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天保九如──九十年來新增文物選粹」大展，展出器物、書畫和圖書文獻三處的捐贈及購藏文物。圖書文獻處安排了「天府遺珍」、「名刻精槧」、「儒賢手澤」、「宗教經典」和「皇輿版籍」五個單元。本刊採訪圖書文獻處曾紀剛及鄭永昌兩位研究人員，談策展構想之外，也聊地圖、古籍具有的人性溫度──書寫者的真摯用心，以及愛好者對圖籍的收藏熱情。
展覽概述
說起展覽單元的規劃構想，策展人曾紀剛表示，這是依循圖書文獻處的四大主題收藏：善本、明清檔案、輿圖和佛經。「名刻精槧」展示宋、元至民初版刻的古籍善本；「儒賢手澤」陳列明末至民國的名家手稿日記。至於「宗教經典」和「皇輿版籍」兩單元，一為佛教與伊斯蘭教珍貴典籍的匯集，一為東、西方繪製之古輿圖以及台灣早期地契文書。異於前述，展場入口的首個單元「天府遺珍」，意在呼應早期故宮徵集文物的目標。曾紀剛提到故宮90年以來，各階段在購藏文物上都有不同考量，如昌彼得副院長的時候，古籍拍賣市場中的宋版書品質好，價格公道，因此當時購得不少珍品，像是這次展出的《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但若是談到最初的徵件目標，曾紀剛表示：「讓原藏清宮、後來流散到海內外的文物，再次回到故宮。」在這樣的基本想法之下，致力於讓清宮許多早已散佚文物，經歷時代顛沛流離之後能重聚故宮，方為萬幸，於是規劃「天府遺珍」單元，展出這些失而復得的古籍善本，還包含清宮流出的〈京杭運河圖〉（圖1），是一幅清初罕見以山水畫法所繪製的地圖，甚為珍貴。
購藏一方面是按故宮發展的政策方向，因此近年來跳脫中國宮廷典藏的框架，除將視野放大至亞洲，同時對常民文化也有更多關注；另一方面，透過外界的捐贈文物，也拓廣故宮的收藏類型，如林語堂手稿及台灣地契文書，都是持有者家屬的慷慨捐贈，促使研究收藏呈現新的面向。正如日裔德籍的醫學教授飯塚一捐贈的西洋地圖，鄭永昌認為：「這一套作品打開故宮注意、收藏西洋地圖的契機。」飯塚一因為受到故宮赴德展覽的感動，所以將畢生在舊書店購得珍藏的古地圖捐出。這次展覽的〈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地圖〉即是飯塚一的舊藏，為義大利耶穌會士參考明嘉靖年間羅洪先的〈廣輿圖〉所作（圖2）。
其他像是由香港中山圖書館捐贈，來自嶺南、廣東的清中後期刻本，曾紀剛推薦觀眾細讀：「這批內容多是印行數量較少、清代中後期南方文人家族的詩文集，有時出版目的並非廣為流傳，是做為禮品來贈送。」因而這些刻本在時代、地域特別之外，印製精美秀雅（圖3）。這回展出的圖籍類型多元，除了罕見的宋元刻本，也包含手稿抄本。
手稿抄本
即便作家具有出眾的文采，但創作是否能付梓出版，仍需幾分運氣，正如晚明《守城全書》和民初《京華煙雲》，兩者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守城全書》旨在談城池防禦之術，抄錄了歷代守城的奏書、文獻或當朝思想。由於它保存清初之後被朝廷禁毀的明代史料，因此格外珍貴。撰寫者祁彪佳是晚明重要的抗清義士，「人們在易代之際，總有複雜的心境和選擇。祁彪佳的選擇比較激烈，就是以身殉國。」談及明亡的時代傷痛，實難以輕描淡寫帶過，然而曾紀剛注意到的是，在此時局動盪之際，祁彪佳仍寫作不懈：「祁彪佳對這本書反覆批校，可能是因為他希望把這本書出版……書上有『寫式』二字，可能指古籍在付梓之際，再手寫上版，重新謄寫、清稿的格式。」在《守城全書》的手稿上，曾紀剛一一指出這些細節，但不禁嘆道：「祁彪佳有用心在上面，可惜終其一生未出版，後來就過世，只剩下這個稿本。」
展間另一隅，則是民初林語堂寫的小說《京華煙雲》（圖4），描寫庚子義和團之亂以降，姚、曾、牛北京三大家族的興衰及時代炎涼。林語堂是民國早期重要的作家、翻譯家及學者，他曾表示：「有雄心讓小說流傳後世。」由英語撰寫的《京華煙雲》讓林語堂如願以償，它不僅在譯回中文版發行後，受到華文讀者喜愛，更二度拍成電視劇，吸引觀眾一同沉浸在戰亂的兒女情長。「今年剛好是林語堂誕生120年，很湊巧！因此我們這次把林語堂英文手稿展示出來。」曾紀剛說。
