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年光陰來傾力收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中國書畫藝術品，至今已成為全球具分量的典藏大館，無論在數量或是品質上，都可堪稱為海外第一、無出其右。今年為慶祝亞洲部門成立百週年，該館特別舉辦一系列亞洲美術的藝文展覽，從10月底開始至明年10月為止，主辦單位在何鴻卿基金會（Joseph Hotung Fund）的贊助下，籌辦一場展檔分為二期（第一期展期為2015/10/31～2016/4/17；第二期展期為2016/5/7～2016/10/11）大型的「大都會館藏中國書畫精品特展（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Metropolitan Collection）」以饗大眾。策展人Joseph Scheier-Dolberg從現有千件的豐富館藏中，精心挑選110幅書畫呈現於世人面前。這批展作的年代從唐、五代到盛清，主題包括人物、樓台、花鳥、走獸與山水，許多唐宋元作品更是美術史教科書裡經常提及的經典之作。館方期待觀眾不只透過展覽來理解博物館的收藏過程，更希望經由展示的作品進一步賞識中國書畫的發展歷史與美學觀念的變化。
主事者卓然的眼光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之間，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藏品主要還是以清代陶瓷為重。為了均衡發展館藏內容，董事會遂在1912年聘任美籍傳教士福開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在中國代為徵集收購作品。當時博物館給予福開森的額度為5萬美金，並期待他能替館方建立一批豐厚的文物收藏。由於當時中國正逢改朝換代之際，在北京的古董市場上出現大量精品，這也為福開森提供了難得機會，讓他從中獲得不少傳世作品與出土文物，僅花了一年時間，福開森購買的藏品便已達300餘件，其中包括198幅的中國書畫。很可惜的是，以今日的學術眼光看來，這批書畫的品質參差不齊、真偽夾雜，很難給予全然正面的評價。但誠如館方現任亞洲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指出，這批作品其實是代表著中國傳統文人品味首次進入美國文博機構的收藏體系，仍有其價值與意義。
1915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聘任Sigisbert Chrétien Bosch Reitz （圖1，1860～1938）為遠東藝術部門（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Art）的首位策展人。他出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曾在德國慕尼黑和法國巴黎等地學習繪畫，後來因為欣羨日本藝術，而於1900年時旅居日本。一年過後回到歐洲，並開始專研西方博物館裡的中國陶瓷收藏。不久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便在1914年移民美國，並從1915至1927年間擔任前述之職位。在任期間，他跟隨著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的購藏方針，也將注意力放在古代人物畫像，例如於1917年從當時知名的古董商盧芹齋（C. T. Loo，1880～1957）之處，購買到北宋〈睢陽五老圖〉中的一幅〈畢世長像〉。該圖組共包含數幅作品，除了大都會館藏，其餘部分現分藏於華盛頓弗利爾藝廊（The Freer Gallery）與耶魯大學藝術館（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而大部分的題跋則藏於上海博物館。這些畫中人物面容描繪精細，頗能符合西方肖像畫再現藝術的審美鑑賞觀點。
