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因其地大物博且歷史悠久，締造出綿長的文化根基，其中黃河及長江流域各又可代表中華文化中的不同文明脈絡。以長江流域為主的江南文化，向來因人文薈萃、經濟繁榮而聞名，若欲了解其中的文化精髓與歷史脈絡，素稱「江右」的江西地區無疑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江西省位於長江中下游的南岸，是江南文化的西陲代表。早期以中原地區為統治核心的各朝代政權，從長江以北往南看，江西正好位在長江的右半側，因此稱此地區為「江右」。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置「江南西道」，意為位於江南的西部地區，其後皆以「江西」作為這個地方的行政區名。唐代詩人王勃〈滕王閣序〉中即盛讚江西：「……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穉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由此可知，江西自古便因地理位置居江漢、三苗、中原、太湖等周圍幾大古文明圈的中間地帶，文化內涵因而極為豐富。晚近以降，隨著境內多項重大考古發現，諸如大洋洲鎮出土3000多年前的青銅器，以及仙人洞遺址挖掘到兩萬多年前的陶器碎片等，更顯示該地區在華夏文化發展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本展覽呈現江西省多間博物館、考古所的典藏文物精華。展品共計120餘件（組），以青銅和瓷器為大宗，另又包括玉石器及金銀器等。書畫展品中，明末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獨創以形寫情、逸氣橫生之作；而清初作為「江西畫派」領導人物的羅牧，其山水畫風格筆意空靈、韻味悠長，畫面中處處流露天真平淡的文人精神，均可見該地區文藝成就斐然。是展共分為三單元，分別為「青銅文明」、「天下瓷都」、「珍寶雅賞」，以下就各單元簡述，以饗讀者。
青銅文明
神祕的三代圖騰
江西在先秦兩漢的文獻中，曾被題為「蠻荒腹地」，但大洋洲鎮新淦大墓的出現，澈底顛覆了這樣的說法。新淦大墓位於江西省新淦縣大洋洲鎮程家村，於1989年修復贛江大堤時發現。這一座封存超過3000年的大墓，埋藏有眾多藝術瑰寶，包括青銅器、玉器、陶器等，共約有1300餘件，其中便有475件青銅器，數量之龐大讓人難以想像。新淦大墓屬於一墓葬群，有人認為這是獨立於商王朝的「虎方」、「戈族」或「句吳」等部族的遺物，也有人認為這是商王朝為掌控青銅資源，派貴族南征開疆拓土的佐證；不管墓主人們的歸屬為何，這些高度發展的青銅作品，證實了江西早在青銅時代即有過和中原文明並行發展且平分秋色的歷史階段。
此處所出土的青銅器形種類豐富，主要分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五類，光作為禮器用的鼎，便出土有方鼎、圓鼎、扁足鼎及鬲鼎等。裝飾方面，則常見有虎、鳥、鹿等動物紋的表現。新淦大洋洲所出土的青銅禮器，明顯受到中原文化影響，大多數的青銅禮器便是模仿中原青銅器而來，但裝飾風格與鑄造工藝又有明顯的地方特色。這點既說明了商代江西地區與中原王朝的密切聯繫，也揭示了當地本已擁有悠久獨特的青銅文化傳統與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禮制文化也已高度發展。江西瑞昌銅嶺銅礦遺址至遲於商代中期已開採，是迄今已發現最早、最大的青銅礦冶遺址。此處銅礦遺址或可說明商代中期起江西地區已有青銅器的製作，而豐富的銅礦資源為發達的江西青銅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
