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從頭
柏林國家博物館（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亞洲藝術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的故事得從1906年11月8日開始說起，那一天經過立法，在皇家普魯士博物館（Königlich-Preußische Museen，即今柏林國立博物館）體系下，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Berlin，今民俗學博物館［Ethnological Museum］）外，設置「東亞藝術收藏（Ostasiatische Kunstsammlung）」的獨立部門。將東亞藝術自人類學範疇中獨立出來的主張，是當時皇家普魯士博物館總館長威廉．馮．波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劃時代的見解。在當時歐洲的氛圍下，非歐洲藝術文物並未被當作真正的藝術品來看待，因此這些來自東亞的藝術作品若不是作為王侯貴族或富有的中產階級對遠方異國想像的投射，而被收藏於其「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中，便多在人類學博物館或工藝美術博物館的脈絡下被收藏。但波德認為，東亞的藝術與歐洲的藝術具有同樣的審美價值，因此他極力促成「東亞藝術收藏」的成立。於是在這個脈絡下，歐洲第一座跳脫異國奇珍、人類學與工藝美術的敘事框架，並著重作品之藝術性與審美性的公立東亞藝術博物館──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於焉誕生。
波德任命奧托．昆墨爾（Otto Kümmels，1874～1952）為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第一位策展人與館長。由於最初建立收藏的宗旨是以「藝術」依歸，因此並未將人類學博物館既有的收藏轉移，昆墨爾就任之初，首要的任務就是從零開始，為該館「量身打造」其收藏。為了建立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昆墨爾設置了新的收藏準則：「第一、這個收藏必須是對中國、日本以及韓國的藝術，給予全面且平衡的介紹。第二、繪畫列為所有藝術類別中最高的地位。第三、作品的美學價值是選擇作品時最重要之標準。」
在這三項準則中，值得注意的是將「繪畫」視為藝術類別中最高的地位，這個觀點與中國文人藝術鑑賞將「書法」視為藝術類別中最高的地位不同，是受到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美學的影響。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美學價值」是選擇入藏作品最重要的考量，也就是說所有收藏的作品都是以審美的角度被觀看。昆墨爾在其1925年出版的《東亞的器物（Ostasiatisches Gerät）》一書中，除了藝術的形式和風格，還對東亞工藝品的偶然性（Zufall）、美學的敏感性（ästhetische Empfindlichkeit）、美感（Schönheitssinn）以及內在效用（seelische Wirkungen）等美學特質大量地進行論述。一直到今日，昆墨爾設置的收藏準則仍被博物館奉為圭臬。
鑑定之眼
昆墨爾是西方第一位能夠流利地說、讀、寫日語和中文的東亞藝術史家，他認為：除非具有中國和日本古典語言、文學、歷史和思想等方面的知識，否則不可能深入地瞭解東亞的藝術。1912年他將《君台觀左右帳記》中有關宋元繪畫品評的部分翻譯成德文並出版〈《君台觀左右帳記》裡的中國繪畫（Die Chinesische Malerei im Kundaikwan Sayûchôki）〉一文。《君台觀左右帳記》是日本足利義政（1436～1490）東山殿裝飾品的帳冊和記錄，其中大多是來自中國的「唐物」，其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宋元繪畫的評鑑、陳列掛軸的方法以及配置工藝器物的圖說。昆墨爾本人對於中國繪畫，特別是宋元畫的鑑賞，絕大部分應該是來自於他對於《君台觀左右帳記》的研究。這是昆墨爾「鑑定之眼」發展的第一階段，而他為「東亞藝術收藏」最初所收購的中國繪畫，無疑受到日本對於中國繪畫的「古典」鑑賞意見深刻的影響。
1907年初他抵達日本，在已逝的巴黎古董商林忠正遺留在日本的收藏中，購買了五件繪畫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件傳為梁楷（今定為元人無款）的〈釋迦出山圖〉（圖1）。對於這件繪畫作品，昆墨爾表示：「在觀看展覽時每位觀眾心中總會有一個非常天真的問題，究竟哪一件作品是最美的？……這件傳為梁楷描繪著雙手合掌的出山釋迦，應該被定為14世紀，但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宋代晚期風格的作品……」
1908年昆墨爾經由東京的古董商下條正雄（1843～1920）之手買到了傳為郭熙（約1020～1100），但現在被認為是元代李郭派（可能出於唐棣［1287～1355］之手）的〈山水圖〉（圖2），雖然傳稱為郭熙，但昆墨爾卻有其個人獨到之看法：「這幅精彩絕倫的山水畫被定為是郭熙的作品。但究竟為何被定為是出自這位古代大師之手的原因不明。很大的原因是日本的鑑定（在其他地方也是）往往有將不知名畫家的作品定為古代大師的傾向。但策展人［指昆墨爾本人］在此明智地迴避了這個問題，不談其傳稱的作者等等那些不必要的討論。作為體現了宋代山水畫風的作品，這件作品與旁邊並置的柏林冊頁中最好的幾頁具有同樣高的價值。」
