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2015年是日、韓兩國邦交正常化的50週年，本次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瓷新發現─韓國水下考古學成果展」即為紀念此盛事，以高麗青瓷為中心，首次於日本詳盡介紹韓國水下考古學之全貌。作為韓國水下考古學研究據點的國立海洋文化財研究所提供了全方面的協助，使本展得以借得各種水下文物外，韓國國際交流財團也在財政方面提供了莫大資助。高麗青瓷在19世紀後半才重新披露於世人面前，起初甚至還被認為是來自中國或日本的瓷器。直到1914年，於韓國康津郡的大口面發現了青瓷窯址，才證實這些青瓷產自韓國。今年（2015）正巧也接近發現青瓷窯址的100週年；這100年來，針對高麗青瓷的出現時期以及分布地區、編年等方面的研究，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水下考古發現的高麗青瓷不只為編年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和青瓷一起出水的荷札（記載收件人姓名或是出貨地的木簡、竹簡）也使得運輸方面的研究大有進展。以下將介紹展覽各區的內容以及展品。
韓國水下考古學的黎明──新安船的高麗青瓷
1975年，於韓國西南部全羅南道新安郡防築里附近的海底，發現了中國元代的沉船。船上除了大量的銅錢以及紫檀木等，還承載了約2萬件的中國陶瓷和僅有七件的高麗青瓷。此事在韓國受到媒體大幅報導，進而提高了韓國民眾對於水下文化財的保存意識，水下文物的申報件數大為增加，因此新安沉船的發掘可說是韓國水下考古學的起點。根據出水文物中寫著「至治參年」的木簡可以得知，這艘船是於1323年以後從中國的慶元（今浙江寧波）航向日本的貿易船。木簡上還寫著京都「東福寺」和博多「筥崎」宮的名稱。過去於九州和鎌倉的遺址調查結果顯示，當時日本隨著「唐物」（中國舶來品）的流行，也進口了一定數量的高麗青瓷。透過從新安船發掘出的文物，得以窺知連結當時高麗、寧波、博多等三地運輸網絡的實態。
從新安沉船撈獲的高麗青瓷中，有一件〈青瓷鑲嵌雲鶴菊花紋枕〉（圖1）。枕形細長，枕面交互刻有雲鶴紋和菊花紋，側面開口周邊則是以逆鑲嵌技法裝飾唐草紋。是件為整體作工細緻、帶著灰青綠色的翡色青瓷。針對新安船高麗青瓷的年代，有部分意見認為木簡上所寫的至治三年（1323）就是製造年份，但是，考慮到事先被運到中國之後又重新裝載的可能性，目前無法對其年代下定論。
高麗時代的漕運制度
從發現新安沉船至今，在朝鮮半島的西南部海域接連發現並調查了數艘沉船，這些沉船幾乎都不是商人的私有船，而是高麗的漕運船。所謂漕運，指的是高麗時代至朝鮮時代，利用海路運送作為稅收的穀物以及貢品（金、銀、陶瓷器等）的制度，當時以朝鮮半島的南部及西部為中心，共設置了13個漕倉據點。根據《高麗史》的「漕運」條目記載，漕運原本用於運輸「州郡租稅」，但是在其中也出現了「公私漕運」的描述。高麗時代施行的是將土地分配給文武兩班以下階級的制度，文武兩班以下的階級有權力將土地的租稅作為己有，並利用漕運將之運到都城附近再領取（《高麗史》102卷，〈權守平傳〉）。也就是說，除了由國家收受的貨品，上述幾乎可稱為私人租稅的穀物也是利用漕運船運輸，這應當是所謂的「私漕運」。沉船中的荷札以個人名義作為收件人，有許多可能的原因，「私漕運」的存在也是其中之一。這次展覽除了展示沉船中發現的稻穀和蕎麥，也展出筷子和將棋等船員的生活用品。
此外透過沉船的出水，也首次釐清漕運船的具體構造；而記載了裝貨時間（干支銘）、出貨地、收件人、種類、數量等資訊的荷札大量發現，則使得實際的運輸狀況更加明朗，透過這些荷札，今人可以清楚知道青瓷是於何時何地製作、是經由什麼樣的船運給何處的人。另外，以完整的捆裝狀態留存下來的陶瓷（圖2），也有助瞭解當時怎麼使用繩子及支架、稻草等緩衝包裝材料。
從泰安郡竹島海底所發現的泰安沉船中，則發現了約2萬3000件的青瓷，被認為是專門運送青瓷的運輸船。同時出水的木簡之一寫著如下內容：正面記載「自耽津運送青瓷八十件至都城的隊正仁守」；背面則是「戶長．王負責貨品的裝載」。出貨地「耽津」即為有名的青瓷產地「康津」，高麗時代的康津設立了被稱為「所」的手工業區，負責製造貢納朝廷的青瓷用品。雖然實際的理由不明，但是這批貨物的收件人並非宮廷或國家官廳，而是身為從九品將校「隊正」的「仁守」。
韓國西南海域的水下遺址與高麗青瓷
高麗青瓷的燒造時期為10世紀高麗王朝初期至14世紀王朝末期。近年從海底陸續發現的高麗青瓷網羅了11至14世紀的製品，幾乎可以概觀整個高麗青瓷的歷史。
初期的高麗青瓷是以所謂「蛇目圈足」為指標。其中屬最早階段的類型稱為「先蛇目圈足」（玉環底），但是目前尚未從海底發掘出此類製品。在忠清南道保寧市插矢島海底發現的「韓國式蛇目圈足碗」（玉璧底）則是11世紀出現的樣式。
