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的威尼斯宮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del Palazzo di Venezia），近日展出來自中國河南博物院的珍貴文物「漢唐中原─河南文物精品展（Tesori della Cina Imperiale. L’Età della Rinascita fra gli Han e i Tang）」（圖1），陳述中華文明從漢至唐的千年漫長歷史。展覽陳列超過百件的珍稀藏品，包括金縷玉衣、漢唐人俑、漆器、陶瓷、雕塑、金銀器與玉器，向觀眾展示以洛陽為中心、輻射四周的社會與歷史發展。該展是中、義於2010年簽署促進文化遺產合作意向備忘錄的一部分，旨在交流及舉辦優質的文物展覽，藉以推動兩國間的藝文互動，並加深兩國人民的了解。
洛陽：中原與絲路要鎮
洛陽，其地理位置東扼虎牢，西峙函谷，南控伊闕，北倚黃河，自古以來即具關鍵的政經軍事地位。西漢時洛陽已是帝國重地，新莽定為東都，等到東漢建立後亦設京畿於此。之後的曹魏、西晉與北魏晚期，都是以此為國都。在隋唐時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在洛陽交匯，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也於此發端。因此，洛陽一直是漢唐王朝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和藝術的中心點，至今留下無數的歷史遺跡及文物。這次展覽便以洛陽為主軸，透過展示考古出土品和傳世遺物，探究從漢至唐千年間的藝文特色與交流融合。展區分為三項子題：世俗生活、宗教信仰與盛世陶瓷，進一步追尋中國古代燦爛文明的核心，且期待與往昔輝煌的古羅馬帝國對比，彼此產生文化對話，進而激盪出新火花。
世俗生活
漢代的民間建築多屬木造結構，至今僅存少數考古遺存。幸而在兩漢墓葬裡，經常出現各類的陶倉明器，外觀多仿製當時屋型，遂成為間接研究漢代民舍的重要依據。若以河南地區為例，近年來隨著該地漢墓出土的陶製倉樓數量愈來愈多，也為學界討論漢代糧倉形制、儲糧技術和建築構造等，提供許多寶貴的資訊和樣本。展場裡即陳列數件陶製倉樓作品，尤其兩件河南靈寶漢墓出土的建築模型，造型出眾，引起不少觀眾注目。其中一件倉樓為四層瞭望塔（圖2），每層皆置屋頂、且呈方形，四邊屋簷各設裝飾，其間還布置著幾隻鳥禽雕塑。另一件作品則是雙層水榭陶樓，四邊分立小型角樓，中間則錯落人物模型，這些無不具體反映當時中原民間的建築樣貌。
除了陶製明器，從墓葬裡出土的其他文物，也是認識古人生活的觀察點。1957年河南鄧州張村鎮學莊村裡發現了墓地，透過河南省考古工作隊的進駐探勘，確定為一座南朝劉宋時期的墓葬。根據報告指出，該墓體結構複雜、形制龐大，並使用大量的浮雕磚塊來建構裝飾。這批畫像磚不僅線條造型精美，內容主題更是種類繁多，大體涵蓋了南朝的社會生活動態。例如展出的畫像磚（圖3），其長38公分、寬19公分，深6公分，描繪兩位武士各自牽著馬匹前進的模樣。在右側的馬身上披有戰甲，且頭頂飾品花球，雕工刻劃流暢準確，展現雄偉的軍事儀式。
