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慶祝九龍李鄭屋漢墓發現60週年，香港歷史博物館與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從6月24日始至10月5日止，聯合籌畫「漢武盛世─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流」展覽，以茲紀念。共展出162件（套）漢帝國各類的珍稀文物，分別來自北京、廣東、廣西、雲南、甘肅、內蒙古、河南、河北、湖南、山東、四川、新疆及陝西等中國大陸十多個省市，共約40間文博單位的精心收藏，其中許多作品更是首次匯聚香江。館方希望透過此展，向觀眾介紹漢代的歷史發展、藝術創意和社會生活，亦著墨香港所在之嶺南地區於兩漢時期的高度文化成就。參觀者可深入了解兩千多年前漢代文明走向高峰的經過，以及中國南方在此段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九龍李鄭屋漢墓
1955年8月港府在九龍李鄭屋村準備興建大廈時，突然發現一座古代墓葬。從墓室的構造形制、墓磚銘文和出土文物等考據，研究人員判斷該墓建於東漢，遂引起各方的關注眼光。1988年該墓被列為港府法定古蹟，得以永久保存，還成為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分館之一，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圖1）。近年來為了穩定墓室內部的溫濕變化，並減緩外界的損耗破壞，館方進行了一系列的修復工程，包括加建天幕和裝嵌玻璃。在墓室旁的展廳裡，除了陳列出土陶器及青銅器，館方還布置「李鄭屋漢墓」和「此地．當時：李鄭屋漢墓圖片展」兩個常設展。利用文字、圖片、照相、地圖、錄像和模型等，介紹該墓的地理環境、發現經過和內部結構，讓觀眾藉此認識漢代嶺南地區的墓葬文化。
漢帝國的鞏固和擴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公元前259～210年）結束紛亂的戰國時期，標誌著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自此中國遂成為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在秦代15年短暫的國祚後，接續的劉邦（卒於公元前195年）創立漢代，王朝國勢逐漸成長，儘管期間出現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政權，但前後400多年豐厚的文治武功，亦讓漢代名列中國古史的黃金時代。當時漢代統治的疆域廣大，成就輝煌，與稍晚興起於歐洲的羅馬帝國東西遙相並立。在社會文化方面，漢代進一步在中華民族裡形塑以「漢人」或「漢族」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所奠定發展出來的「漢文化」，更是在東亞地區甚至全球語境中成為中國文明的代名詞。
現今如要了解漢代視覺藝術與物質文化，第一手材料莫過於傳世作品和出土物件。但由於製作年代相隔甚久，流傳有緒的實物所剩無幾，加上漢代地面建築多屬木構，受天災人禍影響而保存下來的遺跡不多，所以埋藏在地底下的墓葬文物，便成為認識漢代文明發展的一扇關鍵窗口。尤其是在漢代社會階級裡，上到帝王公侯、下至平民百姓，都對生死觀念極為重視，無不反映於墓葬建構與陪葬品。從1950年代開始，中國各省區幾乎都曾發現漢墓存在，特別是王公貴族的墓地，出土文物更是豐碩驚人。若以西漢為例，屬於該時期的重要墓葬遺跡便達25座之多，從中發掘出來的部分作品，製作精美稀奇罕見，實屬中國國家一級文物。
