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晚期的藝術血脈
四王的傳承文風
肅宗、英祖、正祖、憲宗，晚期朝鮮王朝的帝王們，或許對於我們而言有點遙遠與陌生，然而，近來由於韓風吹入台灣，該國的歷史戲劇也成為觀眾的選擇之一，「同伊」、「李」等名字，是否讓人感覺似曾相識？
事實上，「同伊」就是朝鮮王朝肅宗的後宮、同時也是英祖的生母。「李」則是正祖的名諱。本文將接續前期，持續揭露這些朝鮮帝王們，在藝術收藏與文化宣傳方面的成就。
喜創作評論，偏愛趙孟頫
肅宗（1674〜1720在位）
肅宗在重建朝鮮藝術收藏上投注極大的心力。登基為王後，他第一步即命人尋找那些散落於皇宮內外的皇室先人肖像及書畫手跡，同時興建專門保存這些作品的庫房或殿閣。肅宗在位期間，宮內總共建造了十餘座皇室文物庫房，其中絕大多數直到18世紀中葉仍供作文物貯藏之用（見《宮闕志》卷二〈昌德宮志〉）。肅宗不時造訪那些供奉著先王肖像或皇室法書的殿閣，或在其中詠贊詩歌，或哀悼先帝、先后；對他而言，重建皇室收藏乃是一種重要的宣傳手段，用以加強其繼承自先王的合法性，並證明其世系之正統性。
肅宗天生就對書畫很感興趣，除了收藏家的身分，還是一位多產的創作者，留下了約169則的評論、詩歌和散文作品（見《列聖御製》第八冊）。絕大多數的評論內容都是寫在畫作、書蹟和宮牆上的題詞，雖然原蹟大多已散佚，但透過文獻著錄所輯錄之內容，仍能看出其審美傾向以及與藝術家之間的關係。肅宗的收藏涵蓋了皇室先人書蹟、中國帝王肖像、朝鮮名臣畫像及中、韓兩國名家的書畫作品；他曾簽款的畫作，包括一件極為罕見的〈花卉草蟲圖〉，由朝鮮中期傑出女畫家申氏（號師任堂，1504〜1551）所繪製。
在書法上，肅宗特別偏愛中國書法名家趙孟頫的書風。為此，他除了堅持在國內複製趙孟頫的書寫風格──即所謂的「松雪體」，亦在宮中收藏趙氏的書蹟，其中帶有肅宗跋文的〈趙松雪草書〉（圖1）目前尚存於世，藉此可看出肅宗對趙孟頫書法的讚賞。實際上，此件書蹟是據宮中舊藏趙氏原蹟所翻刻的作品，書幅上半部為肅宗跋文，稱美趙孟頫書藝體現了書法的奧妙精深。而受到當朝帝王偏好趙孟頫書風的影響，皇室成員與宮廷書家莫不以「松雪體」為書學臨仿的對象。
如同在書法上偏好趙孟頫，在諸多朝鮮畫家中，肅宗亦特別喜愛以人物畫及山水畫知名的宮廷畫家李明郁（約活動於17世紀），除了在昌德宮的清防閣等皇家庫房內收藏其冊頁和屏風作品，並御賜李明郁「李明郁」、「續虛舟（李澄別號）筆意」兩方印（見《列聖御製》第八冊），甚至當李明郁過世時，肅宗還悲傷到不忍觀看李明郁的畫蹟。就當時朝鮮王朝的社會現況來看，畫家的地位實等同於工匠，他們的藝術僅僅被視為是一項技術；而像是肅宗這般寄予某一畫家非比尋常的厚愛，可謂極為特殊的現象，值得進一步研究。
可惜的是，李明郁的畫作並未保存下來，故後人無緣得見其備受肅宗讚譽的繪畫風格；但從同時代另一位畫家尹斗緒（號恭齋，1668〜1715）的〈陳摶墜驢圖〉（圖2），仍能一窺肅宗偏好的視覺藝術表現。此幅畫作的主題，出自中國宋代儒者陳摶的軼事，即陳摶聽說了國家將由一位賢君（即宋太祖趙匡胤）來治理，竟開心興奮得從驢背上跌下。由畫幅右上角的小字簽款「臣恭齋敬畫」及左上方肅宗的題跋，可知此圖乃尹斗緒為肅宗所繪。值得注意的是，尹氏雖為文人出身，但他描繪〈陳摶墜驢圖〉中的人物、岩石和樹木時，卻採用青綠設色及工筆精謹的筆法，呈現不見於一般文人畫家、而多出於職業畫家之細膩風格；此種高度精細的繪畫風格，或許非畫家自身所選定，而是出自肅宗的要求。
