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傳統&新貌,海上藝術百年繁華──法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海上畫派(1840~1920):上海博物館藏繪畫和書法作品」

傳統&新貌,海上藝術百年繁華──法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海上畫派(1840~1920):上海博物館藏繪畫和書法作品」

法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海上畫派(1840~1920):上海博物館藏繪畫和書法作品」
錢慧安1871年作〈烹茶洗硯〉,設色紙本,63×60公分,上海博物館。
ART PRICE
MSI微星科技

圖︱法國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

(Musée Cernuschi,Musée des Arts de l’Asie de la ville de Paris)

繼2009年「賽努奇博物館藏中國繪畫精品展(Six Centuries of Chinese Painting)」和2011年「中國藝術家在巴黎(Chinese Artists in Paris)」兩個展覽之後,法國巴黎賽努奇博物館(圖1)在中國部門研究員易凱(Eric Lefebvre)的帶領之下,繼續探索中國繪畫領域。本次展覽作品皆來自上海博物館,旨在邀請觀眾前來探索中國藝術史上一個重要時期與流派──19世紀的海上畫派。在這段期間內,眾多書畫名家齊聚上海地區,共同開創出一個既保留傳統、又富有嶄新面貌的藝術潮流。

法國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正門與展覽海報。攝影/林逸欣。
法國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正門與展覽海報。攝影/林逸欣。

19世紀的中國,清朝政府在地方起義和西方列強的武力威脅下,搖搖欲墜、逐漸顯露衰相。尤其自1840年起,江南地區成為各種軍事衝突之地,南京、揚州、杭州等城市因戰事而變得滿目瘡夷。曾經見證這些城市在18世紀繁榮興旺的藝術家,也因此飄零各處,鬻畫維生。尤其是已為外國租界的上海,變成眾人主要的匯聚之地。經由特殊時空環境與人為因素影響下,這不僅成為藝術復興的某種契機,更造就一種以瀟灑線條和飽滿色彩為主要特徵的新興書畫風格。

江南的書畫遺產

為了讓不熟悉中國書畫傳統的法國當地觀眾有初步的認識,館方特別在展場中的第一單元,先介紹江南地區的書畫傳統精髓。場中不僅展出掛軸、冊頁與手卷等不同創作形式,在繪畫主題上也多方呈現,例如有山水、人物和花鳥等,展示藝術家們如何在畫作中重現江南地域的藝術風格。例如在費丹旭(1801~1850)的〈吹簫仕女圖〉(圖2)中,一名穿著紅衣的纖細仕女,在月影梧桐樹蔭下,憑溪倚欄吹簫以述幽幽之情。此類清靈秀潤的美人畫風格,遂成為清代江南的特殊繪畫表現。

費丹旭1850年作〈吹簫仕女圖〉,設色紙本,105×48.5公分,上海博物館。
費丹旭1850年作〈吹簫仕女圖〉,設色紙本,105×48.5公分,上海博物館。

在此單元中出現的藝術家還有朱熊(1801~1864之後)、張熊(1803~1886)、王素(1794~1877)、秦祖永(1825~1884)、吳大澂(1835~1902)、胡錫珪(1839~1883)、胡遠(1823~1886)、周閑(1820~1875)、陸恢(1851~1920)、沙馥(1831~1906)和顧澐(1835~1896)等人。他們不但通過寫實畫像而打造出獨特的肖像風格,還將山水畫從遵循四王的創作枷鎖中解放出來,並由此開創多元畫風。另外,以金石入畫的特色,也是從海派藝術家開始,進而發揚光大。尤其在花鳥作品裡,剛勁有力的筆觸使得畫面變得活靈活現,畫家們有時還會借鑑西方繪畫技巧,用鮮豔的色彩強化作品的生動效果。依照館方的展覽計畫,各單元內的重要席位則保留給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們。

