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9日，美國紐約蘇富比拍賣中，原本以3美元購得的中國製白瓷碗，驚人地以222萬5000美元的天價落槌拍出，這則新聞還讓人記憶猶新。此件白瓷碗的提供者居住於紐約，此碗是他在2007年倉庫拍賣中以3美元購入；如今，此碗由倫敦著名古董商Giuseppe Eskenazi在競標中獲得。事實上，這件白瓷碗正是北宋時代的定窯白瓷器。這樣幸運被挖掘的作品稀奇罕見，而最後得標金額也遠遠高超過原先蘇富比所預設的20萬～30萬美元，不能不說是近年中國美術品水漲船高的象徵。
由於此則新聞，定窯白瓷一夕成名，吸引眾人目光。而近年來，定窯在中國陶瓷史的研究領域也備受矚目。從2009年9月到2010年1月間，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共同合作，正式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計畫。（註1）此次發掘內容，對於解明定窯分期、編年與燒造技術變遷，以及各時代宮廷用製品的燒造狀況等各式各樣課題，帶來重要的發現與成果。因此，也被評選為2009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發掘出土的部分資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2012年的「潔白恬靜―故宮博物院定窯瓷器展」（9月19日～2013年7月31日）與北京藝術博物館「中和之美―定窯陶瓷藝術展」（9月21日～12月21日）都有過介紹（圖1、2）。此外，伴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覽的開幕，同時召開「潔白恬靜―故宮博物院定窯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也參加並發表了研究論文。（註2）
在中國對於定窯的關心驟然提高的氛圍之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舉辦此回展覽，首次將窯址發掘的最新成果介紹到中國之外，可說是非常切合時機；再者，就作為一個東洋陶瓷專門的美術館所舉辦的展覽會而言，也是極具意義。
本展覽是繼2009年國際交流特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2009年12月5日～2010年3月28日）、2010年國際交流展「夢幻名窯 南宋修內司官窯―杭州老虎洞窯址發掘成果展」（2010年8月7日～11月28日），以及2011年國際交流展「碧綠之華．明代龍泉窯青磁―大窯楓洞岩窯址發掘成果展」（2011年9月10日～12月25日）之後，第四回在日本舉辦首次介紹中國最新陶瓷考古發掘成果的國際交流展。
上述四回展覽的目的，都是以本館安宅收藏中國陶瓷作品相關的調查研究為基礎，透過新興發掘成果更進一步理解館藏品，並且重新認識它們的魅力。於此在美術館的展示中介紹博物館的考古發掘資料，再從窯址出土的陶瓷器的破片中看到新光芒，也可說是本館作為陶瓷專門美術館的特色。
2009年定窯窯址發掘的整理作業現正進行中，雖然正式的發掘報告尚未刊行，然而本展覽不僅能夠反映中國方面最新的定窯年代分期實例，而且展覽圖錄當中收錄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韓立森、黃信，以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李鑫、高美京（共同著作）的最新論考，得以充分理解2009年定窯發掘的意義與成果。
定窯白瓷的認識與研究——從發現窯址到考古發掘
◆窯址發現前，關於定窯白瓷的認識
以「宋代五大名窯」（註3）之一美名、享有高度評價的定窯，誕生於唐代中期，晚唐、五代、宋代、金代持續發展與擴張，直到元代才衰退，期間之生產歷程今日已逐漸明朗化。事實上，就在不到一百年前，有關定窯白瓷的具體內涵如此基本的問題，幾乎處於沒有任何根據的狀態。
當然，歷代文獻史料當中，定窯相關的記述遠比其他窯要多得多，然而，包括定窯在內，若要根據文獻將具體的作品鑑定為定窯白瓷，不得不說是極其困難的。這個困境在歷史上或多或少也是相同的情況。姑且不論定窯白瓷生產的年代，自元代以降衰退的定窯製品，特別是在明、清兩代還加上仿定窯製品的問題，有關定窯製品的鑑定可說是因為時間推移而格外困難。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定窯的認識，因應時代與個人差異，其見解亦有所不同。