一脈相承，以藝術確立正統
英祖（1724〜1776在位）
肅宗對藝術的熱愛，由其特別寵愛的第二子延礽君（即日後的英祖）所繼承。延礽君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運用多種傳統筆墨技法描繪山水及人物，尤其喜愛在私人書齋中消磨時間，藉此逃避皇宮內院的常規生活。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肅宗原本想立延礽君為繼承人，但此一決策卻遭到反對派的政治抨擊，最後仍由其長子景宗（1720〜1724在位）繼位。因是之故，當延礽君於1724年景宗驟逝後繼位，即面臨兩項課題：一是防止政治報復，二是彰顯他傳承肅宗一脈的皇權正統性。對此，英祖即位之初，便試圖保存肅宗朝的文化遺產；他所採取的諸多行動之一，即是重建肅宗的收藏，並經常在肅宗點評過的作品上題字，意圖藉此強化自己與先王在血源和政治上的一脈相承性。
事實上，英祖年少時即開始其收藏生涯；由1726年成書的藏品目錄《日閑齋所在冊置簿》可知，其收藏涵括了皇室法書、著作、儒家典籍與中、韓書畫名家作品；就廣義言之，「日閑齋」好比是其私人書齋或閒暇時停留的別館。《日閑齋所在冊置簿》中，著錄了如趙孟頫（1254～1322）、安平大君（1418〜1453）、金鎮圭（1658〜1716）、尹斗緒（1668〜1715）、李明郁（約活動於17世紀）等赫赫名家之作，其中金鎮圭還是肅宗朝文官，以精於鑑賞深得君王寵遇。至於貯藏在「日閑齋」內的皇室書蹟，則以肅宗的作品為最大宗；其他如李明郁畫作〈九里山埋伏〉，早先亦曾為肅宗的收藏。英祖對肅宗部分收藏的繼承，明顯透露出兩位統治者間的密切關係；而英祖的日閑齋收藏後來也傳給了長子孝章世子（1719〜1728）。由此可知，重建和擁有皇室收藏，不僅強化了帝王治權的合法性，亦公開證明他們乃是上天命定的統治者。
身兼藏家與書法家的英祖，與其父肅宗同樣對藝術抱持濃厚興趣，且勤於閱讀各類典籍；不同的是，英祖還試圖在宮中塑造一種藝術氛圍，藉由贊助活動奠定其統治基石，有效扮演藝術家和贊助者的雙重角色，具體的作為即是他下令重印皇室先人與他自己的法書作品，將之視同國家政策。1725年，即英祖登基的第二年，他詔令皇室成員和大臣們重新印行300多冊的皇室法書冊，名之為《列聖御筆帖》。為了製作此套鉅著，數以百計的皇室法書被匯集起來，再翻刻至木板或石板。存世的一冊《列聖御筆帖》（圖3）即收錄製作於18世紀早期的石刻拓本，藉此可得知此套冊頁的格式和其中所選錄的皇室法書作品。當《列聖御筆帖》印製完成後，英祖即比照其皇室先祖的做法，將這些刻版和墨拓的複本保存在皇宮內院中，或贈予皇室成員和高官，或發送給各級官員。英祖在位期間，皇家貯藏之皇室法書拓印本的規模，遠超過從前任何一個時期，而這也使皇室法書拓本成為朝鮮晚期宮中收藏的主體。
