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美國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1986年的7月酷暑時節，在四川成都附近廣元縣一個名叫三星堆的小村莊，某位窯廠工人挖掘磚土時，在地底下的兩個長形坑中發掘出大量的青銅、玉石和金製器具。這個不經意的發現，成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考古事件之一，也開啟一扇通往古代蜀地文化的窗口。至此之後，這批三星堆出土文物，便迅速引起世界各地人們的注目，更帶動一波探討古蜀文明的學術風潮，尤其在1999至2002年間達到高峰。當時全球數家知名文博機構，包括台北故宮博物院、澳洲新南威爾斯藝術博物館、美國西雅圖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皆相繼舉辦展覽與出版圖錄，讓世人得以窺見三星堆燦爛又神祕的藝術與文化。
2014年底開始，這批出土古物再次重遊美國。由中國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和美國加州寶爾博物館（Bowers Museum）與德州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通力合作舉辦巡迴展覽，名為「中國失落文明：三星堆之謎（China’s Lost Civilization：The Mystery of Sanxingdui）」。本展帶來127件珍稀作品，除了三星堆出土的70件考古文物，更納入2001年始在金沙遺址出土的57件發掘品，許多都是屬於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例如三星堆展品裡有〈青銅戴金面罩人頭像〉等18件，而金沙展品中則包括〈石跪坐人像〉等六件。館方希望透過這次特展，讓大眾能夠更深入認識這個與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文化相互比擬的文明。
遺址發掘與出土文物
為解開成都平原古蜀歷史之謎而提供最直接有利的考古證據者，最早可上推至1929年在廣漢城西月亮灣的出土文物。當時一位名叫燕道誠的農民在自宅旁耕地，不經意發現一坑玉石器，包括外形大小不一的琮、圭、斧、璧等，但僅隔數年物品便多所散失。此消息很快地引起外界注意。1931年英籍神父董篤宜（V. H. Donnithorne）體認到這批古物的歷史價值，而開始徵集購藏。他更與華西大學地質學教授戴謙和等人合作，對月亮灣出土地進行初步考察。1933年在該校博物館館長葛維漢（D. C. Grahan）的提議與帶領下，正式以科學方式從事發掘工作，至此月亮灣遂成為四川考古重要的發展點。
1949年之後，由四川省博物館（今四川博物院）和四川大學歷史系共同組成聯合考古發掘團，繼續在川西平原探尋失落的古蜀遺址。到1980年代為止，該隊伍已累積豐厚的成果，他們相繼從中清理出屋舍遺跡18座與墓葬四座，更發掘數百件陶器。當時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鼐（1910～1985）和蘇秉琦（1909～1997）看到這批出土的考古標本時，都給予高度評價，並認為此地區應該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特別是在1986年從三星堆遺址發掘兩座關鍵的祭祀坑之後，其外觀規模之大與出土文物數量之多都甚為罕見，頓時吸引全球考古界的眼光，紛紛投入人力與心血加以探究。
兩坑年代約在公元前1300年至1200年之間，相當於中原商王朝的中晚期。三星堆一號坑呈長方形，體積約18立方公尺，出土文物300餘件，除了金器、青銅器、玉石器和陶器，還有些許海貝、十餘根象牙和一層動物的燒骨碎渣。這些物品有著一定的放置次序，推測最先放入坑內的是玉石，然後依次放入黃金和青銅，再倒入骨渣，最後放置青銅與陶器。而且上述器物外觀，似乎都有烈火焚燒的痕跡，因此考古人員推斷這種入坑前將器物、象牙和骨渣用火焚燒的作法，應該是某種「燎祭」儀式，這項儀式在甲骨文和古代文獻中都曾被提及。透過此批豐富的祭祀用品，可想見當年蜀人恢弘而豪奢的祭祀場面。