大洋洲青銅禮器的地域特點表現在：其一，器類組合與中原模式有顯著差異。新淦大洋洲青銅禮器以食器居多，尤其是「鼎」占半數以上，酒器則屈指可數，只有盛酒器與注酒器，沒有殷商常見的飲酒器，這與「重酒」的商文化大異其趣；其二，新淦大洋洲青銅禮器中沒有一件器物鐫刻銘文，而銘文在商代晚期中原禮器上是常見的印記：其三，在造型、紋樣方面，新淦大洋洲青銅禮器也表現出濃郁的區域特色，例如簋、豆等容器的假腹，鼎足與鼎耳的動物造型，多種器物上的燕尾紋、魚鰭紋等紋飾以及虎紋的大量使用，都是中原青銅器所罕見的。這些特點反映了當地先民在社會禮制、生活習俗、文化傳統等方面都有鮮明的獨特之處。
展品〈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甗〉（圖1），高105公分，重達78.5公斤，是現存最重的甗，堪稱甗王。甗為蒸煮器，分上、下兩部分，下方的鬲用以煮水，上方的甑用以放置食物。多數的甗為三足，此作品為罕見的四足甗。此甗雙耳外側飾以燕尾紋，雙耳上各立一雄鹿和一雌鹿，回首瞭望，乖巧可愛。
〈伏鳥雙尾青銅虎〉（圖2），長53.5公分，高25.5公分，整器為一虎呈匍匐狀。此虎四肢屈曲，雙眼圓突、齜牙裂嘴，體態蓄勢待發，盡顯霸王氣象。虎身飾有回紋，背上臥有一隻小鳥，揚起脖頸，悠然自得，與身下那只兇猛大蟲形成動與靜、強與弱、大與小的鮮明對比。這件青銅虎應是傳說中「虎方」國的圖騰之物。
〈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圖3），高53公分，面寬14.5×22公分，為一大型青銅人面具。頭部五官似人，卻有獠牙、圓目、闊鼻、尖耳和雙角，半人半神。頭頂有圓管可插羽冠，下端有方銎，可插柄。此頭像兩面對稱，神祕詭異、威嚴懾人，與四川三星堆的青銅人頭像相媲美，可能是象徵通行於人與神之間的巫師。
青銅禮器之外，新淦大洋洲也出土有大量的青銅兵器，約232件，是現在已知商代同類青銅兵器單個遺存中出土數量最多的，反映了這個青銅王國的錚錚尚武之風。這些兵器包括戈、矛、鉞、刀、劍、勾戟、匕首、鏃、鐏、胄等，不僅種類齊全，還出現了一些從未見過的器型。尤其是大刀、鉞、胄等高級將領與貴族所用的禮儀兵器數量多、比重大，折射出強大的武備與複雜的社會結構。
〈獸面紋青銅冑〉（圖4），高18.7公分。冑就是頭盔。商代主要用皮冑，目前發現的銅冑極少。此冑呈尖帽形，邊沿加厚一周，壁厚達0.3公分。冑頂上有小圓管插纓飾，側邊各有一小孔用以穿繩繫冑，正面飾獸面紋。此冑鑄造精緻，銅材優良，薄厚適中，乃武備珍品。
新淦大洋洲同時也出土有銅工具與農具等。銅工具有錛、錐、鑿、砧、柄刀、刻刀、修刀等，工具的多樣性反映出當時生產的專業化程度達到相當高水準，社會分工有了新的進展，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因銅錫礦難得可貴，因此青銅農具相當少見，大洋洲出土了多達數十件青銅農具，包括耒、錛、鍤、鏟、鐮、銍、犁鏵等，品種之豐、數量之多，在迄今所見的商代考古中居於首位。且此處出土的青銅農具鑄造精良，紋飾華美，出土時有的還包裹著絲織品，應該非普通人所使用，而是當地最高統治者在農業典禮上的用器，足見當地統治者視農事為「立國之本」予以高度重視。
天下瓷都
陶器走向陶瓷的3000年
江西的陶瓷生產史，從上饒萬年仙人洞出土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兩萬多年的歲月。自商周、秦漢、兩晉以來，江西陶瓷從原始走向成熟的階段。豐城洪州窯、吉安吉州窯、南豐白舍窯、景德鎮湖田窯等都是古代中國著名的窯場。元代設立「浮梁瓷局」後，景德鎮逐步成為古代中國的製瓷中心。明清時期，景德鎮御窯廠專門燒製宮廷用瓷，帶動了民窯的大發展，使景德鎮成為名聞天下的瓷都，將陶瓷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江西也因其陶瓷的歷史性、傳承性、創新性和獨特性，而形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陶瓷文化。
