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自從1852年倫敦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為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前身）成立，陶瓷便是館方典藏組成裡不可缺少的部分，並反映著世界各地的陶瓷傳統，呈現出複雜與多元。本文將探討自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創館（以下簡稱為V&A）以來百年裡的中國陶瓷收藏史略，並結合當時收藏與鑑賞的潮流，說明這批在西方國度裡的中國陶瓷頂級收藏是如何被形塑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南肯辛頓博物館創立之始，教育職權便是該館的中心要旨（註1）。1830至1940年代，英國的工業設計比起歐陸而言是居於弱勢的，所以最初博物館就被視為是促進英國工業設計的關鍵方法。因此，博物館便致力提高設計師的藝術欣賞能力和實際操作技術，進而擴及業界與廠商，以便推銷英國產品至海外區域。
1846年一位貿易委員會的成員曾建議並指出：「博物館應該要與薩默塞特宮（Somerset House）的設計學院（School of Design）相輔相成。不但要向學校的學生們展示陳列，更要與前來詢問的業界廠商、工藝匠師和一般大眾產生互動回應，把設計原則談的實際應用產出之優美形式與和諧色彩傳遞出去。」（註2）這種著重實用的觀念，在日後更由亨利．科爾（Henry Cole）加以強調，他在1868年曾說：「未來（博物館）的購藏品必須要在純藝術（Fine Art）範圍裡，與實用性有所關聯。那些純粹美術作品只能當成例外，還是要盡可能地直接把藝術發揮於實用物品之上。」（註3）此外，由政府任命的博物館藝術部門（Art Division），也以公家認可與官方選擇之姿，來協助大眾接觸藝術藏品；因此，許多人相信藝術鑑賞是處於教育課堂之中，應該予以遵循。如同《營建（Builder）》雜誌指出：「透過沉浸於美感作品之中，一般大眾的品味標準將會提高，並獲得鑑別優劣的能力。」（註4）
早期的館藏品比較不以古物為主，而是以被視為是「優良設計（good design）」的案例為重。館內各部門的組織亦是依據媒材而為展覽奠基，而非用年代來區分，以一種嶄新且原創的方式來組織博物館展示，讓該館與英國境內或歐陸地區的其他文博機構有所不同，時至今日都還保有這分獨特性。
1866年教育委員會的科學與藝術部門理事代表團，決定出版館內藏品清單，其目的在於「完成一份最終不變的定稿記錄、一份完整的調查清冊。也就是以入館年代、購藏費用和尺寸規模等項目，來記錄博物館裡的每件物品，以做為來日的參考資料。」（註5）
每件作品皆附有簡略描述，並以當時的認知，來指明製作媒材和原產地區。購買每個物件支付的金額也被清楚記錄下來，以及敘述在博物館裡大眾觀賞的原本展位。在1852年的清冊當中，共有44件藏品名列為「中國製的（Chinese）」，多數被描述為「中國現代（Chinese Modern）」──這是以精工手藝和中國風格（Chinese-style）特色出眾的當代作品；其中許多都是外銷物件（圖1），但仍有部分屬於內需作品（圖2、3）。不同於原本館藏的其他文物，這些陶瓷器皆非來自1851年的世博會，而是從倫敦各個拍場購買而來。館方在第一年所購藏的物件，不少都被直接轉移至愛丁堡和都柏林的博物館，只有少數文物至今還公開於V&A陳列，其他多被後來的購藏品所取代。館方首件的中國陶瓷贈品，是來自雷德格夫（R. Redgrave），該物繪有「捲髮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跪著手持棍棒高舉過肩」圖飾，是中國為歐洲顧客製作的紋章器具。
在19世紀下半葉，由於歐洲私人藏品四處流散，讓之前數百年來積聚的藝術品得以輕易獲取（註6）。18世紀中國外銷陶瓷在館方收藏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其他諸如在景德鎮、宜興和德化地區所生產的陶瓷器物，也都在海外市場裡流行甚久。
詹姆斯．班戴爾∣James Bandinel，1783～1849
1853年博物館購藏了94件中國文物，其中「陶瓷部分是來自已故的詹姆斯．班戴爾先生舊藏」，購買總額為250英鎊。班戴爾是英國外交部勞力貿易局的前任長官。在以歐洲陶瓷為主導的環境中，館方藏品仍包含許多中國製品，顯示當時收藏家能接觸到不少中國器物。正如預期般，18世紀的中國外銷瓷獨具一格，特別是以西方風格為裝飾的訂製瓷器，更凸顯中國藝匠繪師的技巧精美（註7，圖4）。相對來說，那些強調自然主義形式和體現中國釉色美學的器具，則是受到中國本土與海外各類顧客的喜愛（註8）。尤其從清代（1644～1911）陶瓷開始，其裝飾技術的發展程度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拉爾夫．伯納爾∣Ralph Bernal，1783～1854
