧等隨行人員的不滿。對於此次展覽呈列方式的紊亂，吳淑瑛認為問題在於中英兩方對展覽認知的落差，中國方人員視故宮文物為「國寶」而應有更好的待遇，但英方對所有參展文物一視同仁；展覽所呈現的樣貌也非真正的「中國」文化，反而傾向於英國／西方人「想像或建構」中的中國文化。要從這個展覽開始，西方人才真正開始瞭解中國文化。

無論如何，此次展覽仍轟動英國，連英王喬治五世與瑪莉皇后都曾到場參觀，據當時的統計14週的展覽總參觀人數達42萬48人，最終日更多達兩萬多人次參觀潮，展覽期間還舉辦了25場專題演講，報章媒體報導一篇接著一篇，盛況空前，前所未見。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為故宮文物第一次出訪他國，雖然在選件、展場陳設等方方面面未能做到完美，今日學者仍對此展覽代表的意義持正面看法。吳淑瑛評價此次展覽：「這次展覽卻是故宮文物第一次有系統的展覽。故宮早已對外開放參觀，但是由於文物仍然放置在宮廷之中，並沒有抽離原本皇室賞玩、裝飾的用途，加上故宮本身也不具備博物館的形式，使得展出的文物數量並不多。但這次展覽卻首度將文物抽離宮廷的脈絡，重新分類，並且依照年代的發展加以排列，可以說是一項創舉。」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從私人收藏到國家文物，故宮透過此次展覽正式往一個有系統的博物館邁進，博物館陳列文物的同時，也是在「展示」國家之歷史。誠如朱靜華所言：「這是故宮博物院及其藏品第一次能夠在國際會展上代表現代中國。更精確的說，故宮藏品第一次正式地成為具有國家意義的藝術品。」

「文化正統」保衛戰

1961年美國「中國古藝術品」巡迴展

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國人民的肩上。在這個多事之秋，美國人民能對中國的藝術和文化有更充分的了解，就具有新的意義。這個展覽會還可以提醒人們注意：自由中國的人民不但是為收復失地而戰，而且是為挽救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戰。

――王世杰《Chinese Art Treasures》

1949年後，兩岸局勢改變，往後十餘年東亞情勢動盪不安，國際局勢如履薄冰。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轉進台灣，部分故宮文物也歷經千里跋涉，最後落腳台中北溝。但沒想到的是，在這危及存亡之際，故宮文物竟於1961年再次出訪？

其實在1961年美國「中國古藝術品」巡迴展之前，美國就曾多次表達希望故宮文物到訪美國之意，但多因政治因素、運輸問題等而遲遲未能成行。而1961年故宮文物得以赴美，最早的倡議者為一位美國媒體人亨利．魯斯（Henry R. Luce）。因傳教士父親的關係，魯斯生於中國、年少時也居於中國，對於中國文化抱持著極高的興趣，爾後他在美國創有《時代》、《財星》、《生活》等刊物，並且是當時最先關注中國情勢的媒體。魯斯於1950年代到訪台灣，並於1953年正式致電文給中華民國政府詢問展覽之可行性。

此次展覽最後可以付諸實行，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都有各自的考量。對於剛轉進台灣不久的中華民國而言，如何於國際上宣示「正統」成為當務之急。中國自古以來每逢改朝換代，新一朝代的統治者都會急於宣示自己的正統性，而蔣中正選擇了以「文化」繼承來宣示中華民國的正統性，故宮文物也從此與「國族」掛上關係。從展覽地點美國來看，美國是當時中華民國最大的支援力量，到美國展覽無疑也能夠提高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吳淑瑛對此下了個總結：「中華民國希望透過這個展覽，提高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且塑造自己成為中華文化保護者與繼承者的角色。」同時，美國方的想法其實也不難推測，一方面政治上美國希望能夠鞏固其在遠東的勢力，勢必就要提昇中華民國的形象；另一方面在二戰前後，美國國內對於中國藝術研究的愈發重視，加上當時有許多中國藝術史、收藏界的學者人士旅居美國，如李鑄晉、方聞、曾憲七、何惠鑑、王季遷等人，因而故宮文物能夠到訪美國，在文化層面上也是一樁美事。

