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後，療癒傷痕
清初金陵文化，蛻變新氣象！
崇禎甲申（1644）之變，是金陵文化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次年舊曆五月，金陵陷於清軍之手，金陵的清平安逸世界走到了盡頭。金陵人士有的成了貳臣、有的則成為遺民。康熙元年（1662），隨著南明政權的覆亡與鄭成功（1624～1662）的病逝，大規模的反清戰爭告一段落。如何穩定江南文士集團、實施全面統治，成為清朝文化政策的首要任務。開科取士、尊孔崇儒、徵召有著消極態度的文人，參與編纂圖書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實施，成為清廷籠絡漢族士人的重要手段，使漢族文人不再一味強調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緩和敵對情緒。康熙四年（1665），朝廷下令備修明史；康熙七年（1668），又下旨祭孝陵，以官方立場公開向明太祖朱元璋致敬。康熙二年（1663）始任江寧知府的陳開虞遵照朝廷的治國方略，主持金陵文化重建工作，康熙五年（1666），拓新牛首山弘覺寺、倡修報恩寺藏經殿及鎮淮橋；康熙六年（1667），倡修鳳台山鳳遊寺、重修府學與程明道書院，所以，時任江寧糧道的周亮工（1612～1672）嘆曰：「陳君惠政昭昭耳。」
康熙六年（1667），陳開虞主持纂修《江寧府志》，在滿漢民族衝突的背景下可以說是金陵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受到了當地文人的熱烈擁護和響應。次年，《江寧府志》刊行，是為清代首部官修的江寧府志，無疑成為宣傳輝煌金陵文化的一支助長劑。《江寧府志》共34卷，分圖紀、沿革表、疆域志、山水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科貢表、歷官表、官績傳、人物傳、古跡志、災祥志、祠祀志、寺觀志、摭佚16類。其中「圖紀」收有春秋至清初金陵城邑、山水圖17幅，及周亮工跋、高岑（1616～約1689後）繪〈金陵四十景圖〉（圖1）。
周亮工跋高岑〈金陵四十景圖〉云：「太守陳公屬蔚生圖其勝跡，蔚生抽筆得七十餘幅，刊列志首。」在題跋中，周亮工還回顧了「金陵山水，舊傳八景、十景、四十景，畫家皆圖繪」的歷程。由此可見，高岑是受江寧知府陳開虞之邀，在收集金陵歷史文化資料、研究前人金陵勝景的基礎上，精心繪製〈金陵四十景圖〉，並成為金陵勝景圖像的集大成者。無庸置疑，高岑對「金陵四十景」的形成影響最著。高岑所繪的金陵四十景具體如下：
鍾阜山 石城橋 牛首山 白鷺洲 天印山
獅子山 鳳凰台 莫愁湖 赤石磯 謝公墩
落星崗 雞籠山 棲霞寺 雨花台 憑虛閣
燕子磯 長干里 達摩洞 三宿岩 清涼寺
後湖 桃葉渡 杏花村 冶城 幕府山
神樂觀 獻花岩 青 溪 幽棲寺 東山
長橋 龍江關 靈谷寺 祈澤池 虎洞
弘濟寺 嘉善寺 天界 秦淮 報恩塔
與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圖考詩詠〉（見前文圖1）不同的是，高岑〈金陵四十景圖〉根據陳開虞《江寧府志》的地方志要求，強調地志性，以地命篇，在地名上並不作更多修飾。但就形式而言，高岑〈金陵四十景〉基本沿續了朱之蕃〈金陵圖詠〉模式，一景一圖，採取橫構圖，圖記書於畫面之上，介紹性文字簡潔扼要。這是兩者比較一致的。
呂曉在她的一項綜合性研究中，詳細考察高岑〈金陵四十景圖〉與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圖考詩詠〉的對應關係，並分析其在清初社會的特殊的政治變遷意義。在呂曉看來，高岑受委託繪製的〈金陵四十景〉不是寄託遺民情結的產物；雖然他沿用了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卻以官方立場進行改造，恰是知府陳開虞借此來樹立清朝對金陵的統治權和表彰他本人的功績；高岑〈金陵四十景圖〉因而具有濃厚的政治意涵，成為清朝統治者利用的工具。然而筆者並不認為如此，瞭解17世紀金陵勝景圖的流行與傳播，應更多地從金陵地方文化構建的角度去理解；從最初動機和實際功能來看，高岑〈金陵四十景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康熙《江寧府志》所刊金陵「風景名勝古跡」的圖說，更主要的是，其意義在於宣傳金陵地方文化，從而具有「地理志」的性質。所以，高岑〈金陵四十景圖〉是地理方志範疇下的金陵四十景之「圖像呈現」。
四十勝景，可比瀟湘八景
金陵的時尚「畫」題
後來，隨著「金陵四十景」的逐步定型，「金陵勝景圖」的創作在金陵畫家筆下變得愈來愈普遍，諸如「鍾阜晴雲」、「石城霽雪」、「鳳台秋月」、「龍江夜雨」、「棲霞勝概」、「燕磯曉望」、「清涼環翠」等皆演變成為常見題材，如同北宋以來的「瀟湘八景」模式一樣。