在 Sigisbert Chrétien Bosch Reitz 去職後，Alan Priest（1898～1969）於1928年接任該職，直到1963年退休為止。Priest 畢業於哈佛大學，在學的指導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東亞考古學家Langdon Warner（1881～1955）。他們曾在1920年代初期一同前往中國敦煌考察，對於邊疆地區絲路上的歷史文物認識頗深。1929年Priest為館方首次購買的藏品是一套五張的宋代〈十王殿圖〉，該圖組的其他四張作品，則在1906至1907年間，已被波士頓美術館購藏。一直到1941年時，Priest才第二次經手館方的中國繪畫購藏事宜，而這次他所購買的作品，是一件罕見的屏風形式之南宋12世紀中葉所繪〈明皇幸蜀圖〉。當初Priest認為此畫乃描繪宮廷貢馬的活動景緻，但李霖燦（1913～1999）卻在1961年時提出異議，認為應是敘述唐明皇遷避蜀地的場景，並被研究者所認同。
到了1970年代之後，當時的館長Thomas Hoving（1931～2009）和董事會成員C. Douglas Dillon（1909～2003），決定把未來館藏焦點放在遠東藝術之上。因此，Hoving便在1971年聘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圖2），著手規劃該館的中國藝術收藏。那時博物館內僅有一間專門陳設早期中國雕塑的展廳，以及會堂走廊（Great Hall Balcony）陳列的中國陶瓷而已。然而，此後在方聞長達30多年的領軍下，該館的中國藏品無論在數量和品質上都大幅提升，優秀的典藏聲名迅速遠播，樹立起高端的專業水準和學術眼光。1983年館方高層為了因應社會變化和符合時代潮流，決議改換部門名稱為「亞洲藝術（Department of Asian Art）」，從此亞洲藝術部門邁向新的里程。至2000年方聞退休時，博物館中已有50多間展廳、超過6萬4500平方公尺展示館藏豐富的亞洲藝術品，其成就可說居功厥偉。
方聞主掌亞洲藝術部門期間，除了擴增展示館廳，人員編制也有所變化。該部門的策展人從最早的兩名激增為13位。以中國藝術為例，包括中國繪畫、佛教雕塑、考古、裝飾藝術、陶瓷和絲織品等都有學有專長的研究員，此外還有專業的文物保存修復人員。就在這批同仁的攜手合作下，歷年來曾舉辦多場轟動叫座的展覽，獲得全球愛好亞洲藝術人士的熱烈讚賞。譬如1980年的「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特展，吸引了50萬名觀眾參與；1996年的「Splendors of Imperial China：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展覽，蒞展人數更是超過80萬。除此之外，博物館也積極出版研究性的參考圖錄，像是《Summer Mountains：The Timeless Landscape》（1975）、《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1992）、《Possessing the Past：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1996），都已成為現今美術史課堂教學的必讀材料。
收藏家的慷慨貢獻
方聞上任後首批購買的書畫作品，大多是來自於張大千（1899～1983）和王季遷（1907～2003）的舊藏名蹟。特別是1973年博物館在Dillon基金的贊助下，從王氏手中購買到25幅宋元名作，奠定了館方中國繪畫的收藏基礎。這批作品包括北宋（傳）屈鼎〈夏山圖〉、南宋趙孟堅〈水仙圖〉、馬和之〈詩經圖〉、元代錢選〈羲之觀鵝圖〉、趙孟頫〈雙松平遠圖〉和王蒙〈丹崖翠壑圖〉等，其研究成果可見於1983年由班宗華（Richard M. Barnhart）所撰寫的《Along the Border of Heaven：Sung and Yüan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Collection》一書。