1958年共同理事會決議，提出五點結論，時任駐美大使葉公超與美國協商：

一、請美國政府對於古物運美後可能發生司法糾紛一事，予我方以安全運回之明確保證，並於前項糾紛萬一發生時，予以一切可能之協助。

二、依照倫敦中國藝展之先例，請兩國元首同為名譽倡導人。

三、為我國國家及文物聲譽計，應先在華盛頓或紐約大博物院舉行展覽。

四、運輸應妥慎計畫，以策安全。

五、凡唯一孤本或易於破壞之珍品，應不在選運之列，以重國寶。

魯斯於1953年提出請求，中華民國政府隨即同意，並組之共同理事會操辦合約事務，但後逢台海局勢緊張、雙方協商延遲等因素，最終於1958年才由共同理事會提出五點決議，並由時任駐美大使葉公超與美國方協商。在美國國務院表示第一點司法糾紛的可能性不大，並同意由雙方首長擔任倡導人，由美國軍艦運送文物等問題後，台美於1960年2月21日正式簽定合約。中華民國行政院隨後公布「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辦法」，並於3月成立「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

選件方面，同樣經過初選、複選到定稿，共選出253件出訪美國。與前次相較，除了件數落差甚大，重點在於此次選件以書畫類為多，共108件，瓷器類次之。故宮方的選件態度著重在「正統的」、「古典的」以及「代表」中華文化等概念，希望通盤地展陳出中華文化的精髓。然此次選件也是有人褒、有人貶，李霖燦即認為這次的書畫作品比起赴英展品質好上許多；譚旦冏、顧獻樑等人則認為，這次選件僅是依循赴英展的藍本，仍然不夠完整且缺乏系統性。想來重要關鍵也是出在美國方，按美國時興的藝術史研究，講求的是「重點式」，且是以繪畫為主，希望透過中國繪畫來闡述整個中國藝術史，這也是為什麼定稿的展件清單中以書畫類為多。回過頭來，同樣是「代表中華文化」，但如吳淑瑛解釋「此時或許更多的爭議是在誰才代表『真正』的中國」，喪失大陸故土的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透過文物的全面性來證明自己才是唯一的中國繼承者。

1961年2月2日，於台北新公園（今228紀念公園）舉行一週的行前預展。

1961年2月15日，美國軍艦布瑞斯峽谷號（Uss Bryce Canyun）載運文物從基隆港前往美國。

1961年3月6日，抵達美國西岸長堤。

1962年7月5日，美國軍艦馬凱布號（Markab）搭載文物從舊金山返回台灣。

1962年7月28日，抵達台灣基隆港。

1962年8月11日，返國文物於台中北溝陳列室舉行為期十天的回國公開展覽。

為顯示文化相承的「正統性」，巡迴展於各個博物館中都是以時代順序陳列文物，且此次對於文物的展設比起赴英展來得更加謹慎，除逐一拍攝照片，同時也於展陳時在文物外圍加裝玻璃框架等。此次巡迴展同樣是盛況空前，據統計展出34週，共吸引到46萬餘參觀人次，就如李霖燦在其日記中所載「出版品的服務台前更忙亂成一大觀……才由歐洲寄到全圖目錄誰個不希望手中一輯，於是那兩位服務小姐就成了個團團轉了，不得已，一兩員館中女職員也自動投入戰團，一切都在為中國藝展忙迫，一切都在表現雙方文化交流的熱烈！」

「今日先識其大者，中國古藝術品的出國展覽，使我們深切認識效力之偉大，及此類大事之可以多做。」在回程的海上，李霖燦有感而發的寫下，說明此次展覽出訪必然達到其文化展示的目的，將之推向國際。透過藝術品的展示，故宮文物向美國人民展示的不單只是「什麼是中華文化」，更迫切希望界定「誰才是真正的中華正統」。吳淑瑛表示，1961年美國「中國古藝術品」巡迴展中，文物在美國博物館此種特殊場域展出，賦予文物更崇高、神聖的形象，故宮文物也在次此巡迴展中，成了「國家的光榮與文化遺產」的象徵。

外交拓展vs. 民意力量

1996年「中華瑰寶赴美巡迴展」

「外交」優先於「藝術」的時代已經結束，過去只要外交是國家既定方針、政府要做民眾無法說三道四的時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之下，持續到1980年代。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帶來「輿論」和「選舉」等要素力道增強，以前政府依其自由裁量就可把故宮當作外交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這在第二次赴美展覽前引發的爭議，已有證實。

――野島剛《故宮90話》

時至1990年代，兩岸政治情勢非同日可語，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8年中美斷交，中華民國於國際間的活動窒礙難行，外交窘境急需突破，因而文化間的交流就更顯重要。1991年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紀念，美國華府藝術博物館廣邀各國博物館共襄盛舉，參與當年舉辦之「一四九二年之際：探險時代的藝術」展覽，故宮文物也居於其中。此展之後不久，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菲利浦．迪．蒙提貝羅（Philippe de Montebello）便數度邀請故宮訪美展覽。亟欲推展文化外交的秦孝儀致力打出「文化牌」，曾表示「中華瑰寶赴美展出，除可以文化作為外交助力，尚有助於學術世代銜接，弭填中國美術研究的可能斷層。」1993年故宮向行政院提報「中華瑰寶」巡迴展。按「一四九二年之際：探險時代的藝術」的前例，故宮方同樣要求美國確認故宮文物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在美展出期間不會受到任何司法干擾，1995年底行政院正式批准故宮文物訪美。

