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細節，
她的明代皇陵
「我們開始給這些陵墓命名，像是『巴士站墓』、『元旦墓』、『你走去的墓』等……接著我們注意到它們的建築特色或特徵。」
如同長城之於所有造訪北京的遊客一般，今日的十三陵是一處交通便利的遺址，也是遊客必定會造訪的景點；2003年8月，這裡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很難想像30年前潘安妮（圖1，Ann Paludan，1928～）《明代皇陵（The Imperial Ming Tombs）》（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1）一書首度出版時所引發的關注與好奇；此書得到的評論，不僅來自學術刊物和藝術史家，也出現在好幾份重要的英文報刊和雜誌上。如著名美學家阿克頓（Harold Acton，1904～1994）即在備受推崇的《觀察者（Spectator）》雜誌撰文讚美書中「令人心醉神馳的古墓地」。當時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經濟改革開放的腳步業已開展，但在全世界的文化認知裡，中國無數的歷史遺蹟仍然蒙有一層神祕的面紗。
靜謐山莊，潘安妮的藝術情愫
對潘安妮來說，此書標誌了她跨足作家及中國歷史、文化及藝術傳統研究者的起點。在那之後，她又寫了許多關於中國造型藝術的著述，包括另兩本重要的著作：《中國神道：石雕墓像的古典傳統（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與《中國雕塑：一個偉大的傳統（Chinese Sculpture：A Great Tradition）》（Serindia Publications，2006）。我在去年（2011）夏天前去拜訪潘安妮，她目前居住在英國坎布里亞郡（Cumbria）的布蘭普頓（Brampton）小鎮，那一帶以風景秀麗的湖濱區而聞名。在離村莊不遠的山丘上，一尊其先祖七世卡萊爾伯爵的雕像恆常俯瞰著鬱鬱蔥蔥的田野與山林。當潘安妮回憶起她的一生和所處的時代，我們一起翻看著相片、紀念品、評論和新聞剪報。靜謐之中，偶爾穿插著鄰近鐘樓的聲響。潘安妮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丈夫──一位頗受敬重的丹麥外交官傑納斯（Janus Paludan，1920～2004）──他為她開啟了全新的視野。兩人於1972年成婚，雙方俱為第二春，之後傑納斯赴北京就任大使，其職務範圍兼及統籌北越河內與北韓平壤的外交事務（圖2）。
潘氏夫婦旅居中國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明代皇陵》一書或許即萌生於他們所身處的環境中。那時到處都有旅遊管制，而且禁止外籍人士到距離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地方旅遊。相較於長城經常擠滿了遊客，坐落於靜謐山谷中的明代皇陵不啻提供了喘息的空間，讓傑納斯得以沉浸於熱愛的賞鳥活動（事實上《明代皇陵》的附錄中，即包含一份該遺址的鳥類清單）。如同潘安妮所觀察到的：「如果我們可以自由前往任何我們喜歡的地方，那麼我們將永不可能前去認識並愛上這群陵墓，如同我們所做的一般。」
無任所文化使命，獨鍾皇陵
在「明十三陵」之中，除了最大也最古老的那座永樂帝長眠的「長陵」，以及已挖掘出土的萬曆帝地下墓室「定陵」，其他的11座陵墓均乏人問津。但漸漸地，潘氏夫婦週日例行的遺址野餐活動，演變為對這些陵墓的系統性探索（圖3）。「我們開始給這些陵墓命名，像是『巴士站墓』、『元旦墓』、『你走去的墓』等……接著我們注意到它們的建築特色或特徵。」緣於對眼前所見事物的好奇，他們決定著手搜尋文獻，好不容易才找到布胡亞（George Bouillard，1862～1930）的《明清皇陵（Les Tombeaux impériaux Ming et Ts'ing）》（1931），這很可能是當時關於這些陵墓的最新西方著作。