這次在展場入口處，觀眾首先可見到一對石製雕塑，分別為〈石天祿〉（圖2）和〈石辟邪〉（圖3）。相傳這對外形類似獅子和老虎的祥瑞神獸能夠鎮邪驅煞，通常被放置於陵墓門前，以便守護死者靈魂，清除不祥障礙，同時也具有標誌墓主社會等級的作用。另外，部分漢代天祿和辟邪雕塑的兩側帶有雙翼，可能與西域或中亞傳承的希臘文化有所聯繫。接著映入眼簾的是一組瓦當作品，包括〈長樂未央〉和〈四神〉等。瓦當，通常是指傳統屋簷前的圓形瓦片，不但具有束水遮朽的功能，更富有觀賞裝飾的作用。「長樂未央」四字經常出現於漢代宮殿的文字瓦當上，含有福樂綿延的吉祥寓意。而四神紋瓦當中的四方靈獸──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則象徵著守衛家園。
最能夠表彰墓主身分地位的文物，就屬於璽印一類。這次展出的幾枚王室貴族印章，例如〈文帝行璽龍鈕金印〉（圖4）和〈右夫人璽龜鈕金印〉，都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兩顆璽印都是出自於廣州象崗南越王墓中：前者為方形龍鈕金印，是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公元前175～公元122年）所有。他在位時自稱「文帝」，因此印面陰刻有「文帝行璽」四字，為生前發布詔命所用之印璽，是目前所知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後者則有邊欄和十字界格，其上以龜形為印鈕，並刻有「右夫人璽」四字，推斷應為南越王趙的妃妾所擁有。兩璽印的章法布局皆注重方正均衡，充滿古樸茂美的審美觀。
漢代玉器直接傳承戰國，但以貴玉斂喪的風氣更盛於前代。展品〈獸面紋玉鋪首〉，於陝西興平茂陵東南方出土。所謂的「鋪首」，乃是中國傳統建築中門環的底座，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本件鋪首是從漢武帝茂陵的陵園內發掘出來，外形如兇猛獸面，雙目圓瞪、牙齒外露，四角更飾有四神紋以作為裝飾之用，同時亦有猛獸守門之意。還有在本展區中特為顯眼的作品，乃是一套從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縷玉衣〉（圖5）。玉衣也稱作「玉匣」或「玉柙」，是漢代皇室貴族的殮服。這件金縷玉衣是由4248塊大小不等的新疆和闐白玉和青玉片以金絲連綴而成，復原時共使用金絲1576公克，是目前為止所知中國出土的金縷玉衣中，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質最好且工藝精良的傑作。
漢代社會生活
就在漢代帝國的穩定發展下，社會經濟逐步繁榮，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也隨之提升。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的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曾出土大量的絲織品，其中包括紗、絹、羅、彩錦等多樣款式種類，見證此時物資充裕的盛況。展品〈黃褐絹地長壽繡殘片〉其上有著淺棕紅、橄欖綠、紫灰、深綠等各顏色絲線，並繡出雲紋、花蕾和枝葉等圖案，展現出精緻的手工藝技術。近年來中國之外的許多地方，如蒙古、俄羅斯和敘利亞，也都相繼發掘出珍貴的漢代絲綢。儘管「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一詞要直到19世紀晚期才由德國地理學家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所提出，但漢人早已透過商務貿易和軍事行動，把織品帶入中亞近東地區，締造出絲綢國度的響亮名聲。