任氏藝術家族:任熊、任薰、任預

在海上畫派中,有不少藝術家都來自任氏家族,其中以任熊(1823~1857)、任薰(1835~1893)和任預(1853~1901)三人最為出色。在此次展覽中,也包含三人的代表作品。例如任熊的〈范湖草堂圖〉(圖3),這幅精美的設色紙本長卷是由任熊和其贊助者周閑所共同商討創作而成。1855年,任氏受到周氏的委任,開始繪製此鉅作。這件精品並非完全是當時草堂的實景記錄,而是加上周氏計畫在退休後準備構築工程的虛擬想像。但後來周氏因職位變動,使得實際的庭園擴建工程無限期延後停滯,僅留下此作以茲後人懷想。任熊以多彩豔麗的設色與變化多端的皴法,來描繪周閑現實與想像中范湖草堂的風貌。整幅作品筆法秀勁清潤,設色清麗兼備,視覺鮮明而不顯浮華。

任熊1855年作〈范湖草堂圖〉局部,設色紙本,35.8×705.4公分,上海博物館。
任熊1855年作〈范湖草堂圖〉局部,設色紙本,35.8×705.4公分,上海博物館。

另一幅任氏族人作品,是任薰的〈愙齋集古圖〉(圖4)。「愙齋」是當時蘇州知名藏家吳大澂的齋號,吳氏對於商周時期的鐘鼎青銅器物,有著強烈的收藏興趣,是19世紀中國金石收藏界中的卓越人物。任薰受到吳氏的委任而製作此圖,他不但描寫吳氏肖像,也將其眾多的青銅藏品加以圖繪設色。在藍色屏風、紅木桌擺和青銅綠鏽三色的對比之下,呈現出吳大澂豐富的金石收藏與考古情懷。最後任預的〈山水〉圖軸,則突顯任氏藝術族人在景物和肖像主題之外,對於傳統山水繪畫亦有涉獵,企圖表現其藝術全才的雄心壯志。

任薰1892年作〈愙齋集古圖〉局部,設色紙本,39.7×99.9公分,上海博物館。
任薰1892年作〈愙齋集古圖〉局部,設色紙本,39.7×99.9公分,上海博物館。

古碑石刻研究:趙之謙

19世紀金石考據之學持續發展,不但造成書法碑學興盛、以金石入畫的創作概念風行,對於篆刻藝術的推廣精進,也是重要的發展動力。其中位居首席者莫過於趙之謙(1829~1884)。趙氏在詩文、書畫、篆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當時著名的金石書畫家,對於後世的書畫風格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此次展出中,館方不僅出示趙氏的書畫精品,還囊括其篆刻與印章,多方面呈現他在金石書畫印鑑上的出色造詣。例如〈篆書金人銘〉(圖5)中,他以蒼勁圓潤的線條書寫秦漢銘文。或在〈牡丹花圖〉裡,用沒骨渲染的手法描繪豔麗牡丹,加上層積墨葉和古拙木石,表現出玉堂富貴之洋洋喜氣。

趙之謙1869年作〈篆書金人銘〉,水墨紙本,176.3×47公分,上海博物館。
趙之謙1869年作〈篆書金人銘〉,水墨紙本,176.3×47公分,上海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覽部分作品,亦透露趙之謙與潘祖蔭(1830~1890)密切的師友關係。潘氏是來自蘇州知名的收藏世家子弟,因專研金石漢學而開始大量收集先秦鐘鼎彝器和宋元珍本版書,是清朝中葉首屈一指的收藏名家。趙之謙曾向潘氏行弟子之禮,且無論在收集古物或是考察鑑定中,趙氏都是潘氏的得力助手。例如這次展出趙氏為潘氏所作的〈積書巖圖〉,就是比喻潘氏藏書之豐厚如山峰之高聳。還有兩枚「漢學居」與「翰林供奉」的印章,都是趙氏特別為潘氏所精心製作的。這些作品都表現趙、潘兩人之間,在金石漢學研究的緊密互動關係。

海上一畫僧:虛谷

此特展中的另一名焦點畫家,就是寓居江南的畫僧──虛谷(1823~1896)。虛谷擅長描繪動物魚類,特別是對於松鼠及金魚,極能捕捉其生動靈韻的意態。例如展品中的〈春波魚戲圖〉,四隻精巧異色的金魚,優游於垂枝湖面的青梅之下,呈現出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其他諸如花卉蔬果主題冊頁,像〈西瓜枇杷〉、〈竹枝〉和〈黃菊〉等作,虛谷也都能以活潑清新和簡約練達的筆法,來彰顯描繪對象的特徵風貌。其構圖立意大膽創新,篇幅充滿裝飾趣味,在海派繪畫中獨樹一幟。

