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時代是指中國上古史中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時期，距今5000多年至距今4000多年，為夏王朝的前序，也是早期中國文明形成的重要時期。2019年1月17至18日，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史前文化專業委員會、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和河南博物院聯合主辦「玉禮中國—五帝時代玉器及其文化傳統」學術研討會在河南鄭州召開，共有來自30多家博物館、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此次盛會。原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主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首席顧問徐光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副主任王震中，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史前文化專業委員會會長朱乃誠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此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五帝時代玉器」概念，將中國古代玉器與玉文化研究與中國傳統古史中的五帝時代聯繫起來。五帝時代，中華民族將玉統一為對禮、秩序和美好追求的重要文化符號，由此形成的玉文化成為中國文明核心價值觀得以不斷傳承，歷經5000多年直至影響當代中國乃至世界。圍繞「五帝時代玉器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三代至秦漢玉器與玉文化研究」、「中國古代玉器製作工藝研究與玉料產地的探索」、「玉禮與中華玉文化的傳承研究」等四個主題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學術交流研討，成果豐碩。
五帝時代玉器考古新發現與研究
玉器與早期中國考古一直是中國古玉研究領域的熱點，以玉器為媒介，進而探討相關考古學文化性質以及早期中國的社會形態是本次主題發言的重點。學者圍繞早期中國中原玉器、周邊地域玉器文化以及多地域間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展開討論。
中原地區集中在仰韶晚期及龍山時期重要出玉遺址的討論。河南博物院院長暨研究員馬蕭林在「靈寶西坡墓地再分析─兼談西坡出土玉器相關問題」中，重新審視了西坡墓地13件玉鉞的出土地域、擺放位置與使用方式，指出西坡墓葬中隨葬陶大口缸、玉鉞等器物的現象，在河南省內仰韶文化晚期墓葬中僅見於此，這種葬俗在黃河中游的各考古學文化中無法找到，應是受到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考古學文化的影響。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袁廣闊在「中原玉禮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東方因素」中指出新石器時代東方玉器對中原地區的影響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時期與新砦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玉石器開始出現於中原地區漢水上游地區、伊洛流域、三門峽靈寶，但數量有限。從考古發現來看中原玉石鉞應是從長江下游地區經過江淮地區，傳播到豫東地區，再進入中原腹地，證實這一時期中原地區使用玉石器受到長江下游用玉傳統的影響。第二階段龍山文化時期以陶寺遺址出土玉器為代表，陶寺墓地出土的斧鉞琮璧等器形應受山東龍山文化大汶口晚期的影響。山東龍山文化影響中原文化的另一條路線是沿淮河上游穎沙河向西，目前發現的玉器僅見璿璣、陶禮器等。第三階段新砦期文化以鞏義花地嘴遺址玉器為代表，發現的牙璋也與山東龍山文化關係密切。新砦影響到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玉器經過新砦階段的發展，其中不少玉器，仍保留有山東龍山時期的一些特點，如圭、鉞和齒扉裝飾、綠松石器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在「從牙璋等玉石器看石文化的下限」中通過對比陝西石、二里頭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玉璋，指出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出土的四件牙璋特點是體量巨大，並裝飾有淺刻弦紋和網格紋，因而具有類似形制和裝飾風格的石文化牙璋年代應與二里頭文化接近。而採集於石遺址端刃呈V字形的牙璋年代應接近三星堆文化。進而可推論石文化的晚期發展可能延續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400年。聯繫到石遺址最近出土的石雕作品，因此以石遺址為代表的石文化下限問題目前仍需有更加深入探討的必要。
