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古稱「陳倉」，雄踞關中平原西端，橫跨渭河兩岸。從七、八千年前的北首嶺、關桃園村落，到周秦王朝的崛起之地周原、雍城、諸葛亮北伐誓師的五丈原；從西周「鳳鳴岐山」，到秦漢「暗渡陳倉」、唐代「雞鳴祥瑞」……滾滾渭水淹沒了多少興衰往事，漠漠黃土又掩埋了多少歷史遺存。「青銅器之鄉」這一美譽濃縮了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內涵，揭示了城市腳下最為著名的寶貴遺產。
如《詩經》所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這片富饒而厚重的黃土地，不僅積澱、凝聚著幾千年的古老文明，同時也滋養孕育著一代代秉承周禮，崇信修德的渭河兒女，他們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勞作，或耕作、或基建，無意中一次次打開了塵封數千年的地下寶庫。卻不為利誘、不為物惑，主動保護寶藏，演繹了一段段感人肺腑的護寶傳奇。
石鼓山位於寶雞市區渭河南岸，是秦嶺在關中唯一延伸到渭河的餘脈，地理位置優越，文化底蘊豐厚。相傳因出土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的石鼓而得名。本展覽選取了1983年1月至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農民發現並加以保護的五批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青銅瑰寶。那一件件浸透著滄桑歷史的珍貴文物帶給人們的是震驚、是興奮，是喜悅，也講述了三千年前，石鼓山上曾經演繹的精彩故事。
兵器
之歌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詩經．秦風．無衣》
「誰說沒有衣裳？我願與你共披一件戰袍。天子讓我們出兵打仗，快修好戈與矛，我們一同上戰場。」
這是一首詠唱秦軍同仇敵愾的戰歌。在冷兵器時代，戈與矛是殺傷力最強的常規武器，它們一個用來衝刺，一個用來砍削。商周時期步兵的裝備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護體的甲胄和盾牌，另一類就是攻擊的兵器。石鼓山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製作精美的甲胄和戈、矛、戟等青銅兵器，說明墓主人曾經是馳騁沙場的將士。那些被歲月鏽蝕的鋒刃，依舊折射出銳利的光芒。
石鼓山1號墓出土的銅矛，長22.5公分。鋒部尖利，兩葉形似柳葉狀，弧形刃，中脊呈三角棱狀。長圓骹，骹上有兩穿鈕。圓銎口、內殘留有木柲痕跡。近銎口處一面兩鈕之間突起兩豎棱，內飾四個小豆點。矛的形制是典型西周早期特點。虎是青銅兵器上常見的紋飾，大概是取其威猛的含義。另一件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虎紋戈，無胡，扁援體較寬，鋒略圓。銎口呈橢圓形。援本部飾有浮雕的全形虎。虎呈站立的姿勢，身體瘦小，尾巴上卷。丹鳳眼，圓目，嘴巴大張朝向刃部，露出尖銳鋒利的牙齒。手持這樣的兵器，是不是立刻就充滿勇氣和力量了呢？
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兩件銅戟形制相似（圖1），大小略有差異。其中一件呈十字形，長方形直內，短胡，長闌起脊有兩穿，援本部有一圓形穿孔，戈體起脊，戈尖和矛部殘損。考古發現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銅兵器大都彎曲或殘損。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山西天馬—曲村晉國墓地等就出土了大量被有意折彎的戈、矛等兵器。學術界對這種現象的解說有三：一是驅鬼辟邪所致。《周禮．夏官．方相氏》有「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的記載；二是顯示戰功和富有；三是毀兵以示「禁暴」。《荀子．儒效篇》：「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五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偃五兵」體現在喪葬禮儀上就是在死者下葬前要將隨葬的兵器人為地加以毀壞，以消除隨葬的兵器被重新掘出進行武裝的隱患。在寶雞石嘴頭西周初期的墓葬大量殘兵器的出土，證明周人這種「毀兵」葬俗的出現或許更早一些。