這種狀況不僅限於定窯，往往也見於其他所謂名窯者。對於中國明、清皇帝與文人而言，古書畫與古器物的收藏與鑑識乃是重要素養之一環，至今仍存留的當時定窯文獻史料，大體上反映了這群人的知識與鑑定品評等鑑賞觀。在這其中，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收集、鑑定品評定窯，以及其他高評價的古陶瓷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清朝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
幸運的是，乾隆皇帝所賞鑑的古陶瓷，許多都收藏於北京與台北的故宮博物院，還有一部分可見於寄存大英博物館的原大維德基金會收藏品。更進一步說，乾隆皇帝將自己詠頌陶瓷藏品所作之詩，亦即所謂「御製詩」，鐫刻於陶瓷製品底部。這些帶有御製詩刻銘的陶瓷，不僅明確標誌著乾隆皇帝本身的收藏印記，御製詩內容本身，也是瞭解乾隆皇帝對於這些作品的認識及其鑑賞觀的絕佳材料。
關於乾隆皇帝對於古陶瓷的認識與其鑑賞觀，學者謝明良很早就已經論及，（註4）此外，2012年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正好舉辦「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主題的展覽，將乾隆皇帝曾經賞鑑的古陶瓷與相關資料展示於一堂，這對於理解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展的詳細內容在展覽圖錄中余佩瑾的文章論考已有詳細說明，此處不再贅述。（註5）圖錄卷末羅列刊載北京與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以及大英博物館的藏品之中，帶有乾隆皇帝御製詩的作品；還有對照乾隆皇帝製作用來御覽，帶有陶瓷器繪圖並且記有尺寸的〈陶瓷圖冊〉，得以比對出來的作品一覽表。（註6）乾隆確實曾經鑑識、鑑賞過的古陶瓷作品有161件。
其中，被乾隆皇帝鑑識的定窯白瓷共有25件（帶有御製詩者16件，可與各種陶瓷圖冊對照者九件），其中兩件可能是宋、元時期其他窯製品，明清白瓷（也可以說是仿定窯）有八件。除此之外，都是北宋到金代的定窯白瓷精品。據此得知至少在定窯白瓷方面，乾隆皇帝的鑑識眼光是相當高超的。
乾隆皇帝所鑑識的定窯白瓷，多數是繼承前代宮廷的收藏。有關這些宮廷收藏品的收藏與流傳脈絡是極其有趣的課題，不過現階段很難加以考證。然而，乾隆皇帝鑑識過的定窯白瓷作品，向來被視為是北宋的作品。但根據現階段最新窯址發掘成果，有相當數量被認為很可能是金代製品。從此現象推論，這些作品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金代或者南宋宮廷時期進入宮廷。當然，定窯白瓷器比起汝窯與官窯數量相對眾多，或許也是特殊的事情；就擁有眾多數量的定窯白瓷精品這層意義而言，乾隆皇帝的收藏值得特別記下一筆，然而，當時能夠看到乾隆皇帝收藏的人應該極為少數，因此乾隆皇帝的鑑識與鑑賞觀，在當時是無法與一般大眾共享。
在乾隆皇帝之後，以蒐集與鑑賞定窯白瓷受到注目者，是20世紀以擁有中國古陶瓷龐大收藏、為人所知的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大維德爵士透過中國的文獻研究，培養其寬博的知識與卓越的鑑賞眼光，構築以歷代官窯為中心的一大中國陶瓷收藏。大維德收藏包含諸多定窯白瓷名品，其中也包含多數從清宮流出的宮廷收藏。其背景是伴隨清朝的崩壞，許多宮廷收藏被售出，流入美術市場的數量也很多。（註7）帶有乾隆皇帝御製詩刻銘的定窯作品有27件，就此層次而言，不能不說大維德爵士間接地承襲了乾隆皇帝的鑑識觀點。
另一方面，如同小山富士夫（1900～1975）所述，20世紀初期，歐洲與中國學者也有人對定窯白瓷的鑑識抱持著完全相反的觀點，小山氏也承認在當時要證明何種觀點正確，有實際上的困難。更值得注意的是，小山氏認為對於定窯要有正確的認識，唯有發現定窯窯址與科學的發掘調查。（註8）換言之，在此思考脈絡下，小山氏於1941年戰爭烽火之中，展開定窯窯址的探索調查如此偉大的事業。
當時，日本與歐美，其後中國學者都盛行中國古窯址的探索調查。在日本早期有大谷光瑞（1876～1948）、中尾萬三（1882～1936）、米內山庸夫（1888～1969），接著小山富士夫等前輩，致力於中國古窯址的探索調查。此外，歐美的James Marshall Plummer（1899～1960）與A. D. Brankston（1909～1941）等研究者，進行建窯與景德鎮窯的窯址調查。稍晚，在中國則有陳萬里（1892～1969）、葉麟趾（1888～1963）與馮先銘（1921～1993）等人在各地窯址調查並且以其為基礎進行研究。他們被評價為中國近代開啟陶瓷史研究的先驅。這樣的窯址探索調查，儘管各式意見紛陳，引人注目的是，此項工作讓人認識到窯址關於中國古陶瓷研究的重要性，萌生近代的陶瓷研究。
