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系列北山堂藏品圖錄及展覽計劃之一（圖1），中國書法及宜興紫砂展覽已分別於2014年及2015年春舉行。是次碑帖銘刻拓本展覽，精品盡出，教人引頸以待。其中最為人熟悉的展品，是〈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圖2），此本是傳世四種〈華山廟碑〉墨拓善本之一，其與南宋丞相游舊藏〈蘭亭序〉十種，都是利榮森於1973年慨贈文物館者，是文物館創立之初首件入藏的拓本，見證著本館的歷史。當時創館館長屈志仁確立以碑帖拓本、古代璽印及廣東文物為重點收藏方向。有賴利氏北山堂長期慷慨支持，文物館的碑帖典藏及研究逐漸在博物館及學術界取得重要席位。近年〈西嶽華山廟碑〉、〈夏承碑〉、「游相蘭亭」分別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東京國立博物館及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展出，〈西嶽華山廟碑〉及〈淳化閣帖〉版本研究成果亦已成為學界的重要參考（註1）。
北山堂由1973年至今捐贈文物館的拓本大約2090件，占文物館拓本總數近六成。這次展覽精選當中70件，按拓本年代及書法史發展，以「北山十寶」、「游相蘭亭」、「豐碑古韻」、「法帖流風」及「銘記平生」五個專題，由10月中至明年（2016）1月底分兩期展出。其中「北山十寶」及「游相蘭亭」包括20種宋拓，孤本如岳珂集刻米芾〈英光堂帖〉卷三（圖3），以及稀見本東漢〈夏承碑〉（華夏真賞齋本）、〈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等。
北山堂的碑帖銘刻收藏，除具書法藝術、版本學等價值，亦有重要的文化價值。中國拓本在世界文化史中具有獨特地位。自金石學於文化發展高峰的宋代大盛，碑刻拓本流傳漸廣；「法帖之祖」〈淳化閣帖〉於北宋內府刊刻後，刻帖風氣遍及郡齋及士紳之間。隨着宋室南渡，金石拓本與刻帖成為士大夫及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及標記。這風尚直至清中期才南下至廣東，當時出現了全國知名的碑帖收藏家，包括葉夢龍、吳榮光、潘仕成、孔廣陶等。他們搜羅碑帖、集刻法帖與叢書，締造了廣東文化的高峰。上述各氏的碑帖收藏，是北京及江南士人文化南移廣東的里程碑。北山堂的珍藏不少來自嶺南先賢們，例如〈西嶽華山廟碑〉（李文田舊藏）、唐李邕〈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宋刻東晉王羲之〈十七帖〉（孔廣陶舊藏）、南宋游舊藏「游相蘭亭」十種（潘仕成舊藏）等。這批珍藏是廣東與香港文化史的重要史料。北山汲古，惠澤長流。這些藏品保存著廣東文化史的光輝一頁，飽歷國難、得來不易的拓本珍藏，也蘊含著先賢們對家國文化濃厚深刻的感情。
關於「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這次展出的其中八件拓本，現時獲推薦列入中國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令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成為首個有藏本入選該名錄的機構。這八部珍貴的宋拓本，包括「北山十寶」的東漢〈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圖4）、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汪氏孝經堂本，圖5）、唐李邕〈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本）及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圖6）；「游相蘭亭」中的「甲之二御府領字從山本」、「乙之五錢塘許氏本」及「庚之三莫知所出本」。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是由中國國務院公布的國家珍貴文獻典籍名錄，主要收錄範圍是1912年以前書寫或印刷的，以中國古典裝幀形式存在，具有重要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的珍貴古籍，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古籍。