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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學大師致敬──史博館饒宗頤先生百歲華誕「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向國學大師致敬──史博館饒宗頤先生百歲華誕「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史博館饒宗頤先生百歲華誕「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胡素馨比較敦煌帛畫跟稿本的異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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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學林有所謂「甲骨四堂」,分別為甲骨研究大師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今人或有將饒宗頤(號選堂)納入其中,成為「甲骨五堂」,以標榜其人在漢學研究領域之成就和地位。饒宗頤,1917年生於廣東省潮安縣,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國學大師,不僅擅詩、詞、駢文、書畫,又精通梵文、巴比倫古文、甲骨文、金文、法文等;其治學範圍亦極為廣泛,舉凡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經術禮樂、宗教學、中外關係史、潮學、目錄學、藝術、文學、詞學等,皆無所不精;其對學術界影響力之廣,在當今國學界恐無人能望其項背。

2016年適逢饒宗頤先生百歲華誕,主辦方特於2015年12月20日當天,選在亦逢60週年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遵彭廳舉辦「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以高規格的學術盛宴,來為這位漢學大師祝壽。本次學術會議的論文,主要聚焦在藝術史研究,分為「由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看饒學」、「清代的器物與書畫」、「銅鏡與青花瓷」三個單元,與會學者有的以呼應饒宗頤在藝術史與物質文化領域的研究為切入點,亦有不少學者呈現其在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國學大師饒宗頤。
國學大師饒宗頤。

由於饒宗頤是研究上古文明史的開創者之一,因此本場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特別邀請到專精上古青銅史研究的學者──現任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的許傑,以「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為題發表演說。許傑對於傳統學者以文獻直接考據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作法提出質疑,他認為首先要復原三星堆的城市遺址及不同墓葬之空間關係,才能有助於瞭解該地區文明史的發展。同時,他也提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禮器可能於長江中游製作,而塑像則具有明顯之地方特色,罕見於其他地區。最後,他以復原後的神樹、大立人塑像及玉璋上所刻畫之人物,來重建當時的祭儀情景或服飾、器用等物質生活,向全場聽眾展現其兼具實證與想像的迷人學術風範。

與會學者合影,左起為岡村秀典、許傑、陳葆真、曾肅良、陳玨、易凱、胡素馨、鄭煒明、蔡耀慶。
與會學者合影,左起為岡村秀典、許傑、陳葆真、曾肅良、陳玨、易凱、胡素馨、鄭煒明、蔡耀慶。

至於當日上午場的「由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看饒學」單元,首先由組織並籌辦本次研討會的學者──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暨歷史研究所教授陳玨,以「從物質文化看國史:饒宗頤先生《新加坡古事記》的意義」為題進行發表,從「西方物質文化研究潮流的來龍去脈」、「西方漢學如何導入物質文化研究」、「百年來晚清海外遊記研究的盛衰」、「海外遊記與物質文化研究的關係」、「新加坡國史重建的視野」等五種學術史的背景,探究饒宗頤所編著的《新加坡古事記》對於時下漢學及物質文化領域研究的意義。緊接著,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兼所長的胡素馨(Sarah Fraser)發表「妖魔、菩薩與僧人:饒宗頤教授的早期繪畫與考古研究」。她在饒宗頤於1960~1970年代對敦煌藏經洞出土之白描、粉本和畫稿等繪畫素材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地考察分析不同類型畫稿的功能,將之區分為「壁畫草稿」、「絹幡畫草稿」、「石窟藻井上做千佛的『刺孔』」、「曼荼羅和畫像手冊」、「練習稿」等五大類,並結合敦煌洞窟的建築構件、相關壁畫與絹畫進行專題探討。第三位發表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兼副館長鄭煒明所發表的「敦煌卷子伯2748號:饒宗頤與任半塘之敦煌曲子詞學術公案平議」,則旨在解決近半世紀前圍繞在饒宗頤與任半塘之間關於詞曲發展進程的學術爭議;其研究乃針對敦煌伯2748號寫卷之撕裂、修補、及黏貼等物質狀況進行考察,以釐定寫卷背後所抄錄之〈怨春閨〉、〈思越人〉等三首詞的時代上下限,並對詞曲中的文字、詞彙與音律,重新進行仔細的校對與審定。

三星堆出土青銅面具。
三星堆出土青銅面具。

下午場進行「清代的器物與書畫」及「銅鏡與青花瓷」兩個單元;當中四場報告都是講者最新發表的研究成果。首先,法國賽努斯奇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易凱(Eric Lefebvre)發表「釋古與傳古:阮元及其所藏定陶鼎研究」,特別聚焦在清代碑學開拓者阮元贈予江蘇鎮江焦山定慧寺的一件漢代〈定陶鼎〉,此鼎來歷顯赫,乃是西漢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冊封定陶共王劉康的家用器皿。當這件經由阮元收藏和研究過的〈定陶鼎〉成為「焦山四寶」後,也引發吳昌碩、陳師曾等金石書畫家傳拓入畫的興趣,成為藝壇文人雅事的一樁美談。接著發表的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陳葆真,同樣以清代研究為題,重點卻放在「清初江南地區繪畫與人文勢力的發展」。她觀察到不論從活動於當地的民間畫家人數,或入值宮廷畫院的畫家人數來看,江南地區的人才都居全國之冠。那些來自江南的才俊之士,經由科舉入仕或皇帝徵召而服務於宮廷,由於擅長詩文書畫,受到皇帝的欣賞與重用,經常奉命參與宮廷的許多文化活動,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饒宗頤所摹的敦煌白畫。
饒宗頤所摹的敦煌白畫。

會議的最後一個單元「銅鏡與青花瓷」,先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岡村秀典發表「東漢鏡工傳」。其研究有別於過去對銅鏡風格或母題的分析,而改以姓氏為線索,探討東漢時期淮派、吳派工匠製鏡傳統之開展;他認為東漢銅鏡的多樣性,並非來自時代、地域等因素,而緣於鏡工個人逐漸從官營工坊中獨立出來,在技藝上彼此競爭和影響,從而製作出表現各異的作品,在鏡中可看到「人」的身影。最後一場報告,則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曾肅良主講「元代青花『滿池嬌』紋飾之研究」,對宋元詩詞中經常出現的「滿池嬌」(蓮池水禽)題材在中國藝術的表現及源流進行考察。他認為此類主題在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便可見到端倪,經過唐、宋兩代不斷地演變,藝術家逐漸將「花卉與禽鳥」並置於同一構圖,創造出豐富的視覺形象。整場演講,就在其播放元代青花上清新可喜、顧盼生情的「滿池嬌」紋樣中劃下完美句點。

胡素馨比較敦煌帛畫跟稿本的異同之處。
胡素馨比較敦煌帛畫跟稿本的異同之處。

圖片提供|廖堯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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