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及中國歷史上最能與宋徽宗相媲美的藝術家皇帝，乾隆皇帝必定是許多人心目中的不二人選：他不僅兼擅詩文、書法、繪畫等各項藝術，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鑑賞家與收藏家，單就其收藏量而言便遠超過以往任何一位帝王；而在他主導下的宮廷藝術創作，更兼融了中國與異國風格，開啟清代藝術的璀璨時代。究竟，這麼一位面面俱全的藝術家皇帝醉心於什麼樣的藝術品味？他個人的創作又呈現何種個人風貌？而他所坐擁的皇家收藏在其生活中又扮演何種角色？這回，本刊就透過與故宮「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書畫部分策展人──邱士華和吳誦芬的訪談，深入乾隆皇帝的內心世界，分享他縱橫古今、永不停歇的藝術探索歷程。
故事的起點：「鏤月開雲」
「有關乾隆的一切，應該從『鏤月開雲』說起，這是乾隆與他的爺爺（聖祖康熙）初次相遇的地方……」，邱士華娓娓道來這個既傳奇又浪漫的故事，說的正是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邁向君王之路最重要的轉折點。1722年，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遊幸圓明園，雍親王胤禛（即日後的雍正皇帝，1678～1735；1722～1735在位）帶著時年12歲的四子弘曆赴圓明園牡丹臺迎駕，祖孫三代共賞牡丹。經此一聚，天資聰穎的弘曆深得祖父歡心，遂被召入宮中，由康熙皇帝親自教導他讀書習字，為其日後成為文武雙全的君主奠定良好的基礎。
康熙皇帝的啟迪對乾隆皇帝影響深遠，以致他日後除了屢屢在詩文中回憶起此段往事，更在即位後將牡丹臺改名為「鏤月開雲」，並親題「紀思堂」匾額以追念祖父教養之恩。此一對乾隆皇帝別具意義的「鏤月開雲」形象，雖可見於乾隆十年（1745）鐫刻的〈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插圖，唯此作屬水墨版畫，並未著色。幸得宮廷畫家余省以鮮豔明亮的色彩，繪製了原屬〈十二月禁禦圖〉中三月一景的〈姑洗昌辰〉（圖1），「鏤月開雲」之風華方得以再現：在由群山、湖泊環繞的樓閣群中，前棟屋頂帶有黃、綠二色相間琉璃瓦的建築即為「鏤月開雲」，後棟則是專供皇帝讀書休憩的「御蘭芬」，其間佐以庭園裡爭奇鬥豔的花卉松石，適與金碧耀眼的樓臺相互輝映。全畫均以工謹的筆法畫出，細膩寫實的程度令人彷彿置身清代宮苑園林，鮮活映照出乾隆皇帝早年的生長環境。
少年乾隆，寫字很有feel
那麼，少年弘曆入宮後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又如何呢？現藏北京故宮的〈弘曆古裝行樂圖〉（圖2）剛好捕捉了他在宮中日常生活的一景：只見主角人物身著便裝，左手輕按方桌上的蕉葉，右手提筆正準備寫字。寫些什麼呢？本次展出的〈摹顏真卿多寶塔頁〉和〈摹王羲之樂毅論頁〉（圖3）即是乾隆皇帝早年習字的證據。
事實上，習字可說是少年弘曆自入宮到即位之前（12～25歲）未嘗中斷的日課；這些習作以年份為單位，分別包裝為14包1,795頁，妥善保存至今。一談起乾隆皇帝皇子時期的書法習作，邱士華雙眼發亮、語帶興奮地說道：「這是乾隆『小朋友』的字第一次公布，看到他寫顏真卿，就跟我們小時候練顏字一樣地稚拙；硃批的部分也很好玩，老師會將他寫得好的字加上紅色圈圈；還有，他每天日課寫兩行樂毅論，老師會在旁邊標注日期，可以看到批改的痕跡。」「見到乾隆受教育的過程，就會想到他也曾經刻苦學習過，原來他跟我們一樣都是凡人，感覺很有feel～」
朕來配個圖吧──乾隆的花卉小品
一生迷戀書法的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書法墨蹟最多的一位君王；相較於此，其傳世畫作可說是相當稀少。又由於他的畫作多半為小景或小品，畫幅較小，經常與其喜愛的珍玩並置在多寶格中，因此更不容易被注意到。