布胡亞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鐵道工程師，也是受聘於中國政府的技術顧問；他一開始是和沃德斯卡爾（Commandant Vaudescal）一起研究明陵遺址，兩人還共同製作全部陵墓的詳細報告書，並附有每座墓的個別圖表（此書於1920年首次出版，當時名為《明代皇陵（Sépultures imperials des Ming）》）。沃德斯卡爾過世（1914）後，布胡亞繼續從事明代及清代陵墓的調查工作，最後修訂了1920年的版本，成為前述潘安妮夫婦所找到的1931年版。在那之後，這些陵墓歷經數十年的戰爭與革命，終於又回歸平靜。潘安妮以布胡亞的著作為出發點，走遍每一座陵墓，首先對照法國人的描述確認遺址現況，繼之注意是否有新的特徵或近期的整修，進而發現前人的謬誤並加上自己的註記；最後，她開始拍攝陵墓的照片。當傑納斯因職務調動將由北京前往埃及開羅赴任之際，潘安妮的研究成果仍只是一本小書。此時她哮喘的舊疾惡化，使她只能閉門休養，後來還被送往塞浦路斯治療。就在這個時候，傑納斯得到一本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於1894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宗教體系（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那是第一本以西文撰寫的陵墓專書，自此開啟潘安妮對陵墓的深入研究。她最終完成的手稿，最後被送到潘安妮弟弟的友人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手中，而接下來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
潘安妮的手稿最後成為一份兼具旅遊指南和嚴謹研究、並清晰描述這些陵墓特點的詳細報告書，當中並配上既帶有史料性質、又能喚起人們思古幽情的豐富照片。正如同潘安妮所指出的，這些遺蹟之所以深深吸引著她和傑納斯，或許在於它們「綜合了緩慢傾頹和未遭破壞的環境，正符合歐洲人對廢墟的迷戀」。雖然有人批評這本書缺乏對中國重要素材和學術研究的參照，但實際上，其優點在於作者透過絕佳觀察力所點滴得來的知識，且書中討論的範圍也涵蓋了另幾座較小的陵墓。此外，包括著名考古學者鄭德坤在內的評論者，都注意到潘安妮詳細記述了陵墓的排水系統，而這正是研究遺址時經常遭人忽略的重要特徵。十三陵的排水系統涵蓋了簡單的地表溝渠，一直到複雜的地下管道，無論在城牆、庭院、壘壁、土堆或地下室中都可發現它們的蹤跡。潘安妮自豪地告訴我，她的書被俄國學者當成研究排水系統現場的守則。不過此一排水系統的發現，實是出於偶然。她在書中序言寫到，有一年元旦，他們的一個孩子和朋友掉進了隱藏在墓堆壁面的陰溝內，後來好不容易才從地底逃到位於外牆的出口；潘安妮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張即是她口中那位逃出陰溝、如今已過世的小兒子。
我第一次閱讀《明代皇陵》這本書，是在1990年代初剛開始踏入藝術史研究領域、並且聽了潘安妮主講的一場演講之後。當時我是為書中的知識而閱讀它，一切內容對我來說彷彿都是全新且陌生的；為了本次的採訪，我在去年早些時候又重讀了這本書。《明代皇陵》之所以有別於過去其他的研究，在於潘安妮並非以「遺蹟」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明陵，而是將之視為中國人眼中鮮活且不斷變化的風景。此書及時封存了那一個片刻──當時北京尚未發展成今日的大都會，而這使得人們有很多機會來比對明陵的今與昔。舉例來說，規模不算大的「昭陵」，是在位時間僅四年的隆慶帝之安息地，1989年經重新整修後，如今坐落在修剪整齊的草坪和精心設計的花園間。而在當年，潘安妮則描述道：
「沒有路通向昭陵，……你只能徒步穿越原野才能到達那裡……那是一段途經柿子園和耕地、令人愉快的步行。快速流動的溪裡雖然滿是雜草和昆蟲，但水質總是那麼清澈……婦女和孩童在溪旁一邊洗衣一邊閒談；男人則使勁驅趕著馱負木材和泥土的驢子，前去開闢新的梯田；人們或為果樹整枝，或收割晚熟的玉米。突然間，在穿越過樹叢的右方，你見到磚牆那熟悉的紅色……靜默的陵墓就矗立在玉米田間，時間彷彿已離它遠去。」（《明代皇陵》，頁133）
