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佩瑾。攝影／鄭婷婷。 陳慧霞。攝影／鄭婷婷。 張麗端。攝影／鄭婷婷。
乾隆皇帝堪稱歷史上最勤勞的皇帝，而令人好奇的是，在日理萬機之餘，乾隆皇帝又有什麼樣的休閒活動呢？吳十州的《乾隆一日》中，描述公務繁忙過後，最令乾隆皇帝愉悅的是，鑽入三希堂，欣賞他眾多的藝術收藏。在這個不到半丈方的小空間中，乾隆皇帝可以完全放鬆，沉浸在自己的藝術小世界。本次國立故宮博物院便以「藝術品味」為出發點，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推出2013年度大展「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帶給觀者不一樣的視覺經驗。為此本刊專訪了該院器物處余佩瑾、陳慧霞及張麗端等三位策展人，帶領我們一窺器物作品中的乾隆品味。
別開生面的乾隆饗宴
「這次的展覽和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年的『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特展有何不同？」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對於策展人來說，可是腦海中不斷盤旋思考的重大要點，甚至從策展人的角度出發，面臨的問題可說是更加困難。從2002年以來，不僅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諸如澳門藝術博物館2002年「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展」、英國皇家藝術學院2005年「盛世華章展」，一直到近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乾隆珍寶展」及香港藝術博物館舉辦「頤養謝塵喧―乾隆皇帝的祕密花園展」等，世界各地不斷出現以清代宮廷、帝王為核心的大小型展覽，成為此次策展中不得不面對的對手，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突破是這次策展的關鍵之一。
「文化政策是和乾隆皇帝的權位、江山合在一起，而藝術品味想呈現的是，在文化政策之外，乾隆皇帝是否有更加親近觀眾、親近人的一面。」余佩瑾談到這次展覽主軸，主要希望從乾隆皇帝作為「個人」的角度切入，探討其藝術品味，企圖更加貼近觀眾，也和之前的展覽有所區隔。張麗端進一步談到：「文化的範圍很廣，當然藝術是包含於其中，不免有一些重疊的情形。但品味的養成勢必是經過這個收藏家的整理品鑑，加上近年來清宮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的公布，讓我們對於館藏品有更多細節上的掌握。」
「乾隆皇帝」一直都是學界的熱門關鍵字，世界各地也持續有相關的展覽登場，不禁讓人好奇，國立故宮博物院在這場展覽競爭中，帶有怎樣的優勢呢？陳慧霞認為：「我們針對的是品味的問題，如果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來辦這個展覽，優勢到底在哪裡？其實乾隆皇帝是有系統地在建構、整理他的藝術，而故宮最大的優勢是館藏有《四庫全書》、《石渠寶笈》、『西清四鑑』等，這些都是乾隆皇帝架構出來的知識系統。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將文物和這些乾隆皇帝所建構出的知識系統結合在一起，從中去理解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從文物出發，配合乾隆皇帝自己所寫的文字、品評等，來建構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正是這次展覽中最大的突破點。
