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同市博物館
1923年，以犧尊為代表的一批東周青銅器出土於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李峪村，惜由於當時文保意識不強而流散多地。在離散近百年之際，借上海博物館館藏中，部分李峪青銅器回鄉省親的機會，大同市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聯合舉辦「詩中吉金 其華灼灼─渾源彝器回鄉暨《詩經》中的青銅器特展」。展覽展出上海博物館及大同市博物館館藏青銅器100餘件（套），從「犧尊將將，重寶回鄉」、「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修爾車馬，弓矢戎兵」、「鐘鼓喤喤，磬筦將將」、「之子於歸，宜室宜家」五個單元進行展示，向觀眾講述民國年間渾源彝器曲折坎坷的流散故事，引領觀眾循著《詩經》章句，走進東周時期神祕的青銅世界，感受它們厚重的人文情懷。
渾源彝器傳奇
渾源彝器是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李峪村出土的一批東周青銅器的總稱。1923年正月，李峪村村民高鳳章在備耕時，於田間偶然發現幾件青銅箭鏃和金圈，是為李峪青銅器初次面世。幾天後消息不脛而走，無數村民參與到挖寶之中，所發掘各類青銅器，或被私下出售，或作廢銅賤賣換錢。渾源知事謝恩承聞訊後，即派人到李峪村進行清查收繳。法國古董商人王涅克（Léon Wannieck）也趕往李峪村，暗中收購村民私藏青銅器20多件，並將之帶回法國。在巴黎賽努奇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一經展出，即引發巨大轟動。
與此同時，謝恩承以「得款以備教育、生產與振興農村經濟之用」之名，準備公開拍賣收繳來的青銅器。王涅克、德國商人和北京古董商祝續齋等先後競價購買。直至1932年，一位名叫盧豐年的古董商以時銀29萬元的高價購去這批古物，結束了這場持續多年的奪寶大戰。盧豐年所購得青銅器被運到北平，藏入大德通銀號。1947年，這批器物重現於上海雪耕齋。次年7月26日，古董商張雪庚假借「仿古品」之名，準備將17箱精心偽裝的文物經江海關搭遊輪啟運紐約。幸得上海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及時阻攔，李峪青銅器在內的大批古物得以留存，1949年後入藏上海博物館。
除1923年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外，據北平《晨報》所載，民國十一年（1922）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間，渾源縣屢有青銅器出土，共計十餘件。197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李峪青銅器出土地進行科學調查和發掘，清理出三座東周墓葬，並出土一批珍貴文物，部分藏於大同市博物館（圖1、2）。目前可考的李峪青銅器有60餘件，分散於中國、法國、美國、日本等諸多國家，以上海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收藏最多且最為精美。
渾源縣位於山西省東北部的塞上黃土高原，是中國最古老的行政區劃九州之一──古冀州之地。春秋時期屬代國，戎狄居住於此。公元前475年，趙襄子滅代，「襄王兼戎並代，以攘諸胡」。三家分晉後，「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邊界」。晉文化、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交匯於此，故李峪青銅器群也呈現出多種文化因素融合的風貌。以晉式青銅器風格為主，兼融燕式和北方青銅器風格，器型偏小巧精緻，紋飾繁複精美，構思巧妙且富於創新，反映出其鑄造的高超水平和審美。正如古文字、金石學者商承祚所言，「嗟乎！此皆宇宙間奇詭可喜僅存之物也」。
