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16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假金台飯店召開鈞窯學術研討會（圖1），共集結了中國北京、深圳、河南等地以及日本、台灣的學者，合計發言代表19名，收集了鈞窯相關文章20篇，成果頗豐，稍晚論文集並計畫出版。研討會緊扣鈞窯品種、始燒年代、陳設類鈞瓷製作時代等問題進行討論，配合北京故宮延禧宮西配殿「色彩絢爛─故宮博物院鈞窯瓷器展」展出，並出版圖錄《鈞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鈞窯瓷器薈萃》。
從文獻看鈞窯始燒問題
此次鈞窯研討會15日以學者耿寶昌的〈宋鈞窯與其軼事散言〉為開端，揭示了北京故宮以「北宋晚期是鈞窯的鼎盛時期」為主要抱持觀點的流派（註1）。葉佩蘭認為鈞台窯是北宋脩內司官窯，並兼論北宋鈞州定名等問題。鴻禧美術館舒佩琦介紹該館藏鈞瓷完整品20餘件，器形多為碗、盤、杯、罐、爐、瓶、枕等，其中兩件刻有數字銘的〈鼓釘洗〉和〈海棠式花盆〉，幾乎為30、40年前購入，另有幾件鈞瓷標本，除了觀察其釉層在顯微鏡下200倍的微觀表現，更與寶豐清涼寺、杭州和河南其他窯口出土瓷片15件比較，期望為鈞窯釉層標準表現形態建立資料庫；最後略述私人藏家收藏杭州出土鈞瓷標本，當中一件梅瓶足內側刻有「壽殿」二字。呂成龍則細緻羅列文獻中曾載「鈞窯」與「均窯」相關的記載，最早出現於明中期，大多集中於明晚期。陳華莎介紹徵集的明光鎧鈞瓷，出土孤品，傳世未現。
另一群則是意見同為「北宋是鈞窯始燒年代」立論的河南學者，張金偉的〈均窯的創燒背景及鈞官窯年代〉探討鈞窯始燒於北宋初年，北宋徽宗在禹州城東北設立官窯，而元明後歷來都有仿燒。其他如劉志軍的〈鈞官窯年代辨析與考證〉和李少穎的〈鈞台窯歷史懸疑研究：一種田野調查的視角〉，也都從地方學者多年經驗得出類似的結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木森的〈試探鈞釉瓷的創燒與成熟〉則舉寶豐清涼寺汝窯、鶴壁集窯、禹州神垕劉家門窯、汝州大峪東溝窯、葉縣文集遺址、延津沙門古黃河渡口城址、浚縣黎陽倉遺址、社旗陳郎店遺址、長葛石固窖藏、登封馮灣村窖藏、葉縣文集窖藏等各地考古發現的出土物比較，並繼承陳萬里「鈞瓷繼汝窯而起」的觀點（註2），認為鈞釉始燒年代並不早於汝窯停燒的北宋末。河南大學藝術學院陶藝專業副教授王洪偉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反省鈞窯研究史，其〈鈞窯研究的史學困境及方法論反思─一種學術史的考察〉梳理從文獻、考古學與科技方法研究鈞窯問題的利弊，期待往後結合考古新發現與跨學科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全面地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下向前推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的〈鈞窯陳設瓷的年代爭議與思考〉亦檢討了始燒年代，並反駁陳設瓷製作於明代的觀點。
陳設類鈞瓷製造年代問題
16日的研討會以湖南省博物館李建毛的〈也談官鈞的時代問題〉為開端，以廢品處理方式、窯爐與支釘燒造工藝等方面為線索，認為早期陳設類鈞瓷始於金代，而由於以往對金代文獻等歷史研究不夠全面，往往被忽略不計，精美製品不可能出自蠻族金人之手，其實這樣的觀點正阻礙了金代陶瓷工藝研究的可能性，李氏的發言提示了研究金代鈞窯的必要。上海博物館陸明華的〈鈞窯銅紅釉斑瓷器初步研究─兼述歷代相關釉彩品種〉從鈞窯中銅紅釉斑一類的瓷器討論其生產年代，支持金代說，順帶檢討元鈞銅紅釉、唐鈞、朝鮮青瓷銅彩和景德鎮釉裡紅品種的關係。臨時受委任演講的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長出川哲朗從明代《格古要論》的記載出發，漫談陳設類鈞瓷年代問題，首先提及美國哈佛大學收藏的陳設類鈞瓷所帶數字款應為訂貨標誌，又述及《格古要論》中十數個宋代窯口幾乎以「古」字開頭，如古龍泉、古磁州等，然而鈞窯未以「古」字開頭，或許已經暗示作者視鈞窯為當代瓷窯，年代早不到北宋的觀點；最後提出2004年製藥廠出土標本熱釋光檢測的證據，闡述鈞瓷始燒年代為元末的觀點。