關於這次策展安排，一共分為三單元：品味養成、鑑藏製作及生活藝術。第一單元講述環境、家學淵源，以及教育等環境對於乾隆皇帝的影響，這些外在的刺激以及自我養成，形塑出乾隆皇帝的品味。第二單元，乾隆皇帝從編目整理後再次獲得知識，進而在御製詩中，自我敘述其鑑賞品味，透過仿古、創新來影響當朝所做之物。最後一單元則是著重於乾隆皇帝在一般生活中如何接觸、運用藝術品味。對於這樣的安排，余佩瑾說道：「我們不是要挖掘乾隆皇帝所沒有的品味，而是要透過一個層次來理解其品味。」因此在規劃上，按部就班地從吸收、內化到反射運用的過程，讓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明確且深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以玉為禮：不斷自我教育的帝王
「乾隆皇帝的品味就是多元、複雜，乾隆皇帝之所以會如此多元，是由於他在看待不同品類時，有不同的標準。」張麗端如是說，並且認為其中對於玉器的鑑賞，特別反應出對於「古」以及「禮制」的追求。
張麗端按照時間的序列，講述了乾隆皇帝對於玉器的鑑賞觀點。對於玉器的鑑賞，早在其皇子時期便已萌芽，〈良玉比君子賦〉中便體現了乾隆皇帝心中對於玉器的理解，是依循著儒家的傳統，將玉看成禮的載體。到了乾隆五年（1740）〈乞巧吟〉一詩中，更反映乾隆皇帝對於「巧」的厭惡。這次展出的一件〈玉匜〉（圖1），為現存找到較早一件刻有詠玉詩的玉器作品。這件作品，玉質灰白泛青，為仿古銅器匜，一端為流，侈口、弧腹，附有木製荷葉座，座上刻有御製詩。張麗端說道：「從刻於座上的御製詩可明白，乾隆皇帝將玉看成禮的載體。這樣的一件玉匜絕對不是風花雪月、飲酒作樂的玩物。」被放在第一單元的這件玉匜，反映出乾隆皇帝不斷地提醒自己的帝王身分外，不管在乾隆早期或者晚期，對於禮的重視也是一再重覆出現的。
對於禮的重視也體現於乾隆皇帝對於仿古的興趣。張麗端說道：「我覺得〈玉人面紋圭〉是乾隆皇帝最喜歡的一件古玉收藏，一再重複它上面的紋飾，數量相當多。其中有複製相當準確的，也有較為鬆散的。」這件〈玉人面紋圭〉（圖2），玉呈蒸栗色，呈對稱長梯形，器身鑽有一孔，特點在於刻有大眼、獠牙，並戴船形帽及圓形耳環的人面紋，乾隆皇帝更加琢御製詩和印章於其上。關於這件作品的複製情況，張麗端說道：「至今可確定年代者，最早為乾隆十五年（1750）由宮廷玉匠姚宗仁畫樣，編號『洪字七號』作品，最晚則是乾隆六十年（1795）的『雲字三十三號』作品。」張麗端認為，從複製年代幾乎橫跨整個乾隆盛世，可見對於這件古玉圭的複製是有一定的連貫性，同時也表示乾隆皇帝有多麼喜歡這件作品。乾隆皇帝為什麼這麼喜歡這件作品呢？「從這件作品的詩注上來看，當時有人根據《唐史》稱這件作品為『元黃天符』，乾隆皇帝是駁斥這樣的說法。從字裡行間可見，乾隆皇帝的描述多在玉質的形容，認為從玉的質感就足以連結到禮制與儒學，根本不需要再有其它附會之說。」張麗端表示，即便當時對於這件〈玉人面紋圭〉的複製等級差別甚大，乾隆皇帝強調的是玉質而非紋樣，也就是說，玉質所傳達出的象徵意義，是更加重要的。
