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和文華館於10月10日至11月15日舉辦「蘇州の見る夢—明清時代の都市と繪畫」展，並於10月31日至11月1日策劃了一場兩天的學術研討會，邀請15位專家學者從中國與日本的角度探討蘇州畫壇的相關問題。
主題演講：蘇州文人繪畫的成立、推展與挑戰
第一天主題演講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石守謙「蘇州文人繪畫的成立、推展與挑戰」，他對於文人畫的研究著力甚深，本次演講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其對文人與文人畫的看法，並指出晚明蘇州文人畫所面對的挑戰。認為拒絕仕宦是文人社群的特色，作為文人畫表現主體的山水畫，即標榜無目的性，挑戰職業畫的功能性表述。講者進而以雅集圖、紀遊圖、別號圖等例子，闡明文人如何以繪畫凝聚共同的文化記憶，強化社群感的凝聚。隨著晚明社會發展，對文人生活方式的模仿帶來了雅俗不辨的危機，講者以此時山水畫成為版畫印製的熱門題材一事說明這個現象，並以版畫傳入江戶時代畫壇的狀況為對照，說明文人社群及其生活文化的營造，為蘇州文人畫之所以成立的重要特色。
吳派文人畫的成立與繼承
第一場「吳派文人畫的成立與繼承」首先為九州大學助教都甲さやか「沈周與文徵明的師徒關係：從對王蒙受容談起」。其以文徵明〈松壑飛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從風格上探索文氏學習沈周以及透過沈周學習王蒙風格的表現，並藉由文獻資料考察，指出文氏借重沈周對畫家品評意見，來思考文人畫家譜系的建立。同時講者藉由〈松壑飛泉〉畫面的分析，指出此作很可能是文徵明有意識呈現「王蒙—沈周—文徵明」此一系譜而繪製的作品。
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凌利中接著發表「關於吳門畫家若干作品與作者之考鑑：兼析吳門畫派百餘年間文人畫與作家畫理念的互動與轉戾」。演講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以文徵明姻家等人史料為主，說明文氏家族間的姻親互動關係與支持力量甚強，文徵明不需要透過作品買賣來維持與姻家的互動，以此回應藝術社會史角度的研究。第二與第三部分，講者以幾件佚名或作者被塗改的作品個案，指出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在畫風上互用的情形，並試圖指出在南北宗論提出之時，文人畫與職業畫並非完全對立的關係。職業畫亦不如過去認為的僅恪守單一畫風表現。
仇英與繪畫市場的發展
第二場「仇英與繪畫市場的發展」，則先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林麗江講述「圖與文：明代敘事畫在蘇州」。她聚焦在16世紀大量出現託名仇英的敘事畫，探討此蓬勃發展現象的成因。首先透過可靠的仇英作品，指出其敘事畫的特色在於忠實表現文字描述，並加上精心設計的細節。仇英對敘事畫理解的突出表現，應和與文人交往及臨摹古畫豐富的經驗有關。講者認為仇英引領的敘事畫表現在16世紀蔚為風潮，同時為了增加可看度，仿作市場很可能也參考了日本的繪畫作品。林麗江並指出這些託名仇英的「蘇州片」拼貼了很多古畫元素，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接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倉聖哲發表「趙浙〈清明上河圖〉及其相關研究」。