在早年博物館發展期間，另一位具有影響力的收藏家是拉爾夫．伯納爾。伯納爾是位律師和政治家，從西印度群島的地產事業中獲得祖傳財富，他還是一位以收藏「玻璃、盤皿、陶瓷和微縮藝品」聞名的豐厚藏家。在他1854年過世後，藝術協會（Society of Arts）立即嘗試說服政府，要為南肯辛頓博物館買下伯納爾的全部舊藏。儘管這項提議受到館方主管約翰．查爾斯．羅賓遜（John Charles Robinson）的大力支持，但這批超過4294件的藏品，還是轉而在隔年的拍賣會中售出（註9），最終更以7萬英鎊的驚人價格引起矚目。可是，不管這次拍賣在商業運作上是如何地成功，《藝術期刊（Art Journal）》的評論者，還是認為這批繪畫和陶瓷藏品並無如此高的價值。
現存於博物館裡的伯納爾舊藏中國陶瓷裡，包括有專為中東市場製作、18世紀裝飾精美阿拉伯《可蘭經》文的「神碗（Magic Bowl）」（註10，圖5）。此外，一對綠松石色、被視為是幸運神祇的布袋和尚瓷像，則以8英鎊的價格為館方所獲（圖6），該文物主體是在中國景德鎮製造，運抵德國後再加裝鎏金部分與邁森（Meissen）瓷花，值得注意的是，此件作品還曾為夏洛特王后（Queen Charlotte）的舊藏。這兩個例子說明許多作品在進入V&A館藏前，就已經歷幾回輾轉流傳。
從博物館早年的藏品可以看出，在1862年圓明園遭到劫掠後，中國本土的陶瓷和皇家官窯逐漸受到各界關注，因而聲名鵲起。1860年館方曾獲得一件黑如鏡面（mirror-black）的清乾隆朝器皿（註11），這是18世紀獨特創新的釉色，在之前的館藏從未出現（註12）。相比之下，明代青花似乎已退出潮流，因此讓博物館只以1英鎊的價錢（註13），就購買到一件大型的裝飾罐器。在1860年間，館方共收藏72件的「中國」藏品，其中五件是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所贈與，包含有中國仿製的伊萬里瓷和雍正朝的粉彩瓷器；此外，還有不少作品帶有德勒斯登（Dresden）皇室收藏記號，例如一件裝飾著菊花、牡丹和玫瑰的雍正朝瓷盤（圖7）。奧古斯都大帝（Augustus the Strong）於1733年逝世，因此這件作品可能是接近此時製作完成。這些原本在私人收藏者間輾轉流傳的物件，開始逐漸出現於公眾場域，讓中國陶瓷的曝光度大增，透露這類藏品裡美學的可能性與豐富度。
小羅伯特．默多克．史密斯爵士∣Robert J. Murdoch Smith，1835～1900
隨著南肯辛頓博物館的企圖心增長，收藏中國陶瓷一事，也逐漸透過倫敦地區或大英帝國屬地的古董業者、私人藏家和外部仲介等聯繫網絡而受到助益。當小羅伯特．默多克．史密斯爵士以印歐電報部（Indo-European Telegraph Department）主管的身分駐紮於伊朗德黑蘭時，曾代表博物館從事收藏事宜。1873年史密斯被賦予任務，要「購買富有藝術感又具裝飾性的作品」，並且需回覆報告是否有適合館方的潛在購藏文物，他一直積極地扮演這樣的角色直到1885年。當時他主要關注在伊朗藝術上，但也幫助徵集了不少中國藏品，特別是那些專為中東市場製作者；這其中包括當代作品（註14），此外還有早期經過改裝、和增添晚期裝飾的波斯風格文物（註15，圖8）。
史蒂芬．伍頓．布舍爾∣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
史蒂芬．伍頓．布舍爾是位醫生、收藏家和代理商，曾替博物館在北京處理事務（註16）。1868～1899年期間，布舍爾以英國公使館駐地醫生的身分，展開了他私人收藏中國青銅器的歷程，這批作品並於1874年出借給V&A博物館。1882年，博物館請布舍爾以250英鎊購買了一批中國藝品，並於次年繼續為館方購入藏品。整體算來，他一共替博物館購藏了233件作品。布舍爾在1908年過世後，私人收藏中不少曾經出借或捐贈給博物館的物品，也相繼進入館藏。1975年其孫女桃樂茜（Dorothy），則再次捐贈30件作品給V&A博物館。
身為中國藝術的傑出權威和知名語言學者，布舍爾對於研究瀕臨消失的西夏、契丹、女真以及八思巴等文字有著重要貢獻。他針對這些主題，出版了學術研究文章、書籍和目錄，更於1899年發行第一本致力於研究中國陶瓷的英文著作（註17），並把1774年出版的中國古籍《陶說》首度翻譯成英文（註18）。他優秀的中文造詣和文獻資源，亦影響他所挑選收藏的文物：例如一件裝飾著圖像和文字的大型花瓶，便是直接取材於「耕織圖」插圖本（註19）。
此外，館方透過布舍爾所代購的許多作品中，都可見到19世紀末期歐洲喜好清代窯器的品味持續流行。但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布舍爾還收藏了較為少見的中國早期瓷器作品，其中較出名的有明代祭祀單色窯器（圖9）、官窯（圖10）、鈞窯等，這些窯器當時在西方尚未全然受到賞識，要到數年之後審美觀才發生改變。另外，布舍爾收藏還納入了宋代祭祀陶瓷與窯器等不同角度，也顯示他深度地認識中國文化脈絡下的各類陶瓷類型和品類高低。
威廉．朱塞佩．格蘭德∣William Guiseppi Gulland，？～1906