收藏家王季遷為蘇州人，出身於書香門第。早年他曾追隨同鄉畫家顧麟士（1885～1930）學習書畫，之後赴上海就讀東吳大學，同時又拜吳湖帆（1894～1968）為師，專研繪畫創作與鑑定。1935年獲選為故宮博物院赴倫敦展覽的書畫審查委員，讓他得以親見古代名家作品，累積豐富的鑑賞知識和經驗。1949年遷居紐約後，憑藉著一雙銳利雙眼，王氏購藏不少流散外國的書畫珍品。他早期曾與孔達（Victoria Contag，1906～1973，一說1906～1975）編著《明清畫家印鑑》，至今仍是重要的鑑賞參考書。另外他與徐小虎的對談集《畫語錄》，亦深入剖析筆墨技法，發表個人的獨到見解。
館方另一次關鍵的購藏乃是於1981～1982年間，獲得Edward Elliott家族的古畫收藏，其中約有40件作品，包括舊傳南宋直翁〈藥山李翱問道圖〉、元代陸廣〈丹臺春曉圖〉、明清之際張瑞圖〈山水圖〉、項聖謨〈白菊圖〉、清代石濤〈重陽山水圖〉、吳歷〈倣王蒙溪山行旅圖〉與惲壽平〈倣宋元山水圖〉等。這批書畫都是方聞早在1960年代晚期協助Elliott家族所建立。箇中緣由乃是家族二代成員中的John Elliott與方聞為普林斯頓大學1951年同屆的學生，並且都曾在羅麗（George Rowley，1892～1962）教導下研習藝術，彼此遂結下友誼。日後當普大校方決議要建立中國藝術與考古博士班學程時，John便熱切地答應為其建立書畫收藏，以便利於教學與研究之用。就在母親Ellen和兄弟David的支持下，Elliott家族的收藏逐步擴增，成為當時北美地區中國書畫的匯聚地之一。除了大都會，Elliott家族也提供不少重要作品給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1984年方聞率領研究生所撰寫的展覽圖錄《Image of the Mind》，便是彰顯該家族於中國書畫收藏領域的傑出成就。
為了滿足陳列中國書畫之空間需求，館方開始規劃建立新展廳。透過Brooke Russell Astor（1902～2007）的熱情贊助，一間仿造蘇州古典園林的Astor Court便於1981年對外開放。她出生於美國海軍家庭，幼時曾與家人短暫居住於中國，後來與美國知名富豪Vincent Astor（1891～1959）結為連理。當丈夫過世後，她便以其名成立慈善基金會，支持設立各類文化機構和收藏亞洲藝術。大都會館內的這座中國庭園，便是她慷慨出資的傑作。這間展廳座落於該館二樓的玻璃天井裡，占地約460平方公尺，室內光線充足，溫濕度調控適宜。整體設計是以蘇州知名的網師園為範本，而且不論建築木料、或是露台岩石，全部建材都是直接從中國運送而來，就連製作團隊也皆由中國匠師擔任。這批工作人員共花費半年時光，全程使用傳統手工技法建造。就在庭園完成之時，不但美國民眾們絡繹不絕地前往參觀，更成為當地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之一。
就在館方擁有專屬展示空間之後，此刻卻發現庫房內並沒有足夠的藏品以供換檔陳列，但收藏家顧洛阜（John Crawford，1913～1988）的出現，為博物館帶來解決之道。他答應館方把個人的中國書畫收藏悉數提供出來，並稱「至少有一個場地能夠大到展示我的藏品」。如同當年大部分紐約藏家一般，身為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顧洛阜，剛開始是以收藏清代陶瓷和裝飾藝術為主；但他日後逐漸對中國書法產生興趣，便積極收藏相關作品。特別在1950年代間，他從張大千的手中購買到數件宋元法書名蹟，其鑑賞眼光是美國當時中國藝術收藏圈中的特例。1962年他曾於紐約Pierpont Morgan Library舉辦書畫收藏展，其圖錄編輯者乃為著名學者席克門（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後來顧洛阜的260多件藏品，分別於1981年和1984年贈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包括北宋郭熙〈樹色平遠圖〉、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傳〉、米芾〈行草書吳江舟中詩〉、南宋梁楷〈澤畔行吟圖〉和元代趙孟頫〈行書右軍四事〉和〈人馬圖〉等名蹟，不勝枚舉。2009年收藏家翁萬戈撰寫的《美國顧洛阜藏中國歷代書畫名蹟精選》，書中詳細介紹了顧洛阜的藏品內容。