在與一號坑相距不遠處，便是二號坑的所在地。該坑亦呈長方形，雖然體積略小，但發掘出來的器物眾多，總數約500餘件，其中青銅器就占400多件（圖1）。其物品材質與放置順序跟一號坑的情況大致類似，只是少了骨灰殘渣層。但令人疑惑的是，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立人像、人面像、獸面像和罍尊等大型物品，不但有火焚痕跡，更出現故意撞擊砸壞的明顯證據。箇中原因為何，也引來學者的熱烈討論。另外，此坑部分青銅被檢驗出有彩繪顏料，例如人像眼眶和眉毛處描繪黛色或藍色，而在口、鼻、耳垂地方塗抹朱色，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就在三星堆文物巡迴展覽於21世紀初風靡海外之際，2001年在成都西北郊外的金沙村一家房產公司在道路施工時，突然發現一批骨骸、石人和銅器，頓時引發當地人士的注意。在考古人員進駐之後，初期就發掘出1400多件的器物，種類計有金石、青銅、玉器、象牙和骨器。後來更確認「金沙遺址」的分布面積達5平方公里以上，遺跡包括建築基址、祭祀區域、一般民居和墓地，可見其都城規劃已有明顯的功能區分，社會組織的階層複雜。根據「金沙遺址」現今的存留遺跡和出土文物分析，一般斷定金沙文化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200年至650年間，與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同時，略晚於三星堆文化，屬於古蜀文明。
神祕青銅像
本次展覽中的明星作品，莫過於一尊氣勢令人震懾高達260公分的〈青銅立人像〉（圖2）。本件文物出自三星堆二號坑，整體是由台座（80公分）、立人（172公分）和頂冠（10公分）所構組而成，號稱中國目前出土文物裡最大型的青銅塑像（圖3）。其粗眉大眼、鼻稜突出，加上一雙穿孔大耳，透露出特異的面容與個性。衣飾也頗為華麗，不僅領口邊緣有方格條帶紋，且上衣左側有四個獸形紋，右方為兩行回字紋和人面紋，彼此相背對稱排列，顯示立人崇高的身分地位；另外，其左手平抬齊胸、右手上舉及頭，雙手呈握物狀，應該是在從事某種祭祀活動。方座台基則為覆斗形，外觀素面無紋。高聳立像加上數層台座，更讓該作品散發出一股神人合一、莊嚴肅穆的神祕氣息。
在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文物中，還曾出現許多造型獨特的人頭塑像（圖4）。這些人形的面容都與上述立像相似，有著粗眉、巨眼、豐鼻、闊嘴和大耳等特徵。因此有學者論斷，這些作品其實都是戴著相似的面具，才有如此的共同外貌特徵。作為聯繫世俗現實與神靈世界之間的重要溝通媒介，使用面具的習俗遍布於各個古民族當中。所以三星堆雕像的真實身分，大可不必截然劃分其為神祇或為凡人，或許擁有這種雙重角色的模糊特性更具意義。除了人形面具，該遺址也出土不少獸形面具，例如〈青銅夔龍獸面像〉（圖5），該獸面上寬下窄，在尾角之間及兩側嘴角處，各有一個安裝固定用的小圓穿孔，可確認其使用功能。此類融合真實與想像的神物，從鳥禽、爬蟲到走獸，全是巴蜀文明裡重要的創作主題（圖6）。
然而，不論人形或獸面作品，觀眾皆可輕易地發現其雙眼炯炯有神的突出特性，當中應以〈青銅縱目獸面像〉的造型最為特殊（圖7）。該作出自於三星堆二號坑，面部特徵為多種動物的混合體，尤其是「突目」部分。相傳漢代揚雄（公元前53～18年）的《蜀王本紀》和後世的《華陽國志》中，都提到蜀國傳說裡最早祖先──蠶叢，具有「縱目」的專屬特徵，因此巨眼凸目遂成為蜀地人民的認同模式，並以此來區分我族與異類。即便是「蜀」這個字，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書寫裡，也是藉此突顯一隻大眼。在本次展覽裡，從三星堆出土的人形和獸類造型，多極端強調巨眼的表徵。不管這是真實的體質特徵、抑或是想像的虛構圖騰，都呈現當時巴蜀地區的族群意識。
另一件出土於金沙遺址的人形青銅器，其長10.3公分、寬4.5公分（圖8）。該人形作伏臥狀，儘管頭頸部分已經佚失，但軀體細長且手腳四肢壯碩；在頸部與小腿處各有對稱兩小圓孔，疑為鉚接固定或懸掛之用。此類器物在迄今為止的古蜀遺址發掘中也是首次發現，可知當時製作技術已達一定程度。大致說來，古蜀地區青銅鑄造的製模方式，可以分為整模製範、分模製範和凹凸範，尤其以最後一項比較常被廣泛使用，凡是鑄出高浮雕紋飾的出土文物，均採用凹凸範法而製成。透過歷次考古發掘材料證明，青銅製造業可說是古蜀王國手工業中的重要部門，其發達的冶鑄技術與應用，與當地都城聚落的產生、大型的宗教祭祀活動等出現有所密切關聯，是一項重要的文明發展標誌。
精緻玉石器
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的玉器，若從形制種類看來，大致可分為禮器、兵器、工具、雜器和飾品。其中尤以禮器的數量最多，計有璋、琮、璧、環和瑗（圖9）。考古人員還發現三星堆裡出現的玉璋極為豐富，可初步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平行四邊形狀，兩端具有陰刻的平行紋飾；二是體態扁薄，呈長條形狀；三為射端由後向前寬出，刃端作鋒利的芽叉刀狀，頗具蜀地風格；最後則是前端呈魚嘴狀叉刃，外形酷似游魚，又被稱為魚形璋。有些魚形璋的射部呈現鳥形狀，融合魚、鳥兩者的外觀造型，推斷這種主題應該與蜀人祖先之一的魚鳧傳說有所關聯。此外，在三星堆中還出土不少兵器，包括戈、矛、劍和鉞，多數都具有大而薄的特點；不過，刀鋒雖然犀利但未見使用痕跡，推論應該屬於祭祀用品，而非實用兵器。
