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自2012年11月2日隆重開幕的古書畫特展「翰墨薈萃──美國藏中國古代繪畫珍品展」，不但引起藝術史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激勵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參與為展覽特別舉辦的重量級盛會「翰墨薈萃──圖像與藝術史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的學者多達40餘位，其中多數代表著聞名於世的博物館與研究單位，含括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佛利爾沙可樂美術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香港藝術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台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上海美術館、遼寧省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等，而聽眾更包含海內外藝術史界研究領域的專家、媒體與博、碩士研究生。研討會共區分為六項議程：分別是董源的〈溪岸圖〉、鑑定研究、畫風與流派的傳播、關於趙孟頫的研究、宗教繪畫以及圖像研究。
I董源的〈溪岸圖〉
研討會最熱門的話題，當屬令眾人著迷的董源〈溪岸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的〈溪岸圖〉，1997年被《紐約時報》稱為中國的「蒙娜麗莎」，15年來卻又令各方學者爭辯不已。這次高齡90歲的書畫大家陳佩秋，開頭便討論〈溪岸圖〉的真偽問題。她主要依據各朝代與畫家本身慣於使用的材質、筆墨線條及款識筆法、印鑑款識等方面來判別〈溪岸圖〉真偽，認為〈溪岸圖〉是10世紀的作品，而且是目前唯一傳下來可靠的董源真蹟。上海美術館研究員丁羲元也認為〈溪岸圖〉為五代董源畫作無疑，並進一步探究其內容應是畫出南唐中主李璟（916～961）及其家族的隱居生活。緊接著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談晟廣則提出了「絕岸」山水範式的問題，將〈溪岸圖〉的創造年代推到南宋之前，並藉著風格分析主張〈溪岸圖〉的構圖樣式與書寫性筆觸，乃是元初以迄明、清時期畫家所追求的典型。目前學術界對〈溪岸圖〉的看法共有三種：第一種認為是董源真蹟，第二種認為是五代、北宋古畫，第三種則認為是張大千的偽作。雖然這次研討會中的三位學者都主張「董源真蹟」說法，然而〈溪岸圖〉至今仍留有尚未完全解決與富含爭議性的問題，未來學界的辯論或將持續延燒；換言之，三派學者因知道證明的困難處，勢必將進一步尋找更新而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期待有一天學界可以百分之百把握〈溪岸圖〉的創造者及時代。
II鑑定研究
說到真偽問題，會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前處長王耀庭關於宋畫款識的報告。一件書畫作品乃綜合性物質條件的聚合，是由紙絹、水墨、筆觸、款識所組成的。要判定一幅書畫作品是偽作較為容易，因為在任何一件書畫裡，只要有心都可以找出小問題；但在名品佳作裡，發現有疑問的款識或印記時，又該怎麼處理而重建作品的真偽信譽？王耀庭主張款識與畫作相互為用的研究：首先，研究者需要瞭解當時落款的固定格式，包含如何自稱、字體大小、空格位置以及其交互性的寫法。他舉唐初王方慶進獻武則天、唐人摹〈萬歲通天帖〉與董源在〈溪岸圖〉的落款為例，說明北宋之前的書畫上即可看到「臣」字款式；而在《慶元條法事類》卷十六〈文書門〉中，則可發現公文書中要求書寫名字格式的證明。在理解鑑定款識的一些標準之後，他又舉出了許多歷代款識的例證，如范寬、郭熙、李公麟、馬遠、馬麟、夏珪、梁楷、李嵩等，以資佐證。
III畫風與流派的傳播
筆墨、個人風格以及時代氣息，是從事繪畫作品鑑定的主要依據，但題跋與印章也是傳達作品意涵之關鍵性語彙。大英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與中亞藝術藏品研究員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以元代劉貫道〈消夏圖〉為主，仔細討論其他傳為劉貫道的繪畫。此一題目是由史明理關於20世紀著名鑑藏家吳湖帆（1894～1968）的研究延伸而成的，她很細心地解讀〈消夏圖〉的題跋內容，藉著分析此畫鑑藏史的脈絡，重新評定其藝術價值，並說明相較於西方繪畫創作多限於畫框之中，中國書畫反而是可持續延伸、多人合力完成的有機體。
又例如一幅無款佳作，如傳馬遠所繪的〈春遊賦詩圖卷〉，既無題跋、紀年，又無關於畫題和鈐印的著錄，研究者該如何從事鑑定？宋畫領域的專家姜斐德（Alfreda Murck）認為即使畫中缺少這些記載，仍可透過技法、繪畫題材的內容以及風格獲得一些珍貴的結論。她主要透過文獻分析，以與馬遠同時代的張鎡（1153～1235）之賦詩為證，推測〈春遊賦詩圖卷〉畫出了張鎡位於杭州花園內的場景，乃是與古人「神交」的視覺再現。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全世界各大博物館也紛紛創建線上圖像資料庫，對外公開發表館藏的重要作品。佛利爾沙可樂美術館自2010起公開的線上「宋元書畫」資料庫，主要即用於展示該館所藏10世紀中葉至14世紀中葉的85件古代書畫作品。此次該館中國部主任安明遠（Stephen D. Allee）特別與聽眾分享這兩年所得到的成果：研究員們解讀100多組不同長度和內容的宋元書畫款識及題跋文字記載，並將透過轉載、斷句、考證、註譯和英語翻譯的文字存入線上數據庫，此外還考察了85件宋元書畫作品上近2,300枚鈐印，從而發現其中有近200枚乃是屬於宋、元人的印章；這些新發現實有助於提高古畫鑑定質量及加深對宋元書畫的理解。安明遠亦衷心希望其他博物館共襄盛舉，同心協力促進中國藝術史的蓬勃發展。
