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古美術》於上期（11月號）大篇幅報導了大英博物館「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帶領讀者暢遊一趟明代皇城內外的諸多面貌。而這股明代熱吹到了今日的北京城，北京藝術博物館與江西省博物館合作舉辦「氣度與風範：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玉器展」（至12/21止），是展展出江西地區明代藩王墓出土文物之菁華，巡至北京，不看可惜！
明代玉器發展可分為皇家跟民間兩大脈絡，是展展出的正是皇家代表──江西諸多藩王墓出土的95件（套）玉器作品，共分為六大單元：「圭見禮儀」、「玉帶尊貴」、「組佩玎璫」、「飾玉多樣」、「古意風情」及「金玉生輝」等，出展作品包括有禮儀用玉、裝飾用玉、陳設用玉等。
封藩自古有之，受冊封的諸王有的擁有實際權勢，有的只是空享其名。明太祖朱元璋冊封諸子為王，且只封「同姓王」，用意在於避免地方擁兵自重，鞏固中央政權，以保大明江山長治久安，所以明初的藩王們確實掌握政治權勢；但在明成祖之後的藩王就只享其封土，而沒有政治上的權力。江西地區於有明一朝僅三系藩王：一為明太祖第16子寧獻王朱權（1378～1448）為首的寧藩王系，朱權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藩大寧（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永樂元年（1519）改封江西南昌。寧惠王朱盤烒（？～1437）為寧藩王系第二代藩王，為寧獻王嫡長子，雖於永樂二年（1404）受封為世子，但尚未繼承爵位便去世。明末著名畫家朱耷亦為寧藩王系子孫；一為明仁宗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1409～1446）為首的淮藩王系，朱瞻墺於正統元年（1436）改封饒州府治鄱陽（今江西鄱陽縣）；另一為明憲宗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檳（1479～1539）為首的益藩王系，成化二十三年（1487）封藩於建昌府治南城（今江西南城縣），益莊王朱厚燁（1498～1556）為二代益王、益宣王朱翊鈏（1537～1603）五代益王、益定王朱由木（1588～1634）為七代益王。此三系藩王前後共出20多位藩王，其中目前發掘藩王、王妃墓等共十座，以寧王系與益王系為多。
圭見禮儀
圭通常為扁平長方形，上端呈圓弧或尖角狀，下端方正，最初為農作生產工具，後於商周時期漸漸演變成禮儀用器之一。《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之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除此之外，不同造型的玉圭也代表著政治上不一樣的身分地位。《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明代製作玉圭僅為皇家使用，大小尺寸、花紋等皆因政治地位而有所區隔，《明史》載皇帝用圭為「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蓋周鎮圭之制，以黃綺約其下，別以囊韜之，金龍紋。」皇后用圭則為「長七寸，剡其上，穀紋，黃綺約其下……」目前可見明代玉圭大致有素面、弦紋、穀紋、乳丁紋、蒲紋、山形紋等。
〈穀紋青玉圭〉（圖1），益宣王夫婦墓（1603）元妃李氏棺內出土，長15.5公分、寬4.8公分，青玉，呈長條形，上呈尖角，上下兩面皆刻滿五行穀紋，紋飾圓而飽滿。此圭出土時下方即罩有一黃絹套子，置於李氏頭部左側。雖然在《明史》有載，親王妃、公主、世子妃、郡主等女性不得用圭，但在《明會典》中提及親王結婚的納徵禮物中有玉圭一項，而《周禮》載：「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說明此一穀紋圭應為當年益宣王聘娶李氏時的納禮之一。
玉帶尊貴