乾隆二十五年（1770）前後，乾隆皇帝正式收復回疆，大批的玉料源源不絕地送進清宮內府，成為支持乾隆朝玉器製作的客觀因素，至此之後，玉器製作開始邁向巔峰。此時，最能代表這一紀念性時代的作品，正是乾隆二十五年（1770）製作的〈玉熊尊〉（圖3右）。此作品為一熊形，張口吐舌、左肢前伸、右肢彎曲握有一丸。但是，這件作品並非乾隆皇帝原創，而是根據一件記錄於《西清古鑑》的銅熊（圖3左）所製，唯妙唯肖。張麗端說道：「這一對有極高相似度，我原以為是在宮中所做，但其實是送往蘇州製造的。」按清宮內務府相關檔案記錄，這件作品在清宮中先做有一木樣，一併送到蘇州製作。「這組作品最準確且完整地呈現乾隆皇帝玉器品味的內容、執行、結果以及影響。」張麗端認為，這件〈玉熊尊〉的製作，代表了乾隆朝在玉器製作體制上的成熟，包含依照不同目的、器形而選擇樣稿，傳達出器物製作過程中的程序及手段。
對於張麗端來說，乾隆皇帝是個怎樣的人呢？「『乾隆』兩個字滿文意思為上天的庇佑，乾隆皇帝25歲即位，在位60年，當了三年太上皇，共活了89年。當時乾隆皇帝繼承了其祖、父傳下的富厚國力等，我想他完全符合『上天眷顧的帝王』。透過面對收藏的態度，乾隆皇帝個人也絕對是個博聞強記的人。這是乾隆皇帝內在和外在完美的結合，符合了大家認為『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皇帝對於玉器的詮釋多半和「古」、「禮制」相伴，也因此在玉器的部分，張麗端注意到乾隆皇帝不輕言創新，即便有所創新，多是「古典元素重組的創新」。總得來說，對「古」和「禮制」的重視、玉質光潤度的要求等才是乾隆皇帝所追求的玉器鑑賞品味。
滿漢融合：文化的總結者
除了玉器的部分外，乾隆皇帝也收藏有許多文房珍玩。關於這方面的藝術品味，陳慧霞說道：「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我想要找的是兩個系統，一為作為一位滿人的皇帝，即乾隆皇帝要如何在藝術品味中傳遞滿人的傳統。另一則為繼承明代文人傳統，轉化成他的藝術品味。我認為乾隆皇帝將這二者融合成一體。」如何融合呢？陳慧霞表示，滿人的部分是強調樸質，而這個樸質的部分，其實和明代人的古樸、天成是相應和的。
關於滿人文化的傳遞，選件中包括清康熙〈壺廬文字筆筒〉及清孝賢純皇后〈繡花卉火鐮荷包〉，皆可看到乾隆皇帝對於先祖和舊俗的傳承。此外，在這次展覽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清乾隆〈魚化石插屏〉（圖4）。關於這件作品的來歷，陳慧霞解釋道：「乾隆皇帝每年都去避暑山莊，而這件魚化石就是在路上發現的。乾隆皇帝將魚化石製作成插屏擺放，還一併回答了康熙皇帝的問題。」關於魚化石，在康熙時期製作的松花石硯上已有之，康熙皇帝曾在《幾暇格物》質疑魚化石的形成。透過這件〈魚化石插屏〉，乾隆皇帝慎重考察魚化石成形之因，一解當年祖父的疑問，他認為過去此地必積水豐潤，魚兒自然生活於此，一天當積水枯盡，魚當然也就沉積於泥沙之中，形成了當時所見的魚化石。陳慧霞認為，這件作品可以看成乾隆皇帝和其祖父康熙皇帝，永不間斷的對話。
在文人傳統的方面，陳慧霞進一步探究：「在我的認知之中，乾隆皇帝所謂的文人傳統中，『古』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古』是比較文化性的部分，是屬於文人的。」其中便包含了對於印章及硯台的整理編譜，如〈金薤留珍銅印〉、《鴛錦雲章印譜》及《西清硯譜》等。從這些作品除了瞭解乾隆皇帝依循一定體例、形制來整理內府收藏外，將印章看成古銅器的一部分、整理篆書、重視最古老的澄泥硯等行為，也充分展現了乾隆皇帝對於歷史文化的重視。乾隆對於『古』的強調，還體現在〈銅胎掐絲琺瑯鳧尊〉（圖5）中對於明代晚期掐絲琺瑯的承繼與發展。此件尊造型像鴨子，上有提樑，器身以掐絲琺瑯表現不同部位的羽毛，色彩繽紛。掐絲琺瑯發展甚早，明代晚期蔚為流行，〈銅胎掐絲琺瑯鳧尊〉做工細緻，除了繼承晚明傳統，且以《西清古鑑》為範本：「這件作品是模仿《西清古鑑》的。《西清古鑑》是收錄銅器，但很多東西都用掐絲琺瑯來做。」陳慧霞認為這樣的現象，可能代表了乾隆皇帝將之與銅器對比，將掐絲琺瑯當成禮器的概念進行運用，是過去少見的。
