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照片︱陳光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提供 文物圖片︱本刊資料室
商周特展在故宮，學者匯聚史語所
台北故宮博物院於2012年秋天起，相繼舉辦「赫赫宗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兩項足以展現商周高度文明的重要特展，值此目擊、研究考古文物的關鍵機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台北故宮、中華文化總會，特別於2013年1月4～5日於史語所共同舉辦「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聚學術菁英於一堂，從考古、禮制與藝術等各個面向，重新探究兩代古文明的核心問題與歷史面貌。
青銅時代的分期∣發展∣轉變
1月4日上午第一場主要研究朝代分期發展與轉變的問題，三位講者各以考古、歷史與科技的研究方式，對於青銅彝器、城址聚落進行討論。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教授宮本一夫講題「夏商交替期的青銅器生產與商文化的形式」，著重夏商交替時期的青銅器變化，並以二里頭時期使用銅鈴的意義和鑄造方式為例。他認為在陶寺文化中，樂器主要出現於上層階級的墓葬中，成為身分地位的代表。這樣的文化意義延續至二里頭時期，也成為中原初期青銅文化的特徵。在技術鑄造上，宮本則更正前人的研究，認為從陶寺文化銅鈴由外範和內範所鑄成，到二里頭時期演變成以外範為分割範的形式。最後他並以「鼎」是否出現於青銅彝器的現象，來作為二里頭與二里岡時期重要的區分指標；同時說明「鼎」在山東龍山文化社會階級的意義，與後來此一文化階級和禮儀觀念如何運用在新王朝的統治上。
商文化的建立和分期亦是本次重要議題之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講題「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以確認最早的商文化與洹北商城始建年代為其研究核心議題。之前學界對於早商文化看法分為兩類：一是鄭州二里頭四期的遺存，另一是二里岡下層一期與偃師商城一期。隨著再度審視鄭州商城的發掘，李伯謙認為鄭州商城應早於二里岡下層一期，但其構成因素較偏向二里頭文化晚期，或應稱為後夏文化較妥當。其次討論的重點在於洹北商城，他透過挖掘報告推論洹北商城分為花園莊早期與晚期，相對於中商二期與三期文化，並接續鄭州白家莊與小雙橋的中商一期文化。最後李伯謙結合史書記載，指出洹北商城應為商王河亶甲所建，即古籍中所說的「河亶甲居相」，作為考古分期的依據。
對於歷史分期的這類關鍵議題，除藉由考古發掘與結合史書的研究外，中研院史語所黃銘崇「從邯鄲遺址的分布看殷墟時期對於華北發展的重要性」也揭露使用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地圖，研究邯鄲遺址的發展概況。他整理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的遺址分布，觀察聚落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指出戰國時期由於使用鐵器，選擇聚落位置不再受水患限制；又以氣候變遷的角度，說明商代晚期與戰國、漢代所處的溫暖期，使得華北地區土地大量開發、遺址使用重疊率很高。最後黃銘崇提出希望整合民國方志及不同資訊的地圖，將古代地景復原的更為完整清晰。（文／郭懿萱）
政局∣動亂下的考古及收藏
上午第二場持續討論商代議題。特別是文物在出土後，受到戰爭、政治或盜掘等因素影響而分置各地。如何看待各地文物並進行研究也是另一個焦點。本場次三篇論文分別以歐美等地的博物館、史語所與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文物進行不同角度的討論。