出土於此的兩件〈鳥獸龍紋壺〉（圖3），其形制為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青銅壺所常見，主體紋飾也具有鮮明的晉式青銅器風格，是當時晉國青銅壺中的精品。壺口沿至腹部裝飾四道帶狀紋飾，上面三道為蟠龍和人首、獸體、鳥尾的怪獸相互纏繞的形象，另一道為饕餮銜鳳紋。饕餮雙目圓睜，兩隻鳳鳥從饕餮頭上伸出，背對而立。鳳鳥身體自獸面雙角處盤旋而出，尾部捲曲。壺的腹下裝飾一周昂首曲頸、栩栩如生的大雁，圈足裝飾貝紋和綯紋，均是富有晉國地域色彩的裝飾紋樣。
在壺體紋飾帶的間隔處，裝飾三周立體的牛、虎等寫實動物共計38個。動物作踞伏狀，題材有虎豹噬人、牛（野豬）踐踏蛇、犀牛食獸等，形象生動，刻畫入微。以動物為器物的裝飾題材，是亞歐草原住民族盛行的一種風格，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
展覽展出的另一件〈鑲嵌龍紋鼎〉（圖4），則富有燕式青銅器風格。鼎平蓋折沿，上立三個鹿首。腹呈橢圓形，圜底，下承細長獸蹄形足。蓋及腹部裝飾以紅銅鑲嵌而成的獸紋，獸首似龍，尾內卷。以紅銅鑲嵌紋飾的技術，是春秋以後逐漸流行的一種新裝飾技法。其做法是在鑄造青銅器時預先留出紋飾空間，利用紅銅良好的延展性，填入後加以適當的槌打，使之與器表緊密地結合。在以紅銅鑲嵌而成的獸體內，鑲嵌精細的綠松石作為獸目，畫龍點睛。三種色彩不同的材質交相輝映，極富藝術美感。器物整體造型精巧、別致，是春秋戰國時期河北中北部及西部太行山一帶常見的樣式，帶有燕國地域色彩。
〈犧尊〉是渾源彝器中最負盛名的器物（圖5）。尊作牛形，酒器。腹中空，牛頸和背脊上有三孔，中間孔內置釜形器，可以盛酒；其他二孔與牛腹相連，可注熱水用來溫酒。牛盤角弭耳，雙目圓睜，身型敦厚，四蹄短矮，一副謙良恭馴的姿態。牛鼻上套一環，反映了春秋時馴化牲畜技術的成熟。牛通體裝飾饕餮銜鳳紋，肩背部高浮雕寫實風格的臥獸，構圖新穎，布局縝密。紋飾採用當時先進的模印工藝製作而成，通過將模正置、倒置和截取局部，形成看起來複雜多樣的紋飾，代表了當時印模技術的高超水平。〈犧尊〉與〈鳥獸龍紋壺〉上裝飾的饕餮銜鳳紋和立體動物均十分相似，侯馬鑄銅遺址出土了與此類似的紋飾陶範，為辨明其產地提供了依據。
《詩經》中的青銅器
《詩經》有云，「犧尊將將，毛炰胾羹」。除了犧尊，《詩經》中也提及諸多周代青銅器。唯美的詩句與現實的器物相對應，既形象詮釋青銅器的功用與紋飾內涵，亦能結合實物還原當時的生活場景，加深對文物的理解。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祀即以事神致福，是先秦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鼐鼎及鼒，兕觥其觩」（《詩經．絲衣》），詩文列舉了鼐、鼒等不同名稱的鼎以及盛酒器觥，記錄了一場宏大的祭祀。展覽中展出的一套五件〈變形交龍紋鼎〉（圖6），腹部上層飾蟠龍紋，下層飾波曲紋，足上端為變形獸面紋，耳外側為方折的蟠龍紋，紋飾均以雙線組成，紋樣粗疏，具有秦式青銅器的特徵。五件鼎形制、紋飾相同，大小遞減，是一組器物。鼎是周代社會禮制生活的核心，依據盛於鼎內的饋饗，即鼎實，可將鼎分為正鼎、鑊鼎、陪鼎和鉶鼎。正鼎的鼎實比較固定，以這組秦式鼎為例，鼎實當為牛、羊、豕、魚、臘。詩文中的鼐、鼎、鼒當屬正鼎，《說文解字》注釋其為大小不同的鼎，分別用以盛牛、羊、豕。