1959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陽發掘隊，某日於豫北紗廠附近探掘出一座隋代磚室墓。根據墓誌銘記載確定墓主人為張盛（502～594）。在眾多的隨葬品裡，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一套極為特殊的〈跽坐彩繪樂伎俑〉（圖4）。這批陶俑共有八件，每件高度約在17～19公分。人物造型皆屬同類風格，全都為頭梳平髻，上身穿著窄袖襦衣、下繫間色條紋高腰束胸裙。陶俑們手持各類不同樂器，包括琵琶、五弦、箜篌、排簫、橫笛、雙鈸等。從這些演奏樂器看來，除了有中原本土的傳統器具，還有西域邊疆的異地樂器，表現多元民族音樂融合的現象。此外，坐部樂伎出現的時間點舊說定為唐代，但在這組文物出土後，已被學界認定為是目前所發現最早的實物資料，是中國古代音樂發展史的重要證據。亦證明彼時音樂舞蹈已漸成時代風氣，從皇室到民間、從宮廷到坊肆，無處不聞歌舞樂聲。
同樣出土於張盛墓的，還有一套擬仿糧食加工作坊的陶製品：該組物件為白陶模製，包括執鏟俑、執箕俑、陶輾和陶磨（圖5）。兩名勞作俑的身態一站立、一蹲坐，高度分別為23公分、16公分，兩人頭頂盤髮、插梳，身著窄袖長裙，體態修長且面容方正。至於陶輾和陶磨模型則製作細緻、構組完美，是早期輾磨器具最佳的明證。這些隨葬品呈現了隋代糧食加工的情景，漫溢著質樸簡約的生活氣息。另外，透過文書記載和考古出土資料，亦可了解隋唐農業的進步繁榮，許多糧食加工器具例如杵、臼、輾和磨，皆得到廣泛的應用與發展。而這些在中古時期發明的農作用具，至今仍可在鄉村農舍裡見到。
唐代葬禮儀式隆重，進而使用豐厚物品來陪葬。一方面藉此祈求亡者來生能夠過著豐衣足食的無憂生活，另一方面也展現在世家屬的階層與地位。所以在唐代出土墓葬中，經常可見大量陶製人俑一類的陪葬品。這些墓俑的神貌刻劃深入，展現了不同人物的形象與心態，風格多雄偉俊秀。例如展場中陳列的數件唐代仕女俑（圖6），其外觀大多身貌豐腴，若與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簪花仕女圖〉相較之下，可發現唐代仕女多身著低胸高腰長裙、外罩廣袖薄紗長巾。高聳髮髻與優雅姿態的模樣個性，具體濃縮了唐朝女子的高貴氣質與潮流風尚。
宗教信仰
漢代人重視生死大事，期待長生不老或是肉身不腐的觀念，並可見於宗教信仰和墓葬習俗，這次陳列的漢代〈金縷玉衣〉便可說明此種風氣的興盛程度（圖7）。這件在1986年於河南永城芒山鎮僖山西漢末期梁王墓出土的〈金縷玉衣〉，全長180公分、寬125公分，是由2008個玉片及金絲綴合而成。按照人體部位，整體構造可分為頭罩、面蓋、上衣、兩袖、手套、褲筒和腳套等。以「金縷玉衣」作為斂葬服飾的傳統，始於戰國末期而盛於兩漢，通常是供皇室或貴族人士專門使用，且根據身分與等級的不同，縫綴玉衣的材料又可分為金縷、銀縷、銅縷和絲縷等。除此之外，漢代人也會在亡者的七竅塞有小型玉器，並與玉衣形成一套完整葬具。例如與這件玉衣同時出土的即有手握玉豬、口含玉蟬、玉耳塞和玉鼻塞等物件。
其實墓葬出土品不僅可帶領觀眾認識漢唐的風俗習慣，一些罕見存世的遺跡文物也可進一步了解當時社會的人民生活，東漢〈《熹平石經》殘石〉便是一例。該《石經》始刻於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竣工於光和六年（183），內容包括《魯詩》、《尚書》、《周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與《論語》等經典。相傳是蔡邕以隸書一體寫成，其字體端正嚴謹；之後更被正式定為官方經典，並立石於洛陽城南開城門外的太學講堂前東側，以彰顯儒學價值。河南博物院現收藏東漢〈《熹平石經》殘石〉三件，其中兩塊殘碑文字都與音律和樂器有關，因此部分學者便推測這批殘石，極有可能為早已失傳的儒家典籍《樂經》，值得日後繼續深入研究。
