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書壇巨擘董其昌（1555～1636），以其豐富的文字論述、脈絡分明的理論體系，對其傳世書蹟的風格做了最佳的註解。董其昌留下許多品評歷代書家的文字，顯見他對某幾位書家的偏好與不滿。例如他推崇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楊凝式等人，這些書學審美思想，也直接勾勒出董氏書風的成因。
值得注意的是，董氏終其一生留下大量批評趙孟頫（1254～1322）的文字，這樣的現象顯然不是將一時的情緒行諸文字，其中「爭衡」的心態是非常明顯的。甚至可以說，董其昌長時間運用文字上的「策略」，將趙孟頫視為書法史上的「假想敵」，體現他超越趙氏的雄心壯志。隨著年齡的推進，董其昌的「趙孟頫情結」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本文配合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近期推出的「董其昌與松江書派特展」，擬由展件跋文與對董其昌書論文字的雙重梳理，探討董其昌批判趙孟頫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情結。
董其昌學書自敘
董其昌17歲參加松江府會考，因書法不佳僅被列名第二，因此發憤臨池。他回憶學書的過程提到：「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八矣。有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
這段文字中提到三位書史人物，其中「不似米顛作欺人語」，直覺讓人聯想到米芾（1051～1107）著名的〈草書帖〉，米芾點名批判了唐代的五位大家：「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光尤可憎惡也。」
董其昌對米芾的〈草書帖〉想必是非常熟悉的，在董其昌〈草書臨張旭、懷素、高閑三家卷〉的款識，記錄了這段典故（圖1），款云「久不作狂草，偶檢古帖為臨三家，未覺高閑可懸酒肆。」很顯然董其昌非常喜歡這三家，並且反駁了米芾對高閑的惡評。而他對高閑的「平反」，又何嘗不是對米芾權威的一種挑戰呢？
有趣的是，同為晚明書壇巨星的王鐸，在55歲那年的春天所寫的〈草書唐詩卷〉款識自言：「吾書學之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相愛吾書者。不知者則謂為高閑、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王鐸所「不服」的三家，竟然是董其昌之所愛啊！
董其昌又以自己的畫藝對比於吳門盟主文徵明（1470～1559），自評在古雅秀色一項更勝文徵明一籌。有趣的是，他在一件寫給朋友的尺牘上（圖2），暗示了「以文太史畫為潤筆」的想望，可見他對文徵明畫藝的欣賞與肯定。
生熟與意法
上述引文的後半段，董其昌轉而以「生熟」之別，對趙孟頫展開強烈的批判。他說「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俗與秀的成因又在於趙書作意，董書率意。類似的語氣，董其昌又說過，「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所謂的「直接趙文敏」，很明顯看出他的企圖心了。
董其昌臨摹歷代諸家書蹟，對書史的時代風格提出了準確的看法，他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為法所轉也。」
趙孟頫認為宋代書法過於崇尚意趣而不尚法度，因此以復古為主張，對形體的掌握更加要求。董其昌也以「矯宋人之弊」肯定了趙孟頫之功。然而董其昌又常批評趙字「微有習氣」，多作「正局」。他說，「古人作書必不做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室也。」又說：「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予得楊公〈遊仙詩〉，日益習之。」
他標示了兩位書學偶像顏真卿（709～785）與楊凝式（873～954）的歷史高度，也憂心時人的眼界被趙孟頫所蒙蔽。
董書中的「偶」與「意」
董字與趙字最大的不同，在於生熟與意法之別。在書蹟款識中，董其昌常強調書寫時的環境與心境，並以「偶」與「意」做為關鍵字，標示出他的精心得意之作。