《明代皇陵》延續了19世紀後半葉興起於歐洲的攝影中國風潮，且至今依然是記錄那個時代最貼切的圖像資料。針對這本在中國研究的定位上頗奇特的書，弗豪（Christopher Howe，1960～）的書評〈中國：圖像記錄的復興（China：The Pictorial Record Resumed）〉無疑是一項指標；文中將此書與阿諾德（Eve Arnold）和呂布（Mark Riboud）等知名攝影師的作品集並列，正如史班德（Stephen Spender）和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中國日記（China Diary）》（《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93期〔1983年3月〕，頁149～153）一般，遠非歷史或考古學的學術著作。
我在中國：安妮的感性睿眼
顯然地，正是潘安妮對於身為個體的人類及人權狀態的關注，以及對周遭環境事物的感性，影響了她的生活態度及寫作。當時的北京並不是個容易融入的地方，所有前去拜訪潘氏夫婦的訪客，都會獲得三則與自身安全有關的忠告：「不談論政治；要有禮貌；若看到路上發生有趣的事，絕對要繞道而行。」「我們並不總是抗拒孤立……面對它的方式簡單而可貴，那就是去聆聽、並且接受眼前發生的一切。」丹麥是世界上第二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的國家，但那時兩國間的關係依舊緊繃；傑納斯則「準備好批判性地聆聽與討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藉此讓兩國的關係在越戰期間較和緩些。」（〈訃文〉，載於2004年2月17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在潘氏夫婦的用心維繫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Poul Hartling，1914～2000）後來成為首位應邀訪問中國的西方領袖（圖4），而丹麥大使館也從原先的四合院遷移到一棟帶有北歐風格的現代建築。
無論從奇特的到尋常的，還是從周恩來與毛澤東治下的群眾到他們花園裡的植物，中國人生活的種種面向無不令潘安妮和她的丈夫深感興趣。她語帶愉悅地描述自己如何發現對大自然的熱愛，還有在家中及城市裡，陰影所帶來的視覺效果，以及這種種一切在中國的審美實踐中是如何地不可或缺──「一切事物都在陰影扮演某種角色的情況下被安置著，那裡沒有折取下來的花朵，因為那樣顯得過於野蠻。園丁依據年中節令，為住家帶來可愛的植栽，而家中所有成員也會聚在一起討論該如何擺放它，甚至顧及到會產生何種陰影效果。」但令人遺憾的是，她說道：「我想那些都消逝了。」我贊同這一點──在21世紀北京的閃亮摩天大樓上，人造光早已取代了自然光。潘安妮曾經歷過的，是一種如今只存留在影像記錄和文字間的中國生活理想。當潘安妮娓娓道來與丈夫共同生活的點滴以及他們如何沉浸在自然與美之中，讓我忍不住想起清代《浮生六記》中名為〈閒情記趣〉的一節、以及作者沈復與他的妻子這對模範夫妻檔。
潘安妮後來在北京取得了對其寫作生涯相當有益的能力；她投入了中文學習，且最後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就讀，她的同伴包括了馬克樂（Beth McKillop，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副館長）、柯玫瑰（Rose Kerr，陶瓷專家及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前東方部主任）和吳芳思（Frances Wood，作家、漢學家與大英圖書館中國部館長。撰有《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My Par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在北京學投手榴彈：我在文革中的角色］》［London，2000］一書，記錄她在中國期間的回憶）（圖5）等。儘管她的身分是外交官眷屬，但她仍滿懷熱情地參與校園活動，其中也包括了義務性的農村勞動（圖6）。