〈青釉亭閣人物罐〉則可解釋南北朝道教思想在民間信仰蔓延的情況。該罐製作於西晉，高46.3公分、直徑15公分。其上半部包含多層建築、樓闕和人俑等，下半部是一件完整的青釉陶罐，四面並貼塑胡人俑。此類型的穀倉罐曾流行於三國兩晉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又被稱為魂瓶、鳥獸堆塑罐和魂亭，是專為陪葬而燒製的器物。從葬俗儀式來說，此類陶罐主要功能在引魂，同時兼有頌揚墓主和保佑後代的意義。此外，不少儀式與物品，如東漢〈上人馬食大倉畫像磚〉（圖8），或多或少都具有道教信仰思想，不但可與陰陽五行術數觀念聯繫，更突顯時人對於來世與神仙世界的想像與追求。
漢唐之際最重要的宗教活動與發展，就是佛教的興起與散布。佛教原為來自異域印度的外來宗教，卻為此時期的中土藝術文化帶來重大衝擊和變革新象，本展中便囊括幾件珍稀的佛教雕塑及碑銘，例如北魏〈田延和造像碑〉（圖9）、北齊〈高海亮造像碑〉（圖10）和唐代〈石刻菩薩頭像〉（圖11）。在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受皇室貴族崇佛的影響，信仰佛教在民間十分興盛。民眾透過碑刻、造像、布施或獻物等方式，表達他們對於佛陀與菩薩虔誠的敬意與祈求的願望。從這些龕像題記，不僅可見到當時流行的佛教義理和造像的演變軌跡，更涉及信徒實踐宗教的儀式和內容思想，是反映中古時期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
以北齊〈高海亮造像碑〉為例，該作品完成於天保十年（559），1957年於河南襄城縣汝河西岸的孫莊出土。此碑為螭首扁體造像碑，碑陽部分可分為三層。上層為一主尊菩薩和二脇侍菩薩；中層描述維摩經變圖，龕左的維摩詰手持羽扇，正與龕右的文殊菩薩兩相對望，並有一群菩薩弟子侍立其中；下層則是圓拱型大龕，內雕一佛、二辟支佛、二菩薩、二弟子、二力士等九尊造像組合，其下人物正以蓮花供養諸佛菩薩。在碑陰部分，碑首以浮雕描述「太子逾城出家」的佛傳故事；碑身上部銘刻造像題記，下部則是像主和供養人的姓名字號。其字體剛勁挺拔、豐健厚重，充滿著「魏碑體」的書風特色。
此外透過這三件展品，亦可認識到此階段佛像造像由梵入漢的風格轉變。如同北魏〈田延和造像碑〉所示，該佛像額頭高寬、眉清目秀，身著南方士大夫褒衣博帶式裝束，衣裙下襬皺褶重疊，透露一股飄逸灑脫之感。左、右兩方的菩薩立像，頭戴寶冠，穿著地區時人流行的服飾，頗具世俗化傾向。到了北齊〈高海亮造像碑〉，人物略成圓筒狀，五官線條柔和且神情端莊質樸，此時服飾多為淺衣紋，裙褶處雕刻細膩流暢。至有唐一代，〈石刻菩薩頭像〉的面容豐滿，頭頂高髻附加寶冠飾品，並作闔眼沉思狀，不但顯示高度成熟的工藝技巧，也傳達道地的唐風美學韻味。
盛世陶瓷