在全羅北道群山市的十二東波島沉船和全羅南道莞島郡的莞島沉船，皆曾發現高麗前期的青瓷。前者過去是專門運送陶瓷的運輸船，出水了8100件以上的高麗青瓷。這些青瓷多為粗質青瓷的缽和皿等日用器，其中尤以較「韓國式蛇目圈足碗」退化的「退化蛇目圈足碗」以及八瓣花式皿特別引人注目。從「退化蛇目圈足碗」和花口盤的器形種類以及釉色、支燒痕等，可以推知產地應為全羅南道海南郡新德里窯址，並燒造於11世紀後半至12世紀初葉間。
另一方面，全羅南道的莞島沉船則出水3萬645件青瓷，可見莞島沉船也是運送陶瓷的運輸船。同樣是以粗質青瓷的缽、皿等為主，但是也有梅瓶和長鼓等較為特殊的器形（圖3、4）。10世紀末期的京畿道始興市芳山洞窯址等初期窯址中就曾發現長鼓，但是長鼓的製作應當至12世紀，才以全羅南道海南郡珍山里窯為中心正式展開。從蛇目圈足碗的消失、梅瓶的出現、鐵繪技法的登場等跡象判斷，莞島沉船的年代應晚於十二東波島沉船，推測這些青瓷應燒造於11世紀末期到12世紀間。從鐵繪梅瓶和長鼓的器形種類及釉色、支燒痕等來看，產地應在以鐵繪青瓷聞名的海南郡珍山里一帶。
高麗中期的青瓷可見於忠清南道泰安郡的泰安沉船、馬島一號沉船和二號沉船、忠清南道保寧市元山島海底等處。其中以泰安沉船最為重要，泰安沉船也是運送陶瓷的運輸船，從中撈獲了2萬3000件青瓷。這些青瓷品質精良，有缽、碗、皿、油壺等多樣器形，其中也有水注、香爐、硯台等特殊器形。更重要的是，泰安沉船中還發現寫著「辛亥」年的木簡，推定此「辛亥」應指公元1131年。此時期的高麗青瓷相關資料留存極少，過去僅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與青瓷相關的記述和仁宗長陵的出土文物等少數資料，而泰安沉船正巧為這段空白期提供了絕佳的研究材料。一般認為產地是屬於康津郡龍雲里10號的II層─a型。在龍雲里10號II層未發現「韓國式蛇目圈足碗」，出現了I層所沒有的新型碗和帶蓋筒形盞（圖5）、印花小皿，以及陰刻各式紋樣（鸚鵡紋、牡丹唐草紋、牡丹紋等）、口緣為花口的缽和盤類（圖6、7）。這些都是中期青瓷才首次出現的器形和印花技法，中國北宋時代的耀州窯青瓷和定窯白瓷中也常見此類器形和技法，可以窺見其影響。
談及中期青瓷，保寧郡元山島海底發現的高麗青瓷也相當耐人尋味。雖然未發現能作為年代根據的木簡，但是目前推定年代為13世紀前半。該處發掘的〈青瓷童子形水滴破片〉（圖8）雖僅存臉的左側上半部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所藏的〈青瓷童女形水滴〉（圖9）相當類似。優雅柔和的表情和美麗的釉色相互交融，儘管只是一枚破片，依舊十分喜人。童女形水滴被認為是12世紀的製品，元山島海底發現了相當多的良質青瓷，由於元山島青瓷和12世紀的翡色青瓷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其年代或許能追溯至12世紀後半。
另一方面，泰安郡馬島海底的馬島一號沉船由於發現了寫著「丁卯」（1207）、「戊辰」（1208）的木簡，而被推定沉沒於1208年，從中發掘出的筒形盞上還出現了過去未有的蓮瓣紋（圖10）。
14世紀前半的干支銘鑲嵌青瓷碗類（保寧市新黑里海底）和14世紀後半的鑲嵌青瓷（務安郡道里浦海底）則屬後期青瓷。幾乎全是以缽和皿等器形為主的日用器，產地被認為是康津郡沙堂里。
新發掘的高麗青瓷
莞島郡莞島沉船及群山市十二東波島沉船、泰安郡泰安沉船是專門運送青瓷的運輸船，從這三艘船中分別發現了3萬、8000、2萬3000件的青瓷，數量相當可觀。不僅數量龐大，或許是因為被埋藏在海底泥土中，所以多數保存狀態都相當完整，部分優品甚至由韓國政府指定為「國寶」。本區將以保寧市元山島和去年（2014）剛結束調查的珍島郡五柳里海底的出水文物為中心，並搭配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藏品，為觀眾介紹青瓷之美。
泰安郡馬島二號沉船（從木簡判定年代為1213年以前）的〈青瓷鑲嵌菊牡丹柳蘆竹紋梅瓶〉（圖11）和〈青瓷陰刻蓮花折枝紋梅瓶〉（圖12）有著強而有力的肩部，並於腹部下方收束，劃出大而優美的S字曲線，屬於典型的高麗青瓷梅瓶。兩隻瓶在被發現時分別附有寫著「……真盛樽封」、「……精蜜盛樽封」的木簡，由此可知，梅瓶被用於存放和運送「真」（麻油）及「精蜜」，而這樣的器形在當時稱為「樽」。另外，泰安郡竹島海底的泰安沉船出水之〈青瓷獅形香爐蓋〉（圖13）有著如角一般突起的鼻子和張開成四角形、露出獠牙的大嘴，兩眼向旁凸出，造型相當獨特，有著不可思議的氛圍。過去大多數保存完好的高麗青瓷都是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出土自墓葬的作品，因此，能在21世紀得到新的斬獲，實在是意料之外的驚喜。沉船及其周圍海床可說是完整封存著高麗青瓷和一部分的高麗社會的時光膠囊，敬邀各位觀眾光臨本展，親自體驗當時人們的生活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