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歐洲瑞士日內瓦的鮑氏東方藝術館（Fondation Baur，Musée des Arts d’Extrême-Orient），為了慶祝其建館開幕50週年紀念，已在今年相繼舉辦一系列的特展活動，從館藏豐富的日本浮世繪版畫到日式佛壇織品，無不吸引著大批人潮前往觀賞。館方接續著眼於中國藝術，從10月2日起至2015年1月4日止，舉行「皇家中國：大清王朝（Imperial China：Splendours 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文物展覽。此次的主題特展，乃是瑞士境內首次聚焦於中國清代藝術者，誠屬難能可貴。館方期冀藉由此次展覽，能帶領觀眾認識大清王朝工藝文物的絢麗多姿，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
在此次展覽中，鮑氏東方藝術館與歐洲數家知名博物館共同合作，從各自館藏精選清代名品予以展出。例如來自法國巴黎的吉美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布朗利河岸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和楓丹白露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與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及當地的日內瓦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Genève）和許多私人藏家的珍藏。另外，為了配合此展的開幕，藝術館也同時出版精美圖錄，呈現館方策展人員費時兩年的具體研究成果，相當值得參考。
藝術館的奠基者
鮑氏東方藝術館的創建者是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r，1865～1951），出生於瑞士蘇黎世地區，之後在南亞成立有機肥料公司並經商有成。1906年，鮑爾與其妻歐仁妮．鮑爾．迪雷（Eugénie Baur-Duret）重返故國，並定居於日內瓦。此時這對夫妻不但持續擴大經營事業，更開始著手收藏日本和中國藝術品。起初他們的收藏作品，多數是以日本的陶瓷、漆器和飾物以及中國玉器等品項為主。由於他們對於文物的製作技術和藝術審美方面極為講究，成為當時特有的收藏標準與品味。
1924年間，透過英國商人布洛（T. B. Blow）的介紹，鮑爾與藝術專家富田熊作（Tomita Kumasaku，1872～1953）在日本結識。這次會面開啟了日後兩人密切的合作關係，並使得鮑爾夫妻的藝術收藏達到另一個巔峰。富田熊作原是著名藝術商行山中商會（Yamanaka Ltd.）的倫敦分支經理，對於日本古董品評鑑賞頗具學識。從富田的身上，鮑爾深刻感受到他就是心目中理想的藝品購買代理人。富田不僅能體察鮑爾的收藏要求，他精細入微的鑑定眼光更是令鮑爾讚嘆信服。因此，之後鮑爾收藏中大部分的精品名作，都是透過富田的幫助而獲得。
1928年是鮑爾東亞文物收藏過程中，頗為重要的一年。因為從這一年起，他開始對中國的陶瓷藝術感興趣，並致力於相關的收藏活動。他的中國陶瓷收藏包含從唐朝至清朝的歷代作品，數量共約756件，皆反映中國瓷器的各個發展面向與時代美學特徵。1951年就在鮑爾逝世前不久，他收購日內瓦市區內一間典雅古風的私人別墅，並在此集中放置他的收藏品。在1964年時，此棟建築對外開放，並以「鮑氏東亞藝術博物館」為名，正式呈現於世人面前，成為瑞士境內重要的東方文物典藏機構。
建立清朝
此次展覽的主軸共分為四項，第一展示主題為「建立清朝」。作為滿族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在位期間（1644～1661）基本上統一中國疆域。他首先以徵收土地為手段，將關內的農耕傳統納入帝國的政經體系當中。接著下詔「剃髮令」，希望民眾能以此表示歸順而遵從清制。當國勢漸趨穩定之後，滿族統治者也極盡所能攏絡前朝的文士與遺民，想要鞏固自身的地位權力。尤其清初皇帝對於耶穌會傳教士極為重用，這批人士不僅在朝中擔任重要官職，也是帝王身邊關鍵的西方文化顧問。例如德裔神父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便是如此。他雖然曾任職明朝，但在滿族入關後便投歸清朝，還被御封為欽天監監正。他後來制定新曆並頒行《時憲曆》，而深受順治皇帝信任。
