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歐洲其他國家類似，北歐王國瑞典與中國工藝的相會起點，也是始於商務貿易。從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透過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轉手營運，大批東方外銷瓷遠渡重洋，抵達西方，可從哥德堡號（Götheborg）沉船遺物中獲知細節。這股中國風也在皇室貴族圈裡發燒蔓延。例如1753年國王艾道夫．腓特烈（Adolf Fredrik，1710～1771）便為王后洛維薩．烏爾麗卡（Lovisa Ulrika，1720～1782）於王后島上的卓寧霍姆宮（Drottningholms slott）中，建造一座中國館閣（Kina slott）來慶祝她的生日；據悉閣樓內擺設遠東漆器、屏風、家具和瓷器，充滿著東方異國風情。但到了20世紀初期，瑞典的遠東文物收藏則進入另一境界，其規模出眾、影響甚鉅。當時不但政府大力支持，連皇家成員、學者專家與百姓民眾亦熱切呼應，使得瑞典成為當時海外中國文物匯聚的大本營之一。
國家典藏機構成立：從東方古物到世界文化
20世紀初瑞典社會對於遠東事物逐漸展開興趣，面對這股東方知識的求知探險潮，1926年2月24日瑞典議院決定成立一座專屬國家的東方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且任命前地質學會主席與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考古教授約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為首任館長。此後三年內，安特生便忙於博物館的籌備工作與文物徵集的重責大任，另有傑出的助理尼爾斯．帕爾姆格（Nils Palmgren，1890～1955）在旁協同編錄、整理與策展。當時最重要的館藏珍品，都是安特生到中國考古發掘帶回來的新石器時代彩陶。以這批文物為基礎，博物館的中國藏品數量逐漸增長，尤其是高古作品，如陶瓷器、青銅器、玉器、骨器及石器等備受關注。1929年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而安特生則於1939年退休。
不久後經過國會的投票表決，政府宣布由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和語言的知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接任館長（1939～1959在任）。在1946與1959年時，博物館分別歷經兩次搬遷。後來，國會更決議把原屬國立博物館（Nationalmuseum）東方部的古董藝品遷移整併到東方博物館中，並把東方博物館館舍搬入位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船島（Skeppsholmen）」現址（圖1）。原任國立博物館的中國藝術史專家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多年經營下，為國立博物館東方部積累不少中國繪畫和雕塑作品，還有大宗的清代陶瓷藏品；經過這次的館際統整，讓合併藏品後的東方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更顯多元。後來接續高本漢擔任館長的是美術史學者俞博（Bo Gyllensvärd，1916～2004），其任職長達20餘年（1959～1981）。他原為國王古斯塔夫六世．艾道夫（Gustav VI Adolf，1882～1973）的古董收藏管理人，對於遠東古代工藝學有專精。
藏品重組整併後的東方博物館，於1963年再次以嶄新風貌面對觀眾。但經過多年來的館際遷動與收藏變化，此時館方對於中國考古研究的重點，也開始有所轉變。如同許多位於歐洲的亞洲文物典藏機構一樣，當地富裕私人藏家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受到重視。此後博物館的新收藏品，便逐漸透過瑞典藏家捐贈和市場購買等管道。例如1973年當艾道夫國王去世後，其個人收藏的遠東文物悉數遺贈館方。另外，在1959至1998年間，前述的國立博物館負責管理東方博物館，其古典美術鑑賞風氣對館藏的品味建立影響甚鉅。從1999年開始，為了更加有效管理國家藝文團體，瑞典政府決議把東方博物館、民族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地中海與近東博物館（Medelhavsmuseet）和位於哥德堡（Gothenburg）的世界文化博物館（Världskulturmuseet）整合為一專屬組織「世界文化博物館群（Världskulturmuseerna）」，藉以宣揚全球文物遺產的重要性，成為認識區域文明發展的展示窗口（圖2）。