全場力排眾議的深圳博物館館長郭學雷，提供考古資料歷史文獻、圖像資料及歷史背景的比對，同意鈞瓷繼承北宋汝窯出現的金代產品，早期「汝鈞不分」，鈞瓷創燒於金世宗朝，歷經金世宗與金章宗的鼎盛期後，約在蒙古滅金的「壬辰兵變」（1232）後停燒，元代早期的忽必烈時代元鈞有另一個高峰期；又一種青釉鈞窯與汝窯青瓷同為乳濁釉甚難區分，故「鈞窯」一詞始於較晚的明代文獻；最後比較器形，他亦反陳見而行，認為粗放型鈞瓷陳設類器物，特別是花器，年代與明代永樂、宣德產品相近，較明代成化朝精緻類鈞瓷造型為早（註3）。中國國家博物館耿東升介紹〈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宋元鈞窯及明清仿鈞瓷器〉，除了內蒙古白塔村窖藏出土的鈞窯〈月白釉貼塑獸面紋雙螭耳帶座瓶〉，與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後桃園元代遺址出土的鈞窯〈天藍釉貼塑獸面紋雙螭耳花口帶座瓶〉以外，還有景德鎮與宜興窯模仿的作品，館藏豐富。鄭州中原古陶瓷標本博物館馮志剛發表〈介紹兩件館藏鈞瓷紀年標本〉，一件禹州市鳩山鄉閔庄村徵集梅瓶，為殘器，僅存底部，模印「崇寧□寶」錢；另一件鈞釉盤徵集於河北省正定縣，底足無釉，以硃砂書寫「大定」等七字，然痕跡淡不可辨，中心疑寫「方丈（？）」二字，其餘兩字疑似花押，另兩字疑為「智能」或「智龍」。
採用科技分析方法解釋鈞釉問題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李合以七件該院所藏的官窯菱花式碟為無損檢測對象，採用能量散射式X射線螢光分析儀（EDXRF）分析其微量元素，將此與河南文廟出土品青色鈞瓷比較（註4），胎釉成分較為接近；然而文廟遺址性質未明，時代待定，只觀察部分微量元素如鋁、矽的含量，恐怕不夠具代表性，若能納入其他微量元素考慮，結論將可更加完備。丁銀忠的〈河南大峪東溝窯出土鈞窯胎釉原料的時代特徵研究〉透過科技檢測金代八片，元代五片鈞釉瓷片，胎體的氧化矽和氧化銻增高，釉中的氧化鉀確實有明顯的提升，某種程度反應出東溝窯址鈞窯瓷片從金代鈣釉到元代鈣鹼釉配方上的改變。
展覽與結語
整體而言，與會學者大部分支持鈞窯始於北宋，唯少數學者認同非北宋說，此次學術研討會中，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於學術交流中略有交集。研討會亦帶出策展主軸，展覽品來源為故宮舊藏鈞窯瓷器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諸次發掘遺物，分別為1974年禹州鈞台窯（註5）、2001年與禹州神垕劉家門（註6）、2004年禹州市原禹州製藥廠和2010年禹州閔莊（註7），此外亦向內蒙古博物院（圖2、3）、天津博物館和開封市博物館等單位商借展品，全展共125套件（圖4），展覽預計至2014年8月25日結束。
註釋：註1：馮先銘〈鈞窯及鈞窯系諸窯〉，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260～264。註2：陳萬里〈禹州之行〉，《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2期，頁53～56。註3：作者根據1974年發掘的H2、H7等出土物豐富的灰坑地層看來，H1開口於（2）層下，打破（3）層，（3）層時代為元，則H1時代必不早於元；精緻型鈞瓷花器與明代中期白地黑花瓷器同樣出土於H1。註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市汝瓷博物館〈河南汝州市區古代遺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0年3期，頁31～40。註5：趙青雲〈河南禹縣鈞台窯址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7～63。註6：秦大樹、趙文軍〈鈞窯研究、發掘與分期新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編《2005中國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4月，頁7～38。註7：秦大樹、趙文軍、徐華烽〈河南禹州閩莊鈞窯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2年3月2日，8版。丁雨、秦大樹〈鈞窯十年〉，《中國文化遺產》，2012年3期，頁76～83。
圖片提供｜劉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陶瓷考古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