在順治之後繼位的康熙皇帝（1662～1722），更是勵精圖治勤奮政事。他不但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更開啟日後長達百年之久的豐隆盛清時代。就文治來說，康熙對於中國傳統典籍研究甚深，時常資助各地文教書院的建立，在朝廷內亦不斷推動大型的書籍出版計畫。在武功方面，他也加強國境四周的軍事邊防，把疆域擴張至北方蒙古草原、中亞和西藏地區。經由實施一系列完整嚴密的聯盟戰略，清朝帝國得以穩定發展。還有此時耶穌會士也不斷在朝廷中，引進西方的數學、天文、地理、藝術和科技等知識和文物。透過這些文化交流活動，讓清朝內府所製作出來的玻璃器皿和琺瑯工藝，都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
此展區一件吉美博物館藏的康熙朝〈皇家絲綢坐墊〉（圖1），頗能說明清初帝國建立時的氣勢。在這件坐墊表面上繡有五只五爪金龍飛躍於各式彩雲之間，其中四只身軀較小分別盤聚四角，共同朝向中央的主尊金龍以示服從。本作織工精細設色豐富，具體呈現清朝皇權的高貴與尊榮。此作各個圖案的顏色配置、大小規格和方位規劃等設計，皆蘊含著階級主從象徵，是君王統治帝國秩序的表徵。此外，一幅耶穌會教士插圖（圖2），原收錄在法籍人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編輯的文集當中。在此圖上出現的三位傳教士從左至右分別是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湯若望以及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其下則是徐光啟（1562～1633）及其孫女，顯示當時耶穌會在中國宮廷內發展的幾位關鍵人物。
權力與儀式
在第二個展區「權力與儀式」中，館方陳列多件相關文物，包括器物、繪畫和檔案文獻，企圖彰顯大清帝國的皇權展現和對國家典儀的關注。為了要使滿族同化於中國歷朝各代的合法世襲傳統，清代君王十分強調往昔宮廷的儀式典禮和道統傳承的重要性。例如在1677年時，康熙皇帝就曾下令景德鎮的官員，重製一組皇家陶瓷器皿作為宮廷禮器之用。每逢年節時刻，清代皇帝也都會在紫禁城內的天壇、地壇、日壇和月壇等多處壇廟場所，舉行祭天地、祈豐穀和求雨雪的祭祀儀式。在這次的展品中，就有兩件乾隆朝時所製作的仿古陶瓷禮器（圖3）。它們器身通黃，是中央土地的象徵，用以祈求來年國泰民安且五穀豐收。
除了在紫禁城內每年依時固定舉辦國家祭祀儀式，盛清帝王也時常在各地籌劃盛大的閱兵典禮來宣揚軍武成果，以提振軍威並鼓舞士氣。更重要的是，滿族發跡源自關外，本就擅長馬術與射弓，因此透過整軍閱兵模式，也可保留先祖習俗。展作內一幅乾隆朝的〈乾隆南巡圖．閱兵〉（圖4），便是描述這項傳統的佳例。本卷共長達1966公分，畫面描繪著乾隆皇帝正坐在黃棚底下閱兵。大道兩旁的八旗軍容浩大，隊伍排列整齊一致，不但有步兵部隊、還有騎兵團隊，每人皆持刀劍肅穆以待。在大道中央，更有幾位軍官正在騎馬射弓，無非是向皇帝展示高超的軍武技術和辛勤的訓練成果。
在盛清帝王中如康熙和乾隆等君王，都曾經進行多次的南巡工作。在南巡的過程裡，清帝們得以理解民情、視察地方、考核官吏、調整政策並緩合滿漢民族之間的矛盾。這些活動基本上都是出於政經軍事的考量，期望達到宣揚清帝皇權威望的效果。此單元展出的一幅巨大畫卷〈康熙南巡圖〉第四卷（圖5），描繪著康熙皇帝視察江蘇北部黃淮水患災區的場景。其中最精彩之處就是黃淮堤岸旁高家堰的施工過程，圖中河水奔騰洶湧水花四濺。而河岸旁臨時搭建的屋棚四周，地方官員正在往返奔波，焦急等待著皇帝的親臨督導。此畫卷長1562公分，採用絹本設色，圖內人物、屋舍和山川景色表現細膩，筆法古意氣勢宏偉，是清代宮廷院畫的里程碑。
帝國征服