為了深入研究乾隆皇帝的繪畫，吳誦芬在這次的策展過程中，特別費盡心思從多寶格翻檢出未曾展出過的御筆畫。她如此觀察到：「乾隆自己創作的小品，以文人風格的水墨花卉居多，可見花卉應該是他最有自信的門類，而且這些畫的尺寸都極為袖珍，像〈秋英書畫合璧〉就是將畫與對幅詩文合裱的折裝小冊頁，尺寸其實僅有9.5×8.2公分，折疊起來就像一塊豆腐的大小。」此外，透過相關詩文的檢索，吳誦芬也發現引發乾隆皇帝創作欲望的契機，經常是他對於某件紙、絹的質地和光澤特別偏好，或是他受到某件畫作或書法的觸發，遂油然興起「這張圖不錯，我來題個詩，這字有意思，我來配個圖」的念頭。
以本次展出的〈御筆古檜並題張照臨米芾孔聖手植檜贊〉扇面為例，一面為乾隆最鍾愛的書家張照臨仿北宋米芾為山東曲阜孔廟的古檜所寫的贊文，至於另一面原本則是某位院畫家的作品，卻因乾隆皇帝認為該畫的主題與張照臨書的內容不符，於是命人將畫拆去，換裱素紙，重新親繪一幅水墨古檜來與詩文搭配。由畫中檜樹枝椏屈曲的造型相當接近於孔廟古檜的真實形象，然其所用筆墨卻相當簡淡樸拙觀之，可看出乾隆皇帝將追求完美、實事求是的精神，與他所嚮往的寄情筆墨以此自娛的文人寫意風格鎔為一爐，形成他自身繪畫的特色。
量身打造「石渠」書畫王國
今日看來，乾隆皇帝個人的書畫創作，或許較接近傳統文人業餘性格；然而，若就藝術品的收藏、整理和鑑賞、研究等層面觀之，他所採取的態度可謂相當專業，一絲不茍。自即位後，乾隆皇帝不僅大量蒐求天下書畫名蹟，同時也敕令臣子對內府收藏進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整理，而《石渠寶笈》的纂輯便是最廣為人知且稱道的一項工程，分兩階段進行：「初編」始於乾隆九年（1743），「續編」則著手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一匯集宮中收藏歷朝名人書畫及前代皇帝與乾隆本人御筆作品的鉅著，誠為中國歷史上官方書畫著錄最浩繁龐大的成果，反映了乾隆皇帝在文化事業上欲超越前人的宏圖雄心。
有意思的是，本次除了展示台北故宮珍藏的《石渠寶笈》抄本，一旁也同時展出明代陳樾的〈寫生花卉〉與之對照（圖4），令人不禁好奇起清宮收藏的書畫名品洋洋大觀，何以選擇陳樾這樣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花鳥畫家作為展覽的重點？對此邱士華笑著回答：「正因為陳樾不太有名，才可以突顯這件作品被著錄在《石渠寶笈》的意義啊！第一，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畫被編為『上等』，多少反映乾隆的藝術品味，這種水墨花卉正好是他喜歡的類型；再來，這件手卷曾經被貯放在乾隆的御書房，還配上特別訂作的木匣和漂亮的藍色織錦包裝，織錦和木匣裡面都題有『乾隆九年臣張照等奉敕編次』的款，代表這張畫剛好是在《石渠寶笈》編纂的第一年雀屏中選，而且一入選，就受到好的供養，有『新衣服』也有了『房子』。」從小地方看到事情的緣由和全貌，這種「見微知著」的本領，讓人見識到此次策展人積極投入研究的用心與成果。
「三希」魅力，乾隆無法擋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除了著錄於《石渠寶笈》，愛書法成痴的乾隆皇帝，還特別將他珍愛的書法收藏輯刻為卷帙浩繁的法帖集。
「乾隆刻了非常多的法帖，且非常重視書法教育。講到乾隆朝刻帖，大家一定會想到三希堂，它的全名是『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圖5），裡頭除了乾隆最喜愛的三希（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還收入了《石渠寶笈》裡面他覺得很棒的書法，因為是真蹟上石，摹勒精工，雖然其中有些書蹟有真偽的問題，但還是頗受好評。」