湖南、環太湖平原也是此次討論重點。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員喻燕姣在「湖南出土新石器時代玉佩飾研究」中結合最新考古資料，指出湖南新石器玉石佩飾主要分布於汀、資、沅、灃四水或洞庭湖區域內，最早見於彭頭山文化，以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時期為多，湖南早期玉器受長江下游影響，到石家河文化時期，也受到其他地區文化的影響，說明當時各種文化之間融合交流頻繁。南京博物院研究員田名利以「分合式玉璜和分合式玉器」為題，指出黃河中上游地區龍山時代前後出現的聯環形玉器與長江下游及海岱地區的分合式玉環和其他玉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顯示了這兩個地域存在著大範圍跨越時空的文化交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曹芳芳在「龍山時代環太湖地區玉器與用玉傳統的嬗變」中指出龍山時代環太湖地區中良渚文化雖已衰落，但仍是無可爭議的用玉魁首，良渚晚期玉器依然是墓葬等級劃分和墓主身分的重要標尺。良渚之後，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時期進入本地龍山時代的中期和晚期，至此，該地區的用玉傳統已經崩潰。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閆付海以「瑤山、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及相關問題研究」為題，討論瑤山墓地和反山墓地玉器演變序列。
三代至秦漢玉器及玉文化研究
三代玉器研究比較集中於重要遺址、墓葬研究和出土玉禮器及佩飾器物研究。
重要遺址和墓葬用玉討論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海濤在「玉禮器與二里頭王朝的誕生」中指出，二里頭文化玉禮器目前僅發現於都城性二里頭遺址、第一等級的貴族墓葬裡。在二里頭文化二期，貴族似更偏重於使用綠松石鑲嵌製品來代表等級；三至四期時，逐漸轉向以銅器和玉禮器共同代表等級地位，總體上逐漸形成了以墓葬規模、隨葬品的材質和數量來代表等級地位的禮制，玉禮器群在禮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為國家政治制度的物質象徵。二里頭式牙璋和嵌松石銅牌飾在中國及周邊大範圍的擴散，反映了二里頭王國的國家文化、政治制度的影響力，也是最早中國世界秩序的反映。駐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副所長劉群在「駐馬店正陽閏樓商代墓地出土玉器發現與研究」中，介紹了新近在河南駐馬店正陽閏樓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批玉佩飾、禮器及飾品器件。閏樓商代墓地的絕對年代相當於殷商武丁至文丁時期，這批玉器的發現為探討晚商各方國或族邑的用玉及玉料來源增添了新的材料。台南藝術大學教授黃翠梅的「從草原到中原—西周國貴族身體飾品的發展及其多元內涵」，以國貴族墓葬出土的身體飾品，尤其是青銅佩飾以及紅瑪瑙珠和玉璜等玉石飾品為例，探討西周諸侯間文化交流的模式和軌跡。在先周至西周初期，紙坊頭和竹園溝墓地中既普遍出土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小型青銅飾品，也開始出現齊家文化素面扇形玉璜和紅瑪瑙及綠松石等珠管等搭配組成的多彩珠管玉璜項飾。西周中期早段的穆王時期，茹家莊國君和夫人墓葬中小型青銅飾品的數量和種類銳減，西周中期以後 國貴族對於姬周文化及其禮制傳統加深。此外上海博物館研究員褚馨在「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洛陽金村玉器新認識」中梳理了洛陽金村古玉的流傳、保存、收藏與研究歷史，重新討論了金村玉器在兩周玉器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台灣南華大學助理教授江美英以「河南地區東周時期玉文化探索」為題，探討河南地區東周時期墓葬出土玉器及海峽兩岸收藏的河南東周玉器。
三代動物形玉器及玉禮器仍是討論的重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的「夏商時期玉虎的淵源與流變」，認為夏商時期玉虎經歷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二里頭文化、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前段、商代晚期後段等幾個階段的發展。夏商時期玉虎的淵源大概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早中段，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的出現並非承襲凌家灘文化，而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自行發生的一種文化現象。