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與世界接軌──大英博物館「明代：宮廷與聯繫，1400～1450」研討會

大英博物館為了配合「明：皇朝盛世五十年（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特展，在10月9～11日一連三天，盛大舉辦國際研討會，主題訂為「明代：宮廷與聯繫，1400～1450（Ming：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本次研討會關注中國明初帝王與皇朝的角色，以及其如何和世界各國展開互動關係。主辦單位邀請超過30位的知名學者，從藝術、物質文化、軍事政治、航海貿易和外交、信仰與跨文化等多方議題予以討論。館方並計畫在明年（2015）出版會議論文集，希望藉此對明初文化和全球史等相關研究提出貢獻。

城市建築

此次研討會的首篇報告是由美國紐約大學喬迅（Jonathan Hay）揭開序幕，其題目為「綠色北京：新都城的生態」。他認為從元代到明代之間，北京城區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他並採用中國棋局的模式，以「勢」的概念來解析北京建城的生態環境，其中運河、石雕和樹木都是討論的焦點。他企圖以這些環境構造為切入點，重新審視北京城的整體設計。但除了北京皇城，明代舊都南京的建築也不可忽略。來自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翁純全，便把焦點放在當地的大報恩寺塔，完成「瓷塔：一個未解之謎」報告。翁氏探詢此塔的建構主因、設計者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他還分析此塔陶瓷裝飾的風格與特色，將陶瓷與建築兩門科目，試圖作一跨學門的連結。

美國波士頓學院的Aurelia Campbell則著眼於永樂朝的宮廟建築，其題目為「永樂朝廷的建築，1402～1424」。她以湖北武當紫霄殿、北京長陵祾恩殿和青海西寧隆國殿為案例，分析明代初年由朝廷所主導的寺廟建築特色。講者以當時使用的作工規則和標準模式，推論明初宮廟對後世建築的深遠影響。在本場專題討論的回應中，大英博物館的司美茵（Jan Stuart）亦提出一些個人想法：例如五行風水的觀念向來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種情況是否也影響著明代建築？建築群的大小規模是否有著不同的意義？當地居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宮廷建築？最後，建築與美術該如何在中國藝術研究中，相互支援而成就彼此？這些問題都值得仔細思考。

宮廷文物

大會第二場專題討論首位登場的報告人為英國牛津大學的柯律格（Craig Clunas），其題目為「寶石與明代文化」。在這次的明代展中，有不少珍寶都是出自於湖北梁莊王朱瞻垍（1411～1441）與繼妃魏氏墓，其中紅寶石和藍寶石的出現，特別引起講者的注意。報告中指出明初皇家所使用的寶石礦物，推測都應源自於東南亞，例如中南半島緬甸的抹谷（Mogok）是世上著名的紅寶石產地，而藍寶石則是出自於南亞斯里蘭卡。透過明代的朝貢體系和海上貿易，這些寶石因而進入宮廷，又本身具有異文化的特色，而見證明代中西物質文化交流的發展。接下來的發表者是大英博物館的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題為「明初宮廷瓷器」。明代陶瓷、特別是青花瓷器，不但在中國享有盛名，更是西方世界裡中國藝術的重要代名詞。講者在此重新審視明初青花瓷的地位與作用。她首先討論明初青花瓷上所留下皇帝年號款識的問題，並且認為當時帝王在其生活中並不常使用青花器皿，多數用來製作成椅凳、花盆或是磚瓦。但在官員朝臣方面，卻是對青花瓷予以使用賞識。講者並採用不少繪畫上的視覺證據，例如展品〈朱瞻基行樂圖〉和〈杏園雅集圖〉等作為輔證。

在珍寶和陶瓷之外，印刷版書和紙幣也是明初物質文化中重要的一環。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尹翠琪，便以「供奉黑暗部隊：明初道經的印刷」為題，討論明初出版的道教典籍。她以《度人經》、《玉樞寶經》和《天皇至道太清玉冊》等經藏為案例，探悉這些刊本的製作緣由與內文的圖像風格和功能，以釐清明初道經與版畫的發展。本場最後一篇報告則為「明代的錢」，是由大英博物館的Helen Wang 和Caroline Cartwright與大英圖書館的Christina Duffy所共同完成，她們以「大明通行寶鈔」為主題，探討其設計與特色。並利用高科技顯微鏡進行科學分析，還原當時製作紙幣的材料。

