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易穎梅（台大藝史所碩士班研究生）
緣起
為什麼會使用「龍泉官窯」這個稱呼呢？這是因為在南宋時代，龍泉的溪口窯所燒製的青瓷作品，和南宋官窯的青瓷極為類似。被稱為「黑胎青瓷」的作品不少，而溪口窯所燒製的「黑胎青瓷」中確實可見和同時代的官窯青瓷、特別是和郊壇下官窯製品相似的作品，讓人不得不注意到溪口窯和官窯的關聯。（註1）然而，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尚未發現足以支持「龍泉官窯」這一名稱存在的證據。與此同時，近年來「龍泉官窯」的稱呼，讓明代的龍泉窯再次得到各方注目。2005年，由於大窯楓洞岩窯址的發掘，杭州市的古董市場突然出現了一批極具話題性的龍泉窯青瓷破片。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位於麗水市的處州青瓷博物館，緊急收集了一部分關於這些破片的資料，同年發表了《發現──大明處州龍泉官窯》一書。（註2）這樣的結果讓「處州龍泉官窯」一躍成為聚光燈所在、眾所矚目的焦點。從這些大型的青瓷製品破片上，可以看到泛著光澤的碧綠釉色。這便是2006到2007年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的成果。那麼，楓洞岩窯址是否就是明代初期的「官窯」呢？明代的「龍泉官窯」確實存在嗎？根據楓洞岩窯址發掘的研究成果來看，很可惜，答案始終是否定的。（註3）
不過，由楓洞岩的發掘成果可以極為清楚地得知，明代初年、特別是洪武和永樂期間，龍泉窯的確生產了「官器」。所謂「官器」就是「官方用器」。楓洞岩窯址便是明初宮廷下令製作「官器」的窯址所在。根據文獻的記載，「官器」的生產形態，是由宮廷發派「樣（官樣）」（可稱之為樣本）並命其生產，這就是稱為「製樣需索」的產製方式，從宮廷中派出內官（宦官）以及官員，到窯址進行生產工程的監督，和運送到宮廷的任務。
「官器」、「樣」、「製樣需索」這些辭彙，是釐清楓洞岩窯址在明代陶瓷史上處於何種位置的關鍵點。本文的焦點在於對楓洞岩窯址所出土的明代龍泉窯官器進行考察。
「官窯」和「官器」
首先在這裡對「官窯」和「官器」這兩個名詞進行必要的區別與說明。
◆官窯
有關於官窯的文獻記載，最有名的莫過於南宋顧文薦的《負暄雜錄》（收於陶宗儀《說郛》），以及葉寘《坦齋筆衡》（收於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九）中的記載：
「宣政間（《坦齋筆衡》作「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制（《坦齋筆衡》作「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致。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下（《坦齋筆衡》作「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坦齋筆衡》沒有「亦曰官窯」部分）、比舊窯大不侔矣。」（有底線處為筆者特別說明部分）
關於「京師」的解釋，可解為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或可當作「朝廷」理解。北宋官窯的所在地究竟為何？至今仍是一大謎題。但是，從「京師自置窯燒造」一句可以解讀為：宮廷用的各種器皿，也就是所謂「官器」（官用器），是由朝廷置窯自行燒造。這也是官窯最大的特徵之一、和民窯最大的不同之處。（註4）現在文獻上可以確認最早的「官窯」用例便是由此而來。而過去具有「官窯」特質的官營工坊當然也是存在的。（註5）那麼，官窯除了朝廷（中央政府）設置的官窯以外，還包括地方政府所設置的官方用器窯場在內嗎？（註6）現今關於官窯的文獻、出土資料、以及北宋官窯的問題，都還不能充分說明官窯的實際狀況。沈岳明如是指出：「『官窯』的概念絕對不是僅僅以器物為代表進行討論而已，必須將器物和窯場視為一個完整的聯合體才能充分理解其意義。」官窯的本質也確實如其所述。（註7）
另一方面，宋代以降，最為人所熟知的明、清官窯，便是成立於景德鎮的「御器廠」。關於御器廠的成立年代也是眾說紛紜，大致可分為：（1）洪武二年（1369）說。（2）洪武三十五年（1402）說。以及（3）宣德年間（1426～1435）初年成立三說。（註8）御器廠成立的年代並非本文的主旨，只是要從御器廠成立年代的有關文獻中去檢視「官窯」的性質。
