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瑞典斯德哥爾摩世界文化博物館（Världskulturmuseerna）
北宋文人司馬光（1019～1086）曾云：「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一語道盡洛陽的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為了讓瑞典民眾更加認識這座中國古城，位於該國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世界文化博物館（Världskulturmuseerna），日前便與中國河南省文物局共同舉辦「絲路上的大都會─唐代洛陽文明展（Staden vid Sidenvägen）」。此展作品來自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博物館、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龍門石窟研究院、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陽博物館、鞏義博物館和新安縣博物館等十家機構，共精選149組文物呈現於觀眾面前。展品涵蓋陶瓷器、金銀器、唐三彩、石刻造像等諸多種類，以洛陽的都城建築、皇室寶藏、社會生活、中外交流和宗教信仰等單元組成。
帝國東都
位於河南洛伊盆地的洛陽，其北依邙山、南臨伊闕，東西各有虎牢、函谷兩關口，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也因此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等朝代在此定都，而素以「九朝名都」著稱於世。尤其當隋煬帝於605年登基後，即命楊素、宇文愷等人負責在洛陽規劃營建都城，每月役使丁匠200萬人，經過一年時間便完成遷都之舉。之後透過大運河的開通營運，使得洛陽的政經文教更加繁榮。李唐建立後，繼續對東都洛陽重修擴建。唐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更以洛陽為京畿，並號稱「神都」，達到歷史發展的高峰。
在武氏當政期間，其在原有的乾元殿址上建立明堂。根據史料紀載，該明堂外觀上圓下方，高度294尺，邊長300尺，共有三層，具有布政、祭祀、受賀、宴會和講學等多種用途，是武周王朝的統治中心。之後在明堂的北端，武氏下令再建造一座天堂。此建築高有五層，內部安奉夾紵大像，是皇室專屬的禮佛廳堂。相傳光是主尊佛像的小指間，便能容納數十人，可以想像其巨大宏偉的模樣。當時明堂與天堂的建立，應是武周朝在洛陽城內最高大的兩棟建築物，它們象徵著帝國的輝煌成就與皇權的無上尊榮。且一改過往皇宮中軸線主殿單層設計的傳統方式，讓洛陽宮城殿宇的氣勢風貌增添不少立體感。
從1973年以來，洛陽博物館便陸續在城內的定鼎路與唐宮路周圍，發掘出大型建築的圓形基址。其直徑約11公尺，推斷是屬於武周時期的天堂舊址。198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洛陽唐城工作隊，繼續於中州路與定鼎路相交的東北角發現了明堂遺址。其南北長約400公尺，東西寬約396公尺，四周有牆址與壕溝，中間則為圓形夯築台基。為了拓展旅遊知名度，近年來洛陽當局也在隋唐宮城區遺址上，重新修建明堂與天堂，並設立一座「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供民眾參觀遊覽。其間不但展示相關歷史介紹，更包含考古發掘情況和復原研究等成果。且隨著如徐克導演的電影《通天神探狄仁傑》等影視傳播，該建築群的知名度更日益增長。
儘管在本次展覽中，無法陳列實際的建築宮殿主體，但主辦單位還是以照片和模型手法，呈現出明堂和天堂等唐代建築的設計與外觀。並且還展示數件小型實物，例如出土於1970年代洛陽隋唐城宮殿遺址的〈石雕龍首〉、〈密檐式石雕佛塔〉和〈獸面紋瓦當〉等作品，讓觀眾能夠理解隋唐洛陽建築的風華面貌。除此之外，當時位於城內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築如上清宮、玄武門、應天門、定鼎門和天津橋等，亦都出現於展場說明裡。可以說唐代洛陽城的豐富內涵，是研究都城建設和城市布局的寶貴資料，不但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具有關鍵地位，其構成藍圖與建築形制亦對東亞諸國的城市規劃有著甚深的影響。
