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啟四年（1624），政治風雲變色。多年來朝野士人的結黨鬥爭，卻讓太監魏忠賢得到掌大權的機會。以他為首的閹黨開始得勢，橫行霸道。翌年，一名拜受南京禮部尚書的官員決定抽身離開。身處喧囂的明代政局之中，他的選擇是寡言沉默，告歸回鄉。天啟六年九月，魏忠賢同黨追殺東林黨的蘇州官員，當地士人公憤及哀嘆：「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這樁蘇州慘案應驗了官員歸去的先見之明。
官員抽身的時機恰好，逃出如刀口求生般危險的官場。對他而言，朝廷上的爭權奪勢，不比在藝壇爭高下來得暢快。退下職務的他舟遊江南，欣賞朱熹〈詠廣東豐順飛泉嶺〉手跡之際，翻出前些時日完成的立軸山水，隨筆抄下朱熹詩句，讓詩畫兩者相印相證。耽於書畫藝術及文人境界的他，因而「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他的名字──「董其昌」，更躋身中國藝術史的書畫宗師行列。
董其昌（1555～1636），中國藝術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畫家之一，但也是品行具爭議的歷史人物，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曾發生鄉人破壞燒毀董家的事件，《民抄董宦事實》、《黑白傳》等稗史小說指控是董家仗勢凌人，甚至搶擄民女，所以遭此橫禍；根據《明史》記載，則是他陷入黨派鬥爭，仇家鼓吹鄉人暴動後的結果。事實為何難以評斷，但董其昌在此事件後的謹慎，讓他在詭譎政局之下，始終擁有平順的仕途，最終其藝術理想扭轉後世對創作的概念。2016年1月9日起國立故宮博物院以董其昌藝術為策展主題，展出其書畫作品。本刊專訪擔任策展的故宮書畫處研究員何炎泉、邱士華，和讀者介紹及分享其藝術之美。
「溯」古趣
這回「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分成創作、收藏兩部分，「創作」部分會按照成畫年代，依序排列董其昌的書畫作品；「收藏」則展出董其昌鑑藏和題跋過的古代作品，同時也安插一些對他有啟發、如顧正誼、顧懿德等同朝畫家作品。這次的書法選件上，何炎泉表示是精選董其昌不同書風的創作，其中更有未亮相過的作品，如〈書千文〉卷。何炎泉補充：「這是他考上進士那一年寫的，35歲時的作品，應是目前傳世最早的一張董其昌創作。」藉由這次大展，邱士華認為對故宮院內的董其昌書畫作了系統性整理，同時也接續2014年「明四大家」的主題，介紹明代藝術史的重要人物。
董其昌將山水畫的發展引向「藝術史式的藝術（art-historical art）」時代。他曾表達對中國藝術發展的看法：「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透過鑑賞的經驗，他認為文人畫的最高境界由王維達成，歷經董源、巨然、李成、范寬、李公麟、王詵、米芾父子之後，更由元黃公望、王蒙、倪瓚及吳鎮這四大家繼承。董其昌熟稔這些名家風格，並且運用自如，能恣意在創作中補上倪雲林風格的樹石，抑或添幾筆董巨風格的皴法。然而追本溯源，他希冀找回失落的、最初也是最完美的王維文人畫風格。正因如此，策展的邱士華坦言董其昌書畫並不好懂：「他有他的藝術史觀。」為了讓觀眾更容易進入董其昌的藝術世界，他曾鑑賞題跋的名家作品會同步搭配展出，如五代董源的〈龍郊宿民圖〉、宋米芾的〈蜀素帖〉、宋米友仁的〈雲山得意圖〉和元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等，讓觀眾瞭解中國藝術史的名家風格。
「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對董其昌的影響很大，無庸置疑。」邱士華認為董其昌受黃公望山水的啟發很大，多少可見筆法的承襲。不過有別於完全複製的仿古模式，董其昌的仿古是具創造性的實驗，以他臨仿的米家山水為例：「如果看過米友仁〈雲山得意圖〉的山水，再回來看董其昌的米氏風格表現，會發現董其昌筆墨變化萬千，已突破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和其繼承者高克恭三人加總的山水變化。」從董其昌的〈奇峰白雲圖〉、〈書畫冊〉及〈紀遊冊〉作品中的米家山水來看，邱士華分析：「他利用簡單皴線的交疊、米點皴的配合和深淺位置的安排，將米家雲山幻化出各式各樣的面貌，完全脫離米氏傳統雲山的束縛。」