（1）「洪武二年，設廠於鎮之珠山麓，製陶供上方，稱官瓷，以別民窯。（中略）迨正德始稱御器廠。」――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景德鎮歷代窯考〉．明．「洪窯」
（2）「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建置」
（3）「西南有景德鎮，宣德初，置御器廠於此。」――《明史》卷四十三．志第十九．地理四．「浮梁」
「御器廠即舊少監廳，在日波門外。宣德間創，每歲貢瓷器。太監駐此，檢封以進。」――《正德饒州府志》卷二．「公署」
上述（1）引文中的「上方」，也就是指宮廷（朝廷）所供出的製品，稱為「官瓷」，和「民窯」有所區別。從這裡可看出，「官瓷」和「官器」是同樣的意思，也就是為了製作「官瓷」而在景德鎮的珠山山腳下設置窯場。另外，根據（2）引文，那麼「御廠」和「官窯」要如何區分呢？前文中的「二十座」可以將「官窯」解釋為以「窯的本身」為主體概念的指稱。另一方面，「御廠」則是「一個機關」，是包含了「官窯」的製作工坊和管理機構的組織。引文（3）則是說，宣德初年在景德鎮設置了御器廠，御器廠中設有「少監廳」，其中有宦官常駐，負責產品生產的監督和品質的檢查。
從文獻記載中看「御器廠」（或稱御廠）成立年代的問題，實則是必須先確認御器廠（御廠）各階段中是否具有一個專職負責燒造官器的官營工坊存在？也就是「官窯」實體存在的時間點究竟為何？依照前述的文獻來看，若是不具備工房的性質，而單單只具有管理官用器皿燒造的官署，是不能稱之為「官窯」的。而就目前的證據來看，至少在宣德初年的官營工坊，也就是把「官窯」作為御器廠來理解，是確實存在的。（註9）另一方面，從掌理官窯燒造的官署作為管理機構的觀點來探討，我們把它們視為進一步了解「官器」生產面貌的重要線索。
◆官器
「官器」是供給宮廷（朝廷）使用的官用器，和流通於民間商品的「民器」大不相同。關於「官器」中專門提供給皇帝的御用器，由御器廠專門生產，因此御器廠是「一種特殊而單獨存在的官窯」。（註10）當然，皇帝御用的瓷器和朝廷內的公用品、賞賜給嬪妃、王侯和外國的製品，其性質和用途都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在目前能夠區別明確生產機構的證據還沒有出現的狀況下，根據宋代官窯的產燒狀況，「官器」應當涵蓋御用器在內會較為妥當。此處所討論的「官器」係指包含了御用器在內，官方所使用的全部器皿的總稱。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官窯」並不等於「官器」。意即官窯的生產器物包含所有官器在內，官器卻並不是只有官窯能夠生產，推測起來，民窯應該也是能夠燒造官器的。（註11）當然，不論官窯所生產的作品，或是民窯所生產的作品都必須按照朝廷的要求，在一定的條件下依照一定的「樣」進行生產，為了這個理由，負責檢查的官吏和管理機構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每個朝代的狀況都不相同，像是「甄官署」或是「青作匠」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元代在景德鎮所設立的「浮梁磁局」則是官營工坊，而非官窯，必須以管理官窯生產的官方公署視之。（註12）
接下來，讓我們來探討官器生產的各個面相。
以「製樣需索」為中心
──官器生產的各個面相
官器由官窯生產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此要討論官窯以外，由民窯所生產的官器。沈岳明指出，官器的生產有三種模式：（甲）貢窯、（乙）「製樣需索」、（丙）官窯。（註13）
（甲）貢窯
就是各地方所貢納的陶瓷器，是「進貢」的物品，由民窯獻給宮廷的陶瓷作品。從唐代到五代的越窯、黃堡窯的青瓷，以及鞏義窯、邢窯的白瓷，都是廣為人知的貢窯實例。然而，貢窯是向宮廷貢納的製品，意即以「官器」的角度來談論「貢瓷」的話，「貢瓷」和宮廷之間的關係絕對不若因「製樣需索」所生產的用器和官窯作品來的積極緊密。在這樣的狀況下，「貢窯」指的是進獻給宮廷的高級「民器」。
（乙）「製樣需索」
是指朝廷（宮廷）製品經由頒布「樣」給各地方的窯場，由宮廷發布樣式向民窯訂製官器的生產方式。（註14）也就是說，對民窯（地方政府）而言，貢窯的生產並非其主軸，相對於此，宮廷經「製樣需索」下訂的作品，才和宮廷有較為密切的關係。「製樣需索」的代表例子如葉寘《坦齋筆衡》中所述：「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正是汝窯產燒的初期階段。