漢代也流行製作銅器，但逐漸於世俗生活當中使用，往昔所重視的禮器組合已漸趨式微。從陝西西安棗園漢墓出土的〈鎏金鳳鳥紋銅鍾〉（圖6），便屬於此類的銅製盛酒器。此鍾蓋頂中央有鳳鳥裝飾，其長尾上揚、口銜一珠，形象活潑生動。鍾身兩旁還有一對相稱的鋪首銜環，整體為鎏金打造，十分珍貴。根據考古報告指出，該器出土時為密封狀態，鍾內仍存有酒液，重達26公斤。這項重大發現對於探索西漢釀酒工藝與酒類成分，皆具有高度研究價值。另一件〈錯金銀博山爐〉（圖7），是從河北滿城出土，為漢朝貴族普遍使用的家居器具，用來燃燒盛物以產生香氣。該爐座透雕成三龍於海浪上奔騰的形態，且用龍頭承托爐盤，盤與座整體呈豆形，並以金絲和金片嵌錯出舒展的卷雲紋飾；爐蓋則鑄成一組高低起伏的峰巒，並依山勢鏤孔，雕塑出海上蓬萊仙境，充分體現漢人對神仙信仰的追求。
如同前述，漢人重視生死觀念，有著「以生事死」的習俗。他們相信人過世後的生活會與生前相同，因此模仿生前的日常用品而製作大量明器。此處所指的「明器」，乃「冥中所用之器也」，通常只供喪葬使用，偏重於象徵意義而實際功能甚少，例如展品〈五層彩繪陶倉樓〉便是如此（圖8）。該隨葬品出土於河南焦作待王鄉白莊，是由陶倉體和五層樓身組成，各個部件都可以拆卸組合。陶製倉樓以網狀紋、幾何紋、圓點紋、青鳥及長青樹等圖案裝飾。該正面有門洞窗戶，在門窗迴廊周圍還雕刻各類幾何圖案。雖然真正的漢代房舍至今沒有存留下來，但透過這些陶製倉樓的模型，仍能推想與還原當時的建築風格，有助於考察中國古代屋舍的建築形制。
在漢代墓葬中，現成的隨葬品逐漸被各種再現的人物等形象取代，以便替亡者建構一個理想的來世生活環境，其中墓俑便形成專門的類別。出土於漢陽陵的〈著衣式陶俑〉，雖然外部衣飾已不存留，但全身各個部位皆按真人比例仿製，身軀高度約為成人的三分之一，充分說明中國兩千年前已有成熟的人體雕塑技藝。另一尊同樣出土於該地的〈塑衣式彩繪跽坐拱手女俑〉（圖9），更是體現漢代婦女的禮儀美姿。據悉古人以雙膝著地並坐在雙足上的姿勢為「跽」，此坐姿乃是當時的正式坐姿。這件跽坐女俑身穿三層立領，右衽長袍、腰繫彩帶，雙手拱起高度至鼻子處，用手和衣袖遮住嘴部，透露出溫柔婉約的氣質。其他諸如洛陽博物館收藏的〈彩繪三人樽上倒立雜技俑〉和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六博木俑〉，則是展示漢俑中百戲與休憩等流行民間的創作題材。
漢代的科技、文化與中西交通
為了滿足社會人民需要，漢代科技不斷地進展而留給後世深遠影響，造紙術便是其中之一。相傳在東漢年間，蔡倫（50～121）在原有的造紙技術上加以改進，把樹皮與麻布等原料混合加工，製作出來的紙張因為便宜質佳，而受到大眾普及使用，史稱「蔡侯紙」。展品中有一件〈墨跡紙〉便特顯珍貴，收藏於蘭州市博物館，屬於中國一級文物。本件書跡是館方人員於1987年清理城關區龍尾山伏龍坪東漢磚墓時出土，為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一批墨跡紙。本幅墨紙呈圓形，直徑約為17.5公分，本來是墓葬中銅鏡的襯墊物，其表面附有隸書40餘字。藉由此批文物不但可以實際考察漢紙的製作成分，更能了解漢隸文字的書寫風貌。
由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製鹽畫像磚〉，觀眾可見識到漢代庶民生活與應用科技的日常場景。這是描繪當時四川盆地井鹽生產的作業情況，其他圖像還包括播種、酒肆、舂米、庖廚和漁獵等活動紀錄，都可以在該地出土的大量畫像磚看到。無論是造型構圖、或是雕刻手法，這批作品都達到相當高的創作水準。至於在錢幣與度量衡方面，漢代的五銖銅錢是中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極長的貨幣種類，更奠定日後通貨鑄幣裡圓形方孔的固定造型特徵，其象徵天地乾坤，且大多在邊緣地方突起，稱為「外郭」，鑄有錢文「五銖」。另外，展品〈三鈞鐵權〉則是當時衡量重量的工具，使用方法與今日之秤砣相似。因此在中國日後的度量衡標準建立、單位制訂和量具製造發展上，漢代可說是具有關鍵地位。