台大藝史所教授陳芳妹講題「Grenville Lindall Winthrop的『安陽』文物收藏」，以Grenville Lindall Winthrop（1864～1943）對「安陽」出土的文物收藏為出發點，探討安陽文物在國際收藏史、學術史的地位。安陽自1928年進行考古挖掘後，文物透過各種方式流傳至中、日、歐洲等私人或是博物館收藏。Grenville Lindall Winthrop起初收藏19世紀歐美繪畫作品，後來開始收藏安陽文物，除了受當時考古發掘影響外，日本山中商會與盧芹齋對東方文物的運籌帷幄也影響了Winthrop。此外，Winthrop主張藝術應該要透過知識分子的雙眼來發現其價值，並抱持「藝術、文化無國界藩籬」的想法，這也是促使Winthrop收藏安陽文物的原因。當文物流散各地而失去考古脈絡時，收藏脈絡便成為研究文物的另一種途徑。
中研院內田純子講題「商代早期的酒器與青銅禮器」，針對商代酒器形制、組合與紋飾發展，說明商代禮制在使用酒類上的變化。從二里頭時期到殷墟一期的爵及鄭州商城南順城街出土的斝，因其底部呈現煙薰痕跡或內壁殘留白色水垢，可推論兩者為溫酒器；而夏朝、商朝的大口尊因內壁出現白色水垢，則可能為釀酒器。內田純子以西北岡1001號大墓出土的帶流注酒器、觚形器與斗形器為例，說明注酒、飲酒的方式，應為斗形器自大口尊挹酒於帶流器中。又因為大墓中並未出土保存酒精濃度較高的卣與壺，說明祭禮使用的酒是濃度較低而需要溫酒的「醴」。另外，她亦以斗形器容量隨時代逐漸變小、以配合卣與壺的使用，及各種酒器紋飾的不同，說明酒器及「醴」的地位自殷墟二期開始逐漸發生變化。
殷墟文物因戰爭與政局動盪等因素，根隨史語所流轉各地，倉促之間亦出現誤留倉庫或下落不明的情況。南京博物院田建花講題「南博藏殷墟1004號大墓出土青銅胄」，對於留置該院中一箱殷墟1004號大墓出土的青銅冑進行整理，說明箱內青銅冑的殘片情形，及與目前史語所保管同墓出土的七箱青銅冑的關係。田氏首先說明遺留南博的青銅冑頂管、面部殘片與側面殘片殘損的情況與紋飾，並指出王金潮已使用此箱殘片修復兩件完整的銅冑。由於頂管對於區分冑的個數意義重大，若與史語所留有的七箱青銅冑中的頂管殘片進行比對，可推知1004號墓的青銅冑數量應不少於147件。最後據鉛同位素組成分析結果初步推論，南博的青銅冑為高放射成因鉛的青銅器，應屬殷墟二期，其金屬原料來自西南地區，她希望在日後能獲得更多實驗數據，進一步認證。（文／郭懿萱）
鑄造∣銘文∣從銅器探史
而同日下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嚴志斌發表「靈石旌介商墓銅器研究」。由於山西靈石旌介商墓出土大量銘文、帶有族徽「」的銅器，學界多認為該地是國族的聚居地。作者全面分析「」字銅器的紋飾與形制，指出兩者之間有一致性，反映了國族銅器製作的特色。又進而分析該墓出土無「」字銅器的紋飾與形制，指出其中並無國族銅器的特色，可能是其他國族的喪葬贈禮。最後指出排除其他國族之器，國族銅器的組合以酒器為主，兼重食器，與殷墟三期的商墓近似。他並呼籲考古材料的發表應更全面完整，否則便無法深入研究銅器銘文、紋飾與形制的關係。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蔡哲茂發表「論武丁的三配與三子」。《史記．殷本紀》與殷墟甲骨文記載商王武丁曾有三位配偶，亦有三子先後繼位。然而武丁三后與三子的關係卻一直懸而未決。他全面梳理現有材料，指出三后與三子的配對為：妣癸（婦）生祖己，妣辛（婦好）生祖庚，妣戊（婦）生祖甲。其冊立為后及繼位為王的順序亦如上述，唯祖己因早死，實未繼承王位，只在死後享受祭祀。