定州（定窯）白瓷是否真如文獻中所云「有芒不堪用」？這點仍有待商榷，（註15）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取代定窯白瓷的是宮廷命汝窯燒製的青瓷，這就和經貢納方式進獻到宮廷之中的「貢窯」有明顯的區分，宮廷在此處扮演著主動要求燒造官器能動性高的角色。
根據沈岳明所說，文獻中關於「製樣需索」的最早例子，很可能始於五代後周時期的「柴窯」。有名的「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所記載的，可能就是「製樣需索」的例證。（註16）不過，和柴窯相關的文獻，目前能夠掌握者只限於明代，柴窯的真面目目前仍舊撲朔迷離。（註17）
然而，四川邛窯出土的五代前蜀「乾德六年（924）二月上旬造官樣楊全記用」銘印模（圖1），（註18）便是「製樣需索」的「樣」的實物，也是顯示五代已有「製樣需索」燒造官器的重要資料。在慈溪市上林湖茭白灣窯址和馬溪灘窯址所發現，具有「官樣」線刻銘的越窯青瓷破片共計七片（圖2），（註19）指的也都是同樣的「樣」。
「製樣需索」一詞首次出現，源出於宋代莊綽的《雞肋篇》卷上，處州龍泉縣條「宣和中，禁廷製樣需索，益加工巧。」由此可知，北宋末的龍泉窯已經開始擔任宮廷用「製樣需索」官器的生產。
根據「製樣需索」的方式，實際上官器的生產方法和官窯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論是民窯或是官窯，都被要求以一定的「樣」去生產官器，當然也會以一定的基準加以要求。因此，由基本的製品看來，這些製品的性質和用途當然和民器有所不同，不過，同樣身為「官器」，民窯產的官器和官窯產的官器實際上應不致於有太大的差異。因此，清涼寺汝窯窯址成熟期的作品，就是當時宮廷所用的青瓷製品，或許應該把它和謎一般的「北宋官窯」之間的關聯性考慮進去。（註20）在官器的生產上，由於這些生產「製樣需索」官器的民窯存在，因此檢查產品是否合於官「樣」的官吏和官方機構的存在是不可少的。
（丙）官窯
是前述朝廷於官營工坊中設置的窯場，和前二者的性質有相當大的差異。當然，根據前面的敘述，官窯官器的生產方式和（乙）所提及的「製樣需索」，基本上並無不同。
如此一來，民窯和官窯窯場等級的不同，「民器」（民用器）和「官器」（官用器）製品等級的不同，在單純的「民窯――民器」、「官窯――官器」關係之外，還有「民窯――官器」這層特殊關係必須考量。也就是生產「製樣需索」官器的民窯，和宮廷的關係必然很深，而這些民窯，實體上的性質是相當接近官窯的。（註21）
大窯楓洞岩窯址的定位
――明代龍泉窯官器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
洪武二十六年（1393），當時管理景德鎮一帶的官署是「饒州府」，而管理景德鎮窯和龍泉一帶的則是「處州府」，意即龍泉窯提供宮廷用的「官器」（官用器），可以在文獻中看到清楚的記載。這就是明初龍泉窯所生產的「製樣需索」官器。在大窯楓洞岩窯址最大規模的發掘成果中發現了「洪武官器」和「永樂官器」，即可以作為文獻記載的實證。
楓洞岩窯址明初官器廢品的堆積，主要是集中在明代的1號龍窯的西南方、4號（F4）的居住遺址處，洪武官器則在4號住居遺址的北側，永樂官窯則集中在這個遺址的南側。同時期的一般民用製品，「民器」也一起廢棄，但是並不堆積在一起，因此官窯不合格品的廢棄處理辦法和民用製品間的廢棄立即可以得到區別。永樂官器也從同一地層出土，「永樂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記號」、「永樂秋辛卯太歲吉日製號」的印模，以及「永樂……年置」等具有紀年銘破片的出土，便是斷定其年代的重要根據。其他像是洪武官窯五爪龍紋樣和「官」字銘的發現，以及從燒製永樂官器窯具的墊餅上看到的宮廷的「樣」，這些出土標本上的文字和記號，在在都顯示了「官器」的存在。（註22）
楓洞岩窯址的洪武官器和永樂官器的主要特徵在於：（a）限定於特定的種類，並且規格化生產（如梅瓶、玉壺春瓶、水注、大盤、大鉢、碗等等）。（b）大型製品較多。（c）掛釉較厚，可看到獨特碧綠色的釉。（d）具有高度的成形技術和精緻刻花紋樣的表現。（e）盤、盆類基本上是滿釉疊燒，墊餅放置的部位則將釉刮去，留下環狀的痕跡。（註23）以上大概是洪武、永樂官器的特徵。龍泉窯這些明初官器的器形和紋樣，和同時期宮廷所用的「饒州府」景德鎮窯官器中的青花瓷和釉裡紅，有許多共通點，這顯示宮廷的「樣」確實是官器製作的共通特性。根據前述《大明會典》的記載，顯示龍泉窯和景德鎮窯都生產「製樣需索」的官器，這樣的事實或許可以推斷為，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景德鎮窯的御器廠還沒達到成立「官窯」的階段。