攝影，捕捉類雕塑黑白境色
在傑納斯姪子的建議下，潘安妮也開始從事攝影，並且大手筆買下當時售價高達400英鎊的尼康（Nikon）相機。她說：「我在旅途中及人民公社裡拍了許多相片，但都是經過他們的許可；後來，傑納斯說服我詳細記錄這些陵墓。」由於不滿意香港沖洗相片的品質，潘安妮還搭建了一座暗房。但直到在北京停留的最後一天，她才到街上拍攝一些人物像，以此向她喜愛的城市道別。潘安妮拍的照片以黑白為主，因為她相信這是突顯石雕造型及其光、影的最佳方式。她語帶幽默地轉述，彩色相片如何讓知名雕刻家愛普斯坦（Jacob Epstein，1880～1959）為她爺爺所塑的半身像，看來像一片切達起司！在私人相簿外，潘安妮還匯集了一萬張幻燈片工作檔，皆拍攝於她曾造訪過的遺址；這些都是供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的國家藝術圖書館收藏之用（其子馬克．瓊斯爵士［Sir Mark Jones］在去年6月前為該館館長）。
透過相關的故事，可明顯看出潘安妮具備發掘美善與人類心智成就的能力。當時，傑納斯的工作職責範圍包含了北越在內，因此他們經常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首都河內。為此，潘安妮在家中客廳的壁面上，引以為傲地掛上一幅越南佚名藝術家的下龍灣漆畫作品，以此證明創造力如何在戰爭的陰影下茁壯滋長。潘安妮敏銳的感受性，或許源自於青年時期所接受的磨練。她出身於帶有政治色彩的書香世家：祖父是著名的古典學者和自由主義政治家吉伯特．墨瑞（Gilbert Murray，1866～1957），而擔任記者的父親貝索（Basil Murray，1902～1937）則大力疾呼反法西斯主義，後來在報導由共和軍引發的西班牙內戰期間過世。回憶起祖父家的氛圍，潘安妮如此寫道：「屋子裡透出一股強烈而難以言喻的氣氛，那就是你必須為正義而奮鬥，且堅持到底。」（與亞歷山大．墨瑞合撰，〈回憶我們的祖父（Remembering our Grandfather）〉，收錄在《對吉伯特．墨瑞的再評價：希臘文化、戲劇與國際政治（Gilbert Murray Reassessed: Hellenism, Theat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2007）。
定陵的悲歌 1950年代，一群以郭沫若和吳為首的知名學者主張開挖長陵。此一計畫雖獲得中共總理周恩來的批准，卻遭到考古學者的反對，起因於長陵非比尋常的重要性及公眾形象。為此，明陵中第三大的定陵於是被選定為試掘遺址，作為挖掘長陵的先聲。定陵的挖掘工作始於1956年，完成於1957年，並於1959年成立博物館。
定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唯一開挖的完整帝陵，但這種情況卻也直接導致悲慘的命運降臨到定陵及從中發掘出的文物上。一方面，由於當時缺乏保護出土文物的技術與資源，使得絕大多數文物至今已嚴重惡化，博物館內大多只能展示複製品。再者，挖掘定陵背後所具有的政治性，也帶來迅速完成開挖的壓力，倉促進行的結果導致挖掘記錄嚴重不足。
更嚴重的問題很快降臨到此計畫上。自1964年起，一波波群眾政治運動開始席捲全中國，並在1966年擴大為「文化大革命」。此後十年間，不僅考古工作全面停擺，推動挖掘帝陵計畫的主事者之一吳，也成為文化大革命中首波遭到批鬥的對象，於1969年在獄中過世。此外，狂熱的紅衛兵還衝入定陵博物館，將萬曆帝后的遺骸拖至陵墓前「批鬥」且焚毀，其他文物大多亦遭到破壞。
走入風中，
目擊遺址現場
