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潮牌故事
環視明清白玉收藏領域，一種扁平長方形的子岡（岡一作剛）白玉牌，不僅向來甚受各路玩家的鍾愛，而且也是眾多古玩項目中最具增值潛力的績優股。子岡白玉牌到底有何魅力？竟能以天仙般的靈秀氣質，擄獲多數收藏家的鑑藏目光？
此子岡牌非子岡作？
必也正名乎
進入此討論主題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子岡牌」這一詞彙的觀念意義。事實上，子岡牌這一名詞出現的時間點，應該已晚至民國以後，當時子岡牌的意旨，非但不專指明代琢玉高手陸子岡所刻製的「玉牌」，在古人心目中的「玉牌」概念，可能也不盡然與今人完全相同。此外，子岡白玉牌的最早製作年代落點，應該也不會早過明代的嘉靖、萬曆時期。換句話說，玉牌一物之所以被冠以子岡牌的名稱，固然與陸子岡的響亮名氣難脫關係，但傳世的子岡牌卻並不一定囿限於陸子岡的親手琢製。這就好像今人所稱呼的宣德爐，已是概括性的廣義名稱，並不專指宣德年製的情況一樣。
既然明清白玉牌的肇興可能與晚明琢玉高手陸子岡關係密切，那麼認識白玉牌的途徑，若從陸子岡的生平研究著手，應該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令人意外的是，有關陸子岡的生平事略不僅未見載於《明史》，同時考諸明代的地方府志、乃至文人筆記，頂多也只有一些零星的記載。職是之故，筆者從有限的史料進行拼湊，也僅約略可知陸子岡是活躍於16世紀後半葉的琢玉名手，而且翻閱相關的文獻，諸如《香祖筆記》、《觚不觚錄》、《妮古錄》、《陶庵夢憶》、《考槃餘事》等，也都未能發現陸子岡與玉牌製作的直接史實。因此歸根究柢，只能說陸子岡是晚明一位精於以「崑吾刀」製作摹古器皿、文房珍玩與首飾佩件的琢玉名家。稍有特殊之處，就是他似乎能透過這項絕頂技藝與彼時的縉紳名士交遊甚密。
至於後世慣以子岡牌稱呼特殊玉牌的習慣，則可能是晚近好事者受其響亮名氣的影響，而逕稱署有「子岡」二字的白玉牌為陸子岡所做，甚至自此之後，舉凡與子岡牌風格類似的白玉牌，即使所署名款並非子岡之名，也都俱以子岡牌稱之。然而，傳世署有子岡的白玉牌，是否真有陸子岡的親手作品？至今仍然是一項猶待進一步證實的學術謎團。
報名牌，售高價
名詞令人置身迷霧
然則，「玉牌」與「子岡牌」有何差別？行文至此，不免也令人如墮入五里迷霧中而不知其分別了。筆者以為，要釐清上述兩個觀念，首先得從這兩個名詞的發軔說起。晚清玉器收藏家端方曾在《陶齋古玉圖》一書清楚標示出「玉牌」一詞，而且在該圖後亦做了如斯說明：「右長二寸四分，闊一寸六分。案：此器面文有天下樂三字，器背刻一字。天下樂三字為秦漢人頌禱恆詞，猶天下康寧之文，見於秦十二字瓦也。背文刻一字者，指作器之次第言，猶漢孝成鼎云標第一、二字也。」根據上面的文字陳述以及該書收錄的原器拓片可知，端方所指的玉牌並非指明清時期的玉器，而是秦漢之物。換句話說，端方所使用的「玉牌」一詞應該還不屬於特定意涵的專有名詞，最多只是一種對長方片狀玉器的泛稱而已。不僅如此，進一步查閱諸如《宋稗類抄》、《東京夢華錄》、《鏡花緣》、《初刻拍案驚奇》、《冷爐雜識》等古代筆記小說的相關記載，儘管其中不乏「玉牌」二字，但細觀其詞意，也都與近人觀念中的子岡牌不甚雷同，顯見「玉牌」一開始只是一種泛稱的普通名詞，並沒有太大疑義。
