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禮中國—京豫陝晉冀玉器精品展」由河南省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主辦，河南博物院與開封博物館共同承辦，展出地點在開封博物館，展出時間為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2月25日。本次展覽遴選了北京、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五省市出土的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玉器精品300餘件套。通過這些玉器珍品，我們可以瞭解中原玉文化包括玉祭儀、玉禮制、玉葬制等方面的嬗變軌跡，同時也可讓我們從中感受玉器所蘊含的藝術、情感和精神魅力。茲就展覽內容作一介紹。
玉，蘊含了大自然的精華，被視為通萬物之靈氣，自古以來為人們所珍愛。中國人最早使用玉是因為其材質「美」，以之為美飾。繼而，玉成為藏禮於器的載體：是王公獻祭的靈物；是天子、貴族朝聘、賞賜的家國重器；是權貴用以節其行止而達其禮儀的佩飾；是永保屍身不腐的「物精」。自此，用玉的制度和理論都達到了頂峰。這一切又構成了玉的「人文美」。人們賦予玉以「君子」的人格屬性，「無故玉不去身」，身佩美玉，心向美德，或許是古人托物言志，表達內外兼修的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種追求，體現了玉與人的精神結合的思辯美。玉的這種美構築了以中原為核心的古中國地域華夏先民人生的理想境界。中國人愛玉，不僅因為玉的溫潤特徵契合內斂的民族性格，更緣於幾千年來用玉傳統所形成的玉文化內涵的不斷擴展與延伸。
山川靈蘊
中原地區用玉傳統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河南裴李崗文化與河北磁山文化。早期的人們並不具備對於「玉」的礦物學的認知，在選石製器過程中，有意識地把揀選到的美石製成裝飾品，對於玉石的使用更多停留在美飾的感官認知階段。新石器時代玉器的材質，一般多為軟玉，更多的是廣義上的玉石，如綠松石、瑪瑙、水晶、螢石、滑石、白雲石等。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廣義玉石是中原地區出土的最早玉石之一，其材質有綠松石、螢石、滑石、絹雲母片岩等，品類可分環、璜形飾以及圓形、三角形、梭形的各種墜飾，這些大部分是作為串飾的組成部分。賈湖遺址出土的大部分玉石製品，其材料都是來自附近的河床和山礦。但是也有一些稀有的玉石原料可能來自較遠的地方：如螢石可能是來自距當地70至110公里的方城、泌陽、確山等地，綠松石的產地尚不明確，通過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賈湖遺址的綠松石原料似非來自陝西安康、湖北鄖縣和安徽馬鞍山等傳統出產綠松石的地方，而可能源於河南淅川一帶。
正因先民以玉為「美」，所以玉器也是最早被用來獻祭神靈的物品。河北易縣北福地遺址祭祀場（圖1）位於整個遺址房屋區的西側，長10.8公尺、寬8.4公尺，面積達90多平方公尺。同時出土的有陶直腹盆，光滑精緻的石器，以及閃亮晶潤的玉器，附近還發現了長達46公分的大石耜！此處或是用玉舉行祈天禳年的場所。
到了仰韶時期，中原的用玉並不像東方（被傳統認為是東夷民族的活動區域）那麼突出，整體上還是囿於一種務實的傳統，玉器的種類和用量都很少，多見玉工具和玉武器，而極少巫玉。這種務實傳統延續到龍山晚期，特別是後來興建了夏王朝的嵩山、河洛之間的諸部族。有學者指出仰韶到龍山時期，中國曾經興起過那麼多的輝煌古文化，最終湮滅無蹤，而中原河洛之間各部族的務實傳統使得部族在此延續、文明在此誕生。這是學者們對於中原從仰韶到龍山時期務實傳統帶來的影響的整體評價。這一時期玉鉞的出現，突破了玉器作為美飾的範疇，轉而成為權力象徵。