吳誦芬一面侃侃而談三希堂法帖的歷史，也不忘說明〈快雪時晴帖〉由於受限於近年展出次數過多，而無法如願於此次展出，因此她特別挑選了三希堂法帖中摹刻〈快雪時晴帖〉的一段，以解遺珠之憾。同時，在展出乾隆二十六年（1761）摹刻的乾隆御筆叢帖〈敬勝齋法帖〉之際，她也挑選出乾隆皇帝臨寫三希帖的作品〈御臨王氏三帖〉以比對，畢竟乾隆皇帝曾自述「內府三王真蹟，清暇臨摹屢矣」，尤其是對他最珍愛的〈快雪時晴帖〉，更是「臨仿不止數十百過」。儘管今日看來，乾隆皇帝乃是以他所熟悉的趙孟頫那種圓潤秀美的書風為基調，來理解並詮釋東晉三王的書法，但是正由於他對三希帖這般痴狂，樂此不疲地反覆臨寫、摹刻，才能造就有清一代於書法蒐羅和整理上前所未見、無與倫比的規模與成就。
鑑定、品評，兼寫日記？
《石渠寶笈》與《三希堂法帖》這兩部匯聚清宮書畫精品的鉅著，不僅記錄下清代皇室藝術收藏的巔峰盛況，也是1925年新成立的故宮博物院用以清點文物、編目與研究的基礎，和今日大眾及藝術市場雅好宮廷藝術、溯古之行的最佳指南，儼然一部宮廷藝術的「葵花寶典」。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成千上萬的法書名畫，多數經過乾隆皇帝的親筆題跋和鈐印，據此還可以清楚窺見其人對於文物鑑賞、品評的意見，繼而瞭解他的品味雅好。
一談到乾隆皇帝的書畫鑑定，大家或許很快會想到他錯將後人臨摹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當成黃公望真蹟的糗事。不過，為了公允地評價乾隆皇帝的鑑賞水準，在本次展覽中，策展人特地平衡挑選乾隆鑑定「正確與錯誤」的案例，其中亦不乏乾隆「知錯能改」的曲折心路。吳誦芬特別舉〈書母衛宜人墓誌〉為例：「這件書法，原來在《石渠寶笈》初編著錄和三希堂法帖選刻時，都歸在趙孟頫名下，乾隆五十七年的時候，乾隆重新考證衛夫人的生平，發現作者應該是衛氏的兒子趙肅。趙肅是趙孟頫從孫輩，寫字很有趙氏家風。但是那時候三希堂法帖已經刻出來，沒有辦法更改，於是乾隆就叫彭元瑞將這段考證寫在母本（真蹟）上，而且在續編《石渠寶笈》的時候又把這段文字補入。從乾隆自已承認『我錯了，其實我是有發現的』，我們看到乾隆勇敢追求真相的一面。」
引人注目的是，乾隆皇帝與他的鑑定團隊在編製《石渠寶笈》時，除了對藏品的真偽、年代詳加鑑別、考證，並對作品的質量進行全面汰選，區分出「上等」與「次等」等不同的級別，他本人還會在某些特別偏好的書畫上，親自題上「神」、「妙」、「能」、「逸」等品評詞彙，以表達他個人的鑑賞觀點。
「『神』品，通常代表乾隆皇帝對這件作品有高度評價，也最能體現乾隆品味的一些特徵。」邱士華列舉出這次展品中，共有五件畫作上有乾隆御題的「神」字，當中又以張宗蒼的〈畫山水〉最具代表性。張宗蒼是乾隆皇帝在第一次南巡途中拔擢入宮的畫家，《石渠寶笈》中收錄了他的畫作達116幅，且多件畫作上都有乾隆皇帝的題詩，在院畫家中可謂名列前茅。而此幅描繪文人在山林水榭間遊玩賞景主題的〈畫山水〉（圖6），於畫作完成後就被懸掛在乾隆皇帝經常造訪的「試泉悅性山房」茶房；每回乾隆皇帝到此處休憩，就會在畫上題詩，前後一共題詠了13次，甚至畫面正中央的巨岩留白處還題有「神」字，充分表露他對這件畫作的高度讚賞與喜愛之情。
至於經乾隆皇帝御題「逸」字的畫作，也是他特別喜歡的作品。邱士華觀察到，乾隆皇帝與一套傳為倪瓚的〈畫譜〉（圖7）之間有非常微妙的互動關係。此套冊頁一共十開，每開逐次描繪竹、林、山石等不同題材，對幅還有畫家自題，解說繪畫技法及源流，提供後人習畫之依據。有趣的是，此套〈畫譜〉目前已經被學者認定是後人臨仿倪瓚的作品，並非真蹟，但乾隆皇帝卻對它情有獨鍾，不但反覆臨摹，還將之隨身攜帶，於前往避暑山莊、靜寄山莊或南巡的途中陪他一塊旅行。乾隆皇帝就像寫日記般，在〈畫譜〉上記錄著他不同時刻的心情或當時的生活實況，有時還會在畫幅上寫下「此正是竹」、「秀色可餐」等簡單評語，傳達他對畫面的感應。對此，邱士華的形容十分貼切：「乾隆每次看到〈畫譜〉的心情一定非常非常開心，它比起〈富春山居圖〉更像乾隆的日記本，而這部分是很個人、非常乾隆的。」
清宮文創的CEO