十多年來，潘安妮四處探尋石雕造像，同時也發現到多處遺址自沙畹和色伽蘭造訪以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向德國宣戰（1939）後，潘安妮的父母為了安全起見，在1940年將她送往美國華盛頓。兩年後，她回到倫敦就讀著名的聖保羅女子學校，接著在17歲那年進入牛津大學就讀，研習政治、哲學與經濟學。畢業後，她立刻報考公職，並獲得令人稱羨的外交部工作。此後20年，她嫁給一名英國外交官，旅居南美、希臘和非洲；繼而離婚，進入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和財政部工作，成為長達數十年的歷史旁觀者。她還記得1961年的一個晚上，當新聞傳來聯合國祕書長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在前往獨立不久的非洲剛果、欲調解當地內戰衝突的路途中，不幸因飛機失事而過世的消息時，位於利奧波德維爾（Leopoldville）的外交使節團是如何地絕望。而她對於1976年中國為哀悼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舉辦的國喪亦記憶猶新。此外，她也留意到自己很可能是少數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都曾握過手的人之一！
思索研究藝術，不預設立場
自1979至2001年間，潘安妮11度前往中國從事長期研究，主要參觀並拍攝當地的雕塑造像；其費用主要由英國社會科學院贊助，再加上其他獎助金的補助。但即使已擁有諸多成就，她依然宣稱：「我不是攝影家、不是漢學家，也不是藝術史家！」這點對她來說並不是阻力，反倒是祝福，因為「我從不預設立場，而這正是我眼中的中國雕塑為何大異於所有專家的原因。」近年來，有關如何分類並研究中國雕塑，以及如何更確切地運用專業術語等議題飽受檢驗。往常人們思索當今中國雕塑造像時，多站在宗教崇拜或喪葬用途的角度，而非對其投注欣賞的眼光，亦不像收藏繪畫或裝飾性藝術品那樣收藏它們。存世雕塑品之所以被列入中國藝術史的一個類別，或許應歸功於西方人（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西方人）對其之收藏和書寫。見諸今日西方博物館的多數中國雕塑品，多少是因為其與歐洲雕塑所具有的造型和比例的美學價值有一定程度之關聯而受到珍藏；如早期的佛教造像，就因為帶有希臘──大夏帝國的作風而被接受成為藝術品。如費雪（Otto Fischer，1886～1948）、喜龍仁（Osvald Siren，1879～1966）等歐洲藝術史家撰寫於20世紀初的著作，書中的分析架構，主要即建立在這類被納入收藏的文物上，而非遺址現場或文獻記載的作品。是以席克門（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和索柏（Alexander Soper，1904～1993）在1956年發表他們的經典著作《中國藝術與建築（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此書已出到第三版且持續發行）時，即將繪畫與雕塑納入「藝術」的範疇中，亦即歐洲所謂的「High Art」。相對於此，潘安妮在其後來出版的著作中，則進一步提出並發展另一種觀點：研究中國雕塑時，必須將其置於原本的脈絡中進行考察，並考慮到其在歷史上的意義，以及當地如何運用建築結構和雕塑品等。此外，她也認為今日尚存的區域性石雕工藝傳統，應有其延續性。
旨在探討紀念式墓葬建築之地表情況的《中國神道》一書，是潘安妮自《明代皇陵》後又一自然的進展。研究陵墓神道的想法，成形於1975～1976年潘氏夫婦拜訪唐代乾陵時；那時他們忍不住將唐陵和明陵的神道上所選用的動物及人物形象拿來比較，並相信其中必定有什麼重要的意義。但令人訝異的是，與此相關的文獻資料非常稀少。雖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色伽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都曾記錄並拍攝過中國的神道（沙畹，《中國兩漢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1893；色伽蘭，《中國：巨大雕塑〔Chine: La grande statuaire〕，於其死後的1972年出版），但兩人均未深入探究或解釋它們的涵義。正如潘安妮所指出的：「他們那些如今看來仍是無與倫比的傑出照片，依然是現代學者的主要研究素材，而且人們總傾向認為這些先驅者已看盡那裡所有的一切。」（《中國神道》，頁2～3）。此外，由於交通不便，亦使有關神道造像資訊的進展極為有限。十多年來，潘安妮四處探尋這些石雕造像，同時也發現到多處遺址自沙畹和色伽蘭造訪以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她相信，即便由神道造像守護的陵墓久經破壞，那些石像依舊會留在那裡，因為「它們早已深植人心」。「事實上，村裡對於擁有一對動物石造像一事感到相當自豪，並且經常以這些神獸為村莊命名；即便在今天，人們仍相信這些石造像能帶來好運。不僅年節期間的窗花上會出現它們的形象，人們也經常將小紅紙貼在石獸的額頭上，祈求它們幫忙治療生病的孩子。」（《中國神道》，頁1～2）