當鋒利的青銅兵器取代了笨重的石質武器後，自然會引發防護裝備的革新，於是青銅甲胄就誕生了。石鼓山1號墓出土了一組三件銅甲，均為弧形薄片狀，銅甲邊緣均飾規整的勾連雲紋或弧線形圖案。（圖2）銅甲周邊均有一排或兩排小孔，以鉚接或穿線縫合。銅甲形狀有些呈不規則的筒狀，疑為包裹腿部的護甲；有些呈凸凹不平的片狀，疑是保護胸部的胸甲。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些手工鍛打的青銅甲片，雖然殘損嚴重，不能窺其原形，但厚度不足1公分的甲片，各部位薄厚非常均勻平整，顯示了西周早期周人高超的鍛打工藝。由於時間久遠，加之薄片狀的特殊結構，西周的青銅鎧甲存世很少，目前僅見於山東西庵出土的一件青銅獸面紋胸甲。所以，寶雞石鼓山出土的這些青銅甲片顯得彌足珍貴。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詩經．大雅．公劉》
「吃著大塊的肉，喝著大碗的酒。把他當做君王吧，把他當做族長吧。」
周人的始祖公劉率領族人遷居豳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種植五穀，周族逐漸興盛起來。「民以食為天」，擅長農耕的周民族在飲食上更為考究，烹煮肉食的「鼎」，蒸籠的始祖「甗」，盛滿穀物的「簋」，還有裝著美酒佳釀的「罍」和「卣」。顯示貴族上下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制度和以宗法制為主的治國方略，就在吃吃喝喝的日常生活中產生了。（圖3～圖5）
商周青銅器是貴族的專屬品，一般平民無權也無力享用。石鼓山出土了近千件大小不同、用途各異的青銅器，顯示了墓主人在當時具有極其高貴的身分和地位。銅鼎是用來煮肉、盛肉的炊煮器，也是商周時期最重要的青銅禮器。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鳥父甲鼎〉（圖6），通高33.3公分、口徑26.8公分、腹深16.4公分，重9.2公斤。鼎口微斂，窄折沿，立耳，腹微鼓，圜底，三柱足。口沿下有帶狀紋飾一周六組。各組以扉棱為鼻，與兩側頭部相對的夔龍紋組成饕餮獸面。柱足上部起扉棱，飾獸面紋。紋飾均以雷紋作地，主體花紋上雕刻陰線。整個器物造型厚重大方，裝飾典雅華貴。鼎內壁鑄有鳥紋族徽和「父甲」二字。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扉棱鼎〉（圖7），高44公分、口徑34公分、腹深22.2公分，重15.9公斤。鼎口微斂，斜折窄口沿，附耳，微鼓腹，圜底，三蹄足。鼎腹及足外部鑄有鏤雕的高扉棱，腹部有六道扉棱，其中三道扉棱與三足外的扉棱相對應。內底接三足處有圓形凹陷。鼎沿下飾六個卷尾夔龍紋，以扉棱為界，兩兩頭部相對。腹中部飾直棱紋，下部飾下垂的蕉葉紋一圈。足部飾獸面紋，其下飾兩道弦紋。除直棱紋外，其它紋飾均以雲雷紋作地。底部可見三叉形範痕。此鼎器形高大，裝飾華麗，盡顯貴族風範。3號墓還出土有兩件分襠鼎（鬲鼎），通高分別為22.1和21.8公分。形制、紋飾相似，大小略異。鼎均為立耳，斜折沿，方唇，鼓腹，分襠，三柱足。腹部飾獸面紋三組，獸面之間飾兩倒立夔龍紋，雲雷紋作地，主體紋飾上雕刻陰線。一件鼎內壁鑄有一銘文「正」字，一件內壁鑄銘文「中臣登鼎辛司」二行六字。（圖8）