關於龍泉窯生產明初官用器的年代，根據以下的文獻，至少可以推測到天順八年（1464）：
「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地燒造磁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明憲宗實錄》卷一．天順八年正月乙亥
從此處可以讀到，天順八年（1464）正月，明憲宗（成化皇帝）即位，翌年改元成化，大赦天下，下詔至江西饒州府景德鎮窯和浙江處州府龍泉窯，命派遣到該地負責燒造瓷器的「內官」（宦官），在詔書到日將已燒造完成的製品運送上京，而未完成的製品則一律停止燒造，派遣到當地的官員們必須即刻返京，違反命令者受罰。這條文獻顯示了天順八年時，龍泉窯官器生產的過程。（註24）官器的生產現場，由京師派駐到當地的宦官和官員負責生產管理、監督以及運送到京城的任務，藉此得以窺知明代「製樣需索」官器生產的原貌。
另外，由以下的文獻可以推定，明代燒造官器的窯場，還不只龍泉窯和景德鎮窯：
「凡河南及真定府燒造，宣德間題准，光祿寺每年缸、壜、瓶共該五萬一千八百五十隻箇。分派河南布政司鈞、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隻、十瓶壜八千五百二十六箇，七瓶壜一萬一千六百箇。五瓶壜一萬一千六百六十箇。酒瓶二千六十六箇。真定府曲陽縣，酒缸一百一十七隻，十瓶壜四千二百七十四箇。酒瓶一千三十四箇。」――《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
在文獻中可以看到，宣德年間（1426～1435）光祿寺（負責宮廷祭祀、膳食、飲宴的機構）所需的缸、壜、瓶等器物，由「鈞州」（鈞窯）和「磁州」（磁州窯），還有「真定府曲陽縣」（定窯）等窯場負責燒造。這正符合沈岳明所說的，明朝政府對官器的需求量大增，（註25）為了因應需求量增長，各地窯場必須配合官方「製樣需索」的要求，生產符合「官樣」的官器。（註26）從這條文獻中還可瞭解「官搭民燒」的現象。為了因應官器的大量需求，由官府督辦，委由民窯負責生產官器，便是明代官方解決瓷器需求量的辦法。（註27）
而龍泉窯的製品一度也為宋、元時代的宮廷所用。韓國新安沉船出土的「使司帥府公用」銘青瓷盤（圖3）便是此一期間官用製品的例證。這表示朝廷對於龍泉窯的產燒能力具有一定的理解和評價，因此，可以指出明初官器生產地的選定，是設置在一個成熟有基礎的窯場上。（註28）
終曲
――龍泉窯明初官器的探求
楓洞岩窯址「洪武官器」、「永樂官器」的發現，前述的《大明會典》可以成為最好的證明，這也改寫了龍泉窯的歷史。同時，此一發現也辨明了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和土耳其砲門宮博物館（Topkapi Museum）的傳世龍泉窯作品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定位。相對於楓洞岩窯址的出土品，讓我們得以釐清明初官器的用途，這批收藏於各大博物館的龍泉窯傳世品，可以幫助理解龍泉窯製品在當時的流通性。
北京故宮藏有1,300餘件龍泉窯青瓷製品，其中清宮舊藏有208件，明代的龍泉窯作品有157件。（註29）而台北故宮於2009年所舉辦的「碧綠――明代龍泉窯青瓷」展覽，以清宮的舊藏品為中心，介紹了135件明代的龍泉窯青瓷。（註30）由此可以確定清宮舊藏中明代龍泉窯青瓷的數量，楓洞岩窯址所生產的明初官器也確實為宮廷所使用。
另一方面，土耳其砲門宮博物館藏有以龍泉窯製品為中心的1,350件青瓷，其中，明代的龍泉窯青瓷共944件。（註31）其中，和楓洞岩窯址出土的「洪武官器」、「永樂官器」等類似的作品不少。基本上以大型器為多，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大盤類。直徑40到60厘米的大盤，是為了因應伊斯蘭世界宴席中圍繞盤子進食的習慣而製作（圖4），（註32）這些大盤是明代宮廷特別為了伊斯蘭世界而生產的官器。明初的龍泉官器除了供宮廷日常生活以及祭祀使用之外，也用於和海外伊斯蘭世界的贈答和賞賜、交易之用。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間，鄭和七次下西洋，便以景德鎮窯的青花瓷器和釉裡紅瓷器當作贈答品，當時伊斯蘭世界可能便是經由此管道得到這些瓷器。（註33）
龍泉窯生產的官器可能也具有同樣的用途，而砲門宮博物館的龍泉窯傳世品便透露了這樣一段故事。