神都遺珍
本次展覽中的明星作品，是1982年時一位農民──屈西懷，在嵩山採藥時不經意發現的一件黃金簡片，該文物現藏於河南博物院、後世稱之為〈武則天除罪金簡〉（圖1）。武周久視元年（700），武氏蒞臨嵩山祈福，並派遣太監胡超向天地諸神投簡以求除罪滅障。其書寫文字為：「上言：大周主武曌，好樂真道，長生神仙，謹詣中岳嵩高山門，投金簡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歲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謹奏。」該金簡為直豎的長方形，長36.3公分、寬8.2公分，重247公克，黃金純度高達96％以上。這是迄今少數與武氏有直接相關的存世文物，因此歷史價值意義非凡，也讓後人能夠藉此一窺女皇的獨特個性和內心世界。
除了難得一見的武氏金簡，本區也陳列許多洛陽出土的唐代皇陵珍品。唐代詩人王建曾云：「北邙山上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說明當時邙山上遍地群墓的景象。尤其在唐代，此處更是皇親貴族安葬建墓的不二首選之地，因此本區出土大量精美的隨葬品，譬如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的發掘便是一例。豆盧貴妃（661～740）生前是唐睿宗（662～716）的嬪妃，因對年幼玄宗（685～762）有養育之恩，於是被允許建立豪華陵寢。1992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對此墓進行挖掘，墓中不只存留敘述墓主事蹟的長篇墓誌銘文，更出現陶製鎮墓獸、各類男女陶俑、飲食器物和金銀器等，說明唐代貴族的厚葬風俗。
不久之後，於1998年洛陽偃師又出土一座皇室陵墓。該墓俗稱恭陵，也被稱為太子塚，是唐高宗與武則天之子李弘的陵寢。恭陵高50公尺、長163公尺、寬147公尺，呈長方形，坐北向南，面向嵩岳。在該墓的東北方，另有一座中型墳塚，是屬於李弘之妃哀皇后的陵墓。哀皇后是翼國公裴居道之女，也是出身名門貴族，當地人慣稱此墓為娘娘塚。這次展品裡的〈彩繪陶風帽騎馬樂俑〉、〈釉陶帶蓋三足爐〉、〈釉陶四繫罐〉、〈藍陶釉四繫罐〉、〈山水圖陶罐〉等，皆出土於哀皇后墓，其作工精良，特別是一批藍釉陶器更是珍貴罕見。對此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見學者謝明良在2006年6月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的〈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一文。
為了突顯唐代洛陽貴族的榮華富貴，主辦方還特地展示一幅2005年出土於洛陽定鼎門南街的唐安國相王孺人唐氏墓壁畫（圖2）。安國相王即為唐睿宗李旦，是武則天之子、唐玄宗李隆基之父。在李旦登基當皇帝前，曾做過洛州牧，並被封為「安國相王」，而出土墓塚的主人則為其嬪妃之一唐氏。根據出土報告指出，該墓室從墓道口開始，兩側依次繪有青龍、白虎、人物、馬匹和駱駝等圖像，再現墓主生前的奢華生活。畫面上的物象尺寸和實際現狀相差無幾，線條運筆一氣呵成顯得簡潔流暢。且壁畫是由紅、黑、黃等數種礦物顏料繪製而成，即使經過千餘年後，其色澤仍然保持絢麗。
盛世生活
唐代的經濟繁榮與發達商業，頓時讓洛陽成為財富聚積之地，1971年含嘉倉城遺址出土的刻銘方磚，便可說明此一盛況。含嘉倉始建於隋煬帝大業元年（605），李唐王朝繼續擴建沿用，這是用以儲存糧食的大型國家糧倉之一。在已經發掘的數十座倉窖中，曾出現不少刻字磚塊，稱為「銘磚」。磚銘的主要內容記載倉窖位置、租糧來源、入窖年月和受領粟官的姓名職稱。現存出土銘磚所顯示的年號，大都屬於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時期，且糧食來源包括蘇州、徐州和楚州等江南地區。這些銘磚是研究唐代倉窖儲糧的第一手資料，記錄下當時富裕的社會生活與供糧狀況。