「騂牡既備」（《詩經．旱麓》），還需載滿清酒，酒是祭祀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而壺是當時最主要的盛酒器。展覽中的〈鑲嵌畫像紋壺〉（圖7），蓋上三等分置三個鴨形鈕，肩部設鋪首銜環耳。壺蓋裝飾一幅狩獵圖，四個手握兵器的武士在追逐各種禽獸，或騰空躍起，或四散奔逃，畫面極富動感。器身裝飾三組畫像紋帶。兩組畫像紋描繪了當時貴族男女習射、採桑、演奏、宴饗等社會活動的場景；另外一組由左右兩幅戰爭畫面組成，一幅是表現兩艘戰船上的武士相互廝殺的水戰圖，另一幅則描繪了一場攻堅戰的情景，包括攀爬在雲梯上的攻城戰士和殊死抵抗的守城衛士。該壺形體勻稱，紋飾豐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品。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由於戰爭的需要，青銅兵器得到長足發展，尤其是吳越兵器，以其鋒利無比、精美絕倫而盛譽天下。〈越王者旨於劍〉就是其中的代表。《鳥蟲書通考》中共收錄19把「者旨於劍」，本次展覽的「者旨於劍」（圖8）收藏於上海博物館。劍體狹長，至四分之三處逐步收斂，凹字形劍格，圓莖上設兩箍。在磨礪精細的劍格雙面鑲嵌極富美感的鳥篆八字銘文：「越王越王，者旨於」。劍主越王者旨於，為越王勾踐之子鼫與。「君子至止，鞸琫有珌」（《詩經．瞻彼洛矣》），詩文記載了裝飾堂皇的劍鞘，而用綠松石鑲嵌銘文的劍身絲毫不亞於劍鞘的精美。該劍線條規整，雖歷經滄桑2000餘年，劍刃仍十分鋒利，完全不減當年，正如三國曹丕在詩中所讚美的：「越民鑄寶劍，出匣吐寒芒」，足見越王劍鑄造工藝精湛而又獨到。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詩經．鼓鍾》），為我們描繪了鐘鼓齊鳴、琴瑟和諧的美妙樂境。在先秦時代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音樂是諸多重要場合必不可少的背景。祭祀之時，「禮儀既備，鍾鼓既戒」（《詩經．楚茨》），莊敬之樂。宴會之上，「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詩經．彤弓》），助興之樂。征戰之前，「擊鼓其鏜，踴躍用兵」（《詩經．擊鼓》），鼓舞之樂。河州之畔，「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詩經．關睢》），情思之樂。周代音樂，以鐘鼓之聲為主，配合磬、琴、瑟、笙、塤等種種樂器，瑲瑲樂音，長鳴不絕。這套〈楚大師登鐘〉（圖9）共九件，呈扁圓體，上置條形鈕，鉦間和鼓側鑄有銘文，銘文內容基本相同，記載了一位名叫「登」的楚國大師鑄造了這套編鐘，成套的鐘構成一定的音階關係，按大小次第排列，通過懸掛起來敲擊，奏出音色和諧、美輪美奐的音樂。西周中期偏晚後，編鐘數目多為八件一套。至春秋中晚期，九件一套漸已成為編鐘組合的常用規制。
《詩經》中既有「之子於歸，宜其室家」（《詩經．桃夭》）對新娘的祝福，又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擊鼓》）對愛人的承諾，青銅器銘文也記錄了對婚姻的美好祝願。展覽中的〈魯伯愈父鬲〉（圖10），1830年出土於山東滕縣鳳凰嶺，口沿寬平，淺腹，下置蹄足，腹與足對應處設棱脊，並飾對稱的俯首卷體龍紋。口沿上鑄銘文一周15字：「魯伯愈父作邾姬仁媵羞鬲，其永寶用。」「魯伯愈父」是作器者，「邾姬仁」為魯伯愈父之女，「邾」是所嫁國名，「姬」是魯國國姓，「媵」是送的意思，說明這是嫁女的器物，「其永寶用」是對婚姻的祝福，鬲銘表明魯、邾兩國互通婚姻。當時王室衰微，諸侯當道，婚姻的締結不免被蒙上政治色彩。為了保證國家的生存，婚姻關係的功能性被擴大，甚至不惜打破「同姓不婚」、「異姓不媵」等傳統。
婚娶，作為文化交流的一種方式，能夠將不同地域與國家、不同族群聯繫起來。李峪處在晉、燕、北方游牧部落等多方勢力的交界地帶，與周邊地區往來密切，趙襄子的姐姐還曾嫁給代王。趙家女兒出嫁，將中原地區的風土人情、禮儀習慣向北播撒開去。通過相互學習，不同族群借鑑對方先進的工藝和富有特色的裝飾，製作出別具一格的器物。李峪青銅器就是文化與技術往來的產物，它顯示了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風格，這種交流碰撞最終促進了民族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