在訪談之中，陳慧霞不時強調，乾隆皇帝作為一位滿人的皇帝，進一步匯融了滿人和明代文人的傳統，其中清乾隆〈鹿角筆山〉（圖6）便屬一例。〈鹿角筆山〉為天然麋鹿角，一端削平，另一端按原狀，仿若層巒起伏，作為筆山。陳慧霞提及這件筆山的來由「是乾隆皇帝到木蘭圍獵時撿到的，這是天生、天然的東西。」筆山從明代以來，一直都是文人桌几上必備之物，而鹿角這樣的材質，在滿人文化中為武功的象徵，由此可知，這件〈鹿角筆山〉運用了自然天成的鹿角製成文房筆山，實為滿人文化與明代文人傳統的結合產物。
「乾隆皇帝其實經常將滿人所謂古樸的東西，和文人質樸天然的部分合在一起，而其中的古所代表的就是前人的文化傳統。」陳慧霞表示，過往的文化累積及明代晚期以來對於藝術文化的整理，加上乾隆皇帝處於一個經濟富庶的時代，促使他對跨文化、跨種族間的融合，成就了乾隆皇帝作為一位文化總結者的野心。
與古代的對話：當聖人的夢想
關於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余佩瑾以大方向來論述，「乾隆皇帝喜歡的東西有時候很俗，有時候很雅，完全不一樣。以陶瓷為例，乾隆皇帝的品評鑑賞多是很素的，且絕大多數為青瓷，這是對古瓷很明確的品味。但在琺瑯彩的例子中，乾隆皇帝下令燒錦上添花，相當繁複。」簡單和繁雜的品味並存，或許會被解釋成乾隆皇帝品味多變。但余佩瑾認為，若進一步深究，不論是古瓷或者琺瑯彩瓷，不論素雅或華麗，「一定要有乾隆皇帝的形象於其上，主要透過在作品上刻寫御製詩，這就是乾隆皇帝的記號。」
「乾隆皇帝是一個不斷追求進步的人，目標是挑戰古人以及當時世界。」余佩瑾心目中的乾隆皇帝，是以古人以及世界為目標，持續挑戰，追求突破。如展品清乾隆〈洋彩錦上添花開光山水紋套瓶〉（圖7），其中「洋彩」代表的就是「西洋」，也就是當時世界的一部分。關於「西洋」的象徵意義，可以先從鐘錶的例子來談。余佩瑾談到：「《庭訓格言》是雍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集結其父康熙皇帝的祖傳家訓，以表示對父親的尊敬之心，在書中記載，康熙皇帝曾以鐘錶為例，訓斥子孫，不該將西洋玩意兒當成是玩具，而是應時刻謹記祖先的辛勞、感念祖先之福；另一方面，也應該思考西洋物品背後暗藏的科技文明演變過程。」因此，同樣受到西洋影響的琺瑯彩瓷，或許應該放進這樣的脈絡思考。〈洋彩錦上添花開光山水紋套瓶〉，瓶撇口折沿、寬頸、肩部以下漸斂，腹作雙層，外部鏤空，器外壁繪有卷草紋、如意紋等紋樣，鏤空處加繪有四季山水畫。這件作品除為大器外，中西合併的紋樣和技術，包括錦地紋和四景山水，都為乾隆皇帝喜歡和重視。此外，套瓶器形更是當時督陶官唐英，為了迎合皇帝品味，絞盡腦汁研發而出的新樣式，因此在這件作品可以看到新技術的啟發。
除了對於當時世界的挑戰外，乾隆皇帝同時也在挑戰古人，這一點從清尤通〈雕犀角人物乘槎〉（圖8）明顯看出。此器呈一長形木筏形，人物鏤空雕於上。在這件作品上，刻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製詩，詩文主要以探黃河之源為主軸。余佩瑾認為：「乾隆皇帝是個喜歡探索歷史軌跡的人」，乾隆皇帝在收復回疆後，為了治理黃河，派人探尋黃河源頭，這一次乾隆皇帝找到和過去史書記載不一樣的黃河之源。黃河水源的重要性和河圖洛書相關，乾隆皇帝從這件古代作品，推想歷史典故，再一次地與古人對話，也因追出不同的源頭，更進一步地挑戰古人。