「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評選標準主要依據，是「古籍定級標準」中二級及二級以上的古籍，要求時代早、流傳少、價值高。從2008年至今，中國國務院公布了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入選古籍1萬1375部，包括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字古籍、簡帛古籍、敦煌遺書、碑帖拓本、古地圖和外文珍貴古籍（註2）。今年適逢利榮森百歲誕辰，北山堂珍藏獲推薦加入「名錄」，正好表彰利榮森默默耕耘、保存中國文化不遺餘力的貢獻。
北山十寶
「北山十寶」之名源自「臨川十寶」（註3），是清代嘉慶道光間以碑帖收藏馳名的李宗瀚（1769～1831）所珍藏的十種碑帖，文物館藏東漢〈夏承碑〉屬於其中之一。除上述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五種，唐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孔氏嶽雪樓本）、唐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何紹基舊藏本，圖7）、宋刻東晉王羲之〈十七帖〉（孔氏嶽雪樓本，圖8）、宋刻〈汝帖〉（吳榮光舊藏本）及宋刻米芾〈英光堂帖〉（徐渭仁舊藏本，見圖3），都是「北山十寶」宋拓名品。
「北山十寶」具文物價值外，在書法上，東漢〈西嶽華山廟碑〉與〈夏承碑〉、東晉王羲之〈十七帖〉與〈集王聖教序〉、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與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分別代表了漢隸、晉行草及唐楷的書法高峰。到了宋代，人們以精良的紙、墨及卓越的摹刻、拓印技術製作書蹟複本，〈淳化閣帖〉及〈汝帖〉等叢帖應運而生，這些猶如百科全書式的書法圖錄，是宋人對上古至五代書學演變的重新認識及總結。東晉王羲之筆法傳統在宋代復興，可見於岳珂集刻米芾書蹟的〈英光堂帖〉，此帖是書法藝術與摹刻工藝渾然天成的傑作，也是宋代文藝與科技超卓的證據。
游相蘭亭
南宋理宗朝丞相游（？～1252）曾收藏近百種〈蘭亭〉拓本。傳世至今的「游相蘭亭」共40餘種，利氏北山堂捐贈文物館共十種，是全世界「游相蘭亭」藏本最多的博物館（註4）。文物館藏本包括：甲之二御府領字從山本、甲之四中山王氏家藏本、甲之五御府本、甲之八括蒼劉涇本、乙之一雙鉤部分字本、乙之五錢塘許氏本、丙之八會稽本、庚之三莫知所出本、□之四湯舍人本及臨川本。
在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及桑世昌《蘭亭考》均有高宗臨寫〈蘭亭序〉的記載。據北京故宮王連起考證，「御府領字從山本」（圖9）及「御府本」是南宋高宗趙構的臨本，受明代董其昌稱賞的「潁上蘭亭」可溯源於這兩種版本，可見「游相蘭亭」在法帖版本學的重要性。至於其餘八種，除「雙鉤部分字本」，均是臨寫或重摹自「定武蘭亭」版本，反映刻帖出現後，其對書法範本的流通與收藏影響之廣。此外，游有系統地以法帖拓本作為收藏對象，比賈似道（1213～1275）的同類收藏更早，而且是南宋至今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一批法帖藏品。游的鑑藏印亦是南宋篆刻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游相蘭亭」在明初由晉藩王朱棡（1358～1398）所得，他的鑑藏印多以一套出現，如「珍祕」、「翰墨清賞」、「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均是晉王印章的標準本，有助書畫鑑定時作參考。晉王的收藏也預示了明代藩王們對刻帖事業的支持與貢獻。
豐碑古韻
碑刻盛於漢唐，「豐碑古韻」所收的16種碑刻及摩崖刻石，屬於漢、唐的就各占五種。按地域分布，包括河北的東漢〈祀三公山碑〉；陝西有東漢〈石門頌〉（圖10）、東魏造像碑、唐歐陽詢〈皇甫誕碑〉、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唐顏真卿〈多寶塔碑〉、〈郭氏家廟碑〉碑陰；山東的東漢〈孔宙碑〉、〈張遷碑〉、北魏鄭道昭〈雲峰山題字〉、北齊〈臨淮王像碑〉；河南有東漢〈甘陵相碑〉、武周薛曜〈夏日遊石淙詩〉。