◆發現定窯窯址
關於定窯窯址的發現，前述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中，過去在日本每每提及小山富士夫為定窯窯址「發現者」的說法被否定，有人提出葉麟趾（1888～1963）（註9）才是最早窯址發現者的見解。（註10）
葉麟趾於1934年刊行有名的《古今中外陶磁彙編》（文奎堂書莊刊行）而廣為人知（圖3、4）。（註11）其中，葉氏報導定窯窯址不在定州，而是在曲陽縣的「剪子村」（澗磁村）與「仰泉村」（燕川村），（註12）毫無疑問，這是最初公開發表確定的窯址地點。另一方面，小山氏在戰火中冒著危險探查定窯窯址是在1941年4月。
小山氏看到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磁彙編》關於定窯窯址的記述內容，曾經註記「如晴天霹靂般震撼」，還有「這本著作僅僅是五十頁的小冊子，然而頗富有極為嶄新具體的意見，是最近出版陶瓷書籍當中最令人佩服的一本」，給予極高的評價。（註13）
小山氏以葉氏的定窯窯址記述為線索著手調查，推論葉氏所記錄的「剪子村」與「仰泉村」應該指特定地點，因此澈底調查《曲陽縣志》等古文獻，然而並沒有查到兩個地名。接著轉而調查光緒年間的《曲陽縣志》，出乎意料地查到曲陽縣的「澗磁村」以及「龍泉鎮」（南鎮與北鎮）有窯址，於是，根據書中標示得非常清楚的地點與地圖，以此為目標，獨自前往調查。
小山氏為了調查定窯窯址，終於在1941年3月進入中國。在前往定窯窯址調查之前，他先在北京面會訪談葉麟趾。當時，小山氏記述，他詢問「剪子村」與「仰泉村」的地理位置，卻得到「我尚未去過，不清楚精確位置」的回答。（註14）如果該則記述屬實，實際上葉麟趾並未親赴現場調查，「發現」窯址。於是，筆者再次檢視《古今中外陶磁彙編》相關部分文字，如下所述：「曩者聞說曲陽產磁，偶於當地之剪子村，發現古窯遺跡，並拾得白磁破片，絕類定器，據土人云：昔之定窯，即在此處。又附近之仰泉村，亦為定器出產地，然已無窯跡矣。」（以前，曾經聽說曲陽生產瓷器，偶然在當地的剪子村發現古窯址，並撿到白瓷破片，其與定窯瓷器極為類似。據說當地人說以前的定窯就是在這裡。此外，附近的仰泉村也是定窯瓷器的產地，但是窯址已經不見了。）
在窯址發現與定窯極其類似的白瓷片這部分文字，也可以解釋為傳聞，但僅憑此段記述，難以判斷葉麟趾是否曾經親身到窯址現場。如果以小山氏所記述葉氏沒有到當地窯址的談話為根據，那麼，實情或許是葉麟趾在調查定窯窯址所在地過程中，得到窯址在曲陽「剪子村」與「仰泉村」的情報，經考證認為是「可以相信的說法」，於是，首次在其著書中介紹。（註15）
就最早公開發表所謂定窯窯址確認具體地點這一層次而言，葉麟趾應是「定窯窯址的發現者」，然而，最早現地調查並且確認定窯窯址所在地者，則是小山氏的可能性要高。但無論如何，定窯窯址的「發現」都是「再發現」。議論誰是最初的發現者完全沒有意義。近代探求定窯窯址地點的眾多研究者當中，最初介紹窯址地線索者是葉麟趾，然後，小山富士夫最早親赴現場調查，實地驗證葉麟趾的論點。他們可謂都是定窯窯址發現的功勞者。在此之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以及相關中國機關與研究者，透過窯址調查與考古學的發掘，提供更多新發現，持續擔負「發現」定窯窯址的重要功績。
小山氏有關定窯窯址的調查概況，包括在澗磁村與燕山村的窯址調查情形，在兩篇文章〈發現定窯窯址（定窯窯址の発見について）〉與〈來自中國北方的新聞（北支だより）〉已有詳細的記述，在此不再贅述。在1941年4月1日在澗磁村窯址、11日在燕山村（燕川村）進行窯址調查。當時中日戰爭正酣，特別是包含定窯窯址曲陽一帶在內的靈山鎮正是四面受敵的最前線陣地，小山氏以隨行軍隊之姿，實現窯址踏查的心願。調查就在槍林彈雨之中進行，當龐大窯物群堆積如山的白瓷片映現眼前時，忘記害怕，只是興奮地埋首於破片的採集與調查的情況都寫作於前述文章（圖5、6、7）。在澗磁村停留短短不到一個小時，他雇用勞工，指示僅收集帶有紋樣的破片，自己則集中採集特殊種類的破片。小山氏當時採集的破片，包括澗磁村窯址採集的1106片以及燕山（燕川）村窯址採集的99片，總計1205片。（註16）