伴隨東方博物館一路走來的，是該館出版的年刊《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簡稱BMFEA）。從1929年創刊開始，便一直在學界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首位主編即為第一任館長安特生，後繼者也多由時任館長兼任，包括高本漢、俞博和韋俊（Jan C. Wirgin，1981至2000年間任職）等人。這份刊物內容深厚且主題豐富，涉及東亞各國的古代文化，包括歷史、考古、藝術、建築、哲學、文學、思想和語言等。目前館刊主持工作是由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橡川馬丁（Martin Svensson Ekström）擔任，引介不少最新漢學研究成果，且試圖擴大影響力。另外，隸屬於博物館的東亞圖書館，成立時間為1985年，因為匯聚之前的館藏資料庫、瑞典皇家圖書館和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所藏之中文書籍善本，其東方領域藏書遂成為北歐之最，數量約有十多萬冊。在2000至2005年間任職博物館館長的Magnus Fiskesjö，曾多次闡述館方機構的現代化歷程，有興趣的讀者可加以參閱。
鑑藏活動的關鍵人物：學者、皇室與富商
如前述，20世紀上半葉瑞典的中國文物鑑藏活動頻繁，不但公立機關的領導主管積極推廣，連民間藏家也隨之響應。下列所介紹的數位人士，儘管各自背景相異，但卻都對中國古代藝文有所興趣，對於鑑藏文物貢獻良多，進而讓瑞典一躍成為收藏要地，享有盛名。首先登場的是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圖3），他是地理學者與探險專家，曾三次深入中亞進行勘查探掘（1893～1897、1899～1902與1905～1908），而被後人譽為「西域探險之父」。在1927至1935年間，中國與瑞典達成協議共同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由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1888～1976）和赫定分別擔任雙方團長。考察內容包括中國邊疆地區的氣象、地質、人種、考古與民俗，還收集許多動物、植物與礦物標本以及各類人造物。日後赫定所出版的中亞研究書籍與地圖，便成為各國珍視的參考資源，其收藏文物也進入民族博物館當中。
另一位由地質學者轉為考古學家的安特生，其生涯更與中國史前文化的發現密切相關（圖4）。在1914至1925年間，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聘，來華擔任礦政顧問，並與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1887～1936）一同工作。期間他的團隊曾陸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到中國史前人類活動的遺存，後來又在河南澠池仰韶村裡，協同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1893～1987）等人挖掘出大量陶器石物。1923年安特生發表《中華遠古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書中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最終他還前往甘肅與青海等地考察，持續追尋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材料。1925年安特生返回瑞典，並於次年（1926）奉命創立東方博物館並擔任館長，致力於仰韶古物的修復與研究。在當年中、瑞兩國學術研究的聯繫上，安特生的地位可謂居功甚偉。他穿梭兩地政府機構間，極力找尋贊助對象，試圖以考古方法和科學態度來處理史前文化問題，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