虛谷的另一套〈山水人物圖冊〉(圖6),則是表現其蒼秀清新且冷峻孤寂的不同面貌。冊頁中一座高聳狹長的樓塔,孤獨地駐立於畫面中央,四周蔓延的黑色潑墨山峰與叢林圍繞著樓塔,頓時讓人有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在這顫動緊張的場景中,透露出一絲孤單不安的氛圍。另外,此次展覽中的〈五言對聯〉和〈日長山靜圖〉(圖7),正好讓觀者得以一窺虛谷較不為人知的書法和山水主題。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見到虛谷用筆偏鋒爽勁,皴擦點染具有法度,構圖穩當、耐人尋味。

虛谷1876年作〈山水人物圖冊〉其中一開,設色紙本,38.3×52.5公分,上海博物館。
虛谷1876年作〈山水人物圖冊〉其中一開,設色紙本,38.3×52.5公分,上海博物館。
虛谷〈日長山靜圖〉,水墨紙本,147×40公分,上海博物館。
虛谷〈日長山靜圖〉,水墨紙本,147×40公分,上海博物館。

文人畫意與時代生活

海上畫派吸引眾人目光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巧妙融合傳統規範與創新概念之兩方面的因素。為了進一步探索相關議題,此展特別專設單元來討論在時代生活當中,藝術家們如何彰顯其文人畫意。錢慧安(1833~1911)的〈烹茶洗硯〉(圖8)即為一例。錢氏以仕女人物為專長,畫風受陳洪綬、揚州八怪和費丹旭等人影響。這幅作品就是錢氏受仕紳何維熊(約1810~1870)所託之作。畫面中主人倚坐於樓台書屋旁,四周溪水圍繞松鶴林立,還有兩位小僕在旁,一在烹茶、一在洗硯,主題為傳統的文人家居書齋圖。但是,若細看畫主的面貌,卻可發現其受到西洋肖像寫實風格的影響。錢氏以精湛的畫藝,結合新興的表現手法與傳統的繪畫主題,開拓海上畫派的發展領域。

錢慧安1871年作〈烹茶洗硯〉,設色紙本,63×60公分,上海博物館。
錢慧安1871年作〈烹茶洗硯〉,設色紙本,63×60公分,上海博物館。

另外,吳友如(卒於1893)的〈仕女圖冊〉也是此單元中的焦點之一。吳氏向來以《點石齋畫報》和《飛影閣畫報》等新聞性的圖版印刷為人知曉,但此套冊頁展品,卻是他描繪於絹本之上的精心墨筆設色之作。圖冊中他記錄下當代仕女的生活情景,例如讀書、彈琴和遊玩等活動。畫中的女性人物表徵,各個姿態纖細柔媚,腳上的三寸金蓮足,著實引人注意。其他諸如畫中的場景,無論是亭台樓榭、家具櫥櫃或是器物擺飾,都強調立體透視焦點的描繪觀點。由此看來,吳友如可說是融合傳統的仕女風俗圖像與新穎的西法繪畫技術極為出色海上藝術家。

海上大家:任伯年

任頤(1840~1895)字伯年,可說是海派藝術家中,最受人注目的明星之一。他自小即耳濡目染、接觸繪事,奠定其深厚的技巧與涵養。之後從臨摹傳統的《芥子園畫譜》開始,到土山灣學習西洋繪畫技法,任頤始終不斷地在中西繪畫領域中尋求養分,並在上海這塊華洋融匯的社會環境裡,開始創作生涯且逐漸成長茁壯,最終成為一代名家。任伯年結合傳統中國繪畫的筆墨設色、民間藝師的圖畫技巧和西洋速寫方式,確立強烈的個人風格。他擅長描繪花鳥兼工人物,尤精肖像,亦畫山水,是一位全方位的創作者。

在這次特展中,館方也推出不少任伯年的精心之作,例如在〈文昌與關羽〉(圖9)中,關羽與文昌分坐左右,兩人之上還有一魁星,手持硃砂筆正從紙絹筆筒中,緩緩乘煙騰然而起。在傳統風俗信仰中,兩位神祇皆有護持文運及考試之職能。任氏在此以傳統的「釘頭鼠尾描」,來描繪衣紋頭飾;在主題構圖上,更有可能受到日本版畫的影響,展現出畫家匯集不同繪畫傳統於一身的精湛能力。另外,在任頤與胡遠所合作的〈高邕肖像圖〉(圖10)裡,任氏以西洋寫實技法來速寫高邕(1850~1921)的面貌,並以「釘頭鼠尾描」表現衣紋,加上胡氏以傳統筆墨繪法來補寫松石,構組成一幅中西創作手法合璧的佳作,呈現出海上繪畫的顯著特徵。