由於物產豐隆、糧食充足，使得唐代的飲食文化發展，不論在材料選擇或是烹飪技巧，都邁入另一高峰。尤其為此應運而生的各類飲食器皿，更是五花八門、不勝枚舉。例如在展場中出現的隨葬品〈墨書白瓷碗〉、〈三彩飛雁蓮花紋三足盤〉、〈三彩三足爐〉、〈三彩貼寶相花三足爐〉、〈三彩人形注七星盤〉、〈三彩雕花杯〉、〈絞胎三足盤〉和〈三彩高頸瓶〉等，都突顯出唐代民眾飲食用具的多元變化。尤其此時胡風大盛，像胡餅、畢羅（源自波斯語，是以麵粉作皮、內包餡料，再經過蒸煮或是燒烤而成的食物）、葡萄酒和調味辛料等異域食物，也都在洛陽城內大肆風行。這種中西混雜的流行風尚，不但是唐代飲食演變的主要特徵，更影響後代的飲饌習慣。
不只陶製飲食器皿的外觀奪人耳目，唐代的金銀器造型更是富麗堂皇、技巧更上層樓。展品像〈鶴首銀支架〉、〈鎏金銅鎖〉、〈長柄帶蓋銀鐺〉、〈金帶飾〉和〈諸道鹽鐵使銅方印〉等，無不顯示出唐代製作匠師的超群技藝和消費者的嫣妍品味。若以〈鎏金銅走龍〉（圖3）為例，該作品在2005年於洛陽關林大道唐墓出土，其流線造型神形具備，展示出一派盛世大唐風範。該龍首與上身呈S形，昂首前行的模樣，姿態極富動感。此外唐代銅鏡的製作成就，也邁向另一全盛時期。展品〈孔子遇榮啟期銅鏡〉與〈透雕花鳥紋銅鏡〉，相繼透露出儒道思想融合和傳統吉祥圖案的盛行。大體來說在唐代的金屬器用製作上，器形外觀和紋飾圖案多變，適用於各類日常場合。
現藏於洛陽古墓博物館的〈花鳥壁畫〉（圖4），出土於唐代趙逸公墓，亦傳遞明顯的唐代裝飾美學。該幅花鳥壁畫畫幅寬2.82公尺，殘高1.35公尺。畫面是由赭紅色的框線分為三部分。畫面中間描繪著一個巨大盆器，器物邊緣繪有繁縟的錦花紋飾，其中清水流動且漂浮著兩朵花卉。盆器前則有三隻大雁，相互追逐嬉戲。左右兩側部分的畫幅較小，都是以湖石和花鳥為主，造型準確神態生動。展品中還有許多出土陶俑，像一件〈三彩持花女俑〉（圖5），面容微笑手持蓮花，並提起一腳端坐，體現了唐代女性的從容自在。透過觀察這些人物的姿態舉止（圖6），可以遙想唐代洛陽城內精采的都會生活。
輻輳萬邦
作為南北運河的中樞點、東西絲路的起運站，唐代洛陽不但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更是享譽海內外的國際都會。各方人物匯聚此地，中外風俗與器物相互滲透，文化兼容並蓄且不斷地推陳出新。（圖7）從7～9世紀開始東北亞日韓兩國就曾派遣使節團來到中土，學習中國政治、經濟、宗教和思想。光以日本為例，其遣唐使的活動次數便高達十幾次，從多方面向唐朝汲取資源，進而奠定古代日本的文化基礎。而西域各族也在此時紛紛進入中國，從現存大量的胡人造像陶俑，便可知曉這股胡風盛況。（圖8、9）但文化交流的過程並非只是單向進行，三藏法師玄奘（602～664）的西行求法，便是最佳例證。與其有關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亦成為日後中土人民認識西域世界的重要窗口。
事實上，不只是文獻記載著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近年來許多墓葬出土品，也直接證明兩地往來的熱切互動。1981年4月河南洛陽龍門啤酒廠在市南郊區修建擴廠時，發現一座頗具規模的唐墓，隨後洛陽市文物工作隊便立即對該墓清理挖掘。從出土的墓誌銘中得知，該墓建造於唐景隆三年（709），是唐代定遠將軍安菩與其妻何氏的合葬墓。最後從墓中一共出土珍稀文物129件，其中包括一方石刻墓誌、唐三彩50件和若干單釉器、金銅器和瑪瑙等，是洛陽發掘為數不多未被盜掘、且有確切紀年和墓主生平記錄的墓葬，難能可貴、深具意義。