由此可見，昆墨爾並不囿於畫作題簽上標示的「名牌」，而是從風格和美學的角度對作品進行判斷，而將這件作品視為受到李郭畫風影響的作品。引文中提到的「柏林冊頁」，即是昆墨爾從日本關西地區重要的篆刻家，同時也是重要收藏家的桑名鐵城（1864～1938）處所收購的一套包含了傳為唐代的韓滉（723～787）、衛憲（約活動於937～975）、戴嵩（約活動於8世紀）、李方叔（約活動於9世紀初）、宋代的徽宗（1082～1135，圖3）、王穀（約活動於11世紀）、李公年（約活動於11至12世紀，圖4）、韓若拙（約活動於12世紀初）、夏珪（約活動於1180～1224）、釋仲仁（約活動於11至12世紀）以及元代的邊武（約活動於14世紀）和張遠（約活動於14世紀）等計12開的〈唐宋元三朝名畫冊（唐宋元三朝諸名家畫帖）〉。在當時他與總館長波德之間的信件往來中曾經提到這些畫作的真偽問題：「這些名款都是後來添加的……但即使這些不是宋代的原件，也是流傳在日本的明代摹本。」而堅持購買這套冊頁，昆墨爾對這套冊頁大部分畫作的定年，今日檢驗之，仍十分準確。
昆墨爾卓絕的眼力也體現在其對向來被中國文人批評為「狂態邪學」的浙派畫家蔣嵩（約16世紀上半）的畫作上（圖5）：「……蔣嵩，對我們來說是一位極具原創性和才能的明代畫家，却不被文人喜愛而招致批評為粗野、鄙俗，視為敝屣……」
在中國美術史學界對於浙派畫家的注意和研究，最先是由日本學者鈴木敬（1920～2007）於1968年的大作《明代繪畫史研究．浙派》揭開序幕（這與日本對浙派繪畫的鑑賞與接受歷史有關），後由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等人的推波助瀾。然而，在20世紀初昆墨爾便已經認定蔣嵩的繪畫才能，並給予他極高的評價，實屬可貴，更佐證昆墨爾是有意識地以美學品質為首要考量來收集中國繪畫。
視角的轉換
1926年10月到1927年6月昆墨爾再次經由美國前往日本、中國和俄國旅行。在這次的旅行中他跟中國的收藏家購買畫作，並學習他們看畫的眼光。這是他「鑑定之眼」發展的第二階段。在此之前，他對中國繪畫的眼光受到日本的影響，著重於宋元畫的鑑賞，此次在中國的旅行，他從中國鑑賞家和收藏家學到了對於明清畫的鑑賞，他為博物館從北京鑑賞家邵松年（1848～1924）的舊藏中買了四件明代的手卷，包括戴進（1388～1462）〈靈谷春雲〉、夏昶（1388～1470）〈湘江春雨〉、陳憲章（活動於1436～1449）〈墨梅圖卷〉等畫作以及一件沈周（1427～1509）作品的摹本〈風雨過谿圖〉；另外又從王姓將軍處買到樊圻（1616～1694後）〈長江圖〉、王雲（1652～1735以後）〈仿宋元人山水冊〉；在天津的張志譚（1878～1946）處買了高鳳翰（1683～1748）〈山東六景詩畫冊〉、鄭板橋（1693～1765）〈竹石圖〉、羅聘（1733～1799）〈墨蘭圖〉、方士庶（1692～1751）〈仿古山水圖冊〉、王巘（活動於17至18世紀）〈松梅圖〉、蔣予檢（活動於1822～1838）〈沅灃遺芳〉冊頁、周棠（1806～1876）〈山水圖〉、高其佩（1660～1734）的指畫〈鍾馗圖〉等作品。再次地證明昆墨爾大膽且獨到的鑑賞眼光，因為上述的這些畫家在當時的西方世界裡可說是「名不見經傳」，根本無人知曉。
後記
昆墨爾於1934～1945，納粹德國（即德意志第三帝國）期間任職柏林國家博物館總館長，在其任內，1940年他受當時納粹政府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的委託，起草了長達319頁的掠奪藝術品清單。昆墨爾本人是否是納粹仍有爭議，二次戰後在審判法庭中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亞洲藝術策展人威瑟（H. F. E. Visser）出庭為昆墨爾辯護他的清白。但因為對於第三帝國政治的參與，使得昆墨爾的學術成就以及卓絕的鑑賞眼光被此陰影所掩蓋。2016年是在柏林「東亞藝術收藏」成立的第110個年頭，也是亞洲藝術館預計在2019／2020年往柏林市中心洪堡論壇（Humboldt-Forum）新館搬遷前對公眾開放的最後一年。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特舉辦「奧托．昆墨爾之眼（Otto Kümmels Auge：Zum 110. Jubiläum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sammlung in Berlin）」展覽（圖6），除了回顧建館之初的歷史，也展望未來！
奧托．昆墨爾之眼（Otto Kümmels Auge：Zum 110. Jubiläum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sammlung in Berlin）
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1/19～7/17
圖片提供｜王靜靈（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中國藝術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