宮廷人物

第二天研討會的首篇報告是來自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林萃青，其題目為「朱權與明初中國皇室音樂的生產與消費」。朱權（1378～1448）原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子，因為牽涉靖難之役與當權者不和，便寄情於宗教和戲劇。此次講者特別針對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作討論。該書是一本戲劇音樂的專門論著，內容涵蓋北曲曲譜、前朝戲曲和散曲資料，是理解明初戲曲發展的關鍵史料；講者最後還播放一段朱權所作的曲調演奏，讓與會者能有個視聽享受的機會。接著上場的是於大英博物館協同策展的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陸於平，她的報告主題是「后妃龍冠：明初皇權的象徵」。她先利用《大明會典》和《三才圖會》等文獻資料，解釋明代后妃、貴妃和嬪妃等人的特定鳳鸞裝飾；之後並以出土的鳳冠和髮飾與台北故宮所藏的〈明帝后肖像圖冊〉等實物，分析探討其圖像學。

英國牛津大學Peter Ditmanson的報告則是「永樂官員與其遺留風範的塑造」，內容主要採用明代邸報、起居注和實錄等歷史文獻來討論明初的官員人物。他認為這批官員不僅在朝中具有權勢，他們所創作的文體與書風——「臺閣體」，其間歌功頌德的文辭和端正婉麗的書法風格，更是影響後世甚巨，尤其深受皇室貴族與官吏的喜愛。這次展品中沈度（1357～1434）的書法作品和謝環（1377～1452）的〈杏園雅集圖〉，便是這種官場氛圍下的文化產物。最後，此場的討論者康蕊君（Regina Krahl）提出在明初朝廷內府裡，帝王、后妃和官員雖然身處不同地位階級，但卻共同造就豐富的宮廷物質文化，形塑明初時代特性。

宮廷繪畫

在明初宮廷繪畫方面，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尹吉男提交的報告為「江西官員團體與宮廷浙派畫家的交流」。他主要論及明初官員的雅集聚會，並試圖從文字和圖像間的複製與轉化中，找尋相關的異同與特色。講者舉出現存幾幅畫作像〈十同年圖〉、〈竹園壽集圖〉、〈五同會圖〉和〈杏園雅集圖〉等，來討論明代官員雅集圖繪的製作背景與圖像內容。他並強調繪製者和圖中人物的省籍聯繫，特別是江西官員與浙派畫家的互動。至於來自北京故宮的余輝，則把焦點放在朱邦與其〈王宮圖〉，所報告的題目為「朱邦與紫禁城畫作們」。講者先介紹當時京城設計者蒯祥（1398～1481）的生平事蹟，接著回顧畫家朱邦的相關研究，儘管其可靠存世畫跡僅有八件，但仍可約略認識其他的個人畫風。最後講者比較全球已知五件明代王宮圖的風格特徵與差異，並認為大英博物館本應屬朱邦真跡，是為紀念蒯祥之作。

美國紐約魯賓博物館的Karl Debreczeny則關注於西藏主題的繪畫，並以「在西藏邊境的明初帝國工作室」為報告題目。他指出明初永樂皇帝與藏傳佛教領袖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Deshin Shekpa，1384～1415）因緣頗深，皇帝不僅授予噶瑪巴「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尊號，自己更成為其門下弟子。之後皇帝還邀請噶瑪巴至南京靈谷寺為明太祖舉辦薦福儀式，事後並贈送〈普渡明太祖長卷圖〉。其他諸如青海樂都瞿曇寺的建立，都是明代皇室和藏傳佛教往來密切的明證。正如此場評論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馬嘯鴻（Shane McCausland）所提出，這些學者利用文本資料和圖像媒材，試圖從中解釋對象之間的人際交往和社會關係，突顯藝術社會學的研究特色。