自1990年代開始，方聞的妻舅唐騮千（Oscar L. Tang）亦積極地參與博物館的購藏活動。他以雙親之名設立的唐氏家族基金會（P. Y. and Kinmay W. Tang Family），曾多次購買王季遷的舊藏名蹟並轉贈給博物館，作品包括傳為五代董元〈溪岸圖〉、元代王蒙〈蕭林寂亭圖〉和明代鍾禮〈觀瀑圖〉等。2001年唐氏更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東亞藝術中心（P. 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以推廣中、日、韓三國藝文為目標。最後要點出的是，其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方向並非只專注於宋元時期，該館收藏的晚期作品亦相當豐富。除了上述的藏家，1986年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贈與該館455件的近現代書畫亦轟動一時，其部分菁華節選於2001年出版的《Between Two Cultures》書中。2002年的出版品《Cultivated Landscapes》，則突顯Marie-Hélène和Guy Weill伉儷收藏的明清佳作。2005年林語堂（1895～1976）家族也捐出40多件的珍稀文物，並收錄在《Straddling East and West》圖錄裡。透過這些收藏家和捐贈者的慷慨貢獻，大都會館方得以匯聚歷代各類作品，形塑中國書畫史的典範與流傳。
展覽作品擷英
這次展覽是採編年式敘述，如前述會分為兩期、於明年春天換檔，呈現百件名品佳作，藉此展現大都會館藏中國書畫的雄厚實力。首先映入眼簾的畫作，就是一向被認為是該館鎮館之寶的唐代韓幹〈照夜白圖〉（圖3）。有關唐代畫家的畫藝成就，論者多仰賴於文獻書冊記載，而此圖乃是現今傳世少數的幾幅唐代名畫之一，更顯得珍貴異常。尤其此畫自北宋米芾《畫史》中出現以來，各朝重要著錄皆有記載。畫上鈐有120多枚晚唐以來的各家鑑藏印章與數條歷代名人書寫的題跋，包括唐代書畫史家張彥遠、南唐後主李煜、南宋賈似道、明代項元汴、清代耿昭忠、安岐至乾隆皇帝等，可說是研究中國書畫鑑藏史的經典範例。此展區的其他作品還有唐代（傳）鍾紹京〈楷書靈飛經冊〉、五代（傳）董元〈溪岸圖〉（圖4）與五代至北宋年間佚名畫家的〈乞巧圖〉等傳世名作。
結束戰火頻繁的五代時期，趙宋王朝重建了統一的帝國。在此期間繪事發展蓬勃，尤其以皇室贊助為中心的藝術創作及收藏活動，更是達到鼎盛。此時畫家的寫實技巧臻於成熟，逐步將焦點從再現自然轉為抒發己意。以蘇軾為首的士大夫階層，開始把文學、書法和繪畫三者合一，成為日後文人畫的初步典型，展品中李公麟的〈孝經圖〉（圖5），便是此類文人畫成畫年代最早的經典之一。該手卷僅約22公分高，但內容與構圖變化多端，畫家以其樸拙書風和簡潔白描，展現出汲古創新的風格面貌。與此同期的作品還有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傳〉、郭熙〈樹色平遠圖〉和米芾〈草書吳江舟中詩卷〉等。進入到南宋之後，文人美學亦對當時的宮廷畫院產生深遠影響，「詩畫」遂成為藝壇的流行基調，像馬遠〈月下賞梅圖〉和夏珪〈山市晴嵐圖〉（圖6）便是如此。同場出現的還有宋高宗〈草書天山陰雨七絕詩〉、楊皇后〈楷書瀹雪凝酥七絕詩〉與梁楷〈澤畔行吟圖〉等。這些以團扇形式表現的精美書畫，用筆簡練、構思巧妙，呈現出清麗雅緻的景象，是此時詩意美學的經典代表。