手稿除了展現作家立言傳世的企圖，有時是私密直接的表白，呈現個人思想心路的歷程。由曾寶蓀、曾約農兩姊弟捐贈其家藏曾祖父曾國藩的日記（圖5），揭露出曾國藩得知慈禧太后發動辛酉事變奪權之後，他當下的反應：「因本日見閻丹初與李申夫書，有云贊襄政務王大臣八人中，載垣、端華、肅順並拏問，餘五人逐出樞垣，服皇太后之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相與欽悚久之。」曾國藩有語彙簡明、情緒強烈的用字特色，鄭永昌舉出曾國藩的日記常用如「可恥」、「斗筲之量，真可醜也」等自我警惕的文字，表現出嚴以待己的性格。得知辛酉之變這宮廷政鬥消息，鄭永昌表示，曾國藩當下是感到害怕的：「咸豐皇帝剛去世，慈禧垂簾聽政，發動辛酉政變。當時重要的大臣被關的關、被殺的殺，遭革職的革職。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聽到這消息就在日記寫下。連他這個身經百戰、打敗太平天國的人，聽到慈禧如此整肅異己，竟也驚悚。」
曾紀剛點出親手書寫的文字史料，具有文獻的優先性：「有時候稿本或抄本，它有比刻本更值得重視的地方，在於它有文獻的優先性。它只此一次，最能夠反映作者原初的想法；或是著作故事形成的過程，會反映在稿本抄本裡，後人研究者才能把脈絡和軌跡勾勒出來。」此回展出清代文字學鴻儒桂馥撰寫的《說文解字義證》，不只稿本上有刪減增補的痕跡，許多頁面上更浮貼筆記，讓今日研究者能瞭解在完稿複印前，桂馥於《說文解字》校注學問上的發展脈絡。
藏書漫談
書籍做為思想學問的載體，自古不僅受到文人重視，到了宋代由於印刷技術發達，留下不少精緻刻本，使得後世在閱讀之餘，也為書籍裝幀和刻工深深著迷，故書冊成為文人賞玩的收藏。「天保九如」特展展出的珍本中，都曾為著名藏書家的收藏。藉由藏家在書頁上鈐蓋的藏書印，曾紀剛分享古今收藏情況和趣聞，其中袁克文、黃丕烈的事蹟值得一提。
袁克文即是曾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短暫稱帝83天的袁世凱之子，既不諳權術，又無意淌政治渾水，他選擇將金錢精力投注在玩古收藏。展品中《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即是袁克文的收藏，此書為袖珍尺寸的巾箱本，書頁上有多枚印章（圖6）。曾紀剛提醒可得留心印的位置：「古人在書上面蓋藏印，會選恰當的地方來鈐蓋。藏印的大小、文字內容，都包含了他當時的心境、身分；這書的來龍去脈；還有他和這書的關係。」例如在《新刊淮南鴻烈解》中，會看見藏書家劉之泗鈐蓋的藍文印。透過藍色印文，後人便可知他在閱覽此書時，正在為書的原主人、其父劉世銜守喪（圖7）。
袁克文在《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蓋了刻有「皕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的印，這方由篆刻名家王大炘完成的藏書印，附有一枚袁克文小像，是穿著一襲長袍、埋首閱讀的男子剪影，維妙維肖。「在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史上面，鮮少有人用皕宋當作自己的藏書齋齋名或是字號。」曾紀剛說明「皕宋」最早由清後期的藏書家陸心源所用，是為了彰顯他擁有的200餘本宋版書。袁克文沿用此名號，無疑是自傲於個人豐富的收藏。但袁克文並非沽名釣譽，曾紀剛補充：「袁克文的藏書非常精采，他幾乎可說是近300年私家藏書的第一人。」
袁克文愛書成癖，同時生性風流浪漫，常和妻妾同賞善本古籍，在這小巧精緻的書冊中，不免也見到那些紅粉知己的蹤影。「上面有兩個印比較特別：『無塵』、『侍兒文雲掌記』，這兩位都是他的妾。另一個『克文與梅真夫人同賞』的印，則是指他的正娶。所以這本書買回來，他是很興奮的。不同的時候，就跟不同的老婆看。」曾紀剛笑道。以時代背景來看，男女相依讀書的情趣十分難得，鄭永昌表示：「民國初年大多數的婦女知識程度不高。他的妻妾竟可以跟丈夫一同欣賞，實在是不得了！可見他當時妻妾都是知識水準高的女性。」
時間回到清代中葉，藏書家黃丕烈是另一種書癡典範，他多次舉辦「祭書」活動。其好友張士元曾在〈祭書圖說〉提過此事：「黃君紹甫，家多藏書，自嘉慶辛酉至辛未，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後頗止。丙子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為之圖。夫祭之為典，鉅且博矣！」不僅透過祭拜的儀式，黃丕烈對象徵古人智慧的書冊表達虔敬，他更在圖籍收藏上實踐對知識的熱情。「名刻精槧」單元展出的宋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曾為黃丕烈收藏，今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和它同版的早期印本（圖8）。故宮的藏本雖然刊印時間較晚，但書本印刷前將原版錯誤逐一修正，印製品質優良，成為名家爭相收藏的目標。