同樣是在外交場合上爭取國際能見度，選件勢必要選最精最好的，經由故宮與美國方共同提出的展件清單，最初是有475件組，包括書畫145件、器物330件，與1961年的赴美展相比，件數多上不少外，其中當然也包括不少「國寶」文物。但隨著展覽腳步的逼近，國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意撻伐。

這次展覽中行政院贊助了美方8000餘萬元，被批為「凱子文化外交」外，選件清單更是引爆點，1995年4月13日展品清單首次曝光，北宋范寬〈谿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等「國寶」文物名列其中。國寶出遠門，有人認為這是不夠尊重與保護國家文物，讓文物當外交前鋒，必然也不會受到他國的尊重。此外，部分文物曾參與1961年赴美展，回國後出現損毀等情況，也讓人不免懷疑這些文物是否能夠經得起再一次的長途跋涉。

隨著1995年底行政院核准故宮文物出國，1996年1月4日時任新黨立委周荃與朱惠良向秦孝儀提出27件不適宜赴美的限展展品，但秦孝儀以恐違約為由而未達成共識。輿論四起，國內民眾自發性地到故宮靜坐抗議，希望故宮將27件限展展品撤出展覽清單的同時，美方的壓力也接踵而至，時任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部長方聞一句「受壓迫的人是沒有故事的」更顯態度強硬；後立法院要求教育部審慎查核文物狀況後才得以放行，教育部一連召開多次審查會議，1月23日第三次審查會議結果，包括北宋范寬〈谿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北宋〈汝窯水仙盆〉、宋〈官窯葵紋洗〉等23件組書畫、器物不得放行；同時尚有限展文物，展出時間不得超過40天。赴美展覽文物分六批運往美國，最晚一批於2月14日抵美。

此次展覽同樣也是以按朝代編年區分，文物分別於數個展廳陳列，呈現出個別朝代的藝術特色，而各展廳多以皇帝畫像出發，「道統意識」再明白不過。同時，巡迴展別具價值的在於其圖錄《Possessing the Past》，由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統籌出版，650餘頁大部頭的圖錄中包含有方聞、時任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屈志仁，及何慕文（Maxwell Hearn）、高居翰等美國重量級中國藝術史研究者之文章，闡述了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化迷人所在。雖然開展之前風波不斷，展出期間仍獲得美國民眾熱烈好評，總參觀人次達42萬餘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皆有相關正面評價。展期達13個月，文物於1997年4月返抵國門，同時於5月舉辦特展以昭世人。

不管哪一次的出訪，故宮文物必然成為各方焦點，從選件到展覽目的都備受討論，因為故宮文物早已不單純只是「藝術品」這麼簡單，在多次出訪的過程中早已被詮釋成國族、正統的象徵。今年6月中旬這群默默的「外交小尖兵」再度啟程前往美國，勢必又會掀起一波中國文化浪潮。然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就如李霖燦在1961年赴美展歸途中所寫「藝術的多彩多姿不會引導到兵戎相見，在美的真理之下正如交響樂章一樣，多樣而統一，複雜而和諧。」

參考書目：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莊尚嚴〈赴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記〉，《美術論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頁9～21。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台北：那志良，1993。〈美術紀事〉，《雄獅美術》300期，1996：2，頁40～45。〈「中華瑰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藏」赴美巡展〉，《藝術家》249期，1996：2，頁240～290。〈「中華瑰寶赴美展」啟程〉，《藝術家》250期，1996：3，頁136～137。劉裘蒂〈雨滴中的驚雷―故宮瑰寶赴美記〉，《藝術家》252期，1996：5，頁156～159。宋兆霖〈1996年全球展覽之冠─「中華瑰寶」在美國展出之周延曲折與充實光輝〉，《故宮文物月刊》171期，1997：6，頁92～99。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故宮跨世紀大事要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吳淑瑛《展覽中的「中國」：以1961年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論文，2003。朱靜華〈The Palace 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Exhibitions and Canons of Chinese Art History〉，《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77～507。宋兆霖〈略記故宮八十年來的重要海外展覽活動〉，《故宮文物月刊》277期，2006：4，頁108～127。蔡玫芬主編《八徵耄念：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野島剛《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

1996年「中華瑰寶赴美巡迴展」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外懸掛大紅色的展覽旗幟。

【故宮文物赴外展出年表】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