任頤1882年作〈文昌與關羽〉,設色紙本,137.5×68.5公分,上海博物館。
任頤1882年作〈文昌與關羽〉,設色紙本,137.5×68.5公分,上海博物館。
任頤與胡遠約1877年作〈高邕肖像圖〉,設色紙本,130.9×48.5公分,上海博物館。
任頤與胡遠約1877年作〈高邕肖像圖〉,設色紙本,130.9×48.5公分,上海博物館。

詩書畫印:吳昌碩

此展覽中最後一個單元的主角,就是集詩、書、畫、印四項為創作能手的吳昌碩(1844~1927)。吳氏個人對於篆書專研甚深,不僅很早就以書法和印刻聞名,後來他也「以書入畫」,成為他特殊的繪畫風格表現。例如在展覽裡的〈四季花卉〉巨幅聯屏(圖11)中,吳氏就以描繪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分別代表四季的豐饒與喜慶。多彩渲染的花卉蔬果與蒼勁老練的枝木奇石,配上凝煉遒勁的詩文書法與印章,成為吳氏最為人所稱道的風格主題。

吳昌碩1911年作〈四季花卉〉聯屏之一,設色紙本,250.7×62.4公分,上海博物館。
吳昌碩1911年作〈四季花卉〉聯屏之一,設色紙本,250.7×62.4公分,上海博物館。

吳昌碩不僅在大幅聯屏掛軸的創作上引人注目,他的小型冊頁也頗受時人歡迎。例如在〈花卉蔬果冊〉(圖12)裡,黃綠相間渲染設色的葫蘆並連一起,四周的墨葉濃脈將其團團包圍。吳氏題署寫到:「不知葫蘆中賣何藥?缶」,加以兩枚朱文方印,整體畫面布局新穎、貌拙氣酣,極富金石氣息。還有一幅吳氏的〈行草書軸〉(圖13),字跡恣肆跳躍、蒼勁渾樸,通篇氣勢雄強。其他吳氏所雕刻的印章也在展品當中,觀眾可藉此一探吳氏詩、書、畫、印四絕的藝術成就。

吳昌碩〈花卉蔬果冊〉其中一開,設色紙本,42.8×43.2公分,上海博物館。
吳昌碩〈花卉蔬果冊〉其中一開,設色紙本,42.8×43.2公分,上海博物館。
吳昌碩1907年作〈行草書軸〉,水墨紙本,143.5×37.5公分,上海博物館。
吳昌碩1907年作〈行草書軸〉,水墨紙本,143.5×37.5公分,上海博物館。

由於策展員易凱特別專研於清代古物賞鑑收藏領域,使得此次的海上畫派特展與以往不同,更加深入地探討書畫創作與金石學術之間的影響關係。另外,細觀此次展品,絕大部分都曾是近代知名海上書畫藏家錢鏡塘(1907~1983)的舊藏。這可替錢氏之書畫收藏研究奠定一個重要的基礎。隨著展覽的舉行,館方還出版精美圖錄(圖14),書中邀請中西方知名學者如李維琨、賴毓芝、易凱、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和楊佳玲等人撰寫專文與圖說,更拓展海派書畫的學術研究。就大部分的西歐觀眾來說,他們對於中國器物的興趣,向來就比書畫熱衷。但近年來在愛爾蘭、英國、德國和法國等境內的多所美術博物館,都相繼舉辦多次的中國書畫特展。期冀透過這些展覽活動,能帶動當地觀眾開始對中國書畫產生興趣,體驗到不同的藝術賞鑑文化。

林逸欣135 篇

訂閱典藏電子報

每週二、五為您精選藝術新聞、展覽與專題報導。

訂閱成功!想更進一步?

免費加入會員,可以在電子報裡:

  • 追蹤你關心的關鍵字,新文章發表即通知
  • 追蹤喜歡的作者,不錯過每一篇

(會員身分會自動收到電子報)

免費加入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