至於書法方面，董其昌受到宋代米芾的啟發。何炎泉打個比方說明米芾風格：「米芾在紙上面寫字，就像是看到一隻麻雀在跳躍、啼叫，用筆非常輕靈，線條有深淺變化。」董其昌尤為欣賞米芾作品中的虛筆表現，也致力效法。「從視覺上來講，虛筆和實筆有輕重的差別。」何炎泉強調，因此能掌握虛筆變化者，方能成為留名青史的書家。從這次書法展品中來看，可見董其昌承襲米芾書法，對實筆虛筆的掌握度高，不過董其昌同時帶有個人風格，簡化米芾複雜的筆法，起收筆更為清楚。
在董其昌的藝術創作中，風格是唯一依歸。就連〈紀遊畫冊〉雖然以「紀遊」為主題，但重點還是仿古，表現名家山水的面貌。邱士華笑道：「董其昌在船上畫福建大田的山，並找了一個古代風格去描繪它。你說像嘛？或不像？沒有人能答得出來，最後只剩下風格是可以欣賞的對象。」同時她也承認：「董其昌的作品有一點點冷，像是在調配各種古代風格。」不過令人佩服的是，「他既是信手拈來，卻又有意識地玩這些仿古元素。」
儻能從我遊乎？
交遊是晚明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董其昌更藉此擴展視野，不僅獲得欣賞古畫、切磋畫藝的機會，也因此避開政治鬥爭。學者李慧聞曾討論董其昌的人脈經營，發現他因擔任官職得到結交王錫爵、韓世能一類高官暨重要收藏家的機會。除此之外，他和後來得勢的閹黨人士如李反觀、潘雲翼等人，也藉由作傳及書畫餽贈等方式，保持良好關係。「他的交友圈『黑白』二道都有，很厲害」，何炎泉如此戲稱；不過，對於董其昌餽贈書畫一事，他認為這不僅是結盟手段，畫家也有其他目的：「現存很多精彩的冊頁都是送給收藏家和高階層的文人。因為董其昌知道，透過這些重量級的收藏者，他的作品將會跟古代收藏一同被留下來。」故董其昌對題跋、畫論及作品的用心，無疑是為了完成名留青史的目標。
不過從這次展出的書畫，邱士華表示可看到董其昌交友的另一面：「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作品裡，可以看到很多董其昌為同年友人創作的書畫。」除了和高官貴人結識，董其昌與自己同榜的進士也來往密切。以〈仿倪瓚筆意〉為例，題跋中提到的「吳門王承天守家」，即是與董其昌同榜的王禹聲。王禹聲家世顯赫，是明代正德年間宰相、重要文學家王鏊的曾孫。邱士華表示當時蘇州文人圈將是否收藏倪瓚作品，視為分辨雅俗品味、階級的標準，王禹聲出身於蘇州名門望族，家中自是有收藏倪瓚繪畫。因此藉由王禹聲的交情，董其昌獲得欣賞倪瓚真跡的機會。
在〈奇峰白雲圖〉、〈畫山水〉及〈倣倪瓚山陰丘壑圖〉等山水畫中，也不時可見和他同榜的友人交遊的蹤跡，如吳正志或孫文龍。其中孫文龍和董其昌兩人的交友關係，邱士華認為是這次展覽研究中的重要發現，「原本學界認為〈畫山水〉是董其昌給職業畫家陳廉的作品，但我從題跋中的『明卿年兄以所撰承天誌見示。作此圖報謝』的段落猜測，認為年兄多指同榜進士，因此不太可能是陳廉。最後以『承天誌』下手去找，發現應是指在知府任內編過《承天府志》、且和董其昌同榜的孫文龍。」
另外，在董其昌的眾多朋友中，絕不可忽略陳繼儒。陳繼儒，和董其昌同是松江府華亭縣人，精通文學書畫。他曾在董其昌的〈倣倪瓚山陰丘壑圖〉中題：「此圖玄宰以董巨而兼帶雲林。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陳繼儒不僅表達觀畫心得，也讚賞作品中帶有董源巨然風格，並參雜倪雲林的筆墨。因孟子曾稱柳下惠為聖之和者，懂得博采眾長，故陳繼儒用此典故讚許〈倣倪瓚山陰丘壑圖〉兼容各家風範。董其昌也自題此畫：「聊以巨然〈關山雪霽圖〉擬為之」，同時表示自己曾欣賞過倪瓚作品。這兩人互相唱和，因此邱士華笑道：「陳繼儒是真的可以和董其昌對話。除了〈倣倪瓚山陰丘壑圖〉，從兩人互相題畫的其他互動裡，可以看到陳繼儒知道董其昌在幹嘛，並且能適時評論。很有趣的一對哥兒們！」
「本朝第一」的書畫風格