盛清帝國的疆域遼闊，乾隆時代甚至有著「十全武功」的豐功偉業。這種驚人的國力如何展現於藝術文物之上，便是此次特展的第三個主題。1792年，乾隆皇帝曾為文寫作〈十全記〉一篇，他提到：「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為了宣揚帝國的輝煌戰功，宮廷特定製作了一系列的銅版戰功圖冊以茲紀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此圖冊又稱〈平定西域戰圖〉或〈平定伊犁回部戰圖〉，是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間（1765～1774）於法國所刻銅版刊行，其中共有圖版16幅冊頁並裝訂為一函（圖6）。
這組戰功圖冊是由清宮任職的歐洲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艾啟蒙（Ignatius Sickltart，1708～1780）和安德義（L. 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卒於1781年）等人繪製畫稿。在圖稿正式完成並由乾隆皇帝審核裁定之後，便送往法國製版印刷。當時法方極為重視此項計畫，便把這項委托交付給藝術學院的查爾斯．尼古拉斯．科欽（Charlecs Nicoas Cochin）主持統籌，其他參與銅版雕刻者還有羅巴（J. P. Le Bas）等人，都是法國雕版名匠的一時之選。據悉這組戰功圖共印製200部，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年間（1770～1775），這批200部的銅版戰功圖冊、圖稿及銅製原版皆分批全部運回中國。這些圖冊都採用全景式構圖，場面遼闊氣勢恢宏，而且結構繁複人物眾多，層次豐富極具立體感，代表當時歐洲銅版畫的最高水平。而且圖中風格除了傳教士畫家成功運用西洋繪畫技法之外，還融入中國傳統繪畫不受時空限制等表現手法與觀念，堪稱中西藝術交融的傑作。
在此區當中還展出一幅罕見的郎世寧畫作〈準噶爾貢馬圖〉（圖7），本圖現藏於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館。這幅手卷為紙本水墨白描作品，根據畫上題款顯示應是郎世寧於1748年為乾隆所作的草圖。畫中皇帝端坐於椅上，雍容自在地接受準噶爾族人進貢駿馬一匹。四周的大臣護衛和跪拜的外籍使者，都突顯出清代君王的尊貴與崇高。本畫細膩的寫實風格和整體的規矩構圖，都極具歐洲畫風特色。尤其是圖中駿馬造型寫真，立體層次感強，實屬少有巧妙融合中西風格的畫作。與此畫相類似的構圖設色畫作，可見於吉美博物館所藏的〈哈薩克貢馬圖〉，兩幅作品都是由郎世寧等人所精心繪製完成。
君王之修文行樂
如前所述，雖然清代帝王對於宣示王朝的正統合法性，以及承續歷代國家的祭祀典禮都有相當地積極作為，但涉及個人藝文品味的養成方面，卻也毫不忽視。本展的最後一個主題，便是討論清代君王自身的文化修養。透過參與大量的藝文活動計畫，這些滿族統治者都希望自己能成為精通中國古典文化的遞承者，期待成為天下學子們的模範表率。例如康熙和乾隆兩人，便日夜專研文藝著作，對於中國各朝的文學、歷史和哲思都無不涉獵。盛清帝王甚至還對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工藝知識，產生強烈的求知興趣。圓明園的建立（圖8）和無數宮廷內的西式裝飾藝品，都是這個風潮之下的見證文物。
此外，清宮浩瀚的藝術收藏，也代表著皇室威望和政權鞏固的具體象徵。然而清代君主並不只是收藏前朝古物而已，他們對於當朝內府作坊的精美成品也予以珍視。例如清代所製作的玉器（圖9）、琺瑯器（圖10）、漆器、玻璃和陶瓷等，其製造技術和工藝表現都遠勝於過往。當時朝廷內各個宮殿屋舍建築裡，皆陳設著大量的精緻擺設和富麗裝飾，反映出帝王的生活態度和審美品味。還有清代皇帝個人亦潛心文藝創作，無論在書法、繪畫或是詩文等方面，都留下不少名跡佳作。總而言之，透過這次鮑氏東方藝術館所舉辦的紀念特展，觀眾能體認到大清帝國輝煌的藝術成就，進而理解中國皇朝的文化特色。
圖片提供｜瑞士日內瓦鮑氏東方藝術館（Fondation Baur, Musée des Arts d’Extrême-Or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