由於兩晉及南朝禁止厚葬及立碑，南北朝碑石較多刻立於北方各省。此外，觀察碑刻數目，尤以漢唐首都長安所在的陝西最多，「北山十寶」中也有四通古碑原立於陝西。成就名碑誕生的條件，包括質優的碑石、良工、具文采的撰文者、書法家、出資人等。因此豐碑所聚之處，是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或是由當地望族所建，譬如南朝劉宋〈爨龍顏碑〉高度竟超過3公尺，當時禁止私家立碑，或因爨氏為當地大族，且雲南地處西陲，而有此例。
「豐碑古韻」展品的刻立年代在東漢至遼之間，刊刻時間比刻帖流行期要早，但椎拓時代較晚，以清拓為主，這與書風發展及清代中期碑學書法興起有關。士人學者如畢沅（1730～1797）、翁方綱（1733～1818）及阮元（1764～1849）為中心的學者群體不斷地訪碑、著錄，引起書學觀的轉變，逐漸突破王羲之以來帖學傳統獨領風騷的局面。阮元往訪〈爨龍顏碑〉和傳拓，增加拓本流傳，使此碑及其他非名家手筆、具天趣而古拙的古代碑刻漸漸受到書法家青睞，從而轉變了當時以至今天書風發展的走向，影響深遠。
法帖流風
自北宋〈淳化閣帖〉刊刻後，重刻〈閣帖〉、刊刻當代名家法帖的叢帖或單帖相繼出現，由皇帝到中央至地方官員、士紳等，官刻與私刻從上而下席捲朝野並擴散。南宋以後法帖刊刻的多寡可視為江南文化盛衰的指標。元代刻帖較少，明代卻如雨後春筍般再現，晉唐行草、魏晉小楷的刻帖廣受歡迎。草書如孫過庭（7世紀後半）〈書譜〉、行書有顏真卿（709～785）〈爭座位帖〉、小楷包括源於王羲之的〈潁上黃庭經〉、〈孝女曹娥碑〉、唐顏真卿名下的〈小字麻姑仙壇記〉等。刻帖猶如當時書風發展及書法品評的鏡子，對照起來令人想起李東陽（1447～1516）學自顏書那跌宕有致的行草、祝允明（1460～1526）與文徵明（1470～1559）古雅及精練的小楷，以及王世貞（1526～1590）、張丑（1577～1643）等藝評家對〈書譜〉的激賞等。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分封的藩王及後裔，是法帖傳統的忠實守護者，展品中〈淳化閣帖〉肅王重刻本及〈蘭亭圖〉益定王重刻本（圖11），均是晉唐帖學餘風及〈蘭亭序〉經典的再現。
然而，魏晉以來流傳的法帖原非用意之書，北宋歐陽修（1007～1072）嘗言：「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集古錄跋尾．晉王獻之法帖一〉卷四）至明清時代，墨蹟上石並經歷輾轉翻刻，其筆法意態不復存在，刻帖只剩殘章斷句，徒具形骸。清中期學者於是改從碑刻入手習書，原因之一是碑石少經複製，更能保存原本筆法。不過，法帖刊刻仍是創造典範的重要機制，如阮元重刻天一閣藏〈石鼓文〉，江南主流以外的廣東士人葉夢龍刊刻包含大量金石銘文的〈貞隱園法帖〉，便是透過刻帖提升對古代書體的認識、甚或建立新典範的嘗試。
銘記平生
墓誌是置於墓中的石刻，亦可指用於此類石刻上所用的文體，或稱為墓誌銘。墓誌通常包括序和銘兩部分：前者是散文傳記文字，後者是四言韻語寫成，是對逝者的頌詞或悼詞，內容主要記述墓主人的姓名、籍貫、家世、生平、生卒年月和埋葬地點等。
墓誌的濫觴可追溯至東漢，而定型於南北朝，展出的西晉〈趙氾墓表〉是墓誌的前身（圖12），屬小碑形式，直立墓壙中，與南北朝時平置的墓誌不同。東漢末年高官權貴競相在墓前豎立巨碑的風氣極盛，加上厚葬與豎立豐碑加劇結黨營私之風，為減少奢靡，魏武帝曹操（155～220）、晉武帝司馬炎（236～290）先後詔令廢除厚葬，嚴禁立碑，墓碑遂從地面改移置墓內。墓表是由碑轉為墓誌的過渡期產物，兩者分別是墓表有碑額而無誌蓋，墓誌則無額而有蓋（註5）。
北魏遷都洛陽後是墓誌發展大盛時期，展出的〈元思墓誌〉字體開闊，提按轉折等筆法成熟自然，起筆收筆出鋒，字畫爽朗勁利，具藝術及文獻價值。北魏晚期墓誌多有首題，以方形為主，至隋唐時期為定式。隋唐墓誌不少刻劃紋飾，如唐〈張寶墓誌〉蓋呈盝頂狀，頂部淺刻題名，頂四側斜面（稱為殺）及其下四側分別刻四靈與卷雲紋，誌身四側刻十二生肖，圖案十分可觀。稍後的〈崔文仲墓誌〉、〈牛景墓誌〉、五代〈潘景厚墓誌〉及北宋〈馮訥墓誌〉等均刻有紋飾。
唐墓誌內容豐富且數量龐大，是歷史資料的寶庫，例如形制碩大的〈阿史那忠墓誌〉，墓主是突厥人及唐代名將，被唐太宗賜名「忠」，顯示唐初政權核心與外族的密切關係，及反映當時洛陽是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移民的國際都會。原石藏於本館的〈王洛客墓誌〉，內容記載著名詩人王之渙（688～742）祖父王德表的生平，王洛客排行第六，是王之渙的叔父。〈李貞墓誌〉揭示了武后執政至唐玄宗繼位其間李氏宗室謀反被殺的其中一例，誌文內容與史料所記可互補。宋元墓誌數量急降，至明清雖多，但書學及史料價值已遜於北朝與隋唐墓誌（註6）。