中國自古上衣下裳，腰帶成為服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最開始以絲麻織帶，到後來的皮革帶，腰帶的材質沿革改進，後來又在皮革上加上金屬帶頭，樣子就有點像今天的皮帶。但後來古人更突發奇想，開始在皮革帶表面裝飾上金屬飾牌，不只好看，更有實質上的用途，在這些飾牌下端加上小環，就成了攜帶隨身小物之用，稱「蹀躞帶」，原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飾的配件，後傳入中國。除蹀躞帶外，也有僅裝飾帶板者，材質有金、玉等，後成為皇室貴族們的身分象徵品之一。
與玉圭相同，明代革帶上的帶板也因著身分上的不同而有所規定，材質分別有玉、金、銀、銅等，其中又以玉帶板等級最高，上至帝王、皇后、皇子、親王，下至一品大官，皆著玉帶板。一條玉帶板上的帶板數量不一，多數為20塊。在明代，帶板形狀因時間先後有所區分，明初隨元制，一條玉帶板上常為亞字形、月牙形、半月形等帶板。〈浮雕蓮荷紋青玉帶板〉（圖2）出土時存有一塊方亞字形、一塊長方亞字形、兩塊帶環亞字形、兩塊鉈尾、四塊短半月形、六塊半圭形、一塊無孔長月牙形、一塊穿孔長條形和兩塊帶孔長月牙形，共20塊，學者根據玉帶板應屬對稱推測此玉帶板不全，無孔長月牙形跟穿孔長條形各少一塊，整組應為22塊。各帶板上皆浮雕、多層雕刻有蓮葉紋。此件作品出土於寧惠王墓（1437），說明此件玉帶板為明初之物。
明中期之後常見者則為有長方形、桃形、小長方形帶板。〈素面玉帶板〉（圖3），為兩塊鉈尾、六塊桃形帶板、四塊小長方形帶板、八塊長方形帶板，共20塊，白玉羊脂，幾乎不見雜質，表面光亮無紋，拋光仔細。此玉帶板為益莊王夫婦墓（1590）益莊王棺內出土，出土時環繞於墓主人腰部。明代玉帶板在紋樣上也變化多端，除素面者外，裝飾題材有龍鳳、麒麟、獅子、花卉，甚至有鏤刻「喜」字者（圖4）等。
〈描金牡丹紋青玉帶板〉（圖5），共16塊帶板，一塊鉈尾淺刻有兩朵牡丹，皆各有六瓣花瓣；另又有七塊玉板外表搭配紋樣設計成花形，牡丹紋為五瓣花瓣，花下帶蒂，花瓣上皆有陰刻線填金彩。帶板寬度較窄，僅3公分左右，屬窄帶。此帶板出土於益宣王夫婦墓中的繼妃孫氏棺內，所以應該孫氏之物，為女用之帶板。
組佩玎璫
組玉珮最早出現在周代，為祭典儀式的重要配飾，原掛於胸前，後在戰國時期改掛於腰間。彼時穿搭組玉珮，最主要是以各個玉組件間相碰撞的聲音，提醒配戴者走路步伐應符合禮儀，所以又有人稱組玉珮為「節步」。同時，碰撞而出的輕脆聲響也是提醒配戴者不應以雜務亂了心神，是以《禮記》載：「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組玉珮一度沒落，後又在明代復興，明代文獻稱組玉珮為「大佩」，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珩、璜、琚、瑀、沖牙、圓珠等玉組件組合而成，而另一種則以葉形玉片為主。
〈銀鈎玉珮〉（圖6），兩串一組，長皆66公分，各有一銀質鈎，鈎頭刻如意雲紋。玉質呈灰青色，於各組件上刻有穀紋、變形鳳紋等，學者判斷這件作品部分組件應是從原有古玉改制而成。此組玉珮出土於益宣王夫婦墓益宣王棺內。
飾玉多樣
前述談到不少明代玉器，玉禮器、身分表徵之物等，除此之外，明代人的身上還有許多由廣義玉石一類材質所做的隨身小物。這些配飾拋開了身分上的限制，充分發揮了玉石器本身的特質，題材多樣且更富有世俗中的吉祥意味。明代流行的佩玉可分為頭帽飾玉、腕飾、服裝飾玉、腰帶飾玉、掛墜等等。玉石材質除了玉之外，也包含了水晶、瑪瑙、琥珀等。
〈七梁琥珀髮冠〉（圖7），長5.5公分、寬4.5公分、高3.6公分，以棕紅色的琥珀做成，冠頂雕有七梁，皆向內卷，表面陰刻有流雲紋，冠兩側做卷雲狀，中間的圓孔為插髮簪之用。現場展有一件〈竹節形青玉簪〉，原本就是插在〈七梁琥珀髮冠〉圓孔內。兩者皆出土於益宣王夫婦墓益宣王棺內，益宣王入葬之時，頸部戴有水晶項鍊、手裡握有琥珀念珠，手指上戴有白玉戒指，衣服上還有各式玉扣。
古意風情