最後，說句題外話，已故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於1972年以首相身分、為了中日正常化赴中國交涉訪問時，與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會面之際，特別談到與定窯相關的話題。（註17）前首相田中氏與周恩來的這段佳話，真偽不明，然而從小山富士夫的調查開始，定窯與日本結下奇妙的緣分。
奠基定窯研究，兩學者開道路
20世紀初期的中國窯址探索與調查，萌生了近代有關陶瓷史的研究，亦成為之後陶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葉麟趾與小山富士夫開通了定窯研究的新道路，其後新中國成立，中國的學者們更進一步進行詳細的窯址調查與發掘，並且往發掘之路邁進。（註18）特別是在1980年代以後急速發展的中國窯址考古學發展的基礎之上，正式的窯址考古發掘近年達致卓越的成果，也將改寫中國陶瓷史。
這次展覽旨在介紹定窯窯址出土資料，透過最新的窯址考古發掘方法帶來的嶄新成果，為新興的定窯研究展開序幕。從葉麟趾刊行《古今中外陶磁彙編》與小山富士夫窯址的實地調查為開端，至今2009年的窯址考古發掘為止，可說是近代學術領域中國陶瓷研究的縮影。這次展出作品雖是一件件微小的出土破片，卻具有極大的意義。透過在日本第一次公開的66件定窯窯址出土資料，得以連結優雅的定窯白瓷發展史，探觸白瓷之美的祕密！
最後，與本展覽共同舉行的常設展當中設有一個特別角落，展出本館所典藏的定窯白瓷，而特別展「人間國寶 塚本快示―追求定窯白磁之美」當中，則展示了愛好憧憬定窯白瓷的陶藝家塚本快示（1912～1990）的白瓷作品。敬請享受這些白瓷的展覽饗宴吧！
定窯．優雅潔白的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
展覽地點：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展覽時間：2013/11/23～2014/3/23
註釋：
註1：韓立森、秦大樹、黃信、劉未〈定窯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0年1月22日，總第1796期。
註2：小林仁〈定窯研究の最前線―故宮博物院、北京芸術博物館の二つの定窯白磁展とシンポジウム參加報告〉，《陶說》第718號，2013年1月，頁56～63。
註3：現在一般稱呼汝窯、官窯、哥窯、定窯、鈞窯為所謂「宋代五大名窯」，似乎是在進入20世紀才出現的說法，這是承襲自明末以來將柴窯、汝窯、官窯、哥窯與定窯（之後有時也加上鈞〔均〕窯）共同列記為名窯代表的論窯譜系。參見呂成龍〈定窯瓷器研究綜述〉，故宮博物院編《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8～9。
註4：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同文亦收入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7。
註5：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收入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宮博物院，2012。
註6：「附錄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御製詩瓷器」、「附錄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御製詩瓷器」、「附錄三：大英博物館藏御製詩瓷器」、「附錄十：〈珍陶萃美〉冊及其所繪瓷器」、「附錄十一：〈精陶韞古〉冊及其所繪瓷器」（收入註5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
註7：出川哲朗〈デイヴィッド．コレクションと官窯の芸術〉，《中国陶磁の至宝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コレクション展》，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8，頁129。
註8：小山富士夫〈定窯窯址の見について〉，《陶磁》13卷2號，1941年，頁5～6（亦收入《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中国陶磁》，朝日新聞社，1977，頁385～437。英語版請見Fujio Koyama〈On the Discovery of Tingyao〉，《Bulletin of Eastern Art》，Nos,23-24，1941。同時間，小山氏似乎躊躇於歐美學者所做新聞報導式的報告，無顧戰爭的危險狀態，毅然驅使定窯窯址之調查，活生生地展演彼時國際間古窯址發見競賽的一個側面。同上，頁394。