他以趙浙〈清明上河圖〉（1577，日本林原美術館藏）為中心，對明末清初盛行的清明上河圖題材，並託名北宋張擇端與明代仇英仿作的現象進行討論，希望藉此增加對「蘇州片」的理解跟認識。趙浙這件作品品質精良，除有作者落款，卷後並有多人題跋，實屬特殊的現象。他一一爬梳相關資料後認為該作應為一件訂製的作品，並可見到參與慶長之役（1592～1598，萬曆朝鮮之役）的萬世德於1599年題跋。他認為若此作與〈倭寇圖卷〉（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並觀之，則可顯示出以「清明上河」題材的這件作品有著表現戰後東亞和平景象的積極意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正華發表了「清代初中期蘇州版畫的商業面向」。其演講奠基於近幾年對蘇州版畫研究的成果，從產業角度綜合品質、風格等面向，討論蘇州版畫的生產與銷售。她試圖釐清康熙至乾隆朝所見蘇州版畫的狀況，包括刻工、品質、構圖元素等，指出這段時間的作品多有西方元素，與生產者有教友背景不無關係。而這段蘇州版畫的全盛期特點可歸納為幾項：商標與品牌的建立，帶來消費標誌化的現象；商品本身亦分層化，出現多元題材，企圖涵蓋各種文化與消費能力的購買者；具靈活並敏於時事的商業策略。
蘇州繪畫活動的傳播
第二天的議程首先為第三場「蘇州繪畫活動的傳播」。先是大和文華館研究員植松瑞希發表「董其昌與蘇州畫壇的關係」。她整理明代中晚期對浙派、蘇州與松江地域畫風優劣比較的評論意見，說明松江地區文人對蘇州吳派山水畫評價的狀況。其次，以文伯仁〈四萬山水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為例，說明文氏王蒙畫風對董其昌的影響。最後以邵彌〈雲山平遠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說明這些畫論融合的狀況，畫面以倪瓚、董源、米氏父子系譜的江南山水畫表現，並有強烈的松江地區影響，而在卷末以廣闊水域處理的一河兩岸，可以視為有意識的選擇文徵明傳統，以此作為評估董其昌與蘇州地區畫壇互動的一例。
京都國立博物館名譽館員西上實發表「丁雲鵬、盛茂燁合筆〈五百羅漢圖〉」，透過對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的兩幅丁雲鵬、盛茂燁合筆〈五百羅漢圖〉及文獻的仔細考察，追索這一套畫製作的幾個重要相關人物：僧侶達觀真可、居士賀學仁。出身安徽休寧的丁雲鵬借助真可的引薦，參與多項佛經扉頁畫及佛畫的製作，其中《嘉興藏》的刊印，與以出版事業著稱的丹陽賀學仁家族有關。講者爬梳縣志資料，指出賀氏家族在施刻佛經一事頗有奉獻，而且家族收藏丁雲鵬繪製佛畫百餘幅，丁氏與賀家的互動頻繁。同時憑藉畫上人物頗具肖像性的表現，推測其中一人為真可。綜合以上線索，他認為真可與賀學仁很可能是這套作品的主持與贊助者。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傅立萃講述「明代蘇州繪畫與文人的僧寺遊」，她注意到明代盛行的實景圖、紀遊圖中，古寺題材開始在文人山水畫中占據較主要位置，並以沈周、文徵明為例討論文人與僧侶的互動，以及因應此一互動而產生的繪畫題材。以沈周〈草庵圖〉（1497年，上海博物館藏）為例，指出這件作品先有題詩才作畫，畫面描繪佛寺後有大片土地，十分紀實，但同時也能看到沈周取用古畫元素的表現。文徵明與佛寺相關的畫作上，則看到不少書齋圖元素的運用。講者以此為基礎，對照晚明蘇州文人如錢穀、王穉登等人與佛寺相關藝文互動的特色。