大英博物館科技保護部研究員王全玉發表「大英博物館藏商代雙羊尊的科技分析」。利用X光儀透視雙羊尊的內部，指出雙羊尊的鑄造是一體成形，鑄造過程中在器壁上使用大量墊片，只有羊角預先鑄好，反映極高超的鑄造技術。雙羊尊的合金成分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大致相同。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光祖於討論時，建議台北故宮亦應對收藏銅器作相同的科技分析。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劉煜發表「技術選擇和技術風格的形成：以鼎為例考察二里頭時期到晚商青銅器的技術演進」，指出銅器形制與鑄造技術相互影響。為了製作更精細的紋飾，以滿足禮儀需求，二里頭與商代銅器的鑄造技術走向分範的複雜化；而墊片、盲芯等鑄造技術自身的發展，亦會影響銅器的形制演變，例如從空足到實足。
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金正耀發表「安陽前期殷人經略地域的方向轉換與青銅資源保障」，指出殷墟前期商人以銅錫合金製作大型青銅禮器，可見商人能有效控制其原料供應，反映其國力強大。而殷墟前期銅器與三星堆等四川出土銅器都含有高放射成因鉛，反映這些地區出土銅器的原料可能來自四川盆地。商人對中國西南的經略及其與當地土著的關係值得深入研究。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天恩發表「商周之際青銅製造重心徙移的觀察」。根據陶範與鑄銅工具的差異，指出陝西出土的西周鑄銅作坊可分兩系：關中系與殷墟系。關中系鑄銅作坊可上溯至商代，可知周人很早就向商人學習鑄銅技術。殷墟系鑄銅作坊則反映武王伐紂後，將殷墟原有的鑄銅作坊遷移至關中（同時亦遷至洛陽），牢牢控制當時最先進的產業技術。西周的殷墟系作坊以鑄造禮器為主，關中系作坊則以鑄造兵器、車馬器、工具為主，該分工體系說明關中自身的鑄銅技術較為落後，不敵新引進的殷墟先進技術。（文／游逸飛）
隨葬器∣鑾鈴∣文化交流與社會階層
1月5日上午，則由著名學者牛津大學羅森（Jessica Rawson）發表「陝西寶雞西周墓裡的青銅弄器」。學界以往多認為寶雞西周墓的文化因素較為特殊，與四川的考古學文化有相似之處。她則從更寬廣的視野分析隨葬弄器，指出相似的出土文物可在新疆、西伯利亞找到，古代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值得更深入探索。而洛陽博物館高西省發表「秦式編鐘初論」，指出春秋秦貴族使用的鼎、簋等禮器已具有秦文化自身特色時，編鐘卻仍墨守前規，與西周晚期編鐘幾無二致。這是因為編鐘的鑄造技術非常複雜，除了形制與紋飾，更須保證音律的準確度，故難以變動更易。
台北故宮器物處助理研究員吳曉筠發表「君子蠻音：鑾鈴在周文化中的意義與轉化」，指出文獻所稱「鑾鈴」的特徵，與出土車馬器裡僅有方座鈴球器與之相符，兩者應為一物。鑾鈴來自北方草原，是周人頗具特色的車馬器，又為金文中常見的賞賜物品，可見其政治象徵意涵。但鑾鈴至春秋中期已不見出土，於戰國初期復興時，放置於馬車的方式已經改變，似乎反映時人已不知鑾鈴原來的用法；但鑾鈴的新用法卻見於《詩經》、《禮記》等文獻，反映戰國至漢代對西周制度的再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謝堯亭發表「倗、霸及其聯姻的國族初探」。近年山西發掘絳縣橫水西周墓地與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據出土銅器銘文可確定為倗國及霸國墓地。謝堯亭全面分析目前所見倗國及霸國的銘文，指出兩國的通婚對象均以姬姓國族為主；又據文化因素推測倗國與霸國同源，均為媿姓。同樣任職該所的吉琨璋發表「西周槨棺裝飾研究」，全面整理數千座西周墓葬裡尚存棺槨裝飾者，約計72座；目前所見棺槨裝飾可分綴飾、木竹框架、荒帷（絲織品棺罩）、銅翣、棺束，棺槨裝飾的不同反映了社會階級或族群的差異，如荒帷目前僅見於大型的姬姓貴族墓之中。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占奎發表「 簋、倗叔壺與我簋的擬年」。他根據自己的西周年代擬定體系，探討三件新出銅器的擬年。三器的年、月、月相、干支一應俱全，〈簋〉應為恭王二十八年器，〈我簋〉應為孝王七年器，〈倗叔壺〉應為穆王或恭王二十六年器。三器均不合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金文曆譜》，可見西周年代的擬定必須重新檢討。（文／游逸飛）