孫過庭《書譜》提到五種有利於書寫的條件，謂之「五合」。書法創作如遇見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常會有妙逸神品的產生。董其昌在崇禎七年（1634）所臨的懷素〈自敘帖〉，頗能一解其中的況味，款識提到「甲戌中秋放艇北郭，煙水間偶然欲書，為素師〈自敘帖〉，頗得其意。」（圖3）這裡的「偶然欲書」，正是孫過庭所說的「五合」中的第五種，強調的是將當下的心境感受，化為筆下的筆情墨韻。王鐸也曾經感嘆道，「書畫須於深山中，松濤雲影間揮灑，乃為愉快。」可知創作環境對藝術創作至關重要。尤其像董其昌臨這件〈自敘帖〉，還有陳繼儒等一班好友同遊，「皆能詩文書畫，絕不談世俗事」，這樣的心境應當是格外清明澄澈的。值得留意的是，董其昌留下大量臨懷素〈自敘帖〉的手卷，然而各個時期都有不同的面目，與懷素原蹟差距頗大。例如萬曆三十六年（1608）所臨〈自敘帖〉（圖4），款識云：「余每臨懷素〈自敘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可見他參以王獻之筆意，不是亦步亦趨追求懷素原帖的形體。這樣的臨帖觀念，體現了他所強調的「生」、「率意」、「不作意」，在臨習經典的同時也在挑戰經典。
又例如董其昌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重陽後三日，「乘雨窗閑靜」以唐人《靈飛經》風格所寫的〈千字文冊〉，也是一部難得的楷書精品。在款識中他謙虛寫道，「較之智永禪師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於世，趙吳興臨〈蘭亭〉千遍，不及古人用工相去遠矣。」（圖5）但他也曾以章惇（1035～1105）的例子，借東坡之口批評了章惇過度嫻熟之弊：「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為書家奴耳。」
語末所言「守法不變，即為書家奴耳」，是他屢次嚴厲批判趙孟頫的語句。在董其昌〈臨王羲之十七帖卷〉的卷首有言（圖6）：「趙承旨書不失尺寸，於晉唐諸家無所不模擬，然無象外奇聳蕭閑之趣。」批評了趙氏嚴守法度的弊病。隨後說道「守法不變，定成奴書」，從句法上雖然是批判初唐虞、褚二家之語，但其實也是承接前面的觀點，再次嚴厲點名趙氏為「奴書」。
董其昌將批判趙孟頫的觀點，化為書蹟傳世。語句讀來，讓人彷彿見到董氏的激越神情。無怪乎學者傅申定此卷名為「玄宰與子昂爭衡卷」（圖7），真得玄宰丰采豪情也。
離合說
董其昌以「率意」破解趙孟頫「作意」所產生的風格僵化，因此又提出了「離合」之說，他說道：「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
又說：「書須參『離合』二字，楊凝式非不能為歐、虞諸家之體，正為離，以取勢耳。米海岳一生誇詡，獨取王半山（安石）之枯淡，似不能進此一步，所謂『雲花滿眼，終難脫去淨盡』。趙子昂則通身入此玄中，覺有朝市氣味。《內景經》曰：『淡然無味天人糧』，此言可想。」
在這兩段文字中，董其昌標榜了楊凝式學書不以形似為宗，唯求精神韻味的契合，故能達到神妙之境。但也以「未夢見在」與「朝市氣味」之句，兩度表明了趙孟頫無法躋攀古人之境。
晚年「始知趙吳興不可及也」
董其昌高才大器，氣識非凡，初學書三年，即置文徵明、祝允明於眼角，終其一生以趙孟頫為假想敵，為自己的藝事生涯預設了一座攻克的高峰。董其昌曾批評明代書壇「眼目為吳興所遮障」，就這一點來說，其實已經客觀給予趙孟頫極高的歷史高度。若從心態與策略來論，他如此標高自我，原因有二：一、超越趙孟頫，直入宋人之境，進而進入晉唐之堂奧。二、把文徵明、祝允明置於趙孟頫遮障下，即可藉由自己的書學理論開宗立派，樹立自己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對董氏來說，趙氏是一座崇高的豐碑，也是他一輩子努力追求的目標。在晚年寫給信孺其人的一件書蹟上，董其昌以非常平和感性的語氣說道：「余年十八學晉人書，得其形模便目無吳興。今老矣，始知吳興書法之妙。每見寂寥短卷，終日愛玩。吳興亦云，『俗子朝學執筆，夕已自夸。』今知免矣。」
董其昌一輩子罵趙孟頫，卻在晚年重新品味趙孟頫書蹟，也因此一改霸氣，收拾起怒罵之語，重定趙氏書史的地位。「始知趙吳興不可及也」，正是董其昌對書史前輩歷史地位的定論吧！
圖片提供｜吳國豪（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