小結
北山堂捐贈文物館的碑帖拓本，除書法史、版本學及歷史文獻價值，從其流傳歷程，可窺見19世紀末以降的時代背景：清朝衰落至敗亡、政權易轉，江南及廣東家族與學人南移，這些重要藏品因而傳至香港。利榮森在1930、40年代肄業於北京，為當時國學及新文化的學術重鎮。利榮森傳承了保存國粹之志，在香港資助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及文物館，充實碑帖等藏品，為本館的拓本研究奠定基礎。這些曾由廣東名家收藏過的拓本匯聚於北山堂及文物館，讓封塵已久的廣東文化史被重新發現，觀看著這些珍貴碑帖，讓人感受到清中後期吳榮光、葉夢龍、潘正煒、潘仕成、伍元蕙、孔廣陶等廣東先賢們保護家國精神文化的熱情。利氏北山堂秉持愚公移山的精神，保存發揚國家歷世歷代累積的精神文化，繼續如廣東先賢們造福社會，也許就是「北山汲古」的理想和深義。（作者按：關於展覽分期及清單、圖錄、字帖等資料，可參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網頁。）
註1：如香港中大文物館出版的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1999）；林業強、李潤桓、莫家良、何碧琪合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一○一○年紀念論文集》（2003）；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系統研究〉，《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史研究集刊》20期（2006），頁19～78；何碧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淳化祖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4期（2004年夏季），頁57～100等。註2：資料由北京國家圖書館王沛女士提供，謹此致謝。註3：「臨川十寶」通常指以下十種：1東漢〈夏承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2〈晉唐小楷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3隋〈啟法寺碑〉個人（日本）藏、4唐〈孔子廟堂碑〉三井紀念美術館藏、5唐〈化度寺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6唐〈虞恭公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7唐〈孟法師碑〉三井紀念美術館藏、8唐〈善才寺碑〉三井紀念美術館藏、9唐〈雲麾將軍李秀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10唐〈多寶塔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參考自富田淳〈李宗瀚ものがたり～臨川李氏の四宝と十宝～〉，《拓本との流》，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2011，頁39。註4：其他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八種，有乙之三宣城本、戊之四撫州寶應寺本今云勾氏本、壬之九盧陵本、春草堂本、開皇本、王文惠公本、薛紹彭重摹本（潼川憲司本）、王沇本。上海圖書館藏三種，包括辛之六舊本、辛之十桂林本、壬之五續時發本，另附陸柬之〈蘭亭詩〉（癸之十）。美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亦藏「己之二趙侍郎不流本」一種。註5：趙超《古代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34～135、137。亦參游學華〈《趙氾墓表》說明〉，見《北山汲古：利氏北山堂捐贈中國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9，圖版11，頁58～59。註6：徐自強、吳夢麟〈第三章第四節：墓誌〉，《古代石刻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11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