除了出版先王法書，英祖也熱衷印行自己的書法作品。身為一位優秀的書家，他勤於摹寫古代名蹟和抄錄儒家經典，從中汲取誡鑑並完備其筆墨技巧；有時也會特意臨寫某些儒家經典和法書範本，以傳達其想法，尤其喜愛引用中國古籍和詩歌中關於聖明君王，如西周宣王（25〜57在位）的主題等。英祖針對此類主題所寫的書蹟，存世達200多件，包括不少原貯藏在皇家庫房或贈送給官員的作品；對他來說，書法實踐乃是達成其政治和藝術理想的一項重要手段。
設立「奎章閣」，書香滿皇家
正祖（1776〜1800在位）
英祖強勢的文化領導作為，由其孫子正祖延續。正祖對於文化的參與，很大程度須歸功於英祖在執政策略、藝術品味及發展收藏上的貢獻，但正祖在繼承前代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透過向中國購買文獻典籍和藝術作品，迅速地擴充宮中收藏。諸如《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石渠寶笈》等中國清代皇帝編纂、收藏的大部頭書籍，都是在正祖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納入朝鮮晚期的宮廷收藏，且這些來自中國的御製彙編後來均收錄在由正祖下令編纂、於1781年成書的《奎章總目》。此套目錄雖於日後多有佚失，但一般推測其主要在介紹朝鮮宮中之中國藝術品、藝術理論及皇室收藏的各種著作版本。
正祖在位雖僅短短15年，然而在1776年登基後，立刻下令在昌德宮內設立「奎章閣」圖書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對藝術文物的保護。奎章閣主要由八棟建築物所組成，包括最主要的貯藏空間──奎章閣本閣，以及書香閣、奉謨堂、皆有窩、閱古觀、摛文院、校書館和外奎章閣。除校書館外，這些閣室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保存皇室的系譜、書畫作品及上述提到的各式書籍，其中還包括不少前代帝王或其他統治者的收藏。正祖時期，奎章閣不僅是朝鮮皇室的藏書樓，也是帝王從事政治、智識和宣傳活動的中心。
正祖對藝術活動和宮廷畫家的贊助，可以1783年啟動的「奎章閣差備待令畫員」系統為明證。該系統是一種國家性質的考試，目的在招聘最具天賦的畫家參與皇家藝術計畫。所有篩選出的畫家均隸屬奎章閣管轄，由帝王和高級官員提供經濟上的資助，但畫家們必須時常應皇帝的要求繪製山水畫、肖像、風俗畫和花鳥畫等。在正祖的掖助下，包括金弘道（1745〜1806後）、金得臣（1754〜1822）、李寅文（1745〜1821）在內的宮廷畫家，都能精進自身的畫藝，進而引領朝鮮晚期畫壇的流行風潮。
正祖最喜愛的畫題為「冊架圖」，這是一種以透視畫法描繪巨大書架上擺設著書冊、陶瓷、玉器、青銅器、水果和文房器用等物品的畫作；架上的每件物品都帶有升官、發財、長壽等瑞兆。受到正祖積極推動朝臣投入學術研究風氣的影響，此一畫題自18世紀開始流行於宮中。19世紀宮廷畫家厲籐珮（1808～？）所創作的〈冊架圖屏風〉，即是這類畫作的典型構圖，全畫運用中央透視法來處理空間，並以細膩的筆觸彩繪陳列於架上的各項物件（圖4）。
正祖亦親身參與藝術創作，在詩、書、畫三方面均獲致傑出的成就。他存世的書畫作品顯現出富有活力與彈性的筆觸，影響了該時代的視覺印象。
藝術享樂主義，王權漸削弱
憲宗（1834〜1849在位）