龍泉窯官器最大的特徵之一是「碧綠」的釉色，掛釉較厚，看起來具有玉一般的質地。根據化學分析的結果，明代和宋代的龍泉窯製品，在胎土成分並無差異。但在釉藥方面，和宋代青瓷相比，明代青瓷製品的氧化鈉（Na2O）和氧化鉀（K2O）的含量都增加了，而氧化鈣（CaO）的成分則是急遽減少，這和南宋以前青瓷製品的釉藥體系完全不同。（註34）南宋時代的龍泉窯的釉色，有以「粉青」、「梅子青」去形容者，到了明代則是以「碧綠」形容之，明代龍泉官器的釉色是和過去青瓷釉呈色截然不同的「碧綠」。至於新釉色的誕生背景，當然必須將宮廷的喜好考慮在內。
龍泉窯官器的青瓷特質，和景德鎮的青花瓷器，以及釉裡紅瓷器相較，在色彩上看來的確是較為單調。此外，三者雖然都以共通的「樣」為製作範本，但是和青花或是釉裡紅相比，龍泉窯官器在器表施以單色厚釉，在紋樣的裝飾效果上自然較為模糊而不明顯。永樂官器全不施紋樣，以部分器皿素紋，展現釉色之美，特別是洪武官器，將器表的刻花盡數藏於釉色之下。（註35）
但是，仔細觀察刻花標本的斷面，可以看到釉藥浸入刻花的部分，在釉色上有濃淡層次的區別，而刻花紋樣也隨之產生了立體感，這是龍泉窯官器的一大特徵。龍泉窯在宮廷命令的背景下開始產燒官器，雖然，青花瓷器和釉裡紅瓷器也同時誕生，但仍然必須將宮廷對於青瓷的喜好也考慮進去。此外，伊斯蘭世界自元代以來對於龍泉窯青瓷的需要，也是使得宮廷下令生產龍泉窯官器的一大因素。
近年來隨著景德鎮珠山御器廠遺址的發掘，使我們得知永樂年間以後，御器廠生產了許多模仿龍泉窯青瓷的作品，據了解，特別是宣德年間燒製了相當數目的龍泉窯青瓷。（註36）同樣在景德鎮的民窯中，也有許多仿製宣德期龍泉窯青瓷的作品，（註37）這些景德鎮模仿龍泉窯青瓷而生產的作品大量增加，使得明代政府對於龍泉窯官器訂製的數量銳減。（註38）實際上，成化年間（1465～1487）以降，文獻中就不見龍泉窯官器的燒造紀錄了，這也意味著楓洞岩窯址的生產活動大約到了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間就停止了；可以確定，楓洞岩窯址是龍泉窯為了生產官器提供官方使用而設立的窯場。
擔負明初洪武、永樂時期官窯生產角色所在的正是大窯楓洞岩窯址，而它也是明代龍泉窯業的中心地點，更是明代龍泉窯盛極一時的重要證明。
註釋：
（註01）湯蘇嬰，〈龍泉瓦窯垟黑胎類產品及相關問題〉，《考古》，1993年第11期。目前，溪口窯的考古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其成果相當令人期待。
（註02）葉英挺、華雨農，《發現──大明處州龍泉官窯》，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註03）2007年1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浙江省龍泉市人民政府主辦的「龍泉窯考古發掘專家論證會暨新聞發布會」，有50多位中國專門的考古學家參加，針對楓洞岩窯址的各個面向進行討論，對於楓洞岩窯址的性質相互交換意見，其中，認為楓洞岩並非官窯、而是民窯的意見很多。參見沈岳明、秦大樹、施文博，〈龍泉窯楓洞岩窯址考古發掘學術座談會紀要〉，《文物》，2007年第5期。
（註04）本文獻中後段南宋的部分，係指在修內司設立官窯，名為「內窯」，後來在郊壇下設立新窯，稱為「官窯」，而修內司的「內窯」的性質和官窯應該相同，只是隨著設置場所的不同而有名稱上的差別。實際上，目前對於南宋官窯的理解，是指修內司和郊壇下兩個官窯而言。
（註05）例如秦始皇燒造兵馬俑，是大規模的國家事業，當然會設置專門的窯場，這也可以作為「官窯」理解。同樣的，漢代以後為了製造各種明器作為皇帝、王侯的陪葬品，朝廷也設立了甄官署，建立專門的窯場燒製陪葬品副葬品。例如在西安市內漢長安城西市內的所在地就發現了燒造西漢帝王陵墓陪葬陶俑的窯址。參見李毓芳，〈漢代皇家陶俑製作場──漢長安城陶俑窯址〉，收入李文儒主編，《中國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文物出版社，2002。官營工坊的存在、「官窯」名稱的出現，以及關於中國古代官窯，參見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總敘〉，收入《中國古代官窯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以及金沢陽，《明代窯業史研究──官民窯業の構造と展開──》，中央公論社，2010。
（註06）見前註釋，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總敘〉，頁13。
（註07）沈岳明，〈楓洞岩窯址の性格について〉，收錄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碧綠之華．明代龍泉窯青瓷──大窯楓洞岩窯址發掘成果展」圖錄》。