信仰

明初的信仰複雜，內容不僅包含儒、釋、道三教教義，更涉及各地的民間風俗。美國堪薩斯大學魏盟夏（Marsha Haufler）便以「明代僧人的肖像」為題，討論明初佛教祖師肖像的風格發展。她先討論展品〈敕封榮國恭靖公贈少師姚公廣孝真容〉與南宋〈無準師範像〉之間的圖像關聯和繪製特徵。接著再以一幅藏傳佛教薩迦派祖師肖像為中心，論述西藏的圖繪傳統。最後綜合以上案例，比較中土／西藏與禪宗／藏密之間祖師肖像的風格變化與異同，企圖呈現明初宗教繪畫上地域與派別之分。台北故宮的林莉娜則把研究焦點投向永樂朝的祥瑞圖畫，其題目是「永樂朝的祥瑞圖像和頌詞」。她舉例解釋明初盛行吉祥徵兆圖繪和頌詞的文化現象，譬如〈明人內府騶虞圖〉、〈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和展品〈明人畫麒麟沈度頌〉等。這些作品顯示出明初宮廷製作此類嘉祥瑞應圖繪，皆有其特殊功能與意義存在。

明人不但在生前崇尚信仰民俗，在死後葬墓擺設中，宗教也影響甚深。湖北省博物館院文清便以「湖北省明藩王墓出土隨葬品反映的宗教意識和信仰」為題，討論湖北數個出土藩王墓葬的信仰特徵。他舉出的考古案例包括楚昭王、湘獻王、遼簡王、郢靖王、梁莊王以及荊王世系等。其中所涉及的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和三教合一的情況發生；而部分墓葬如梁莊王等，甚至有著濃厚的密宗色彩。因此講者認為在不同家族與地區之間，都有著不同的宗教習俗特點。提到禮儀祭典方面，台灣大學施靜菲則提出「明初禮器的新觀念」的報告，旨在探詢明初新興祭器體系成立的可能性。講者指出往昔的禮器製作多遵從《三禮圖》或是《宣和博古圖》等傳統文獻，但在明初時卻有了新的變化。她從各種當時祭器的媒材、大小、顏色和裝飾方面，加以證明此說。

軍事領導權

明初國勢強盛，憑藉的就是帝國的軍事武力。在美國科爾蓋特大學David Robinson名為「歐亞舞台的明朝統治」的報告中，他便討論明初軍武對於北方歐亞的影響。講者認為因為受到之前元朝武力強盛的因素，明初君王也以此為目標而努力邁進，並且四周鄰國亦視明代為元朝合法的繼承者。明初帝王積極地參與北方歐亞各地的軍事競賽，把帝國帶到統治領導的地位。但在東南亞地區，明初的軍武表現也是相同的嗎？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Kenneth Swope的報告「走進泥沼：關於15世紀初明朝介入越南事務的決策」，便以明代與安南為例，闡述明代帝國在此所遭遇的困境。

另一篇研究明代永樂皇帝和南亞關係的報告是美國紐約巴魯克學院的Tansen Sen，其題目為「貿易、外交與戰爭：永樂皇帝與明代南亞邊境」。他認為永樂皇帝之所以派遣軍隊下南洋，無非是為了宣揚其統治合法性、綏靖南洋，以便致力於北方外患、傳遞儒家道統和天子思想以及取得朝貢資源。此外透過派軍下西洋的舉動，明代君主也在印度洋周邊的國家裡，建立起武力強勢的形象，讓各國承認明代為此區的主導力量。最後此場討論人英國華威大學的Anne Gerritsen指出，透過以上三篇報告，吾人可發現明代並非是一個孤立的帝國。尤其在明初50年之間，明代與亞洲各地密切往來，日後的相關研究勢必要從世界史的脈絡，來重新審視這段明代的貿易、外交和軍事發展。

明代海事

明初的海外貿易成就輝煌，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 Geoffrey Wade，便以「統治的四把鑰匙：明代中國與其南方鄰國，1400～1450」為題，討論明初南洋海事的發展並提出異議。首先他歸結四種明初統治南洋的特徵：直接殖民、間接殖民、航海霸權和宗主權的維護。其間朝廷為達目的曾進行武裝攻擊和暴力行為，但是中國自身的紀錄觀點卻不認為如此。此種認知上的差距該要如何解釋？後人應要如何客觀對待？這些都是未來史家必須面對的問題。若要說到明初航海事業，就一定要提及鄭和（1371～1433）的豐功偉業。英國劍橋大學的Sally Church，就以「鄭和下西洋船隻研究：什麼是已知的和可知的」為題，探究鄭和船隻的規模構造和設計概念。她以現存文獻如《明實錄》、書籍插圖像《龍江船廠志》以及南京所出土的考古遺跡，重現鄭和船隻的可能模樣。