不同於赫定與安特生等人的地理訓練和考古背景，高本漢則是出身於漢學知識體系（圖5）。由於受到俄國語言學的傳統影響，對於歷史語音學頗有專才。1910至1912年間，高本漢來到中國學習漢語並調查地方方言。回到歐洲後，即前往巴黎師從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並結識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與馬伯樂（Henri Maspéro，1883～1945）等東方語言學家。1915到1926年間，高本漢出版一系列的中國音韻學（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報告而舉世聞名，成為上古與中古漢語的研究大家。1939年他從哥特堡大學（Göteborgs universitet）校長轉任東方博物館，並密集在館刊上發表各類主題的學術文章。因為擅長古代漢字和語法結構，讓高本漢對商周青銅器情有獨鍾，曾為文討論銅鏡銘刻、飾物文字和武器工具等，是當時瑞典中國青銅收藏與研究的主要人物。館藏高古青銅數量不僅在其任內大幅增加，他更為許多私人藏家撰寫收藏研究目錄，而替博物館徵集到不少珍品。
喜龍仁雖然在斯德哥爾摩的國立博物館和大學中研究西洋近代美術，但1918年在日本講學和1920年旅居中國，卻讓他轉移焦點，開始對東方文化產生興趣（圖6）。在1920至1956年間，他曾多次訪問中國且收集繪畫、雕塑與陶瓷，並對藏品深入探究。其出版的專書，部部皆屬恢弘鉅作，例如1924年的《北京城牆與城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便是在溥儀（1906～1967）陪同下進入故宮實地勘查和攝影；1925年的五冊《中國雕刻（Chinese Sculpture）》則聚焦5至14世紀的佛教造像，內含近千張的實物圖片；以及《北京故宮（Les Palais Imperiaux de Pekin）》（1926）和《中國花園（Gardens of China）》（1949）等。另外喜龍仁更是海外研究中國繪畫的先驅之一，其書籍《中國畫論：翻譯與評述（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Translations and Comments）》（1936）、《晚期中國繪畫史（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1938）與七大冊的《中國繪畫：大師與法則（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1956）都屬於劃時代鉅作，為下一個世代學者如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等奠基深厚基礎。
除了上述學者，當時瑞典皇室對於遠東文化也展現出強烈好感，尤以國王古斯塔夫六世・艾道夫最為活躍（圖7）。自幼學習歷史、北歐考古和埃及學的王儲，對於古代異域文明並不陌生，持續支持瑞籍人士的世界探險活動。1907年他開始收集清代小型古玩，後來與大英博物館研究員霍布森（R. L. Hobson，1872～1941）、倫敦藏家如喬治．歐默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奧斯卡．拉菲爾（Oscar Raphael，1874～1941）和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熟識交好，逐漸擴大視野、練就慧眼。1921年人在中土的安特生，曾寫信力邀王儲訪問中國並參加考古發掘。五年後的冬季王儲伉儷終於來到遠東，除了參觀北京故宮，更實地走訪正在山西太原田野調查的團隊，取得豐碩成果，並成為新聞焦點。1948年由帕爾姆格編輯的王儲收藏目錄出版，中國古董藏品就多達1600件。1950年登基王位後，古斯塔夫六世更加醉心在東方文物，還於1966和1972年分別在美、英兩國舉辦巡迴收藏展。直到1973年過世後，其藏品便歸屬東方博物館典藏。
在民間私人業界方面，熱愛遠東事物的收藏家也為數眾多，尤以卡爾貝克聯合會（The Karlbeck Syndicate，1928～1934）最為重要。該團體是由當時在地知名人士組織而成，旨在促進亞洲文物的鑑藏活動。主要成員約有20餘人，除了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關鍵人物就是歐瓦．卡爾貝克（Orvar Karlbeck，1879～1967）。卡爾貝克原是一位工程師，從1906至1927年間曾在中國協助修築鐵路。由於興建工程時出土大量古物，使得他產生好奇而開始收藏。在頻繁買賣交易間，更讓他訓練出好眼力，爾後更轉職成為古董商，受到瑞典收藏圈的關注。安特生為了擴增館藏之需，亦特地委託卡爾貝克在1928至1934年間，多次前往中國替館方徵集收購作品，可謂成績斐然。例如當他首次差旅抵返國後，便帶回823件的小型青銅、玉器與漆器。1929年瑞典藏家另組「中國俱樂部（China Club）」，並於次年（1930）成為倫敦東方陶瓷學會（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的分部之一，與國際藏家緊密聯結。其他諸如卡爾．肯普（Carl Kempe，1884～1967）、納塔爾．韋森（Natanael Wessén，1892年生）和恩斯特．艾立信（Ernest Erickson，1893～1983）等亦都是傑出藏家，其舊藏現在遍布於瑞典的博物館當中。