蒙元的興起為漢文化帶來更多刺激與驚喜，尤其境內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更造就了「九州四海風雅同」的盛況。此時藝文界中最具影響力的關鍵人物，非吳興趙孟頫莫屬。展品中趙氏的〈人馬圖〉卷（圖7），乃是元貞二年（1296）趙孟頫為友人廉訪所作，畫中的馬匹造型與復古風格，可遠溯至唐宋時期的畫馬傳統，傳達亟欲尋找識才伯樂的意圖。殊不知63年後，松江謝伯理登門請求趙雍和趙麟接續畫作，訴說著趙家子孫三代的繪事情緣。就在趙孟頫開啟元代復古風潮之際，文人畫發展也隨之進入高潮。譬如展作中吳鎮的〈蘆灘釣艇圖〉（圖8），其筆墨淋漓盡致，畫面充滿著清曠野逸之趣。而倪瓚的〈江渚風林圖〉，則是疏林坡岸平淡天真，蘊含著蕭條淡泊的氣質。在其他畫科方面，張羽材〈霖雨圖〉、夏永〈黃鶴樓圖〉、王冕〈墨梅圖〉和周東卿〈漁樂圖〉皆開創出嶄新的格局，成為元代書畫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明代的社會經濟繁榮富庶，讓書苑畫壇更添佳話。不僅皇室貴族積極的贊助藝文活動，民間的文人雅士和富商巨賈更是踴躍參與。此時書畫一事除了成為民眾日常的休閒項目，更可彰顯其身分地位和文化教養程度。在北京城裡宮廷書畫家們積極活躍，在江南地區的新興城市中，例如南京、蘇州、杭州和徽州等地，則孕育出大批出色的創作者。這些城鎮頓時形成彼此不分軒輊的藝術中心，進而發展各具特色的區域美學和地方流派，呈顯出百花齊放的文化景觀。一幅舊傳為謝環所繪製的〈杏園雅集〉（圖9），即可代表明初宮廷繪畫的盛況。畫中的庭園表現、雅集聚會、人物肖像和賞鑑活動等議題，都引發後世研究者熱烈討論。其他諸如林良〈二鷹圖〉、戴進〈雪歸圖〉、杜堇〈伏生授經圖〉、文徵明〈樓居圖〉和董其昌〈溪山樾館圖〉（圖10）等畫作也會展出。
歷經唐、宋、元、明之千年來的藝術累積和文化涵養，清代書畫可說是進入集大成階段。不論是另闢新徑、亦或學習古法，藝壇裡無不洋溢著百家爭鳴的熱鬧風景。例如在個性派裡，八大山人的〈雙鷹圖〉（圖11）筆墨簡練，但呈現出磅礡的氣勢，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石濤的〈十六羅漢圖〉中，描畫的人物角色與性格變化多端，展現作者的豐富奇想。而在正統派中，吳歷的〈墨井草堂消夏圖〉技法出眾，呈現文人怡然自得的家居生活；直至王翬等人繪製的〈康熙南巡圖〉（圖12），則奠定盛清時期宮廷畫院的官方繪畫風格。該圖以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為主題，由王翬帶領多名助手協作，歷時近七年，圖繪記錄12卷如史詩般的宏篇鉅製。現在除了大都會館方藏有第三卷，其餘傳世十卷則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歐美等地的博物館。這種帝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視覺領域宣示，到了〈乾隆南巡圖〉時達到至高點。
經典建構．學門發展
視覺風格史的研究，主要奠基於歷代名品佳作的選擇，透過分析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闡述藝術和文化的時空變遷。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書畫藏品，便是遵循著這項理念而構築形成。百年來，館方在策展人的規劃下，與收藏家和捐贈者密切合作，共同完成這項典藏大業。該館充分利用自身收藏，推行展示、教育和研究等功能，匯聚各方資金、物力與人才，費時數十年才讓中國書畫學科得以在西方世界裡開始扎根發展，至今已蔚為茁壯。在現今海內外公家文博機構的贊助經費大幅刪減之際，大都會館方的營運模式和購藏策略，不啻是個值得效法的對象。另外，由於近年來私人博物館的興起，對於如何利用收藏品來撰寫藝術史，似乎亦能從該館取經與學習。作為博物館界中的老前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正可為不同對象提供榜樣。期待正逢百年之慶的亞洲藝術部門，維持其海外中國書畫典藏的模範地位，延續至下一個百年。
圖片提供｜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