河南靈寶西坡墓地是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的大型墓地，出土的玉器主要為禮儀用的玉鉞（圖2），鉞原本是一種工具和兵器，它是由斧脫胎而來的，後來成為殺伐的工具，演變成掌握殺伐之權的象徵。同時在西坡仰韶文化時期大型中心性聚落遺址中，發現了數座特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F105建築面積約516平方公尺、房基面積372平方公尺，室內淨面積約204平方公尺。F106外牆內面積270平方公尺、居住面積240平方公尺，室內地面加工考究，表面塗朱。這兩座房屋都是大型回廊式建築，有可能是部落聚會議事的場所，具有原始殿堂的性質。並且這兩座特大房屋都處於遺址中心部位，間隔約50公尺，相互呼應。表徵權力的玉鉞、大房址以及大型中心性聚落的相伴出現，揭示了一個部落大聯盟的圖景。
到了龍山時期，部落間的層級劃分和部落內的等級分化已經明顯體現，玉成為部落首領和巫師的特權象徵物。代表通天禮神的璧、琮等是巫玉的象徵，玉製武器則是代表部落長的權力，尤其是後者，漸漸演變成純粹的禮儀權杖性用具，國家產生後演變成君權的象徵。在這些物質演變的背後，其實是伴隨著高於部落形態的小邦國的出現，「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即展現了這一時期「邦國林立」的圖景，並開始向早期國家階段演進。
清涼寺墓地位於山西省芮城縣東北部，時代從仰韶時期延續到龍山時期，出土玉器的墓葬年代跨越了廟底溝二期（仰韶到龍山的過渡期）到龍山時期。該墓地出土的玉器，從形制和種類看，與其他區域考古學文化如紅山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到龍山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崗文化、石家河文化，甚至西北的齊家文化都存在諸多關聯，反映這一族群存在著頻繁的對外交流。如M52出土的這件玉琮（圖3），玉琮最早在良渚文化中出現，到龍山晚期，廣泛分布於東起山東龍山文化，西至陝西龍山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和齊家文化的地域內。又如M100出土的玉牙璧（圖4），也被稱為璿璣，此類形制的玉器時代最早的是發現於遼東半島以及海岱地區。從墓地玉石器研究來看，這一文化族群接受了來自海岱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兩個用玉傳統，吸納、融合後進行改造和創新，並把這種用玉觀念傳入西北等地。
河南禹州瓦店遺址，是一處龍山晚期大型環壕聚落，總面積100萬平方公尺。遺址有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築基址和奠基坑，遺址內所發現的左右對稱的祭祀遺跡，可能是後世都城「左祖右社」格局的發端。這是一處被認為與夏人起源直接有關的遺址。出土的玉器風格整體較為素簡，沿襲了仰韶以來的務實風格。唯有這件玉鳥（圖5）似乎與神靈崇拜有關，關於這種造型的玉鳥，從之前的陶寺到以後的二里頭都有發現，體現了玉文化的這種傳承。
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是龍山文化晚期到夏代早期的大型城址，最盛時城址面積280萬平方公尺。遺址中發掘的宮殿區、觀象臺、祭祀區、王族墓地、下層貴族居住區、大型倉儲區、普通居民居住區等，顯現出階級對立的特徵，使得陶寺作為都城的基本要件全都具備。學者們傾向於認為陶寺遺址是堯所都的平陽。陶寺的玉器可以分武器權杖類如鉞（圖6）、刀，祭祀禮儀類如璧、璜、圭、琮等。這件玉獸面（圖7），曾被學者冠以「蚩尤像」之名，足見其意義之深。
陝西榆林神木石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並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組成。石石城內城面積約210萬平方公尺，石城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公尺，是中國已發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規模最大的城址。神木石類型的玉器種類也可分武器權杖類如鉞、刀、璋（圖8）、戈、鏟，祭祀禮儀類如璧、璜、琮等。石城址出土的大量玉鏟、玉璋、玉刀等武器類用玉大多夾築在牆體內，刃尖朝外。有學者認為神木石城址代表的文化族群具有很強的對外擴張屬性，因而石城址本身也具備了很強的防禦功能，這種牆體內夾玉兵的做法可能是一種為了增強防禦的巫術行為。也有學者認為石大型玉器都是從別的地方掠奪而來，將其夾在牆體中是為了炫耀武力。