（註08）關於明代御器廠的成立年代，參見金沢陽，〈中国官窯考〉，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皇帝の磁器──新發見の景德鎮官窯──》，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出光美術館、MOA美術館，1995年。以及註釋5，金沢陽，《明代窯業史研究──官民窯業の構造と展開──》。
（註09）請見前註釋，金沢陽，《明代窯業史研究──官民窯業の構造と展開──》，頁72～75。
（註10）請見王光堯，〈官御併存的明清官府窯業制度〉，《中國古代官窯制度》，頁154。
（註11）請見金沢陽，〈中国官窯考〉，頁157。
（註12）請見金沢陽，《明代窯業史研究──官民窯業の構造と展開──》，頁65～67。
（註13、註14、註16）沈岳明，〈「官窯」三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5期。
（註15）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5卷2期（1998）。
（註17）文獻中少數形容青瓷釉色為「天青（晴）」的較早案例，是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淳熙六年（1179）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聚景園……別剪好色樣一千朵，安頓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及天晴（青）汝窯金瓶，就中間沈香單兜一只安頓。」可以和卷七「德壽宮起居注」的汝窯瓶相對應。
（註18）王光堯，〈關於越窯瓷器所見「官樣」銘的思考――兼釋「官」、「新官」款的含義〉，見註釋4，《中國古代官窯制度》，頁42～43。李子軍，〈邛崍市發現紀年銘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第1期。
（註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華文物出版社》，1999，頁246。
（註20）小林仁，〈汝窯の謎――寶豐清凉寺汝窯址の發掘と汝窯の位置づけ――〉，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圖錄》，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2009，頁245。小林仁，〈「澄泥為範」說汝窯〉，《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5期，頁89。
（註21）也就是說，生產「製樣需索」官器的窯場，轉用成為官窯的可能性當然很高，例如景德鎮窯正是最好的例子。
（註22）在此說明「官」字銘標本的意義。常有人會將「官」字銘當作官窯理解，事實上是誤解了「官」字銘的意義。「官」字銘只能說明這是官用的製品，也就是「官器」，民窯的製品上也會出現「官」字銘。官窯所製品當然也包含作為官用品使用的「官器」，但是在上面刻上「官」字銘並非必要，而生產「民器」（民用品）的民窯，若是也同時生產「官器」的話，就必須註明「官」字銘以和民器區別。不過，看到「官」字銘的造器，也不能反向地認定這就不是出自於「官窯」。
（註23）根據蔡和璧的說法，「元代中期到明代中期之間，龍泉窯高級品的燒造，很多是圈足全體施釉再以墊圈墊燒，這些作品多半是皇室用器、賞賜品、貿易品等等」，認為高級品有這樣一個特徵。參見蔡和璧，〈文献資料をとおして觀る龍泉窯〉，《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久保惣記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紀要10》，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久保惣記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1998，頁57～58。
（註24）但是，楓洞岩窯址並沒有宣德以降的官器出土，因此由龍泉窯其他窯場生產官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註25）沈岳明，〈楓洞岩窯址の性格について〉，收錄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碧綠之華．明代龍泉窯青瓷──大窯楓洞岩窯址發掘成果展」圖錄》。