名品佳作選萃
由於安特生鑽研仰韶文化，讓瑞典的新石器時代藏品享譽世界。中國最早的彩陶出現於涇水和渭水流域，距今約8000年左右。彩陶裝飾簡潔，在火候不高的手製陶缽口沿外側，用紅色的鐵礦粉繪製出一道寬邊或波紋，而於口沿內圖繪細線。後來發展至仰韶文化時，彩陶工藝便進入興盛期，其中可略分為以魚、鹿和人面紋為主的半坡型，還有以鳥、魚鳥和太陽紋為主的廟底溝型，以及馬家窯式天旋地轉的曲線紋飾。從1923至1924年間，安特生與中、瑞兩國考古團隊在甘肅發掘大批彩陶。在經過修復整理與記錄研究後，部分作品便成為東方博物館的藏品，例如〈網紋彩陶〉（圖8）。該壺肩部寬大、重心於上，在器身膨脹出的腹部弧線流暢優美，且生動的紋飾顏料有著豐滿通透的美感。另一對〈人頭型陶蓋〉（圖9）的造型更為罕見，是安特生1943年前於巴黎徵集所得，屬於馬家窯文化類型。
另外，瑞典所藏早期中國青銅的品質與數量也頗為驚人，在東方博物館內的相關作品大多來自安陽。一件晚期商代或早期西周製作的〈銅鬲〉（圖10）是1959年進入館藏，該物屬於炊食器，附有袋足。雖然未脫實用目的，但從外觀上得知，其在設計和製作方面都採取莊嚴厚重的形式，應可歸為祭祀禮器。除了食器（鼎、甗、簋、盂、豆、簠），館藏還有豐富的酒器（爵、斝、盉、觚、尊、罍、壺、卣、彝）、水器（盤、匜）、樂器（鐘、鉦）與兵器（戈、矛、刀）等。此外漢代的墓葬出土與草原地區的工藝也值得注意。一件漢鏡（圖11）上裝飾著人物圖案，榜題指明為西王母和東王公，突顯漢代流行的道教神仙思想。而另一只〈青銅鹿型杖頂〉（圖12），外觀極富草原民族特色。若結合器物主題和結構特點來看，這件作品可能是貴族王侯的儀仗裝飾，與當地的宗教信仰有關。
大眾所認識的瑞典藏中國文物，主要都是以高古器物為主，但中古雕塑造像與晚期陶瓷飾品也值得深入探視。一座北魏〈佛菩薩三尊石碑像〉（圖13），其中央主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持與願印。該佛高肉髻、面相清瘦且慈祥含笑。內著僧祇支、外披袈裟。衣襬層疊垂於佛座前，線條流暢活潑。兩側的菩薩手印相異，下方各有力士托頂，整體氣氛莊重大方。另一尊宋金時期的〈觀音木造像〉（圖14）造型穩健，充滿溫厚肅穆的特質。菩薩高髮髻、頭戴寶冠且冠繒垂肩。面相典雅，垂目下視，嘴角微抿，表情祥和。主體結構嚴謹，雕工細膩精美，流露出一股莊嚴韻味。明代永樂〈青花一把蓮紋盤〉（圖15）胎質細膩，胎色潔白。盤心刻有蓮花、蓮蓬與茨菰並束以綬帶，故稱「一把蓮」。這是永樂與宣德兩朝瓷器上的流行圖案，有著「一品清廉」的吉祥寓意。
瑞典的中國繪畫作品收藏主要由喜龍仁逐步建立起來。不管公立機關或私人團體，還是以明清藏品為主。現今比較完整的清單，應收錄於1982至1983年間鈴木敬所編輯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二卷。其中也包括少許宋元繪畫，例如宋代吳炳（活躍於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的〈竹蜢圖〉（圖16）。該作品在團扇上描繪竹枝與蚱蜢，筆墨設色精妙，展示畫家對自然世界的細微觀察，為艾立信舊藏。吳氏出身於富有草蟲繪畫傳統的常州，並在南宋紹興年間為畫院待詔，善於表現寫實的技法。相較於吳炳的精細工筆，清代法若真（1613～1696）的〈雲煙疊嶂圖〉（圖17）則顯得靈氣浮動。該幅雲煙繚繞，筆法酣暢淋漓，傳遞山川奇幽的縹緲景觀。此作約於1930年購買於北京，後曾出版在多種刊物中。
學科交融與鑑藏研究：瑞典案例
20世紀上半葉瑞典對中國文物的收藏態度，可說與東方博物館的變遷關係密切。其間所涉及到的人物與事件彼此息息相關，進而交織出一張綿密繁複的人際網絡。其中也牽連到多種不同學門間的相互融合與影響，就像地理學、考古學、漢學、藝術史與博物館的爭長互動，皆為牽動當時鑑藏活動走向學術現代化的重要引力。在社會階層流動方面，不同背景的個人團體，則透過收藏一途產生新的身分地位。這些特色與變化，無不顯現瑞典收藏個案的多元性。當然，若以今日的研究標準與倫理道德重新回顧這段歷史的話，也會發現有不少錯誤與爭議的地方，例如藏品的真偽混雜、文化解釋失當，或盜取古物和買賣贓貨等嚴肅議題，都值得後續觀察與檢討，進而反思百年前的脈絡情景。順著這個視點出發，應能見到更為客觀豐富的近代海外中國文物鑑藏面貌。
圖片提供｜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Stockho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