方國∣禮玉∣田野考古第一線
同日下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鳳春接力發表「湖北境內出土的有銘曾器及相關問題」。他是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地的發掘者，該墓的出土將曾國歷史從西周晚期上推到早期。但「曾」為何又稱為「隨」？他提出在西周晚期鄂國被周所滅後，曾國占領鄂國故地，政治中心轉移至溠水以東；又因「隨」、「溠」古音相近，因而得名。透過一系列考古的發掘，可推知西周早期曾國政治中心在葉家山，晚期至古鄂都，春秋時至義地崗，戰國時至擂鼓墩。不過，由於最近又出土帶有銘文「隨」的銅器，是否衝擊目前「曾」即「隨」的論點？有待更多考古資料的驗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黃川田修發表「早期王朝時期的魯西南地區：試論魯國發展之社會背景」，將焦點集中在山東西南地區，分析公元前14世紀到西周中期的社會環境；此地雜糅本土的岳石文化、商文化與由淮河流域前來的南方族群，西周早、中期更是周人派兵淮河下游的必經之地；滕州前掌大墓地一帶即是周人經略的重要據點，如此也可說明周公之所以分封在此的原因。同樣聚焦於山東的還有山東省博物館王恩田發表「益都蘇埠屯商代大墓及其族屬」，他是蘇埠屯墓地的發掘者，該墓地有一座亞字型大墓，是安陽殷墟以外規模最大、人殉最多的商代大墓；墓地出土帶有「亞醜」銘文的銅器，傳世著名的「亞醜」銅器可能就是由此出土；他還更大膽推測，「亞醜」雖然貴為商紂王的三公之一，但因亞字型大墓逾越禮制，可能早在武王滅商前就因紂王征伐而覆滅。
而本研討會最後一系列的題目，則都與玉器有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孫慶偉發表「禮失求諸野：試論牙璋的源流與名稱」，整理中原、山東、陝北、成都平原等地出土的牙璋，推論中原是牙璋的起源地，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禮器，靠著強大的夏文明為支撐，其分布極廣；而且，牙璋應正名為《尚書》中的「玄圭」。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黃翠梅發表「流光溢彩，翠繞珠圍：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梯形牌聯珠串飾」，研究晉侯、芮國、倗國、虢國等墓地出土的梯形牌聯珠串飾，認為這種串飾並非如現今認為的、像玉璜組佩般佩戴在脖子，而可能與北方草原傳統頭飾有關，如蒙古婦女頭飾佩戴在頭部兩側；類似以牌飾提領多股串飾的組合設計，在印度河谷也有發現。至於印度河流域、北方草原與周人存在何種交流關係，則是日後可再深入研究的課題。台北故宮器物處蔡慶良發表「西周玉器改製現象所反映的社會背景」，則從兩方面解釋西周晚期玉、銅工藝衰退的原因，一是由於原料短缺的外部因素，這從文獻、銅器銘文與氣候變異都可得到印證，二是出自於西周晚期藝術品味轉變的內部因素，為了符合新的美感，當時人不吝於改製早期的精美玉器以迎合風尚。
上古時期因年代久遠又缺少文字記載，許多謎團仍難以解開；但隨著不斷有新考古發掘，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商周人與各方國的勢力範圍、工藝美學等各方面，都有愈來愈多資料可供研究；雖然要呈現商周整體的歷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但這些材料將如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拼出商周文化的面貌。（文／游玲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