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長久以來專注於古畫的補筆研究，主張傳到今日的古代繪畫都或多或少均經過補筆。不言而喻，筆墨行為習慣反映了時代精神，並沿著年代變化而隨之改變。她在此次的講題「傳巨然〈溪山蘭若圖〉的繪製和補筆年代問題：兼論米家江南體在日本的餘韻」中，便以〈溪山蘭若圖〉為例，運用結構分析法及特寫細部的照片，檢驗該畫如何隨著歲月被加上濃墨補筆，以致失去原本的樣子。因此，研究者需切記，古畫實經過了數個世代的修復及重裱，如果我們可以接受補筆的概念，藝術史學家便能夠識破補筆、並揭發作品的真正面目，從而更瞭解作品原來的結構、形態與筆墨習慣。
VI關於趙孟頫的研究
研討會另一個重點為中西文化交流課題。學界探索中國與波斯互相影響的歷史已甚為久遠，眾所周知，西亞文化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此次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研究員劉晞儀決定調轉方向，逆向探討中國對波斯細密畫所造成的積極影響。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媒介就是瓷器；瓷器不只刺激了伊斯蘭世界對中國瓷器的模仿，甚至轉變當地的審美觀念，並引進了創新性的技術，譬如透視畫法、移動波浪畫法、枯木畫法等。劉氏以趙孟頫〈人馬圖〉為例，參照豐富而罕見的視覺材料，如紐約摩根圖書館、倫敦皇家亞洲學會、日內瓦藝術與歷史博物館、柏林國家圖書館等地收藏的伊斯蘭細密畫插圖，分析中國藝術運用透視法表現的動物圖像傳統，以此證明趙孟頫在「人馬圖」傳統裡破格使用透視技法的成就，並說明13世紀末的中國畫家已經掌握到新的技法。此外，針對學界向來以研究中國文化受外地文明影響為主的做法，她建議或許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如何影響絲綢路上的各個國家與地區，會更具啟發性。中國藝術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化對伊斯蘭世界所造成的影響時，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優勢，乃是因為他們對中國藝術風格非常熟悉，因而較容易看出伊斯蘭世界受中國藝術的影響。此項新研究方向也許更能勝過之前的成果。
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研究員宋后楣此次則探討「元代畫龍：升龍、朝天龍與引子龍」。宋后楣說，在龍年來探討龍畫，正巧能相互呼應；即使宋元時代書畫與現代已相去千年，但兩者在文化方面還是保留一些連接。十年來她著重注意研究宋、元動物畫，而且特別調查動物畫題與象徵寓意的時代演變，而這些演變大致是緣於政治或社會因素的遞嬗改變，因此在圖繪中得到不同的更動或反映。透過宋代與元代龍畫鉅細靡遺地比較，宋后楣介紹了元代畫龍在用意和繪畫功能上的轉變，以及象徵性繪畫語言的新意義。
這次研討會也出現許多年輕學者，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研究員何碧琪發表的「再論趙孟頫的書論」，便朝著創新的方向前進，反思形成趙氏書學思想文化氛圍現實的情形，進而提出趙氏的書學思想除了復古之外，還包含更廣泛的意義。另外，東京國立博物館學藝員塚本麿充從2006年起，就從事有關日本大和文華館首任館長矢代幸雄（1890～1975）的研究，此次塚本氏旨在介紹矢代幸雄與席克門（Laurence Sickman）兩位巨擘的收藏活動，亦說明他們對中國藝術史研究造成的影響及其建立的日、美兩國研究中國藝術的方向。
V& IV宗教繪畫以及圖像研究
來自日本的學者，還有日本實踐女子大學教授宮崎法子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倉聖哲，他們分別發表了「宋代的日中美術交流：以傳到日本的宋代佛教畫為中心」、「元代的鍾馗圖像：以龔開為中心」。其中，板倉聖哲主要探討鍾馗圖像的意義及其流傳的過程，認為元代鍾馗具有辟邪的意涵，而根據推測，辟邪的意涵從宮廷到民間均廣泛地流傳著，從而使其意義被固定了下來。換言之，此畫可置於江南士大夫公認的「自我形塑」脈絡當中。
本次研討會因討論十分熱烈，導致預定時程延誤，部分論文來不及在現場發表；但主辦單位表示，2013年春天將出版完整的研討會論文集。最後，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在閉幕式致辭時強調，同時從各地公家單位匯聚五代宋元珍貴書畫藏品，實屬不易，此視覺盛宴乃是一大國際成就。本次研討會不只讓學者有齊聚一堂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彼此間的意見交流將更加突顯作品本身的重要性；研討會與展覽兩者實屬相得益彰，拓展了文化交流及藝術史研究的深度。
圖片提供｜司嬡嬿（Anya St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