註9：有關葉麟趾的業績，參見葉喆民〈定窯窯址發現50週年―紀念我國陶瓷界老前輩葉麟趾先生〉，《硅酸鹽通報》1984年第3期，頁65～67。以及劉偉〈紀念陶瓷學界前輩葉麟趾先生誕辰120週年〉，《紫禁城》2008年第9期（總第164期），頁70～79。以上文章有詳細的介紹。
註10：前註2小林仁〈定窯研究の最前線―故宮博物院、北京藝術博物館の二つの定窯白瓷展とシンポジウム參加報告〉，頁56～63。有關葉麟趾是定窯窯址發現者此種認識，已經是中國主流的說法，屢屢散見於陶瓷史概論書籍。例如：王莉英、穆青《定窯瓷鑑定與鑑賞》，江西美術出版社，2003，頁7～8。該書日文翻譯版本參見王莉英、穆青（富田哲雄譯）《定窯瓷―中國名窯名瓷シリーズ6》，二玄社，2009，頁15～16。
註11：這本《古今中外陶磁彙編》所記載的內容，起初刊登於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的《化學季刊》第二期，1933年10月版。參見前註9葉喆民，頁65～66。
註12：「剪子村」是澗磁村，「仰泉村」則是燕川村，當初根據傳聞與調查訪問所獲的情報，用漢字來表述口述人所使用的發音，因此用字有誤。後來小山富士夫在當地調查之際，發覺「剪子村」是澗磁村，「仰泉村」是燕山村，小山氏的報告中遂更正「燕山村」為「燕川村」，參見前註3呂成龍〈定窯瓷器研究綜述〉，頁10。
註13：參見前註8中小山富士夫〈定窯窯址の見について〉，頁7。小山氏的定窯窯址調查確實受到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磁彙編》很強的刺激。與這本書出版同樣年代，約在1934年左右，一心熱衷懷抱窯址調查希望的滿岡忠成氏，已經介紹之。參見長谷部樂爾〈定窯窯址採集白磁片とその周邊〉，《古美術》第68號，1983年，頁17。
註14：前註8小山富士夫〈定窯窯址の見について〉，頁9。同件事情在1941年5月15日寄給奧田誠一發表的調查旅行記「來自中國北方的新聞」也有紀錄，其中關於葉麟趾有這樣的評論：「原先我所期待的調查（葉麟趾）並不曾進行過，因此感到有點失望，不過看起來是很善良的君子長者。」（小山富士夫〈北支だより〉，《陶磁》第13卷第1號、1941年8月，頁17（同文亦收入小山富士夫《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頁185～200）。此點承蒙小野公久所賜教。
註15：這點長谷部樂爾很早就已指出（前註13長谷部樂爾〈定窯窯址採集白磁片とその周邊〉，頁88。此外，馮先銘記述1922年葉麟趾首次實證定窯窯址。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1959年第7期，頁67～71。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頁232，也有1920年代葉氏曾進行最初定窯調查如此記述。但是這些敘述的根據不明。
註16：前註8小山富士夫〈定窯窯址の見について〉，頁18～27。其中根津美術館藏有澗磁村定窯895片、燕山（燕川）村定窯97件。參見關口廣次〈小山富士夫先生採集の定窯窯址陶磁片について〉，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3，頁92。根津美術館典藏小山氏所採集定窯白瓷片，曾在1983年根津美術館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舉辦的《定窯白瓷》展中公開展示。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3。
註17：陳文增《定窯研究》，華文出版社，2003，頁92。順帶一提，田中前首相，也談到戰爭期間駐軍河北曲陽一事，然而，事實上1939年田中前首相在當時於北滿洲的富錦（黑龍江省）服數年兵役，似乎沒有駐軍河北的樣子。
註18：關於定窯的研究史，請見阿久井長則〈定窯研究史〉參見前註16，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頁144～149。另見前註10，王莉英、穆青（富田哲雄譯）《定窯瓷―中國名窯名瓷シリーズ6》，頁14～21。
圖片提供｜小林仁（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