藝術三部曲，神道訴說造型故事
第一條神道首建於東漢時期，此後即持續成為重要陵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直到清朝覆滅為止。包含地標、威風的男性護衛者或動物護衛者、以及紀念碑在內的神道，除了能彰顯墓主的身分，亦具有保護陵墓的作用，因此潘安妮認為神道是一項必須整體觀看、並納入整座遺址來考量的建築結構。若單就西方美學的標準──亦即所有人物造像均有其獨特性且俱為圓雕──來看神道上的造像，可能會感到失望。高大、嚴肅的官員像，總是呈現正面式的形象，看來既笨重又死氣沉沉，而那些高好幾米，寬卻僅約50厘米的動物造像，則似乎只能在二維空間中見到（圖7）。然而它們卻是獨一無二，「每條神道都會告訴你一些事，關乎一個王朝的理想、目標和人際網絡，而這些是西方所見不到的。」
2006年出版的《中國雕塑》，補足了潘安妮的中國造型藝術三部曲。在這本涵蓋40座以上的遺址、年代跨越新石器時期至20世紀的龐大考察成果中，潘安妮試圖界定一種不同於西方理想的「古典」傳統：「……其特出之處在於：某種介乎造像與威權間的關聯性、一種對形象本身威力的崇拜、運用象徵和特定媒材傳達某項訊息、使用雕塑創造三度空間場景，以及單一主題在本質或內涵上的優先重要性。」（《中國雕塑》，頁147～148）除了訪查鮮見於文獻記載的例子，每當到具有悠久石雕工藝歷史的地區，她也花費不少時間與當地石匠交談，並注意到由於石質優良的緣故，雕塑這一行從漢代以來即在這些地區蓬勃發展。她指出，雕塑是一種具有手工性質且經常流動的職業，除了代代世襲，地理因素也是決定其發展的要素之一（《中國雕塑》，頁509）。此外，她也經常參照口述傳統，對宗教造像提出不同以往的看法，超脫出學院式的圖像辨識測試。在訪談中，她向我出示一張常見於出版品上的四川大足石窟雕塑照片，亦即一位年輕女子正在照料一對雉雞的圖像（圖8）。過去從未有人解釋過如此寧靜的場景為何會被納入地獄情節，但潘安妮指出，為了口腹之欲而大量繁殖動物，對佛教徒來說就是一種折磨！正是這樣引導讀者深入理解雕塑的撰述方式，令此書備受讚揚。（見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的書評，發表於《皇家亞洲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19期［2009］，頁134～136）。
諷刺的是，雕塑相關著作並不是潘安妮最暢銷的作品。1998年，她應英國倫敦的泰晤士與赫德森（Thames & Hudson）出版社之邀，為一套與帝王有關的叢書撰寫了《Chronicl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China（中國皇帝紀事：中國帝國歷代統治者記錄》，此書至今仍持續再版，並被翻譯為多國語言。這並非潘安妮投入時間精力的研究成果，而是她無數次停留中國期間所熟知的一套「知識大雜燴」。
從事田野調查和研究的30年間，潘安妮與她研究並且喜愛的石刻造像同樣見證了時間的流逝──雕像被易地而置，遺址經重修整建；在很多情況下，曾經是雕塑背後鮮明背景的連綿鄉村和農業聚落，如今多半遭人棄置並轉型為一座座紀念公園。最近，潘安妮因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舉辦的巡迴講座，又重回中國；但時至今日，如她這般的外國人已不再是中國孩童聚首圍觀的奇異景象，反倒是中國孩童們成為了遊客爭相拍攝的對象！
圖片提供｜潘安妮（Ann Palud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