威廉．朱塞佩．格蘭德在亞洲度過了一生中的大半時光，並在那兒發展出對於瓷器的濃厚興趣。1877～1878年，曾任帕特森與西蒙斯公司主席，並擔任新加坡政府立法議會成員。1863～1884年間，格蘭德至廈門、廣州、福州、寧波、上海和香港及日本橫濱等地旅行。在他返回英格蘭後不久，格蘭德便以自身藏品為基礎，出版中國陶瓷的研究書籍一套兩冊（註20）。1905年，他並贈與V&A博物館180件的瓷器，這批藝品足以顯示當時中國製陶業使用釉料的範圍與種類，以便「對英國製陶工業的助益來提供參考作品」。除了明代祭祀單色窯器，多數都是18世紀的製品，呈現景德鎮窯場實驗性質的高度成就（圖11）。當他的首批瓷器收藏抵達博物館時，曾引起學者和館方專家對於中國單色瓷藝術成就的注意，而這正是之前較少被人們關注的部分。
在1906年格蘭德過世後，遺孀朱莉婭．克萊門蒂娜．格蘭德（Julia Clementina Gulland）再次捐贈作品給博物館。其剩餘的舊藏526件，則在她於1931年逝世後悉數轉交館方，這使得格蘭德伉儷先後贈藏V&A超過900件中國陶瓷。這批藏品當中，除了清代粉彩和五彩作品極為搶眼，還有其它令人驚喜之嶄新外型和形式的瓷器，例如受到藏傳佛教影響的宮廷藝術器具（圖12）。在早期外銷窯器方面，亦囊括一件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的罕見紋章壺罐（註21），和一套荷屬東印度公司（VOC）為慶祝1728年直接貿易而特別訂製的茶具組（註22）。
喬治．賽汀∣George Salting，1835～1909
V&A博物館現藏的清代陶瓷中，喬治．賽汀舊藏乃為主要部分，並透露出當世紀之交時藏家的品味特色。作為一位收藏家，賽汀的興趣遠超出中國瓷器範疇，並涉及到歐亞兩地的青銅、琺瑯器和金屬、家具、微型精品和漆器。與格蘭德不同，賽汀從未至東亞地區旅行，但他卻受友人路易斯．胡特（Louis Huth，1822～1905）的引介，而接觸到中國瓷器，並是1866年成立的伯靈頓美術俱樂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的創始會員（註23）。另外，倫敦古董商和美學運動（Aesthetic Movement）的傳人穆雷．馬克斯（Murray Marks，1840～1918），也協助賽汀購藏，並對他選擇作品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力。賽汀的收藏可說是對於青花瓷和琺瑯器品味的縮影，正如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但丁．加百列．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和詹姆斯．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所抱持推崇的態度一樣；然而，這項特徵並沒有全面反映出該收藏的多元程度，特別是單色祭祀瓷器（圖13），以及皇家官窯部分如窯變、鬥彩與琺瑯彩器（圖14）。儘管青花瓷器仍然主導了該收藏品全局，但亦可見到藏家所徵集到廣泛的各類窯器。
從1874年開始，賽汀便將逐步擴增的藏品惠借給V&A博物館，並經常把藏品於館內的公開藝廊裡展示，直至晚年皆是如此。1909年他過世後，1405件的藏品便全數遺贈館方（註24），其中包括超過1200件的中國陶瓷。此批贈品按照他的遺囑指示，於1910年進入館藏，並在建築師艾斯頓．韋伯（Aston Webb）所設計、當時全新開幕之陶瓷藝廊的展廳裡展示陳列。
在20世紀初的頭幾年間，當清代瓷器仍維持著流行地位時，收藏圈中卻出現一股對中國陶瓷品味潮流的重要轉變。因為在1911年清廷政權結束後，能取得中國本土和官窯器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讓英國藏家得以接觸到前所未見的中國古文物。對於歐洲人而言，漢、唐和宋代陶瓷的出現，及其呈現出來的釉料和器形，在他們的眼中皆屬新意，同時激發出一種對於中國藝術「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註25）的態度。1910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便以「早期中國陶瓷器（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之名舉辦展覽（註26），這是首場以清代之前陶瓷器為主旨的相關特展。
喬治．尤摩佛普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
在1920年代之前，喬治．尤摩佛普勒斯就已抱持著前述的這種全新觀點來看待中國陶瓷，也就是說，他強調早期窯器的重要性（包含年代早至漢代的墓葬文物），以及他對於宋代陶瓷具有優越地位的看法。尤摩佛普勒斯為希臘人後裔，並任職於倫敦的拉利兄弟公司。這是一間私人銀行，但同時也經營從印度進口油菜、水稻、棉花和麻草等生意。從1922年開始，他居住於切爾西堤岸7號，後來更把宅邸改建成為博物館，並接受預約，在每周日對外開放。當中最好的明清瓷器佳品都陳設在客廳，而陶器和墓葬出土品則特別存放在屋旁擴建、高達兩層樓建築裡的專屬展櫃中。
