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下了絢爛奪目的日本和服，2014年11月起，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展櫃裡，換上了一系列和中國文人以及其生活相關的畫作精品。在各式文人畫題材當中，「墨竹」是其中最為特殊的題材之一。和歐洲繪畫傳統中「繪畫的濫觴」寓意一樣，中國墨竹畫的源起也有一個浪漫的傳說。元代（1271～1368）夏文彥（約活動於14世紀上半）的《圖繪寶鑑》記載：「……月下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窗紙上，明日視之，生意俱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在歐洲藝術史的脈絡裡，戀愛中的女子為了思念即將遠去的情人，而將他的影子描繪下來，成為繪畫的起源。而中國文人風雅地在月下夜裡，觀賞著書齋之外所栽種的竹子投映在紙窻上的影子，興之所至，遂拿起書桌上的墨筆，信手揮灑將之描繪下來，則成為中國墨竹畫的濫觴。自文人畫興起以來，墨竹更成為文人喜愛描繪的母題之一。竹和蘭、梅、菊同被稱為「四君子」，深為文人所喜愛。尤其是竹具有脫俗的風姿且有節，因此文人們將它比喻為「節操」，珍視為君子中的君子。加上墨竹原先乃肇始於「竹影」，因此描繪墨竹，可以說就是在描繪君子的影子，無疑更成為文人們投射自我的象徵。如18世紀畫家江鼎的〈墨竹〉對幅（圖1），多以偏鋒且有稜角的筆觸，發揮極富個性的筆墨韻致，描繪了「竹石」這對於文人而言極為雅致的母題，或可視為畫家個人執拗、不妥協的自我指涉。
中國江南瀟水和湘江一帶，氣候濕潤多雨，特別適合竹子的生長。「瀟湘」一辭，最早見於《山海經．中山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屈原在《楚辭．九歌》中亦有〈湘君〉、〈湘夫人〉兩首，藉由歌頌帝舜的妃子娥皇、女英兩人，因哀悼舜之崩殂，投湘江以殉，化為湘水之神的浪漫美麗愛情故事，抒發其懷才不遇，而遭貶謫流放的悲苦心緒。此後「瀟湘」一詞廣為流傳，文人墨客以此賦詩，不斷地賦予新的內容，成為美的象徵。因為瀟湘多竹，畫家在描繪「瀟湘夜雨」時，多以江邊竹林為題材。展出的一件高羅佩（R. H. van Gulik）舊藏，17世紀末18世紀初悟齋〈墨竹〉四條屏巨製（圖2）上有畫家自題：「書牕開竹裏，未夕影先寒。茶熟煙和響，碁閒帶雨看。晝日時有露，夜月不分竿。猛起秋風處，鳴鸞偉彩翰。」娓娓道出了文人在書齋裡有關於詩、畫、棋、茶的生活情懷。
傳說娥皇、女英因思帝舜之痛，淚沾湘江畔上的竹子，使得此處生長之竹在表皮上有著許多斑點。這種竹子被稱作「斑竹」，又有「湘妃竹」、「湘竹」或「淚竹」之稱，由於竹斑極為漂亮，常被用來作為家具、竹簾、甚至是文房用具，如筆架、筆管、筆筒、臂擱等的材料，是文人也多喜用之，為其書齋和居室更增添一分風雅。配合書齋的主題，展覽中還特別擺置了家具與文房用具，在一件18世紀的〈黃花梨木平頭案〉上（圖3），擺設了一件17世紀景德鎮〈青花釉裡紅蓮花形水注〉（圖4），透過陶瓷工匠的巧妙設計，含苞待放的蓮花是水注的出水口，捲起成杯形的蓮葉是盛水之處，花葉之間由蓮莖相接，葉旁的蓮蓬則是擱筆之處，十分精緻小巧；還有一座萬曆年款（1573～1619）的〈青花筆山〉，下方繪有磯石與波濤紋，上有五龍飛舞，富麗至極（圖5）。除了文房器用之外，還特別展出了19世紀畫家宋伯魯（1854～1932）所繪的〈憩園圖卷〉，此一作品承續了元代以來書齋山水的傳統，以冷逸清新的筆調，描繪了文人的隱居生活（圖6）。
除了書齋，園林也是文人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在中國藝術的脈絡裡，園林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造園更是藝術創造的過程。此外，由於園林和繪畫、書法以及詩文的緊密關係，使得園林不僅僅單純是主人個人情志的表達，也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相應。園林本身更被視為是「微型的世界」，壺中的天地。展出的17世紀末18世紀初揚州職業畫家袁江（1662～1735）的〈東山別墅〉，展現了園林主人在其所營造出、如仙境一般的園林裡的適意生活。
此外，在日本的文化脈絡和社會階層裡，並不存在所謂「文人」的階級，然而透過漢學的傳播，在江戶時代興起了南畫畫派，此一新的藝術科別。所謂「南畫」指的是日本模倣自18世紀由中國傳入的南宗文人畫，藝術家透過木刻刊行的版畫、畫譜，以及繪畫作品，倣效中國文人畫或繪製文人題材的作品。例如日本畫家岸駒（1756～1839）所描繪的〈冬夏山水〉對幅（圖7），即分別以文人煮茶濯足的夏景山水，和文人在梅花盛開的時節登樓觀月的冬景山水為主題。以健勁、豪放風格著稱的日本19世紀末畫家鈴木松年（1848～1918）的畫作〈夏景山水〉（圖8），則以濃淡淋漓的筆墨，結合攝影術的取景方式，描繪夏天雨後鬱鬱蒼蒼的景致，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南畫開另一個新的篇章。
圖片提供｜王靜靈（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中國藝術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