簋為盛食器，在青銅禮器中的作用僅次於銅鼎，以偶數與鼎配合使用。在商周青銅簋的諸多類型中，有一種簋的形狀很像今天陝西人吃麵用的「大老碗」，它就是周人早期鑄造的乳丁紋盆式簋。這種簋在商周時期主要出土在關中地區，尤其是寶雞一帶。簋的外壁排布有多列尖刺狀乳釘，該紋飾在寶雞地區非常流行。石鼓山3號墓就出土四件乳丁紋盆式簋。敞口，卷沿，方唇，盆形腹，圜底近平，高圈足。口沿下飾一圈三組紋飾，每組正中飾高浮雕獸首紋，獸首兩側飾頭部相對的卷尾夔龍紋。腹部飾斜方格乳丁紋。圈足飾卷尾夔龍紋，兩兩頭部相對。簋高均在15至17公分左右。
盆式簋在寶雞的變形也很多，有的在簋腹部加上對稱的高浮雕獸首雙耳或四耳，有的在簋圈足下連鑄上方座。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一件乳釘紋雙耳簋，敞口，卷沿，方唇，圜底，圈足。口沿下腹部兩側有一對高浮雕獸首雙耳，耳下垂珥。口沿下雙耳正中飾浮雕獸首，獸首兩側間飾鳳鳥紋和渦紋。高19.6公分、口徑27公分，重5.22公斤。同墓出土的一件〈方座簋〉（圖9），就是在直棱紋雙耳簋下連鑄一方座。方座四側面各飾一對高浮雕鳳鳥紋，每組鳳鳥相背而立。鳳鳥的形狀非常奇特，象鼻狀喙，人面兔耳，花冠，兩直肢，高翅，長羽翼，腹下部和喙部飾鱗片狀紋飾。在每個鳳鳥胸下，還站立一小鳳鳥，相依為命，甚為憐楚。
酒器是夏商乃至周早期貴族最為看重的器類。考古發現，在一些商代貴族墓中，凡是爵、觚、斝、盉等酒器，大都和棺木一起放在木槨之內，而鼎、簋等食器都放在槨外。可見商代嗜酒勝於飲食，隨葬也要把酒器放在離身體近一些的地方。該特點在周人早期墓葬中仍能見其痕跡。如從石鼓山3號墓隨葬器物擺設情況來看，禁、彝、卣等一組六件酒器就放在墓葬正中最顯要的位置，說明了墓主人生前對這組酒器的喜愛。
石鼓山3號墓出土的二件商末周初〈戶卣〉，形制相同，大小各異，通高分別為50和36公分。（圖10）卣體為橢圓形，有提樑，帶蓋。扁腹下垂微外鼓圜底、圈足。頸部前後有對稱環耳套接的帶狀提樑。四道高扉棱將器蓋和器身均分蓋頂正中為六瓣蟬紋蕾狀鈕，蓋頂從外向裡分別飾八隻兩兩相對的鳳鳥紋、直棱紋、渦紋共三組帶狀紋飾，鳳鳥為伏臥狀，圓目、曲喙、彎冠、長羽，尾下折。蓋側壁飾四隻兩兩相對的大花冠鳳鳥。蓋兩側有對稱的牛角狀雙耳，耳外飾浮雕牛首紋、蟬紋，耳上部飾牛首紋鋸齒紋，華麗又富有變化。卣身從上至下依次飾鳳鳥紋、直棱紋和大鳳鳥紋。特別是兩兩相對的大鳳鳥紋呈伏臥狀，圓目高凸，曲喙，齒狀大花冠，長羽毛，下折的尾下各有小鳳鳥一隻，生動活潑，別有情趣。圈足飾四組八隻鳳鳥紋。周人喜愛鳳鳥，認為它的形象和叫聲是吉祥的象徵。提樑兩端為圓雕獸首，獸首圓目尖耳，鼻樑隆起，寬平嘴，頭頂有兩掌形角。提樑外飾四組回首夔龍紋，提樑內陰刻變體夔龍紋、蟬紋、牛首紋、渦紋、鳳鳥紋等，並以雷紋襯底。蓋、器內鑄有銘文「戶」字。戶卣造型厚重大氣，裝飾華麗典雅，屬卣中精品。類似的卣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波士頓美術館、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均有收藏。其中，美國兩卣就出自於與寶雞石鼓山隔渭河相望的戴家灣。有專家根據安陽殷墟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出土的殷墟四期晚段至周初的出戟掌形角和大鳳鳥紋陶範，認為這些器物是從殷地鑄造完成後遷入宗周西土的。對殷商所鑄宗廟之器進行如此距離的遷移，意在破壞殷移民士氣，暗含鼓舞周王朝人民鬥志的政治目的。
同墓出土的〈戶彝〉（圖11）是目前所見最高的方彝。通高63.7公分，口徑長35.4、寬23.5公分，圈足長24.5、寬21.5公分。重35.55公斤。彝為廡殿式屋頂蓋，長方形斂口，寬平沿，直腹平底，高圈足。彝體四角及中線皆有鏤雕扉棱，蓋、頸、腹及圈足飾四層紋飾，均以雲雷紋作地紋。蓋頂四角向上伸出的扉棱將蓋面分成兩組梯形和兩組三角形斜面，每面均飾倒置的獸面紋，四組扉棱中上部伸出折角扉棱。蓋頂正中高起的方柱上接硬山屋頂形蓋鈕，兩屋面亦飾倒置的獸面紋，兩側飾三角變體夔紋。彝頸部向下弧形內收，四面正中伸出圓柱接圓雕獸首耳，獸頭上飾一對掌形角。而兩側飾頭部相對的夔龍紋。腹部四側面均飾大獸面紋，獸面為雙層高眉，扁圓目，中間扉棱作鼻，鼻樑隆起，闊嘴獠牙。圈足四側面以中間扉棱為界，兩邊飾頭部相對的夔龍紋，扉棱下有豎直缺口。〈戶彝〉紋飾分布搭配有序，精美詭異，氣度威嚴。由於大量採用了高浮雕的裝飾手法，既簡樸粗放，又不失神祕莊重。蓋頂及器底均鑄有銘文「戶」字。與〈戶彝〉相似的是早年寶雞戴家灣出土的方彝，現藏美國哈佛大學沙可樂博物館。