2012年，中國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兩萬年前的陶器，獲選為當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此遺跡經過各方單位多次發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製品和動物骨骼等，其中早期的陶器經過近年的先進科學儀器檢驗，確知可以早至距今兩萬年前，為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而江西贛江流域的吳城商代遺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則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江西地區已可見製瓷之先聲。
〈雲雷紋獸首提樑黑陶盉〉（圖5），高19.8公分，盉本為商周青銅器中的酒器，這件黑陶盉仿自外形相似的青銅盉，表面烏黑發亮，是仿銅器之珍品。像這樣腹部扁圓、帶有獸首提樑的青銅盉，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的中原和兩湖地區。
經過陶器、原始瓷的階段後，洪州窯於東漢時期創燒，歷經東吳、西晉和東晉早期的發展，到東晉中晚期趨於成熟，其盛燒期一直延續到中唐、終燒於五代，前後延續800餘年，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窯群。遺址分布在今南昌縣、豐城市兩地贛江沿岸，綿延30多公里。漢唐時期的洪州窯，在胎釉原料的選用、成型、施釉、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等方面均有極大的發展和提升，工藝精良，頗有創新，名列中國六大青瓷名窯。
〈洪州窯褐釉辟雍硯〉（圖6）硯堂與墨池相連，硯台中心突起，周圍有儲水槽，便於潤筆蘸墨，恰如辟雍，因此也被稱為「辟雍硯」。硯面周邊有一個凹水槽，硯邊塑20個馬蹄足，在一側塑有一對長橢圓形斂口小罐，似為插筆之用。
江西地區製瓷文化於宋代日漸蓬勃，其中吉州窯燒造出清新活潑的木葉貼花、剪紙貼花、釉下彩繪等黑釉瓷產品，都是極為名貴的品種。吉州窯是有宋一朝最具特色的民窯，窯址在吉安縣永和鎮，創燒於唐代晚期，發展於北宋、極盛於南宋。產品有黑釉、釉下彩繪、白釉、綠釉等，採用灑釉、剔花、印花、貼花、堆雕等技法，充滿了強烈的生活氣息和濃郁的民間風味，集雅俗之美於一體。
〈吉州窯黑釉木葉紋碗〉（圖7），此件作品施以黑釉，外壁垂釉，碗底露胎，碗內壁則裝飾有一木葉。木葉貼花是吉州窯獨創的一種典型的黑釉瓷裝飾，是將天然樹葉浸水腐蝕後留存葉脈，然後貼在已施黑釉的器物上，再敷透明黃釉經高溫燒製而成，樹葉的形狀、葉脈清晰可見，多用於裝飾碗的內壁。如果注上茶水，眼睛和茶盞口保持水平，就會看到樹葉彷彿在水中漂浮，別有一番情趣。
說到江西，大家一定會想起景德鎮！在目前的文獻之中，最早記載有景德鎮相關記載者為唐代。唐高祖武德四年（624），朝廷設立新平縣，布署「陶政」監督瓷器生產，向朝廷進貢。現今景德鎮市浮梁縣晚唐、五代時期藍田窯址的發掘則證實了這時瓷業的發展。宋代景德鎮以湖田窯為中心的製瓷業，生產規模大，創燒的青白瓷聞名全國，以景德鎮為代表的製瓷業成為當時江西最為重要的手工業，元代景德鎮製瓷業中二元配方的採用，青花瓷、釉裡紅瓷的創燒，開創了中國製瓷業的新紀元。此次展覽中，出展了不少江西高安縣第二電機廠元代窖藏出土的青花瓷器，此處窖藏為中國境內至今發現最多元代青花的所在，共計有19件青花，皆為景德鎮燒造。明清政府在景德鎮珠山設立御器廠，負責燒製宮廷用瓷和皇帝的賞賜用瓷，代表著古代中國瓷器生產的最高成就，把中國古代製瓷技術和藝術推向世界高峰。
元代〈釉裡紅開光花鳥紋罐〉（圖8）高25.4公分，釉裡紅是元代創燒的釉下彩瓷器品種，體現了中國古代科技應用在現實生活。釉裡紅用銅紅料作為著色劑，在瓷胎上繪畫紋飾，再罩以透明釉，在高溫下燒成，釉下呈現紅色花紋。釉裡紅瓷器的燒造對窯內氣氛要求很高，很不容易燒成純正的紅色。此罐為多段銜接成型，腹部主體紋是在四個對稱的菱花開光內的吉祥圖案。開光圖案極具民間剪紙藝術效果、線條細膩，代表了元代釉裡紅瓷燒造水準。