有關他的收藏活動，具體地反映於1925年出版的首本藏品目錄（R. L. Hobson編著《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Vol.1）前言中，他提到：「在1891年時，我開始對陶瓷產生興趣，並成為一位收藏家……我最先收藏的是英式和歐陸陶瓷，其中加入了幾件東方作品，但後來數量逐漸成長，以至於必須捨棄歐洲部分。
在那些年裡──19世紀的最後十年當中──『東方（Oriental）』意指清代瓷器，僅有幾件明代作品而已。那時我們所知道的明代，只不過是少量青花瓷和一些粗糙的琺瑯器而已。
我們對於明代精美琺瑯作品的認識……也不過是最近的事。只有在這幾年當中，這類物品才抵達西方國度。
我認為至今我的收藏發展得還不錯，其中明代時期頗具代表。至於康熙朝方面，我只能說，雖然藏品裡可發現不少普通類型，但對於此時期的專門藏家來說，必會注意到恢弘套組和系列瓶罐的缺席與否。由此作為前提，而形成今日收藏的骨幹。
這批藏品的主要強項是早期窯器。在1906年當我首次見到幾件墓葬窯器時，就立即被吸引住。然而單是考古訴求是無法讓我去收集作品的：要進入我的收藏裡不可缺少的是，至少對我而言或多或少都要具有美感。因此可發現在漢代之前的藏品數量極其有限。」
日後，尤摩佛普勒斯成立東方陶瓷學會（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並從1921年起擔任首任會長，直到1939年逝世為止。從1925～1935年間，他亦成為V&A博物館的顧問委員，對館方早期文物的購藏事宜提出建言。此外，他還組織多項展覽，大力促進中國藝術鑑賞，尤其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標誌性的展會「1935～1936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of 1935～36）」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註27）。他也在這一方面積極發表成果，使得他成為這段時期內具影響力的藏家之一（註28）。
尤摩佛普勒斯起初打算將全部收藏捐贈給英國政府，但受到1930年代希臘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讓他取消原本計畫，而被迫以低於市場行情的價碼，在1934～1935年間以10萬英鎊的價格出售藏品給V&A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另外在1927～1936年裡，該舊藏中有重複的物件則由倫敦古董商布魯耶（Bluetts）經手處理，尤摩佛普勒斯亦捐贈800件作品給希臘雅典的貝納基博物館（Benaki Museum）。
上述這段時期的收藏活動，澈底地改變了西方對於中國陶瓷的鑑賞觀點，也與現代主義運動支持者產生呼應。宋代美學結合形式與色澤的單純性，處處顯示在像定、汝、官、哥和鈞窯等「古典（classic）」窯器裡。相較之下，北方磁州窯（圖15）和南方飲茶器則透過筆墨和色彩，體現出表現性的自由感，讓西方陶藝家如伯納德．利奇（Bernard Leach）陶醉不已。而出土的早期墓葬品，也對此後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及宗教脈絡下以陶瓷為媒材的雕塑（圖16），提供有利視野。
珀西瓦爾．大維德爵士∣Percival David，1892～1964
儘管大維德的私人藏品（註29）當時已各自歸屬V&A和大英博物館（保留給倫敦大學的學子們），但大維德仍舊持續購藏──例如蒐集尤摩佛普勒斯舊藏，並且成為該領域裡的頂尖人物。與尤摩佛普勒斯私交甚篤的大維德，也與他分享了不少熱誠，並對推動中國藝術學術研究不遺餘力（註30）。
大維德出身於印度孟買的沙遜（Sassoon）家族，先後在英格蘭和印度兩地接受教育，早年並於印度經商。1927年旅華之後，他便決定要建構起自己的中國藝術收藏，並向紫禁城內的皇室舊藏看齊。數年間於東亞地區大量地行旅之後，大維德於1930年加入東方陶瓷學會，並成為該團體重要的會員之一，且協助出版會刊作為發表研究的主要媒介。在1935～1936年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of 1935～36）」裡，大維德亦扮演領軍角色，與英國、中國和日本等地的私人藏家和公家機構建立起深厚關係。
利．艾什頓∣Leigh Ashton，1897～1983