至於石器方面，來自金沙的〈石跪坐人像〉乃中國國家一級文物（圖10）。其體高21.7公分，頂上頭髮中分，四邊髮梢高翹，兩束辮髮梳於腦後。該像為裸體赤足，雙手被繩索反縛在後、屈跪於地，且面部表情以陰線刻劃，似作驚訝狀。類似的人物塑像，已在該遺址祭祀區內發掘出12件，另外，從三星堆或成都平原中亦可找到其他的出土案例。通常這些人物都與其他器物放置一起，由於性質較為特殊，推斷應該在當時的祭祀活動中有著專門功能和意義象徵。除了人物，還有許多動物造型的石製作品，例如蛙、龜、蛇、虎之類。像〈石蛇〉通身纏繞呈現S形，蛇眼與蛇口內皆塗抹朱料，造型設計生動，頗具神祕色彩。
古蜀地區出土的玉器標本，近年來經過考古人員的物理檢視、化學分析和比重測定後，發現多為閃石玉種，但材質等級不高，是介於玉、石之間過渡礦帶的產物（圖11）。但在玉石器的製作工藝上，可認定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內已有一定規模的工作坊，研究者亦確認這些玉石器物，應是在本地加工完成，而不是從外地輸入。儘管相關的查驗工作還在持續進行中，但至少已知者可以反映出古代蜀人幾項玉石工藝的特色：首先是其玉料以山料為主，少部分則是來自於河流溪溝中的籽料；其次在切割技術上，蜀人匠師已經廣泛使用旋轉砣具來加工材料；最後，古蜀人不但鑽孔技術發達，更會運用結合管鑽鏤空的方式雕刻出精美的紋飾圖案，是該文明的一大亮點。
璀璨金飾品
質量不俗金飾的出土，是三星堆和金沙遺址裡更為引人注目的地方。雖然百年來中國考古事業愈趨繁榮，但時代為戰國以前的金製文物，卻在考古史分量甚輕；直到發掘這批巴蜀文物後，才引起考古學界的興趣，重新思考古代金飾的發展。在三星堆發掘金製作品裡，要以金面銅頭像、金面罩和金杖等文物最為出色，其他也包含金虎、金魚、金葉與金璋等。金面銅頭像的黃金部分，是將整個面部包圍住，也就是在青銅面具上，再覆上一層金面罩，讓頭像更顯高貴威風。至於單件出土的金面罩，則是受到其他物品的擠壓而變形斷裂，但仍可識別出其精湛的工藝手法。古蜀人民以黃金為尊，在銅頭像再包上黃金面罩，並非純粹出自美學考量，更有藉此崇拜神靈、加強祝禱法力之意圖。
此外，在一號坑出土的一根木芯金皮杖，是該遺址出土的金器裡最大、最重的一件作品（圖12）。該件全長142公分、重達700公克，杖身刻畫著上、下兩組圖案：上組主體為魚紋，身軀描繪著寫實鱗鰭，前方則有一隻作飛翔狀的鳥禽，兩者之間是以一支長箭貫穿其中，整組圖案多次重複出現；下組是人面，寬眉大眼、圓鼻闊嘴，頭戴冠飾、耳配垂珠，與其他的青銅人面像相似。這類魚鳥和人面組成的圖像意義，如同前述所提及，一般多指向蜀王魚鳧的傳說故事。透過這批文物的難得現世，不僅加強往昔文字記載的可靠程度，更具體說明蜀地的輝煌歷史。
不僅是三星堆出現了黃金名品，金沙一地出土的金飾作品更是出眾動人。2001年考古出土的〈金蛙形器〉（圖13），頭部尖狀並有一對大眼，身現亞字形，左右對稱。在古籍文獻裡，曾記載蛙類為生殖、求雨和月亮的崇拜象徵，時代在此之前的仰韶文化彩陶上亦曾出現同樣的圖騰主題；然而此款造型的金飾作品，卻唯獨出現在金沙地區，可見其意義重大。與金蛙飾物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太陽神鳥金飾〉（圖14），該件外觀呈圓形，整體厚度極薄，圖案採用鏤空方式表現，刻劃出四隻鳥禽首足前後相續，線條流利，極富韻律。2005年本圖案甚至被中國國家文物局選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為古蜀的藝術創造和工藝成就寫下新頁。2007年金沙遺址出土的另一件非凡金飾品（圖15），其心形抽象造型，又再度引起學界對古蜀圖騰之符號意義的多方探討。
省思古蜀文明
透過本場考古展覽，觀眾得以認識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但卻消逝甚久的古國文化。我們該要如何從出土文物中，去理解這個極少文字記載的古蜀文明？神祕隱晦的青銅面像、彰顯祭祀的玉石器物以及華麗精湛的金飾物件，都顯示古蜀民族的藝術文化有其特殊的族群認同和區域意識。面對著同時期商周朝代的向外強勢擴散，蜀地人民在成都平原中形塑起自成一格的文明風範，與之相較起來，可說是毫不遜色。由此觀點看來，蜀人的歷史記憶不是起自中原文獻；蜀地的社會主體，亦非源於憑空想像，這些出土遺跡便是最強而有力的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