至於「子岡牌」一詞，玉器專家鄧淑蘋則指出：「這種白玉牌，質地多瑩白無瑕，雕工精美細緻，用淺浮雕技法，雕琢周框，以及內部的人物、風景、花卉、詩文和今草體『子岡』款，有時也琢以『芝亭』款。這種白玉牌為數很多，許多公私收藏裡都擁有幾件。香港的古董商甚至逕稱之為『子岡牌』，但根據屈志仁先生的考證，這類長方形的白玉牌，自明末至乾隆年間，都有製作，但主要是康熙年間蘇州玉工製作得最多。可能是為求售得高價而加琢『子岡』款。」又根據北京故宮張廣文在《古玉鑑識》中對子岡牌的闡述：「玉牌子。方形，上部鏤雕相對夔紋，下部為方牌，牌表面隱起山水人物或花鳥圖案，有時有文人詩句。這類牌子清代也大量生產，稱為『別子』。明代的作品轉角處雕得方硬，沿牌子邊沿有凸起的邊線，邊線窄而淺，有玻璃光，所示圖案為極薄的隱起，構圖簡單，帶有文人畫的味道。」
歸納上述文獻與專家的說法，玉牌與子岡牌的大致輪廓也逐漸浮現。在古人的觀念裡，玉牌實是一種廣義的稱謂，它也許涵括了「子岡牌」的個別意義，但並不等於「子岡牌」。而在今人觀念中的「子岡牌」則是一種狹義的特定指稱，它專指鐫有詩文圖畫且兩相輝映的玉牌，但子岡牌並不局限於陸子岡的作品，也就是說，同樣具有詩文圖畫的玉牌，即使所署的人名款識不是子岡，古玩界一般也悉以子岡牌（或稱之為子岡式牌）目之。
透雕玉牌染上文人氣
子岡牌也有粉本可稽
釐清子岡牌的真正意涵後，筆者心中隨即又閃過一個疑問，那就是這類具有文人雅韻的子岡牌為何會在晚明頓然興發？這裡需要先做解釋的是，筆者把時間落點界定在晚明，主要是根據近年出土的相關資訊使然。查閱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相關考古單位對明代墓葬所發掘的出土報告，結果顯示包括明萬曆帝定陵、明魯荒王朱檀墓、明東勝侯汪興祖墓、明益王朱祐檳墓、明定遠忠敬王沐晟墓、明益定王朱由木墓……等明代墓葬，均未發現「子岡牌」的蹤跡。只在明中期的浦東新區陸家嘴陸氏父子墓、明隆慶時期的歐陽經墓，以及明代萬曆時期的寶山明朱守成夫婦合葬墓等明代墓葬中，發現了類似「玉牌」的蹤影，而且其中出自隆慶四年歐陽經墓的〈持芝童子紋玉牌〉，觀其造型已然非常接近「子岡牌」的風韻。據此推論，儘管不能直接證明「子岡牌」的出現時間一定不會早於明代嘉靖、萬曆時期，但至少可以說明「子岡牌」在嘉、萬以前應該還沒形成一種普遍的收藏風潮。除此之外，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有關子岡牌的祖型來源，似乎也透露一些蛛絲馬跡可待追索。
事實上，當筆者再度交叉比對前述提及之浦東新區陸家嘴陸氏父子墓出土的〈白玉靈芝紋透雕牌〉時，亦發現其風格造型竟又與元代西林塔出土的〈白玉觀音佛字透雕牌〉類似，因此連結這些圖像的彼此關係，也許明代中期陸續出現的透雕玉牌，抑或是子岡牌造型發軔的參考素材。不同的是，子岡牌或因歷經文人氣韻的洗禮，以致在相關元素的醞釀下，最後形成具有集精緻料、工、形、紋與詩、書、畫、印於一身的巧雅佩件。
流行配件人手一塊
高雅身分的表徵
筆者揣想，工藝精湛的「子岡牌」之所以能從工藝簡樸的長方片狀玉牌脫胎而出，或許亦與晚明文人追求清雅的閒賞生活有關。無庸贅言，晚明文人尚雅避俗的居室生活已然是如今學術界的普遍共識，而在這樣的氛圍感染下，一些具有高妙雅趣的能工巧匠，自然可以將文人日思慕想的價值追求，巧妙置入玉牌的製作之中。權以陸子岡為例，根據成書於明崇禎十五年的《太倉州志》所載，陸子岡是一位擅用（崑吾）刀雕刻的超凡玉匠，而且其所雕製的玉簪，在當時已具有價值五、六十金的身價。