上述國際展覽的另一位組委會成員是利．艾什頓，曾於1945～1955年出任V&A博物館館長。艾什頓在其生涯裡，出版了不少中國藝術的文章（註31），並從V&A博物館的策展職位迅速高升。擔任館長之後，艾什頓即身負戰後館方的組織重建工作，他於1953年觀察到：「依我看來，這幾年有關鑑賞和收藏的重心，已從（博物館的）最初概念產生了重大改變，也就是從主要為了設計和品味的價值而展出物件，轉變到僅為了品味而陳列物件。這不是說改善大眾品味已有圓滿結果，或是手工藝品的設計已經消亡，而是採行了一種已經調整過後的觀念的當代表現。在一個滿足且富裕的世界中，收藏家們或許也被視為某種高標準了。」（註32）
根據新式的藝廊結構，文物以風格、時代和國家地域等準則籌畫陳列，藉此提供具有文化脈絡的特殊展示法，而次要藏品的陳列方式則以媒材為主，兩者得以對映互照──這種安排方式大致維持至今。至於博物館有所短缺的部分也早已被討論，針對博物館重新定位的必要性，亦影響其收藏體系和對外關係。在兩次大戰間的喘息時段，艾什頓能以再生精神逐步開辦全新的主要展廳。在五個主要展廳中，有兩間是專注在伊斯蘭和遠東藝術，另一間則為早期中世紀藝術，最後的空間則留給臨時展場。
而在艾什頓主事期間的遺贈事宜當中，1951年巴瑟．艾奧尼迪斯（Basil Ionides）的案例是其中之一。
巴瑟．艾奧尼迪斯∣Basil Ionides，1884～1950
在艾奧尼迪斯收藏中，中國早期的本土陶瓷和皇家官窯有著鮮明特徵，頗受文博機構和收藏團體的青睞。至於幾乎全然裝飾西方風格的中國外銷瓷器，彼時在當代品味中顯得落伍而不合時宜。但是，這些藏品卻立即受到陶瓷部主管亞瑟．萊恩（Arthur Lane）的注意。在博物館現存檔案裡，便可發現艾什頓和萊恩之間對艾奧尼迪斯這批遺贈品在處理上的一些衝突（註33）。幸運地是，艾什頓最終體認到這批藏品的重要性不僅是創意內容，而是能夠提供有關中國海外貿易的獨特視野，反映出歐洲與中國製瓷業者間工藝和設計的相互作用。當時首批的捐贈共有60件，在艾奧尼迪斯夫人娜莉（Nellie Ionides）於1963年過世後，捐贈品數量更增加至120件。
這批收藏為晚明～晚清間窯器的私人貿易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輪廓；其中大部分的作品可訂年18世紀，為中國、歐洲密切交流下的產物；在那時，以青花為主的裝飾已開始逐漸轉為以中國和歐洲風格為主的彩色琺瑯與鑲嵌，以便更適用於中國或歐洲地區（圖17）。無論是金工或陶瓷，其形制都是以歐洲原型為模範，或是在中國創作以迎合新式歐風品茶、喝咖啡和飲酒的潮流（註34）。或許這批收藏最重要的貢獻，即是其設計幅度的多元化，當中許多圖像都可追溯至歐洲版畫，提供了一個彼時歐洲物質與視覺文化的窗口。其中各類的題材，或反映政治歷史和諷刺、田園風光，或為鄉村消遣、紀念事物與航海活動等主題，皆可在盤碟杯托的彩色圖繪裡看到。
從艾奧尼迪斯的收藏裡，可清楚地了解到其實收藏中國陶瓷的歷史，要比表面上看來複雜得多。當20世紀引領潮流的收藏家、古董商、策展人和研究者，正在推廣明代之前的中國陶瓷鑑賞時，其他個人藏家卻堅持以晚期種類為優先考量，例如中國外銷瓷器。至於其他方面，特別是對於宋瓷品味偏好的潮流，亦曾在後世當中偶見消逝，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又重獲關注。所以在1950年代艾什頓所面臨的任務，即是要如何回應學術發展和藝術鑑賞的趨勢，同時又要忠於博物館的核心價值。
總結而言，從V&A博物館收藏史的概略研究來看，中國陶瓷在創館後的百餘年間，已從邊緣角色轉換為中心位置。館方剛開始只是在倫敦地區購買物件，但很快地便向外尋找資源，並擴及至大英帝國遠方的前哨。此外，在博物館的領導方針下，關鍵人士如默多克．史密斯和布舍爾等人，都以館方代理之身分，為館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至於其他個人藏家：格蘭德與賽汀，則是形塑館藏主體，對每類媒材貫注其個人喜愛和偏好，同時反映時代主流風尚。
在1911年清代政權崩解後，政經混亂隨之而起，中國古代陶瓷成為易入手之物，狀況前所未見。先鋒藏家如尤摩佛普勒斯和大維德很快地抓住這個難得機會，連繫起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館專家之間的網絡，增進了公家典藏，使得關注中國藝術展覽者及陶瓷領域的相關出版皆有所增加。更不用說在1920至1930年代，由於經濟成長和探求知識等因素結合，讓藏家更容易獲得文物。
透過本文的討論，可清楚地理解當時收藏和藝術鑑賞的主流風潮，相關的次要傾向也可在博物館和私人藏家的活動中看到。當然，如果不提及V&A館藏裡其他的小型捐獻和遺贈部分，亦是不對的：例如1903年寇普（W. H. Cope）遺贈、1917年佛羅倫斯（Florence）遺贈以及1929年哈里斯（Harris）遺贈等。此外，歷來迄今的館方策展人在徵集、購藏與研究中國陶瓷的貢獻，都是協助V&A館藏發展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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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有關V&A博物館收藏史的詳細資料，參閱Anthony Burton《Vision and Accident：The Story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London：V&A Publications，1999與Anna Somers Cocks《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the Making of the Collection》，Leicester：Windward，1980。