敬天法祖
夏商周時期，玉器也與青銅器一樣在器用制度中確立了主導性的地位，同時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玉器用於頒賜，顯示天下共主體系下相互權力的認同；用於繁瑣的佩飾裝束，體現禮儀等級的嚴格；用於喪葬的殮屍，體現了人們對玉賦予更多的神祕功能。
夏代的玉器承襲龍山晚期以來的權杖性用玉和祭祀禮玉，其中玉戈、玉鉞和玉刀等兵器占了很大比重，確立了三代國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根本理念，這些玉禮器具備了權力的象徵，成為諸侯受到天子分封的權力憑證和信物，因此也稱為瑞玉。最為典型的是被清代吳大澂定名為「牙璋」（圖9）的這種玉器，近來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直指其為《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之「玄圭」。認為這是夏人的代表性禮玉，進而認為牙璋發現的這些地方是夏人直接管轄或者受到夏文化輻射影響的區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鄧聰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布的「二里頭文化前後牙璋分布示意圖」（圖10）來看，牙璋分布在從東部沿海到中原地區，以及南到廣東、四川的廣大地域內，甚至越南北部亦有發現，也可顯示自仰韶、龍山以來，二里頭文化是首次產生這樣全國區域的輻射影響。
商代用玉具有「神玉文化」的特徵。西周時期，總結前代用玉特徵演化成了「禮玉文化」，使得玉器從宗教的神祕轉向人文的中和靜穆，這種規範化的用玉制度一經確立，便滲透進特權化的政治文化體系中而加以固化。《詩經》中多有賞賜或使用禮玉的記載，如《詩經．大雅．崧高》的「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再如《詩經．大雅．棫樸》的「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鼎彝銘文中也多記載，〈庚嬴鼎〉中的「祼璋」、〈多友鼎〉的「圭瓚」、〈毛公鼎〉的「祼圭瓚寶」、〈師訇簋〉的「圭瓚」、〈師遽方彝〉的「圭」和「瑑璋」、〈宜侯簋〉的「商瓚」（應該就是璋瓚）、〈史頌鼎〉的「璋」以及〈鄂侯鼎〉中的直接賞賜「玉五」，都反映了賜玉情況（圖18）。並且金文中還詳細記載了在冊命儀式中，受封賞者在接受周王賞賜後，退出中庭，然後需持圭、璋等禮玉，返回中庭恭敬地向周王回覲，以示虔敬。〈善夫山鼎〉和頌鼎銘文中都有「反入堇章」（「返入覲璋」），即佩戴玉璋返回入覲周王。
西周時期對瑞玉的品種形制、禮用方式、以及玉質色澤等做出了具體規定，以此昭示法度、明辨貴賤、維護政權的穩固。瑞玉以六器為代表，六器指璧、琮、圭、璋、璜、琥，是戰國和漢代儒生在先秦禮玉的實用基礎上，以玉的不同器形和色彩比附陰陽五行觀念，用來祭天地四方。六器也可以組合使用，如《周禮．考工記．玉人》載：「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記．月令》：「（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祭祀天地山川的具體祭儀為：祭天以燔（燒）、祭地以瘞（埋）、祭山以庋懸（埋藏）、祭川以沉（投水），燒埋後要有專人守視60天，若燒碎了就只需就地掩埋即可。玉柄形器（圖11）也是夏商至西周時期重要的瑞玉，儘管對於其功用有多達十來種的說法，但並不妨礙它作為瑞玉及禮玉的功能。
在夏商周時期的禮玉、祭祀玉中，神人、神獸是很重要的一類。中國古代神話如《山海經》記載的神靈形象都是獸面人身或者人面獸身，這是上古時期各部族將自己崇拜物人格化的一種表現，商人崇拜玄鳥，《詩經》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因此這件〈青玉鳥身人〉（圖12）的人面鳥身形象或許是商人崇拜的神。神人、神龍、鳳鳥紋飾的結合為西周中期的重要母題，這件〈人龍合紋璜〉（圖13）的人龍合體造型被學者認為是雨師像，可能是人們在舉行雩祭歌舞時佩戴的玉器，用來祈雨禳年。鴟鴞也是商周時期的常見題材，如此件圓雕的〈青玉鴟鴞佩〉（圖14），鴟鴞即貓頭鷹，在商代，鴞鳥是經過神化了的一種鳥，是勇敢和克敵制勝的象徵，因此，鴟鴞是勇武的寓意，戰神的化身。加上鴟鴞有在黑夜裡暢行無阻的能力，能驅散人們對於黑暗中生命不可預知性的恐懼，佩戴鴟鴞也是希望人們能有戰勝黑暗的能力。