另一篇與鄭和有關的報告則是北京故宮趙中男的論文，題目為「探索鄭和結束下西洋的相關研究」。他以故宮所藏明初帝王的詔書為研究資料，分析鄭和下西洋的箇中原委和執行過程，並對期間的政策變化和差異予以解釋。本場最後一篇報告則是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以「論肯亞發現的明代陶瓷」為題，探討非洲肯亞發現的明代瓷器及其相關問題。他從格迪古城（Gedi Ruin）所出土的文物裡發現，其中大部分的陶瓷都是晚元明初的作品，特別是龍泉窯外銷瓷居多。由此可知，在景德鎮製瓷活動發達前明初龍泉窯的外銷數量實屬大宗。

共享文化模式

東亞地區內的中國、日本與韓國之往來互動關係密切，而形成一個共享的文化模式。來自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Sarah Schneewind便發表「從三綱到五倫：朝鮮書籍啟發了大明帝國的御令嗎？」的報告。她認為朝鮮王朝世宗時代（1418～1450）前期所出版《三綱行實圖》，可能影響著明宣宗朝（1425～1435）發行的《五倫書》。透過這種文化交流，中韓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往來，而是相互影響。另一篇討論中韓關係的報告，則是韓國國立博物館的李秀美，其題目為「建立韓國朝鮮王朝初期的文化權威，1400～1450」。她以永興濬源殿、慶州集慶殿、平壤永崇殿、漢陽文昭殿、全州慶基殿和開城啟命殿為分析對象，對各殿中的收藏文物和史料記載，探討朝鮮皇室官員如何認識中國文化，並進而發展其國族特色。

在明代與日本方面，則有美國哈佛大學Yukio Lippit的報告，題名為「中日水墨交流：足利幕府遣明使與室町時代的僧侶畫家」。在日本室町時代的足利幕府統治階段，其加入明代的朝貢體系，並且曾多次派遣使者往返。在這些外交貿易中，中日藝文交流也達到了新的高潮。此時室町時代的多數畫僧，都從中國水墨畫藝中汲取菁華，並結合日本的傳統品味，形成新興的繪畫風格與內容。例如足利幕府晚期的知名水墨畫僧雪舟（1420～1506），便曾渡海訪問大明，畫風深受中國馬夏傳統和明代浙派的影響。

跨文化交流

本次研討會最後一場的專題討論為跨文化交流，首篇報告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其題目為「明初的交通」。他以現存的明代航海地圖來討論明初交通的發展。其中特別以英國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近年所新發現的藏品〈東西洋航海圖〉，最受眾人關注。此地圖內有著大面積的海域，整個中國被繪製在地圖的左上方，而非傳統地圖上以中國為世界中心。此外，在福建沿海與東南亞港口間，還有一條黑線將彼此連接起來，旁側還標有航向，表示此為明代海商的貿易線路。

同樣來自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 Carla Nappi，則以「15世紀明帝國語文的翻譯」為題，探討明初外語翻譯的問題。講者以明代四夷館的設立和《華夷譯語》的出版，研究當時各國外語如韃靼、女真、西番、百夷和高昌等翻譯過程和學習技巧。最後一篇報告則是由美國紐約大學的Priscilla Soucek講述「展望東西：帖木兒帝國與明朝的藝術聯結」。當時位居中亞的帖木兒帝國，可與東亞的明代遙遙相峙，不僅彼此有著朝貢聯繫，在藝術風格上也相互影響。講者舉出當時中國的陶瓷與龍紋經紙，都曾輸入至帖木兒帝國。簡而言之，誠如柯律格在會議總結時說到，透過這三天密集的研究報告，呈現出明初文化多元複雜的內容。尤其在近代全球發展史中，明代宮廷王朝的位置更是頗具關鍵。在中外彼此的互動聯繫中，明初文化得以綻放光芒而影響深遠。

19世紀銅版畫，描繪南京大報恩寺。圖／本刊資料室。

大英博物館「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展廳。

明人畫〈十同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本刊資料室。

秦大樹。

卜正民（Timothy Brook）。

明沈度〈敬齋箴〉，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本刊資料室。

圖片提供｜林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