註2：〈Board of Trade Registered Papers〉，England，1846～1885。
註3：Burton《Vision and Accident：The Story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頁33。
註4：《Builder》，3 October 1846，頁469。
註5：Presidents of the Board of Trade《Inventory of the Objects in the Art Division of the Museum at South Kensington：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Dates of Their Acquisition 1：For the Years 1852 to the End of 1867》，London：South Kensington Museum Art Division，1868。
註6：參閱 Stacey Pierson《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Museums：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1560～1960》，Bern：Peter Lang，2007。
註7：有關私人貿易窯器的詳細資料，參閱David Sanctuary Howard《The Choice of the Private Trader：The Private Market in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llustrated from the Hodroff Collection》，London：Zwemmer，1994。
註8：參閱一件葫蘆形青釉潑彩瓷罐，約1662～1722年，V&A 3353-1853。
註9：Christie & Manson〈Catalogue of Works of Art of Ralph Bernal〉，March 5，1855。
註10：早在一年前，一件大型鎏金附有阿拉伯銘文的瓷盤進入館藏，並曾是班戴爾的舊藏。見V&A 2969-1853。
註11：V&A 6881-1860。
註12：以£2.2s購買。
註13：V&A 6840-1860。
註14：參閱一只琺瑯鎏金中國人物阿拉伯銘文瓷盤，訂年為1853年，V&A 552-1878。
註15：這件14世紀的罐器原本在伊朗獲得，後於19世紀時加上波斯銅飾。該罐原本屬於一件大型雙層葫蘆罐，陶瓷上部現存莫斯科國立東方藝術館（State Museum of Oriental Art），已由約翰．卡斯威爾（John Carswell）所辨識出來。有關這件物品的詳細討論，參閱Luisa Mengoni研究，收於呂章申主編《瓷之韻：大英博物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30～331。
註16：參閱Nick Pearce〈Collecting，Connoisseurship and Commerce：An Examination of the Life and Career of 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70（2007）。
註17：S.W. Bushell《Oriental Ceramic Art》，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mpany，1899。
註18：S.W. Bushell《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Tao Shuo》，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10。
註19：V&A 81-1883。
註20：W.G. Gulland《Chinese Porcelain》vol. 1，London：Chapman & Hall，1898。
註21：V&A C.222-1931。
註22：參閱V&A C.222-1931 和 V&A 645&A-1907。