這次展覽以藝術品味為題，當然脫離不了乾隆皇帝收藏家的身分，其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是一是二圖〉（圖9）清楚展現了乾隆皇帝的自我形象。〈是一是二圖〉中，乾隆皇帝為文人裝扮，端坐榻上，榻後有一屏風，上掛一人物肖像，正是乾隆皇帝本人的肖像畫。在乾隆皇帝左右兩側桌几上，擺有青銅器、玉器及陶瓷器等。〈是一是二圖〉主要是仿自台北故宮藏宋人〈人物〉冊頁，且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人所畫者不止一個版本。多重版本中，不論是畫家、畫作場景甚至是畫中乾隆皇帝的面貌都有所改變，唯一不變的是整體構圖。余佩瑾認為：「一成不變的構圖是否傳達出，乾隆皇帝對於這種構圖不變的想法？〈是一是二圖〉對乾隆皇帝來講，可能有特別的意義，乾隆皇帝將宋人的場景整個移植成自己的場景，一來取代了原有的人物，二來一旁擺放的器物都是乾隆皇帝的收藏，總得來說，乾隆皇帝透過這張作品傳達出扮演文人收藏家的欲望。」
透過這些展品，我們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不斷與過去、與世界對話、進擊挑戰。余佩瑾強調，乾隆皇帝更喜歡古代，追索古代之於乾隆皇帝，可能是為了貼近歷史。閱讀御製詩，余佩瑾看到乾隆皇帝身上的歷史包袱：「因為他想要當一個聖人，勢必要追尋歷史的軌跡；因為他有當聖人的夢想，所以一直一直不斷地與歷史人物對話，這件事花去了乾隆皇帝太多的時間。」
「十全」乾隆
本次展覽標題為「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其中「十全」一詞經常讓人聯想到「十全武功」，如此一來不又再度回歸政治範疇了嗎？但張麗端不諱言：「乾隆皇帝在他的品味裡面，絕對脫離不了政治，因為他就是個帝王，他無法忘記帝王這樣特殊的角色。」並且在此「十全」代表的意義是多元的，這一點從展品〈十全老人之寶玉冊〉（請見頁151）便可看出。這件玉冊為青玉材質，共六片，其上刻有《十全老人之寶說》。余佩瑾解釋：「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作《十全老人之寶說》，內容提到當『十全』連結皇帝作為時，不該只是代表武功一件事，且作為一位皇帝，應時刻兢兢業業完成該行之事。乾隆皇帝也感謝上天讓他如此長壽，得以完成十全武功。」從此看來，乾隆皇帝將《十全老人之寶說》摹刻上玉，用來時刻期勉、警醒自己外，同時也期許未來的皇帝，以延續大清盛世。余佩瑾總結：「因此，『十全』應為全方位皇帝的代表，而文化藝術自然也就成為『十全』的一部分。」
在策劃這麼大型且富具野心的展覽，勢必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點，其中當然包括了展品借展之間的折衝與遺憾外；另外，由於乾隆皇帝的文字資料過於龐大，相關的文字資料必須反覆比對，再加上包含的面向相當廣泛，要如何做到深入淺出的探討，無不考驗著策展人以及研究員的恆心與毅力。透過這次採訪，三位器物處策展人深刻剖析這次大展的主軸、相關作品的介紹，讓我們得以看到乾隆皇帝在藝術品味上，不為人知的一面。此後，每當我們看見乾隆朝的作品，可以大聲說：「這就是他！這就是乾隆皇帝！」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