在《畫史會要》一書中，稱揚董其昌「處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本朝第一。」這次展場按照編年先後排列，展出董其昌早年、中年至晚年的書畫。邱士華特選四件繪畫精品，介紹畫家不同時期的風格，其中最早的是1592年〈紀遊畫冊〉。這件作品是各大博物館中數一數二、紀年最早的董其昌繪畫。邱士華表示：「畫面已有很多突破性的構圖，帶有奇異的視覺元素，不過筆法仍比中晚期的作品細碎。空間結構比較合理，感覺是多追隨自明代吳派的傳統，因而〈紀遊畫冊〉可代表他早期的作風。」這件早期作品也表現董其昌對仿古風格的掌握，他自22歲開始學畫，完成這套冊頁時已有38歲，其中米氏雲山、黃公望、倪瓚等諸家風格已臻成熟，令人印象深刻。
在完成〈紀遊畫冊〉的十年後，董其昌完成〈葑涇訪古〉。透過這次展覽的研究，策展人考據出畫中題跋的「顧侍御」為何人，打破學界猜測他為董其昌師友的顧正誼的說法。根據邱士華對官職的考據，她發現應是和董其昌同榜，並且為葑涇人的顧際明。〈葑涇訪古〉在風格上已具個人風格，可見董其昌獨有的山水美學。全畫使用的皴法簡樸，透過直皴筆觸的重複堆疊，而為山石塑型。沒有皴線覆蓋的留白形成流動感，更襯皴法的漸層變化。邱士華指出畫面中向右上傾斜的山脈，形成一股吸引目光的動勢，而畫中所有的山石、樹木及烏雲也皆依附於動勢之下，使山水具有一體性。正如陳繼儒在畫上所說：「此北苑兼帶右丞。」這些特殊效果應是受古代風格啟發，尤是他曾鑑賞的〈輞川圖〉、〈江山雪霽圖〉兩卷具王維風格的作品。
董其昌1614年完成的〈烟江疊嶂圖〉卷則打破陳規，提供新的詩畫關係想像。目前除了台北故宮，上海博物館尚藏有一卷〈烟江疊嶂圖〉，兩者無論在構圖和風格上皆大同小異。邱士華表示此兩卷山水畫的用筆都不錯，然而誰真誰假，學界的意見不一，「無論哪一本是真，都如實反映董其昌的構圖。所以覺得值得展出。觀眾可以透過它，看見畫家後期的畫風嘗試。」靜心細看，邱士華認為在細密皴線構成的黑色雲霧後，依舊可見細心勾勒的山間林木樣貌，令人驚奇。卷尾的柱狀石塊，則讓人聯想〈後赤壁賦圖〉的山石。董其昌在畫中抄錄蘇軾題王詵畫的詩，而後自題：「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為想像其意，作煙江疊嶂圖。」意為他雖知王詵繪畫和古樂廣陵散一般後世難以詮釋，但透過蘇軾的書寫，董其昌自覺能「想像其意」，因而繪製一幅和王詵傳世作品同名的〈烟江疊嶂圖〉。「不能說這件作品是詩意圖，因為他不是真的用畫去詮釋蘇東坡的詩作。而是用蘇軾的詩去還原王詵的繪畫。」邱士華認為〈烟江疊嶂圖〉不同於傳統的詩畫關係，值得未來的後續研究。
〈石磴飛流〉是這次展出中董其昌紀年最晚的繪畫作品。「在〈石磴飛流〉裡，可以看到線條或苔點的節奏、動勢，所以和早期作品比，可以立刻感覺到董其昌後期不再這麼規矩的去拼組山石平面，會更天然放逸一點。」邱士華表示若細心觀察，也會發現此畫「線條比較放逸自由，畫中線條的活力更清楚，也不需要用閉鎖的線條去形塑圖案。」邱士華從〈石磴飛流〉看到另一種特殊的詩畫關係：「董其昌畫好這張畫之後，又得了朱熹〈詠廣東豐順飛泉嶺〉的書跡。他覺得朱熹寫的詩和自己創作相合，於是就將它寫在畫上。」即便繪畫和朱熹詩句的主題不同，藝術表現的媒材迥異，兩者處於「離」的狀態；但董其昌認為「妙在能合，神在能離」，經由畫家個人的理解和詮釋，即能讓兩者產生聯繫。這個藝術概念，便是將展覽主題命名為「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的靈感來源。
不同於繪畫可歸納出大體的風格發展，何炎泉表示董其昌的書法藝術十分特別：「董其昌的書法風格是無法透過編年來作鑑定，因為前、後期風格的混雜太嚴重。他70歲和35歲寫的字可以一模一樣。」即便到了中晚期，董其昌書法對唐代顏真卿、李北海等家多有體悟，出現較為欹側清秀的逸筆，但他仍能寫出有早期書風的字帖。這次展出的〈臨宋四大家書〉卷，是董其昌在逝世前一個月左右（1636年農曆八月）所寫，何炎泉感嘆道：「根本看不出來是將死之人」，卷中表現董其昌書法的秀美。
董其昌的仿古藝術對後世影響深遠，清初畫家如「四王」、石濤和八大山人等承襲其筆法或受其影響。書法則為清代皇室喜愛，何炎泉舉乾隆皇帝為例，提到他曾在董其昌〈雜書〉冊上題「群鴻戲海」，更誇其「轉掣停頓，腕有萬鈞力。蓋運實於虛，要在無所結滯耳。」但名聲很大，卻不見得為眾人參透。正如何炎泉分享曾有人詢問如何欣賞董其昌書法，「和其餘的晚明四家（黃輝、米萬鍾、蔣杰）或張瑞圖相比，會知道他的字確實不一樣。」可意會但難以言傳，又是另一門需要單篇成論的學問。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