夏商時期玉虎的流變主要向兩個方面演化：一方面是在商代晚期前段由玉虎演化出玉龍，並且向西周玉龍演化；另一方面是直接向西周時期玉虎演化。玉虎在西周時期的這些演化特點，體現了當時社會的一種用玉時尚正在發生轉變。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博士李京震的「試論商周時期玉魚的形態與功用」，將商周玉魚的功用分為裝飾、喪葬和工具三類，裝飾類玉魚用作頭飾的飾髮器和束髮器，以及項飾或組佩的組件；喪葬類玉魚多用作玉覆面、玉琀、玉握、足端斂玉和棺飾用玉；工具類玉魚主要用作刻刀、及耳勺。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研究員王竑在「金文所見西周禮儀用圭現象觀察」中以五年琱生簋等器為例，就青銅銘文中所見用圭之禮，提出不同的玉圭在周禮中角色不同的學術觀點。
秦漢時期的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對服飾、容器類器物及雕刻藝術研究。徐州博物館研究員李銀德的「王侯的威儀─以漢代玉牌貝帶為中心」，指出漢代綴玉貝玉牌式腰帶扣由玉牌式帶扣（頭）和縫綴玉貝組成，主要為高等級貴族使用。其年代最早出現於西漢早期後段，從西漢晚期開始出現單件玉牌式帶扣並沿用至整個東漢時期。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左駿以「杯．觴─東周至秦漢玉高足杯的源與流」為題，介紹了東周至秦漢流行的一類直筒、深腹、高足的杯具，重新梳理高足杯具的盛行區域及擴散路徑，從文獻、圖像遺存中探討其名謂、功用及象徵性。陝西省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劉雲輝的「漢代圓雕玉器藝術成就之我見」則主要對漢代人物和動物兩類圓雕玉器藝術特點加以討論。
中國古代玉料產地與玉器製作工藝研究
近年對玉料產地及玉器製作工藝的研究成為現代古玉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此項研究仍主要集中在中國國內大學及相關科研機構，以出土古代玉器為研究對象，探索早期玉料產地及製作工藝。
中山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丘志力的報告「中國新石器晚期─夏商閃石質及蛇紋石質玉料供應體系芻見」以地質學研究為切入點，將中國古代玉料來源以坐標象限的方法，劃分為華北、華南、華西和華東四個不同的區域，為我們初步搭建起早期中國的玉料供應體系框架。江西省地礦局實驗測試中心曾衛勝在報告「論中原地區史前至商代玉器材料及文化特徵」中認為玉器材料與來源的多樣性，是中原地區史前至商代玉器的重要特點，其中，商品交換屬性的體現具有特別的文化價值。泰山學院副教授楊炯以「山東大汶口遺址部分出土古玉的無損檢測及新發現」為題，確認山東大汶口遺址出土蛇紋石玉部分取材於泰山玉。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琳以「中國古代玉料來源的多元一體化進程」為題，論述了自新石器時代玉料來源以就地就近取材為主，透閃石來源多元化；歷經商周玉料來源依然多元化，直至西漢和闐玉大量進入中原；至隋唐時期和闐玉占據統治地位，其他透閃石玉種逐步退出，最終完成了中國古代玉料來源的多元一體化進程。復旦大學副教授王榮在報告「中國早期高硬度玉器的發現與思考─以殷墟石榴石玉兔為例」中通過對殷墟一件石榴石質兔雕進行材質分析及相關模擬實驗，將石榴石（鈣鋁榴石）的使用提前至商代晚期。
玉禮與中華玉文化的傳承研究
玉禮與中華玉文化一直是玉器領域內研究的學術熱點，此次主題更側重玉禮的核心內質及文化傳承的探討。
前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鄧淑蘋以「『六器』探索與『琮』的思辨」為題，指出從考古資料看，《周禮》所載「六器」中「圭、璧、璋」三者取自周族禮制；「琮」取自周文化對遠古玉琮文化的復興潮；「琥、璜」取自南方楚文化圈。其中「琮」自廟底溝文化一直傳至明清，這是中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天體崇拜」信仰和「璧琮組配」的禮制反映。山東大學教授王青的「象形與轉喻：早期中國玉禮器創作的重要法則」，以大量實例說明早期中國玉禮器創作中以巫術和模仿的原始思維方式為基礎，運用象形和轉喻手法，創作出裝飾各種神靈形象的玉器，賦予其通神的法力，成為名副其實的玉禮器。河南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張得水則是以「玉禮中國─京豫陝晉冀五省市玉器精品展策劃思路與邏輯」為題，闡述「玉禮中國」展覽策劃思路，以「山川靈蘊」、「敬天法」、「君子愛玉」三個玉之美的層次為線索，充分論證了中原作為華夏禮制文化發展的核心地區，在玉禮文化發展上的連續性和典型性。在閉幕式上，鄧淑蘋回顧半個世紀中國古玉學術史和學術會議召開情況，並對此次會議進行學術總結，同時她也期許青年學者重視對玉料、對非實用性玉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次研討會主題鮮明，緊扣學術前沿，不少研究具有指導性與啟發性，成果頗豐。目前玉器相關研究領域人才輩出，隊伍建設完備，相信今後勢必會極大推動中國古代玉器及其文化傳統研究走向深入。
圖片提供｜牛愛紅（河南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