有關他的玉雕作品，兩岸故宮也都有相關典藏，如北京故宮即藏有子岡款的〈青玉嬰戲紋執壺〉、〈青玉鏤雕山河佩〉、〈茶晶梅花紋花插〉……等。而彼時的文人筆記亦不乏相關記載，如高濂的《遵生八箋．燕閒清賞》：「水注：又見吳中陸子岡製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上嵌青綠松石片，法古舊形，滑熱可愛。有玉蟾蜍注，擬寶晉齋就是者。」乃至陳繼儒的《妮古錄》：「乙未十月四日，於吳伯度家，見百乳白玉觶，觶蓋有環冠於把手上，凡十三連環，吳門陸子所製」等即是。可見技藝高超如陸子岡之流的能工巧匠，也絕對有能力製作出「子岡牌」，此一創作類型必首先出自陸子岡之手。除此之外，彼時出入宮禁的牙牌，由於其造型風韻俱與子岡牌雷同，子岡牌或許亦受其造型影響，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再從服飾的角度著眼，由於古代士紳很早就有在腰間佩戴玉飾的習慣，如《禮記．玉藻》即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的記載。因此在如斯觀念薰陶下，明清文人也因襲了此項傳統，而普遍於腰間佩戴玉牌，流風所及，甚至連文人以外的仕女也流行於腰際佩戴具有吉祥意涵的挑牌。考諸文獻或傳世文物，明清文人的腰間飾物除了玉牌外，尚包含了其他諸如雜佩、香囊……等各式各樣的墜飾，不過玉牌之所以最受騷人墨客的珍愛，主要又與文人的審美情趣有關。如前所述，玉牌是一種一面刻詩、一面刻畫並鐫有名款的長方形飾物，其表現形式往往是「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詩畫題材，因而一旦與文人產生聯繫，自然也就容易激發出詩情畫意的雅逸風格，特別是隨著文人送往迎來的相互酬唱中，充滿高雅氣質的子岡牌也就在文人集團間形成一股鑑藏風潮，以致成為文人腰間必佩的玩賞飾物。甚至到了後來，也就是隨著明清城市經濟的繁榮，許多財力雄厚的富賈為了突顯自己的身分地位，也附庸風雅地大肆收藏子岡牌，因而讓子岡牌成為一種高雅的身分表徵。
收藏關鍵：藝術性
回歸純然的鑑賞角度
回歸純然的鑑賞角度，一件上等的子岡牌，首先胎體要厚實，其次玉質要白皙瑩潤，能遇上黃如蒸粟的黃玉尤佳。此外，子岡牌的好壞之分，除了雕工要精細以及地子打磨必須平整光滑外，更重要的是，正面開光內的圖案花紋與背面方框內的詩句落款必須能相互對應，因為子岡牌的鑑賞旨趣，主要在追求一種有若書畫氣韻的文人雅趣，因此一件圖案花紋與詩文印款不能相互輝映的子岡牌，就有隨便拼湊的鄙俗之氣，自然難臻雅樂清賞的妙趣境界。
此外，縱觀近年來出現在國際拍賣市場的子岡牌，儘管數量甚夥，但其中亦攙雜不少近年刻意摹製的高仿品，這是有心購藏子岡牌的新興藏家必須謹慎留意的。以2010年成交的子岡牌為例，在總計23件成交拍品中，就有五件超過人民幣百萬元，而介於人民幣50萬元到100萬元之間的標的也有十件，至於其它八件的成交價格，最少也都在人民幣20萬元以上。換句話說，如今一件尚稱可堪賞玩的子岡白玉牌，其市場行情至少也要在新台幣100萬元之譜。這樣的價格比起十年前，用新台幣100萬便可以買到一件高檔的子岡牌，其間的差距當然很大。無論如何，未來想購藏子岡牌的藏家，或許價格的高低參考已是其次，能在良莠不齊的拍賣市場中，挑選出具有藝術價值的子岡牌，應該才是收藏的終極關鍵。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