元代〈青花雲肩牡丹紋帶蓋梅瓶（「禮」字）〉（圖9），高48公分，這件梅瓶採用了元代特有的多層裝飾手法。從上到下有十層裝飾。層與層之間分別用卷草、菱形紋、弦紋、雙弦紋相間。紋飾繁縟而不亂，主題突出而層次分明，繪畫運筆粗中有細，顯示出元青花成熟期產品繪畫創作的時代特徵。該梅瓶一側有墨書楷體「禮」字。瓶底由於年代久遠、土壤侵蝕等諸多因素，使墨書字體模糊不清。
明永樂〈青花釉裡紅雲龍紋梅瓶〉（圖10），高34公分，這件梅瓶用釉裡紅繪出一條行龍飛騰於波濤洶湧的藍色大海之中。山峰挺立，波濤澎湃，紅藍相間，別具一格。這是一件落選的永樂官窯瓷器。明代御器廠燒造的瓷器在運往京城之前需要先進行篩選，瑕疵品和貢餘品要打碎掩埋，不能流入民間。正因如此，經過考古人員的發掘、復原，今日才得以看到這件未能上貢的瑕疵品。
珍寶雅賞
金玉與文人交織的文化底蘊
經過千百年的醞釀和累積，江西文化在宋、明時期獨領風騷、百花綻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既是江西自古以來尚文重教的基礎所致，也是多元文化異質匯聚所產生的文明成果。宋、明兩代，江西特別盛行書院講學，白鹿洞、白鷺洲書院等著名學府培養了大批賢士俊傑，造就了一批入閣拜相的名臣和封疆大吏，出現了一批文化名人：詞人晏殊、晏幾道、姜夔，詩人黃庭堅、楊萬里、文天祥等譜寫了一首首盪氣迴腸的千古名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的傳世佳作，湯顯祖的《牡丹亭》，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八大山人的妙筆丹青，都是中華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明珠。觀者可以從展場展出的無瑕玉器、華美金銀、錦繡袍服和清幽書畫之中，依稀品味到那個時代清雅高潔的文士情趣，欣賞到那個時代落落大方的審美格調，感受到那個時代超凡脫俗的氣韻芳華。
中國人尊玉、貴玉之風由來已久。早在商代，玉器就已成為神權和王權的象徵。商〈活環羽人玉佩飾〉（圖11），高8.7公分，羽人用一塊棕紅色玉石雕琢成形，採用鏤雕與浮雕相結合的手法完成。它形象特色鮮明，頂冠高聳，冠後有三連環，嘴如喙狀，腰際有翼，屈臂蹲坐。羽人設計精巧，冠後三個活環一次挖掏而成，環環相連，形狀、大小、粗細幾乎同一，又靈活自如，展示了商代工匠的高超琢玉技藝。佩飾既有殷商玉器的某些因素，又有當地民族的文化特點，反映了土著民族鳥圖騰和鳥崇拜的遺俗。
明末清初的江西，雖歷經朝代更迭、世事變亂，卻依然在文化藝術方面結出碩果纍纍，這或許得益於江西在宋、元、明時期累積的厚重底蘊。公元1626年，一位在中國書畫史上地位相當顯赫的大師誕生在南昌，他是明代江西外藩寧獻王朱權之九世孫。因為出身宗室貴胄，這位朱家後裔從小就受到良好藝術薰陶。明朝滅亡後，為了不屈從於滿清統治，他懷著悲憤心情落髮為僧，並數次更改名號，有「雪个」、「个山」、「驢屋」等，其中以「驢」字的俗寫「耷」取的名號「朱耷」，和他59歲以後唯一使用的「八大山人」名號最為響亮。朱耷一生歷經坎坷，長期積憂抑鬱，患上了癲狂之疾。惡病折磨之下，他借詩文書畫抒發內心苦悶，其作品大多用象徵手法表達寓意，通過將物象人格化來寄託自己的情感。朱耷承襲董其昌、黃公望、倪瓚、沈周、徐渭等前輩的筆法，對「揚州八怪」、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李苦禪等後世巨匠產生深遠影響，是將中國書畫藝術發揚光大的傑出人物。朱耷〈雙鵲大石圖軸〉（圖12），是紙本寫意花鳥畫。畫面中下部有一塊大石，兩隻鳥鵲上下互應。此圖筆法簡潔、精美，寥寥幾筆，卻把雙鵲的動態和神氣，表現得活靈活現，是八大山大畫中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