根據該石刻墓誌記載，該墓主人翁安菩「字薩其，先安國大首領。破匈奴牙帳，百姓歸中國，首領同京官五品，封定遠將軍，首領如故……粵以麟德元年十一月七日卒於長安金城坊□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而妻子何氏則「系先何大將軍之長女，封金山郡太夫人。以長安四年正月廿日寢疾，卒於惠和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由此可知安菩雖為安息國的外籍人士，但仍替唐代帝王率領軍隊縱橫大漠，為保衛邊疆而浴血奮戰。後來其子安金藏將父母兩墓合併，建立如今這座夫婦墳塚。1987年洛陽市政府新建中國第一間專業的古墓博物館，安菩夫婦墓便被搬遷到邙山館區，成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安菩夫婦墓的出土文物裡，另有一件作品頗受到觀眾關注，即是一枚〈東羅馬金幣〉。其直徑2.2公分，重量4.3公克，現藏洛陽博物館。這枚來自東羅馬帝國的黃金貨幣，外觀呈圓形片狀，正面為一個頭頂冠冕的男性人像。兩側附有十字架，且在左側邊緣處刻有銘文「FOCAS」。背面則是一位具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圖像，其右手持長柄、左手握有上立十字架球體，邊緣處鈐有字母「CTQPIA」。根據以上這些元素特徵，可斷定該枚金幣屬於東羅馬帝國福克斯皇帝（Phocas，547～610）主政的時代（602～610）。該金幣為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貨幣，推測應是當時絲路貿易下的遺物。在中西交通、商業和文化交流過程裡，具有重要的參考研究價值。
海納百川
唐代在接受外國事物的包容程度上極為積極開放，不僅在視覺藝術和物質文化，連宗教思想領域也是如此。因此可以看到中國原生的道教、印度傳來的佛教、來自中東的大食法（伊斯蘭教），甚至於西方的景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信仰如祆教、摩尼教等，都在大唐洛陽城區中和諧共存，並留下大量的宗教藝品文物。在這次展覽中，主辦單位特別重視唐代的佛教發展。由於當時洛陽知名高僧輩出，除了上述提及的玄奘，還有禪宗北宗創始祖師神秀（606～706）、著名禪僧神會（684～758）和大譯經家義淨（635～713）等人。他們對於漢傳大乘佛教的教義撰述和釋義內容，皆有傑出貢獻而留名後世。
佛教之所以能夠興盛於隋唐之際，其中很大因素是受到皇室貴族的支持贊助。他們對於建廟築塔、開鑿窟室等工程活動，都予以大力協助。其中位於洛陽南郊約12公里處伊水岸濱的龍門石窟，便是中國史上著名的佛教石窟藝術寶庫之一。本次展品有來自該石窟的石雕，例如路洞前的〈石雕力士〉、看經寺的〈石浮雕羅漢〉、大萬伍佛洞的〈石立佛〉、奉先寺出土的〈石菩薩坐像〉和〈石佛首〉等。其中就屬奉先寺石窟的規模最大、藝術至精、最具代表性。該寺原名大盧舍那像窟，其主尊盧舍那佛，高度17.14公尺，造型圓潤豐滿。其他八尊菩薩、弟子和力士造像，則各富情態、刻劃傳神，成為佛教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
2006年因盜墓緣故而在洛陽李樓鄉城角村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則是記錄景教在唐代傳播的重要文獻。該經幢為八稜石柱但僅剩殘半，外部存有景教經文和製作經幢的文字記錄，並附有完整的十字架圖飾。在景教經文部分，是由唐代景淨所撰寫之《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而從〈經幢記〉裡可得知，該石刻是在唐元和九年（814）歲末所製。其紀念的主角人物是一位「安國安氏太夫人」，參加其中的還有幾位景教人士。儘管作品外觀雕刻著四尊所謂的「天神」圖像，但其與佛教的「飛天」造型極為相似，可以理解當時諸多宗教圖像之間，彼此吸收融合的現象。
除了當下現世對於宗教信仰的追求，唐人對於死後世界的重視程度，也表現於豐厚的墓葬物品。展品裡眾多的三彩陶俑，包括〈三彩武士俑〉（圖10）、〈三彩文官俑〉（圖11）以及〈三彩鎮墓獸〉（圖12），無非都是為了彰顯亡者的身分地位和保護墓主不受鬼魅邪怪的侵擾。本次館方特地以洛陽文物為聚焦稜鏡，藉由都城建築、皇家珍品、社會百工、文化交流和宗教信仰等不同方面，來反映唐代文明的高度成就。展現出身為絲路之上世界都會的洛陽城，其百變燦爛的風華歷史。尤其對於瑞典當地文博機構所收藏豐富的中國唐代藏品，可茲彼此對照相互輝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