漢代的對外交通發達，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活躍階段。在陸路行徑中，向東可經遼東進入朝鮮半島，往西能經過敦煌進入西域，甚至或越過西亞、或抵達印度。在海路航線上，東可遠至日本，南至南亞各地。此時更是歐亞諸國密切往來的熱絡時代，尤其是漢朝與羅馬這兩大帝國，彼此開拓出嶄新的交流新頁。透過商務旅行、貿易互換和軍事建設等活動歷程，至今留下許多難得且珍貴的文物遺跡，證明漢代的國勢威望與豐功偉業。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山普拉出土的〈藍地人首馬身紋毛布〉（圖10），是大型毛織壁掛殘存的局部。殘存部分之上方織繪人首馬身的「馬人」（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民族），雙手持著長管樂器作吹奏狀；下方是手持長矛的武士形象。壁掛以「通經斷緯」的方法織造，這種編織技術是由西方傳到新疆，對中國唐宋時期的緙絲工藝產生一定影響。
另一件〈銀豆〉則是從山東臨淄的窩托村出土，其造型非常特別，器身、器座分別以銀和青銅製作，後合為一體，蓋上附有三隻獸形鈕（圖11）。器身原是一個銀盒，加上青銅器座後外觀變成為傳統豆器的造型。銀盒身是以捶揲方法在器身上打製出凸起花紋，這與中原鑄造方法製成的金屬器物在裝飾風格上有著極大區別。由於此款捶揲技法應該傳自波斯，因此這件銀盒極有可能是透過海上交通而從西亞傳入，之後再由本地工匠進行加工改造，並另配製銅鈕和銅器座，以符合中國使用的習慣。根據記載，自張騫（公元前195～114年）奉命出使西域後，漢朝使團頻繁地出訪各國，試圖建立外交關係和通商貿易。與此同時，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大秦（古羅馬）等國的奇珍異寶也逐漸傳入中國。帶有類似裝飾風格的銀盒，在廣州西漢南越王墓中亦有發現，同屬漢代中西交流的具體見證。
考察漢代藝術史的多元視角
透過文獻史料、傳世實物與出土文物，致力於研究漢代視覺藝術與物質文化的中外學者甚多，尤其近年來，更常以不同角度來審視漢代藝術，呈現該時代的多元風貌。譬如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的《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中華早期帝國的工匠）》（2007），便是首部深入探究早期中國秦漢工匠的專著，描述當時工匠的工作內容與生活狀態。巫鴻的《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2009），則是強調把墓葬視為一個整體，並希望墓葬藝術研究能夠成為東亞藝術史的亞學科之一。曾藍瑩的《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漢代對於天的想像和視覺轉化）》（2011），企圖以漢代圖畫天地為主題，討論多種藝術形式與內容意義。近期繆哲更採用「帝國藝術（imperial art）」的觀念，試圖解釋漢王朝的藝術發展。
以上列舉的幾項學術成果，都為考察漢代藝術史開拓出新的思考模式和論述方法。不約而同地，學者們都致力於把研究材料放入原境脈絡裡，以作觀察和闡釋。本次「漢武盛世」特展則可能受限於展覽性質與陳列規劃，似乎在這方面略少著墨。儘管觀眾可以欣賞到來自中國各省區的精美考古文物，但對於作品出土個別墓葬的細部概念和特色差異等資訊卻獲悉甚少，取而代之的是策展單位統一規劃的主題導覽。此外，部分剛從巴黎吉美博物館的「漢風─中國漢代文物展」裡撤展下來的展品，又風塵僕僕到香港展示，期間脆弱文物是否受到足夠保護與適度休息令人關切。儘管如此，本展仍能充分地帶領觀眾了解漢代的政經歷史、社會生活與藝術文化，亦能領略在兩漢時期嶺南的發展過程。
圖片提供｜香港歷史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