（註26）其他，還有安徽省宣城縣的「寧國府」窯，也燒造官器。參見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185～187。
（註27）「官搭民燒」最終成為官窯存在的前提，這邊所指的「製樣需索」和官窯的設置與否並無絕對的關聯，而是指官方向民窯下訂，燒造符合官樣的官器而言。
（註28）權奎山，〈明代洪武時期龍泉、景德鎮燒造官用瓷器窯廠性質的探索〉，《文物天地》2011年4期，頁35。
（註29）王光堯，〈關於清宮舊藏龍泉窯瓷器的思考──官府視野下的龍泉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龍泉青瓷博物館編，《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頁20。
（註30）蔡玫芬主編，《碧綠──明代龍泉窯青瓷》，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還有王光堯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故宮瓷器錄第二輯．明（丁）》（國立故宮博物院，1966）為基礎，統計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明代龍泉窯瓷器（處州窯瓷器）共計169件。請見註釋26，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頁29～34。
（註31）ジョン．エアーズ，〈綜論〉，《トプカプ宮殿の中国陶磁第1卷 元．明》，講談社，1987，頁12。
（註32）中澤富士雄、長谷川祥子，《中国の陶磁第8卷 元．明の青花》，平凡社，1995，頁122。中近東地區，至今仍對青瓷遇到毒物便會變色的反應深信不疑，這也說明了青瓷在當地為何如此貴重的原因。參見秦大樹、施文博，《龍泉窯記載與明初生產狀況的若干問題》，見註釋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龍泉青瓷博物館編，《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出土瓷器》，頁35。
（註33）弓場紀知，《青花の道──中国陶磁器が語る東西交流》，日本放送出版社協會，2008，頁135。
（註34）「在釉的配方中增加了鈉和鉀的氧化物，減少了石灰石的含量，增加了釉在高溫下的黏度，釉的成熟溫度範圍也隨之擴大，提高了釉面的質感。」此論點參見彭勃、周少華、沈岳明、李邦強，〈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出土的明代青瓷EDXRF研究〉，《硅酸鹽學報》，第37卷第11期，2009年11月，頁1908。
（註35）這些緻密端正的紋樣裝飾就是來自宮廷的「樣」。參見註釋30，蔡玫芬，〈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龍泉窯青瓷〉，收入《碧綠──明代龍泉窯青瓷》，頁11。
（註36）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5期。
（註37）北京故宮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麗陽瓷器山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3期。
（註38）請見註釋29，王光堯，〈關於清宮舊藏龍泉窯瓷器的思考──官府視野下的龍泉窯〉，頁26。
小林仁（Kobayashi Hitoshi）
1968年東京都生，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人文科學科卒業、成城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美學美術史專攻博士課程前期．後期修了，專攻中國陶瓷史。1994～1996年，獲中國政府公費至北京大學考古系留學。自1997年擔任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學藝員，目前擔任主任學藝員。
圖片提供｜小林仁（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