註23：有關更多兩人的關係，參閱Stacey Pierson《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Museums：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1560～1960》。
註24：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The Salting Collection》，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1911。
註25：Judith Green〈A New Orientation of Ideas：Collecting and the Taste for Early Chinese Ceramics in England：1921～36〉，收入Stacey Pierson編《Collecting Chinese Art：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20），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2000。
註26：George Eumorfopoulos, C. H. Read與R.L. Hobson《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1910》，London：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1911。
註27：參閱Neill Malcolm等編著《Chinese Art：The Exhibition at Burlington House》，London：London Mercury，1935與Jason Steuber〈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at Burlington House，London，1935～6〉，《The Burlington Magazine》no. CXLVIII（August 2006），http：//burlington.org.uk/media_new/files/theexhibitionofchineseartatburlingtonhouse.pdf。
註28：參閱George Eumorfopoulos與R. L. Hobson《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Catalogue of the Chinese，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London：Ernest Benn，1925。
註29：參閱Stacey Pierson〈The David Collection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Ceramics〉，《Collecting Chinese Art：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20），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2000。
註30：在1930年代時，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館策展人和學者之間的連繫，促進倫敦成為中國陶瓷的重鎮。參閱Jessica Harrison-Hall〈Collecting Ceramics：London Fashion〉，收入《瓷之韻：大英博物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北京：中華書局，2012。
註31：參閱Leigh Asht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culpture》，London：E. Benn，1924與 Leigh Ashton 和 Basil Gray《Chinese Art》，London：Faber and Faber，1951。
註32：Leigh Ashton〈100 Years of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Museums Journal》53，April 1953。
註33：V&A Archive，Basil Ionides Nominal file MA/1/1245。
註34：參閱Rose Kerr和Luisa E. Mengoni《Chinese Export Ceramics》，London：V&A Publishing，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