《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甲骨文與金文中的「禮」字都是象形字，表示在豆中盛放兩串玉來祭神祈福。這是「禮」字的本意。而直接從事人神溝通的巫師，「巫」字就象巫師雙手捧玉事神的形象。所以，玉器是與祭祀神靈密不可分的。東周時期的祭祀遺址有較多發現，如河南新鄭的鄭國祭祀遺址，河北平山中山國祭祀遺址等。西高祭祀遺址位於山西省侯馬市西高村西南約500公尺的汾河南岸臺地上，是一處東周時期的祭祀遺址，共清理出祭祀坑733座。祭祀坑分為埋牲與無牲兩類，埋牲的以羊為主，馬次之，牛較少，一般每坑一牲，個別的為二牲或多牲。祭祀坑出土遺物以玉器為主，多為一坑一器。根據研究，西高祭祀遺址可能是晉國貴族祭祀汾水之神台駘的地方。此件〈龍形玉佩〉（圖15）即是山西侯馬西高祭祀遺址所出。
西周時期形成以禮儀玉和佩飾玉為主體來體現貴族用玉等級的體系，這是周代「禮玉文化」最重要的特徵。佩飾玉的主體是組玉佩，包括頭飾、耳飾、項飾、胸飾、腕飾及事佩等。作為象徵地位、約束行止、諧和體貌的佩飾玉，已經超出其本身的自然屬性，成為美好事物與高尚人格的重要載體。組玉佩一是具有「節行止」的功能，用以規範人們坐臥行等舉止，這是屬於「儀」的範疇，二是具有「鳴佩玉」的作用，通過行止有度的動作帶出有節奏的佩玉撞擊之聲，達到以中正平和之音行教化的目的，這是屬於「樂」的範疇。「儀」和「樂」的教化，最終都是為了達到「禮」教，體現禮制的威嚴，而周人所謂的禮制其實就是一種等級規範，其核心就是典籍所說的「親親有殺」和「尊尊有等」。組玉佩也稱雜佩，是最能體現兩周時期用玉等級規範的玉器，其中璧或環及璜屬於主佩，一般來說，組玉佩用玉越多表明等級越高，主佩用量越大，等級也相對越高。三門峽虢國墓地M2001（國君虢季）出土的七璜組玉佩（圖16）與M2012（虢季夫人）出土的五璜組玉佩（圖17）可作為這種等級差的對照。根據《周禮》等文獻的記載，只有天子的組玉佩可以全部用真玉，天子以外的貴族：上公用四玉一石；侯用三玉二石；伯用玉石各半。從考古發現的組玉佩來看，都是以閃石類真玉為主，雜以瑪瑙、綠松石、水晶等「石之次玉者」。西周時期，這種組玉佩極為盛行。除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所出，還有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山西曲沃晉侯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山西絳縣橫水倗國墓地等。
西周時期各諸侯國的玉器風格具有較強的統一性，到了東周以後，出現了地域特徵的製玉風格。以河南南陽淅川楚墓、南陽桐柏月河春秋墓、固始侯古堆一號墓、淮陽平糧台楚墓為代表的是楚式風格的形成。如此件桐柏月河春秋墓所出玉柄（圖18），器身紋飾極為繁雜，淺浮雕的蟠虺紋，虯曲纏繞，首部與格部的中間分別為一浮雕的獸面，可見實際上是兩龍交纏構圖的演變。以陝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和益門春秋墓為代表的則是秦式風格的勃興。如這件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璋形器（圖19），其器形不見於其它諸侯國的玉器中，方折的龍紋也為秦文化玉器所特有。大國的製玉風格在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各自勢力範圍所控制的小國。但是，春秋以來玉器紋飾繁縟化與抽象化卻是一個共同的趨勢。
古人認為氣是決定人生死的主要因素，氣聚為生，氣散則死。人可以在生前根據攝入物精的多少來保持「神明」狀態，死後也因為這種物精不散而魂魄猶存。因此周人相當重視對於人魂魄的保護，並且認為只要肉身不腐，魂魄就有所憑依。《國語．楚語下》觀射父提到玉帛為二精的看法，人們認為玉吸取了日月精華、山川靈氣，從而可保活人精氣長存、死者靈魂不滅，這種觀念促使人們生時服食玉料，死後用玉殮屍以求肉身不腐，由此而形成了包括玉琀、玉塞、玉握、玉瞑目、玉衣等在內的一整套喪葬用玉制度。