此外主辦者特別邀請東京藝術大學名譽教授海老根聰郎，演講「元代蘇州畫壇的兩個側面：文人畫與職業畫」，從現藏日本的作品提供研究元代蘇州畫壇與日本互動的狀況。元代蘇州承繼北宋文人墨戲的傳統，虎丘雲巖寺僧侶雪窓為此時蘭畫名手，從日本來的鐵舟、頂雲等僧人皆向雪窓學習。〈蘭竹圖〉（日本宮內廳藏）以水墨淡彩畫成，屬雪窓作品中十分特別者，講者認為雪窓從針灸的角度理解蘭草，不純然是文人墨戲的傳統。第二個例子是以海外傳入日本的花籠圖為例，這類作品的作者多失載，講者從日本禪僧雲溪永怡仿畫花籠圖為討論線索，認為這類作品可能來自中國常州草蟲畫，經由蘇州傳入日本。
蘇州相關的日中交流
第四場為「蘇州相關的日中交流」。實踐女子大學教授宮崎法子談「明代蘇州園林文化與其傳播：從吳派別莊圖看日本大名庭園」。其聚焦在江戶時期四座大名庭園：縮景園、後樂園、玄宮園與養翠園，認為蘇州吳派描繪閒居題材的別號圖，對此時日本庭園造景起了不小的影響，例如杜瓊〈南村別墅圖〉（上海博物館藏）、沈周〈東莊圖冊〉（南京博物院藏）。以〈東莊圖冊〉為例，講者認為其中數開冊頁描繪的場景乃取材自蘇州園林實景，而且在日本岡山的後樂園亦可找到與〈東莊圖冊〉相對應的園林景致。除了繪畫作品傳播影響的可能性，日本大名庭園之所以出現與蘇州園林相似元素，也可能跟將軍的中國幕僚有關。
另外，東京大學文學部美術史學研究室教授佐藤康宏闡述「明末蘇州派與18世紀京都畫壇」。他著眼於明末蘇州畫壇對日本江戶中期的影響，這方面的討論在彭城百川的相關研究中已為學者關注。佐藤氏還指出〈探幽縮圖〉已可見到蘇州文人作品，顯然江戶前期蘇州吳派繪畫進入日本。講者進一步分析池大雅、與謝蕪村、圓山應舉等畫家作品，並指出這些作品在題材與表現元素取材自明代吳派繪畫之處，但是個別仔細的檢驗中，也可觀察到日本畫家吸納轉化的表現。
日本畫師們所見的蘇州
第五場為「日本畫師們所見的蘇州」，首先是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杉本欣久發表「江戶時代傳入的仇英畫」。在反省「影響論」討論方法的基礎上，杉本氏談論江戶時期傳入的仇英作品，除了仔細解讀江戶時期文獻資料，也提示不同時期對仇英的觀點存有差異的情形。
接著大和文華館研究員宮崎もも闡述「田能村竹田中所見吳派花繪畫的影響」，主要以日本南畫家田能村竹田（1777～1835）為例，考察其對蘇州吳派花繪畫的學習與調整。從現存文獻與作品，田能村竹田學習過沈周、文徵明的山水畫，花鳥畫則參考沈銓，不過宮崎氏認為田能村竹田的花鳥畫風與工筆重彩的南蘋派較無關，而與明代畫家魯治更密切。關於魯治的資料並不多，大抵可知其為東吳人，經常與蘇州畫家並提。田能村竹田模仿了魯治花卉卷的構圖，不過在配色與敷色方式有不同而大膽的處理。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橋本寬子論述「關於日本近世繪畫所見經由中國而來的洋風表現：以浮世繪與眼鏡繪為中心」，指出日本浮世繪與眼鏡繪中西方技法與元素的表現，很可能透過蘇州版畫學習而來。首先以奧村政信、田村貞信的作品與蘇州版畫〈蓮池亭遊樂圖〉比較為例，說明初期浮世繪的室內圖啟發自蘇州版畫的可能性。其次，講者考察了圓山應舉的眼鏡繪，這類作品以蘇州萬年橋題材為人所注目，並指出當時已有中國製的眼鏡繪傳入日本。但在講者視為第二期發展的歌川豐春作品上，可以看到發展出帶有異國趣味及注重室外風景表現的情形。
為期兩天、緊湊而密集的研討會在日本畫師的視野中劃下句號。配合蘇州繪畫展的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試圖在都市與商業的角度外，藉由傳播、受容的討論擴展研究的面向。以交流視角研究蘇州畫壇雖然剛起步，相信隨著愈多個案的累積，對於深化了解文化互動的助益愈大。
圖片提供｜日本大和文華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