中國陶瓷在西方觀眾的認知裡，向來就是中華藝術與文明的極致代表。因此也特地籌畫專場介紹漢唐時期陶瓷的發展。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中國在唐代之前的陶瓷產品還是以陶器為主，其胎體是由較軟的黏土製成，並以低於攝氏1000度來燒製，所以胎質比較疏鬆。以漢代〈綠釉人形柱陶樓〉為例，該件為紅陶質地，陶土外表塗抹白粉，器身表面施有一層輕薄綠釉，但出土之後綠釉多已脫落。在外觀造型方面，陶樓為三層式仿木樓閣建築，平面近於方形，每層皆可分拆組裝。除了在屋簷四周斜脊上裝飾著數隻瑞鳥，第二、三層的斗拱和檐柱皆為裸體人形，而且身體性徵極為明顯，是漢代建築明器裡較為少見的裝飾主題與手法。
前述隋代張盛墓中曾出土眾多隨葬品，其中大部分器物的釉色多屬白中泛青或是白中閃黃，帶有若干青瓷的特徵；但後來經過學者馮先銘和李知宴的鑑定，確定這批物品為白瓷。一般認為白瓷始見於北朝晚期，早年可以北齊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瓷器為代表；但隨著近年來考古資料不斷增加，研究人員也從鞏縣白河窯址的發掘品中，推論中原地區燒製白釉瓷器的時間可以提早至北魏。當時在燒製青釉瓷器的基礎下，工匠已有能力對原料的篩選淘洗，得以降低胎釉中的含鐵量，因此才能製作白釉瓷器。這項製瓷技術的突破，改變東漢以降青瓷獨尊的局面，更奠定日後中國陶瓷青瓷、白瓷兩大系統的基本發展。
到了唐代陶瓷發展進入另一高峰，多元的功能取向造就中國陶瓷業的蓬勃與進步。陶瓷製品除了做為民間喪墓陪葬物、化身皇室宮廷的名貴貢品，也成為輸出海外貿易的一大品項。且由於中原飲茶文化的盛行，亦引領民眾對各式陶瓷茶具的大量需求與鑑賞。當時一些燒造城鎮名聲鵲起，進而享有陶瓷產品的專名：例如浙江越州的越窯青釉色澤可與碧玉媲美；陝西銅川的耀州窯仿效越窯生產青釉器物；河北邢州的邢窯則以產製如銀似雪般的白釉器皿著稱；而就在不遠處的定州曲陽定窯，也燒製出近似邢窯的白釉作品。在這段時間內，中國陶瓷原則上是以「南青北白」的格局特徵來持續進展。
最能體現大唐盛世風采的陶瓷種類，莫過於人盡皆知的三彩製品。唐代三彩之所以受到矚目，不僅是因為其形式多樣、色澤豔麗，更充分反映時代審美的韻味與精神。展品〈三彩駱駝及牽駝俑〉，便是河南博物院館藏的精品之一。此作是在1962年於洛陽南郊唐墓出土，該件駱駝昂首長鳴、氣勢凌霄，充滿著朝氣與力量；其身軀飽滿健壯，四肢強而有力，與前者的牽駝胡人兩相對應，呈現出剽悍奮力的形象。另一只〈三彩鳳首壺〉，其壺口成鳳頭狀，細頸高足平底，扁圓形腹；腹部採用兩面開光，且加以貼塑裝飾：一面為花團飛翔鳳鳥，另一面則為人物騎馬射箭。此器與雙龍柄壺相似，造型明顯具有波斯薩珊王朝器物的風格，兩者皆為唐三彩經常見到的器形，亦突顯當時匠師擅於將異域文化與傳統藝術巧妙結合的創意與能力。
漢唐之間的考古與藝術
從漢代開始至唐代結束的千年之間，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代等國勢異動，是考古學與藝術史極為重要的時期。因為帝國的聚合分裂、民族的交融混合和社會的多元變遷，致使許多新興的藝文現象相繼出現，開創中華文明的另一波成就。除此之外，中央與地方的抗衡、本土和異域的互動，加上佛教傳入與儒、道的聯繫，都讓中原的漢人傳統受到極大衝擊，進而形成一股嶄新的文化傳播模式。從這次的展覽中，觀眾可充分認識到漢唐之際的世俗生活、宗教信仰和陶瓷發展等主題。但有關圖像器物的風格變化、歷史轉折和意義詮釋等疑問，就還有待研究者進一步地追問探求。
圖片提供｜義大利羅馬威尼斯宮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