殮玉中，以玉璧殮葬的傳統最早見於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中，高等級大墓中往往在死者身上鋪滿玉璧。《周禮》載「疏琮璧以殮屍」，指的是用琮和璧組合，以其孔構成通往天上的通道，死者由此而飛升。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此件玉璧（圖20）背面尚有朱砂和絲織物的遺痕。新石器時代及夏商西周時期用於禮地的玉琮，在進入春秋時期以後，作為禮玉的功能淡化，在很多墓葬中，都把前代的玉琮作為套在男性墓主人生殖器上的殮玉。玉琀的出現，當始於人死殮葬時的「飯含」傳統，可能象徵著來世不至饑餒。因此，普通百姓為飯含而死，貴族口中則用仿生的玉麥粒，或代以珠玉及其它口琀。漢代玉琀多作蟬形，蟬經數次蛻殼，似死而復生，因此，蟬形玉琀應與重生觀念有關。此外，死者手中有手握玉，腳趾間也有夾玉。玉覆面，又稱「幎目」，是在死者面部覆蓋的綴有玉石片的絹帛面幕，為古代貴族墓葬中常見的葬玉，如這件玉覆面（圖21）出土於山西曲沃晉侯墓地M93。先秦以玉覆面為主體，涵蓋玉琀、玉握、九竅塞在內的整套殮玉，開漢代盛行的金縷玉衣之濫觴。漢代玉衣依據等級不同，有金縷、銀縷、銅縷、絲縷之分。東漢時期玉衣使用趨於規範，大體言之，皇帝用金縷玉衣；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用銀縷玉衣；大貴人與長公主則為銅縷玉衣。這件定州北莊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圖22）共有飾片5000多片，用鎏金銅絲加以穿綴，墓主人是東漢光武帝與皇后郭聖通的幼子中山簡王劉焉。
君子愛玉
最遲至春秋時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重玉輕」的思潮，表明人們已有了真玉、假玉的觀念，並對玉有了思辨性的體認。古人將玉比德君子，認為玉有五德（《說文解字．釋玉》）、七德（《荀子．法行》）、九德（《管子．水地》）、十一德（《禮記．聘義》）之說，可以與君子的修養相比照，是身分、人格和美德的象徵。
玉在三代作為家國重器，權勢表徵，往往被征服者作為戰利品來分賜和占有，這也是歷代精品玉器得以不斷被傳承的一個原因。周人繼承和改造商代舊玉是文獻記載最早的關於王朝更迭時期大批量占有前朝玉器的記載，河南三門峽虢國西周墓出土的〈「小臣妥見」玉琮〉和這件〈獸面紋玉斧〉（圖23）都是典型的商代遺物。
吳大澂的《古玉圖考》是第一部較為系統的古玉研究著作，把當時能見到的古玉按照文獻記載的功用加以比照定名，雖然現在看來很多定名及功能的認定未必準確，但其著作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吳氏著作收錄的玉器基本是他自己的收藏品，其實對於古玉的收藏並非始於清人，也不是始於宋人，在商周甚至更早的時代，人們已經將前代玉器奉為傳世之寶，收藏傳承。如婦好墓就有諸多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紅山文化玉豬龍（圖24），以及河南光山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人頭（圖25）也體現了這種傳承。
最早的製玉技術與磨製石器技術同源，只是製玉過程加入了解玉砂這一介質。之後，琢玉工藝逐步從製石工藝中脫離出來，龍山晚期到夏代的減地隱起，商代的雙陰線雕，西周環曲流暢的一面坡技法，東周時期的繁縟華麗，直到漢代巧思妙構及簡練漢八刀的出現，勾勒了玉雕技法的大致發展過程。而通過長期的經驗積累，人們也由最初的「美石為玉」的認知上升到了真玉、假玉之別，以及軟玉、硬玉的區分，從而形成了玉石鑑賞的深奧學問。
玉的加工比普通石器要複雜且難度大得多，因此也被古人用來與君子進德修業的艱辛相提並論。《詩經．衛風．淇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咺兮。」因此，古人愛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器的製作、使用以及玉文化的闡釋也在這種「如切如磋」中完成了對於玉之「美」的認知的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