時下文化創意產業正夯，但有誰想得到早在18世紀的清宮，早已是一個大型的文創基地，而且其創意總監正是皇帝本人。這一切緣自於乾隆皇帝在收藏、賞玩古文物的過程中，不時地將他的鑑賞知識、審美觀念和對於歷史文化的想像帶入其中，並親自主導當時的宮廷藝術，打著「仿古」的旗幟進行一場「文化創意」的革命。
乾隆朝的各項「仿古」事業，往往伴隨著不同的目的。邱士華舉例，一種情況是為了文物的保存維護，而對古畫進行忠實的複製，比如董邦達繪製〈倣荊浩匡廬圖〉，便是「因為原畫的狀況不佳，絹色也很黯沉，所以乾隆特別命令董邦達重新臨摹，畫了一個顏色對比比較清楚的版本，讓人看了可以一目瞭然。」
另一種情況，則是乾隆皇帝希望他的宮廷畫家從仿古當中汲取古人的創意，透過重新設計或加入當代的審美風尚，開啟創新的契機，如孫祜、丁觀鵬合作的〈倣趙千里九成宮圖〉（圖8），即是以乾隆皇帝珍藏的名畫──趙伯駒〈漢宮圖〉為藍本所進行的仿製與創新案例。乾隆皇帝深信〈漢宮圖〉是趙伯駒少數傳世的真蹟，原因在於畫上保留有他所敬佩的明代鑑賞家董其昌之鑑定意見。不過，當乾隆皇帝命令丁觀鵬、孫祜兩位畫家對這幅畫進行仿製時，卻大膽將畫幅由圓形改為方形，讓左上方的高樓以較完整的形象出現，並且藉由調整人物與建築的比例大小，加之運用西洋透視技法描繪，讓畫中的景象看來更具真實感。
除此之外，邱士華也觀察到，在〈倣趙千里九成宮圖〉中，乾隆朝畫家「創意地加入一些清宮的建築、家具樣式，或是古董收藏」，將它轉換為當代熟悉、喜好的視覺圖象，並且在描繪的細節上格外講究，「如宮殿內金爐，其紋樣以細於髮絲的金線描繪，頗有與趙伯駒本爭勝的企圖。」更有趣的是，乾隆皇帝書於畫作詩塘處的御題，將此畫與唐太宗時期的兩位諫臣魏徵、馬周連繫起來，亦即唐太宗想前往「去京師三百餘里」的九成宮避暑，卻因受到馬周的勸諫而打消此念頭。可見乾隆皇帝一方面希望藉此畫來自我惕勵，一方面也將大清帝國與唐朝的恢宏盛世相媲美。
意欲藉由仿古展現好古之心，卻又時刻不忘與古人爭勝，這就是乾隆皇帝仿古的特色。影響所及，他所主導、創造出來的「文化創意商品」，亦都深刻地鐫刻上他個人的藝術品味。
是一是二，乾隆Cosplay
身兼詩人、書畫家、收藏家、鑑賞家及一國之君等多重身分的乾隆皇帝，既是一位擁有無上權力的統治者，又是一位終日沉浸藝術天地的典型文人，這不禁令人好奇起：他自己究竟喜歡扮演哪一種角色呢？在此次展覽中，恰有一幅乾隆皇帝的變裝像〈是一是二圖〉（參見本期第160頁），適足以提供觀看或解讀其自我形象的最佳切入點。
〈是一是二圖〉目前存世有多種版本（圖9），內容都是描繪乾隆皇帝身著漢服，悠閒地坐在床榻上，左手持經卷，右手執筆，凝視著一旁倒茶的童僕；屋內家具和陳設均呈環狀圍繞在他身邊，而其身後則見一座大型屏風，上頭懸掛一幅在面容及裝扮上均與坐於榻上的乾隆皇帝一模一樣的小像。這種以「畫中畫」形式表現肖像的手法，乃是摹仿自台北故宮收藏的一幅宋人〈人物〉冊，由此可以想見乾隆皇帝應當很喜歡這樣的安排，才會命宮廷畫家創作多幅與之相似的圖畫。
事實上，從畫中的家具、陳設等兼融了中國傳統與西式風格，亦可清楚得見乾隆皇帝個人的品味，而擺放在書桌及茶几上的物品，也都是乾隆朝宮廷收藏的珍品，包括商代銅觚、新莽時期的銅量、宋代瓷瓶、明代宣德爐……等等，整間書房滿是古雅的文房珍玩，不啻為古代文人嚮往的生活寫照。誠如邱士華透過這張畫作近距離觀察到的乾隆：「他坐擁各種媒材的收藏，瓷器、玉器、珍玩，各種重要典藏都被放在這幅畫中，他完全沉浸在自己收藏的小世界，他的整個收藏活動和品味都體現在是一是二。」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收藏家，很少有像乾隆皇帝這般的人物，窮其畢生之力，蒐藏各門類文物，沉潛於浩瀚知識與藝文的探索，並以帝王高尚的品味與格調引領宮廷藝術的創新。他所統御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帝國，還是一個「藝術上」的帝國。藉由其任內種種大器且富開創性的作為，乾隆皇帝無疑也將自己的形象深深烙印在當時宮廷藝術或藏品中，從而於後世留下牢不可破的「藝術家皇帝」形象。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