「仿古」一直是中國藝術的熱門課題，在玉器製作上也是如此。對於古玉的收藏及模仿至少在北宋時期已然成形，北宋考古學者呂大臨（1044～1091）在其著錄《考古圖》卷八中，便收錄有八件玉器，如玉琥、玉琫珌（劍器上的裝飾品）、玉璧、玉帶鈎等，有的甚至已不見於當時，應為古玉。呂大臨及其家族以考究古代器物見長，近年發現了呂氏家族墓地中出土有13件青銅器，時代最早者可推至西周，足見其家族對於古物之收藏。時至明代，對於古玉的知識日新月異，如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論古玉器〉中便談到：「種種巧用，余見大小數百件皆然，近世工匠，何能比方？然漢人琢磨，妙在雙鉤碾法，宛轉流動，細入秋毫，更無疏密不勻。」讚嘆漢代的製玉技巧貴在工法精湛自然，又說宋代工匠要模仿漢時作品，則是「若宋人則刻意模擬，求物象形，徒勝漢人之簡，不工漢人之難」，其間透露出對於古玉知識的精準掌握。
明代仿古玉器可見有裝飾玉、生活用玉、陳設玉等，仿古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器形上的模仿，仿製商周時期的青銅鼎、簋、匜、觥、爵等以及戰國時期的玉卮、漢代墓葬常見的玉豬、玉蟬、玉劍飾等。另一類則是在紋飾局部學習，如使用青銅器上常出現的饕餮紋、螭紋等，也會學習前朝的玉器紋樣。益宣王夫婦墓益宣王棺內出土有一件〈白玉蓮荷鴛鴦鈕〉（圖8），整體呈橢圓形，白玉上帶有褐色玉皮，工匠利用天然的玉皮雕琢裝飾成鴛鴦戲水，鴛鴦頭微微向前探、羽冠上翹，口銜纏枝蓮、臥於蓮花、蓮葉、蓮蓬之間，煞是可愛，而天然成形的玉皮經過工匠設計，正巧就落在鴛鴦的頭冠、羽毛及蓮葉上，增添一分自然之趣。底盤部分則有兩個對穿小孔。這件作品在此展定義為鈕，其實它模仿的是元代常見的「帽頂」形式，為元代服制的一部分。帽頂最初可見者多以光素無紋的橢圓玉石為之，後期工匠開始在玉石上雕刻紋樣，且常以多層鏤雕就之，最常見的紋樣便是水禽蓮葉紋等。時至明代，這些帽頂多被改制成爐具上的蓋鈕，此後也多見為此種形式的呈現。
〈透雕螭龍花卉紋白玉香筒〉（圖9）高14.5公分，白玉質，表面帶有黃褐色的玉皮，做成香籠狀，為熏香之用的香筒。香筒原為三個部分：為蓋、圓柱狀香筒主體及底蓋，底蓋已失。圓筒狀的香籠器表鏤刻梅枝，梅花朵朵盛開其中。而梅枝之上另外攀爬有三隻螭龍。器蓋成圓形，蓋面浮雕一捲曲成圓。
金玉生輝
藩王墓的另一大特點想必讀者仍記憶猶新，就是那些亮澄澄的金銀飾品。黃金除色澤亮麗外，其延展性佳也是一大特色，也因此適合包覆、鑲嵌玉石。金玉的組合也常被視為富貴、美好的象徵，獲得人們普遍的喜愛。整理考古材料可知，明早期開始便有金鑲玉的作品，如帽頂、耳環、髮簪、玉帶板等。
益莊王夫婦墓繼妃萬氏棺木中出土了一件〈鑲寶石金冠〉（圖10），冠可分為帽圈、帽蓋、帽檐、帽舌四個部分，帽蓋為主體，呈橢圓球體，帽蓋上以一鏤空金帶將帽蓋分成前後兩半，金帶上鑲嵌有各色寶石共九顆，兩側各插有一根金簪，金簪飾螺旋花紋，鏨刻有「銀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十月造金五錢」銘文，銀作局為明代宮廷製作金銀器之作坊，說明此件作品出自宮廷。帽蓋上飾有九條繩形金絲筋及七顆寶石。帽蓋四周有四塊帽檐，左右為新月形，上飾四顆寶石，前後則為磬形，上飾五顆寶石。帽冠後方的帽檐之後接有兩片帽舌，上窄下寬，又鑲有五顆寶石。此金冠獨到之處在於製作方式以金絲、金葉片焊接成形。
除了帽冠使用金與玉石加以組合外，服裝上也可見有類似的例子。古人服裝除了腰帶，明時鈕扣也出現以金石裝飾，珠寶鑲嵌，以往不被重視的鈕扣從樸素走向裝飾化。大多數呈圓形的鈕扣會被設計成花朵形狀，常為梅花、菊花、牡丹、蓮花等。另外也會搭配有動物形象，組合成吉祥寓意，如蝴蝶戀花、雙蜂採花、鴛鴦對蓮等。〈鑲寶石鎏金蝶戀梅花紋金扣〉（圖11），益莊王夫婦墓繼妃萬氏棺木出土。共為七副，蝴蝶花扣，皆以襻（扣住鈕扣的套）及扣組合而成。襻為梅花形、藍寶石為扣，扣襻兩端皆飾有蝴蝶紋，鑲嵌紅寶石，組合後便成了雙蝶對梅。而蝶翅上的細小穿孔說明這些鈕扣原本的確縫於衣衫之上。
此展覽僅揭示了江西地區藩王墓的面貌，卻已是如此閃耀動人。事實上，藩王屬地遍布於中國數個省分，不同地域的藩王文化及文物面貌又有何差異呢？後世又該如何解讀這批文物呢？明代藩王及相關文化、文物的正面思考及研究目前正在起始階段，但海內外連續幾場明代展覽，皆表明了藩王一系列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圖片提供｜劉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