憲宗乃孝明世子（1809〜1830）之子、純祖（1800〜1834在位）之孫，為朝鮮晚期另一位著名的皇室藝術贊助者，創建出非凡的藝術收藏，而其中有諸多品項承襲自皇室成員。據說他對古書畫有著敏銳的鑑賞力和知識，誠如下述記載所云：「王……精通雅愛書畫，古今名家畢集於內府；考據金石遺文，補訂史傳闕漏，雖專門宿學莫能及焉；為詩文，神解竣潔，取法於古，有《元軒集》四卷。至於篆力隸，亦臻其奧。」（《憲宗實錄》卷十六，附錄誌文）
憲宗在位期間的主要居所，為昌德宮東隅的樂善齋，其中包括重熙堂、承華樓、閒靜堂等多處皇居、書齋與皇家庫房；憲宗閒暇時均在此地消磨時間，投入處理皇室收藏事宜。據說他在承華樓內存放了超過900件繪畫、書法和皇家典籍（圖5），這些藏品的標題均著錄於《承華樓書目》中。就載於目錄的書畫部分而言，其主要依據冊、屏、軸、卷等裝裱形制來分類，當中包括了純祖、憲宗、乾隆皇帝等中、韓統治者，及中國書法家王羲之（303〜361）、徐浩（703〜782）、趙孟頫，韓國書法家安平大君、韓濩（1543～1605）、金正喜（號秋史，1786～1856），韓國畫家鄭（1676〜1759）、沈師正（1707〜1769）、金弘道、姜熙彥（1738～1784）等人的諸多作品；除此之外，憲宗也搜集著名書家的早期碑刻墨拓。只可惜，這些作品大多在朝鮮末期改朝換代之際輾轉流入私人之手，若非散佚，便是有所毀損，致使憲宗千餘件書畫收藏，流傳至今竟不足50件。
藝術收藏之外，憲宗亦將贊助的觸角擴及職業畫家如田琦（1825〜1854）等人身上，其中又以出身全羅道（朝鮮八道之一，朝鮮八道是朝鮮王朝時的全國行政區劃）的許維（1809〜1892年，號小癡）最得憲宗青睞。許維師承傑出的學者及藝術家金正喜，以文人畫知名；憲宗以提供住處和經濟資助為條件，於1849年傳喚他至宮中作畫。對憲宗來說，許維身兼了鑑賞家和指導者的雙重角色；據許氏文集《小痴實錄》記載，憲宗在1849年1月出示了一件元代名家黃公望（1269〜1354）的山水畫作，命許維鑑定該作之真偽；此畫很可能亦出自憲宗收藏。
由於朝鮮王朝治下的畫家僅僅被視為工匠，因此就創作靈感的激發而言，憲宗的贊助與許維藝術之間的連結可能對畫家的個人風格有所影響，但反之亦然。許維絕大多數的存世畫作均採中國南宗畫風，注重柔和的詩意氛圍及寫意的筆觸，如同其〈山水〉（圖6）一圖所示；此畫據傳為許維首次入宮時為憲宗繪製的作品。相對地，許維畫中所呈現的文人品味，亦受到憲宗的追仿（圖7）。兩人在山水描繪上的相似之處，體現了他們共同的藝術好尚，包括近景樹叢前方以簡筆鉤勒出樹木和涼亭，土丘上則以水墨疊加上鬆軟的皴點，以及由遠山所喚引出的文人品味；由於畫中所有景物都偏置於右側，致使畫幅左側形成了廣闊的空間和橢圓形的構圖。
就此一角度觀之，藝術贊助者對於藝術層面的影響，誠為所有針對贊助體系的探討中最關鍵的議題之一。憲宗對於書畫收藏的投入及其做為贊助者的身分，雖然帶動了宮中的文化氛圍，然而他的贊助作為卻也與其在智識與藝術上的享樂主義息息相關。就後述觀點而言，不免使憲宗遭致後代史學家的批評，亦即他在藝術收藏和文化贊助方面的熱衷，實際上削弱了皇權，使得帝王有藉口逃避身為統治者的責任，由此註定朝鮮末期國家動盪的命運。（未完待續）
圖片提供｜黃晶淵（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