「禁」是中國古代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擺放盛酒器的几案，多為銅質，目前存世的銅禁非常稀少，但古文獻卻不乏記載。（圖12、圖13）《儀禮．士冠禮》：「兩廡有禁。」《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寶雞出土了許多方座簋，其方座就具有禁的作用。據鄭玄：「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禁的名稱源於戒酒。存世的銅禁極少，目前所知均出土於寶雞。據史料記載，清末光緒二十七年（1901）寶雞出土夔紋長方體禁一件，其上陳放13件青銅酒器。先為端方所有，後又歸美國人福開森（John C. Ferguson），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它是中國出土的共存酒器中保存較完整的成套青銅器。1927年7月，軍閥黨玉琨（毓坤）在戴家灣盜掘古墓發現銅禁三件，其中天津博物館收藏一件，另外二件下落不明。2012年6月22日石鼓山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長方體銅禁一件，器壁飾直棱紋，四周飾夔紋一圈。禁面上承放二件卣和一件方彝，其中一件較小的卣下面套接小方禁。這是唯一經過科學發掘出土的銅禁，對其斷代及器物組合研究有重要意義。石嘴頭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和早年戴家灣發現的青銅器，無論在時代、器類、器形和紋飾等方面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們之間的聯繫值得探討。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詩經．小雅．車攻》
「蔽日黃塵中走來一支整齊而浩大的車隊，馬匹肥碩健壯。這是一個盛大的遊獵隊伍，從那個遙遠的時代滾滾而來……」
《詩經．車攻》將我們帶入了車轔轔、馬蕭蕭的場景中。這些泛著青光的車馬飾，就曾經鑲嵌懸掛在古老的兵車戰馬之上。
石鼓山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車馬器，計有車、車轄、當盧、馬鑣、弓形器、鑾鈴、十字節約、銅泡等。特別是造型多樣的鑾鈴為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而其中兩件曲柄鑾鈴為首次發現。兩件曲柄鑾鈴形制基本相同，組合起來，極似無中部扁平微弧的弓體，而僅存兩側反向彎曲，首端各有鏤孔球形鈴的弓形器。並且每件球形鈴上細下粗的曲柄底端有條形扁平狀凹槽底座，座兩邊有用於鉚接的兩個小孔。過去發現的鑾鈴多為方形銎座，可以套接在車衡、馬軛上。根據對這組曲柄鑾鈴形制分析，應是分別鉚接在車或馬具某部位兩端的裝飾品，可以起到鑾鈴的功用。參照過去弓形器多與鑾鈴同出的實際情況，筆者推測，弓形器或許就是兩個連在一起的「聯體鑾鈴」，起到裝飾車馬和響鈴的作用。這為解開弓形器的用途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石鼓山3號墓共出土四組七件當盧，其中有些當盧的正面的鼻樑、圓餅中部、歧角下部各飾一浮雕牛首紋樣。器物上浮雕牛首紋樣在寶雞出土西周早期青銅禮器、兵器和車馬器中都有大量發現，幾乎成了這一時期寶雞青銅器特有的「商標」符號。該墓出土的兩件銅衡末飾做工精巧，裝飾華麗。衡末端呈龍首狀，鼻樑高起，陰刻圓目，闊嘴露獠牙。管狀衡體上飾三角紋龍身與末端龍頭相接，自然流暢，不露痕跡。另外還出土了二件大小和造型相似的銅鳥飾，鳥為屈腿伏臥狀，昂首，尖喙，圓目，雙翅外張，剪刀尾，全身飾片狀羽毛。銅鳥應是車馬身上的裝飾品。
圖片提供｜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