《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書中尚有黃丕烈題跋，曾紀剛表示此書為善本古籍的精品：「黃丕烈對書有極強烈和深厚的癖跟戀，而且對於書相關的知識，又有深刻追求和理解。那些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完全反映在他收藏的藏書題跋上。題跋裡面，反映了他對一部書，無論是版刻或是書籍的傳著、流傳、不同年代版本的分析。通過他的理解，他曉得這書、這個版本特別珍貴的地方在哪，還有不得不讓他（黃丕烈）擁有的地方為何。」透過《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題跋，尚可知道當時黃丕烈以120兩白金買得，這是「不特書估居奇，亦余之愛書」的結果。儘管書的索價不菲，愛書的他仍感值得，更在題跋宣言：「余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書魔故智有如是者。」黃丕烈對書本的熱愛精神，值得後世學習，曾紀剛道：「他不僅愛宋版書、不僅能藏宋版書，還能讀宋版書。這對一個藏書家、文物收藏家來講，是一個滿大的警語。」黃丕烈不僅戀物，又求知若渴，這或許便是身為一名文物收藏家的最高境界吧？
物換星移，這些珍本輾轉進入故宮。就文物保存的觀點來看，固然值得歡欣，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曾紀剛更感人世滄桑：「家傳文物的流轉，幾代和幾代之間的，或者是家族和家族之間的流動，有時候未必都是有趣和溫馨的事情。就《註陸宣公奏議》來說，後面那麼多藏印，從明代、清代到民國，每一次的易主都是一個朝代的沒落，或是一個家族的沒落。」《註陸宣公奏議》為唐陸贄上呈皇帝的奏草及中書奏議，今故宮所藏為存世最早的刊本，曾由韓德均和錢潤文夫婦收藏。「他們兩個帶著收藏的古籍善本，一同去躲避戰亂，所以此本有一方印叫作『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這麼長的一方印，表露他們夫妻倆帶著這部家藏的古籍，一同去躲避當時的戰爭。」
烽火連天，冒著危險也攜書逃亡的愛書藏家不只他們，故宮所藏宋元珍本的重要捐贈者沈仲濤，民初時同樣不惜重本，將收藏的古籍善本分批運來台灣。沈仲濤生活於清末民初的戰亂年代，由於酷愛讀書，因而在上海經商期間收購大量善本，並藏於自建的「研易樓」中。然而隨著戰事危急，他選擇帶著家人遷居台北，並將收藏分成兩批運送，其中一批上了有「中國鐵達尼號」之稱的太平輪，沉於大海。談及此事，曾紀剛不免惋惜：「後人回憶太平輪上的八大箱書，和後來到台灣的研易樓藏書，質跟量是相當的。當我們曉得故宮的研易樓藏書有多好的時候，就會很心痛另外一批書沉大海的書籍到底有多好？目前佚失的散本，有沒有哪一些了不起的書，在太平輪上面？」
裝幀設計
「天保九如」大展的文物表現形式大異其趣，帶給觀眾不同的美學感受。例如展間中配色鮮豔的《古蘭經》及《古蘭經文法註解》（圖9），在故宮對亞洲宗教藝術的研究發展方向下，這兩本購藏的重要經典，皆展現伊斯蘭教藝術工藝的巔峰。而16世紀印度莫臥兒王朝前期製的《古蘭經文法註解》，具有特殊的書寫形式，除了正文書寫上選用金、黑、藍不同的墨色作區隔，邊框外有排列為尖錐狀的文法註解，整體設計讓人印象深刻。
除了亞洲地區的書籍經典，策展也將目光投注至台灣地契文書，讓觀眾得以一窺18世紀台灣民間的生活樣貌。既往故宮曾出版《臺中東勢詹家清水黃家古文書集》，介紹台灣的地契文書檔案。這次展出的〈扒打竿社番茅格愛京同妻甲巴霞立再典收過現租磧底銀字道光八年七月〉和〈黃端靜立再典備出現租磧底銀字〉為台中平埔族和客家人買賣土地、一式兩份的契約。鄭永昌表示：「事實上地契文書分成白契和紅契，白契就是沒有經過官方過稅的，沒有徵稅、私下簽訂的。有蓋章的，就是所謂的紅契，是有官方徵收土地稅的。看紅契的印所在位置，就是在他們金錢交易的金額上面，表示這是不能改的，一定是在這邊畫押。」將兩份文書併列，會發現契文上各有半印，鄭永昌道：「買方賣方各持一份，互為保證。而且它很有趣的，分開來看不出什麼，但相合之後就發現印下方就是寫著『合同』字樣。它是把『合同』兩個字寫在一起。」
透過兩位研究人員對展品的生動介紹，彷彿能見一本書從誕生至流傳的過程，和古代文人埋首寫作、藏家對珍本愛不釋手的生動形象。「天保九如─九十年來新增文物選粹」展覽至2016年1月6日為止，千萬別錯過這次的展覽盛事！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