康熙七年（1668），樊沂創作了〈金陵五景圖〉頁（絹本設色，30.1×60厘米，上海博物館藏），原為冊頁，後改成橫卷裝裱，畫金陵五景：燕磯曉望、鍾阜晴雲、清涼環翠、秦淮漁唱、烏衣夕照，皆是金陵勝景中最經典的圖像，作風寫實，對開則有其弟樊新所書前人詠景七言律詩。
康熙廿五年（1686），胡玉昆創作〈金陵勝景圖〉冊（天津博物館藏），全冊共12開，分別畫：靈谷、燕磯、攝山、杏村、鳳台、莫愁、牛首、祖堂、憑虛、秦淮、石城。每頁本幅有畫家題寫的勝景名稱，而且對開均有遺民王楫楷書之景點圖記，柳堉書前人詠景詩一首，詩畫結合，頗有明末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圖考詩詠〉之意味。第12開右有王楫題跋，主要敘述胡玉昆、戴本孝和柳堉繪畫特色之異同，左為胡玉昆自識：「余先有金陵諸勝詩數十首，緣足跡所至，不過寫景暢我襟懷，原不記前朝興廢故典。詩人云：何少吊古意？答云：若此便多無限嘆慨。今拈十二幅，畢竟只寫我意，當令後之遊者按圖而至，遊後再閱金陵舊志可不。八十老里胡玉昆栗園。時康熙丙寅閏四月記於冶城之道院。」值得注意的是，胡玉昆署款採用了清初康熙年號紀年。由此可見，清初的「金陵勝景圖」一圖一詠的模式業已成熟。
關於金陵四十景的題材概念，我們可以取另一個例子充分證明。康熙廿五、廿六年（1686～1687）間，安徽人葉蕡實邀請吳宏（1615～1680）、龔賢（1618～1689）、樊圻（1616～1694後）、陳卓、戴本孝（1621～1691）、柳堉繪製〈金陵尋勝圖〉，後合裝成卷，吳宏畫〈燕磯曉望〉、〈莫愁曠覽〉，龔賢畫〈攝山棲霞〉、〈清涼環翠〉，樊圻畫〈杏村問酒〉、〈青溪遊舫〉，陳卓畫〈天壇勒騎〉、〈冶麓幽棲〉，戴本孝畫〈龍江夜雨〉，柳堉畫〈天印方山〉。除戴本孝〈龍江夜雨〉外，每圖都有王楫、柳堉的題詩，兩人在卷尾也有題跋。康熙四十年（1701），葉蕡實請好友程氏在卷後題跋，述及該畫的緣起。五年後的丙戌（1706）夏，葉蕡實又請王概題畫，王概在卷尾及吳宏〈莫愁曠覽〉、龔賢〈棲霞攬勝〉、柳堉〈天印樵歌〉、戴本孝〈龍江夜雨〉上題跋了五次。後來，該卷被拆分，龔賢〈攝山棲霞〉（圖2）、〈清涼環翠〉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畫上王、柳兩人題詩也被割開，流落海外。吳宏〈燕磯曉望〉（圖3）、〈莫愁曠覽〉，陳卓〈天壇勒騎〉（圖4）、〈冶麓幽棲〉，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樊圻〈杏村問酒〉、〈青溪遊舫〉與卷後的跋重新裝裱在一起，現藏南京博物院，戴本孝〈龍江夜雨〉、柳堉〈天印方山〉合裱，藏於上海博物館。圖的形式基本沿襲朱之蕃以來金陵勝景圖的圖文書寫傳統，一畫一說。
辛巳（1701）清和望日（四月十五日），黃山詩老梅民道者題跋述及〈金陵尋勝圖〉的創作緣起：「予嘗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士。或長於詩，或長於畫。或工於古文詞。作者果能精神融注，自然不可磨滅。後世診之，不啻百明理所，固有數使然也。黃實桑年翁，世本天都，家從閥閱，每共諸名下，放情山水，怡情丘壑。擇其尤者，匯成卷冊。吳子遠度，為燕磯、莫愁，使江湖靈氣，蕩於筆端；龔子半千，作清涼、攝山，碧雲紅樹，儼在目前。樊子會公，為杏村、清溪，酒旗曲水，不減當年。中正陳子，作天壇、冶城，望遠登高，如龍馳騁。戴子之龍江夜雨，柳子之天印、方山，各抒性情，備極其美，使金陵諸勝爍於目前之數公者，與予生於同時而交同好。葉子蕡實年翁謂予謂知實，囑余為跋。予與竹史、鷹阿、半畝、愚谷諸君子時時奉教，收杯倡酬，不一而足。今展玩斯卷，如見其人、其人往關其致猶存。觀其筆墨，想其風采，令人有今古之嘆。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關桑子真賢士哉！不然，何以能留藏若此也。宜汾仲、公函兩先生嘆賞，歌詠之不置也。」
柳堉題跋有云：「以金陵人藏金陵圖畫，即索之金陵佳手筆，亦一時盛事也。古人句云：『唯有家山不厭看。』雖從太白相看兩不厭中化出，然自具妙義，淡而旨耳。惟鷹阿山人一江之隔，遂不肯作金陵景。胸中筆底，亦復大別。主人既徼余畫，復徼余詩跋，不覺聽然自笑，因並識之。」
無疑，金陵畫家描繪金陵勝景，金陵人收藏金陵勝景圖已成為一種時尚，安徽人葉蕡實也慕名前來請金陵名畫家繪製「金陵勝景圖」。需要指出的是，金陵勝景圖作為一種繪畫題材，17世紀金陵畫家筆下並無絕對風格可言，每位畫家盡可展現自家面貌（圖5）。在筆者看來，金陵畫家畫金陵勝景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這與徽州畫家畫「黃山十景」、杭州畫家畫「西湖十景」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編按：對於明末清初金陵繪畫有興趣的讀者們，還可以參考《典藏．古美術》第217期：龐鷗，〈「宅」在金陵350年：清初「金陵八家扇面集錦冊」〉，頁172～183。）
參考書目&延伸閱讀：程章燦、成林：〈從「金陵五題」到「金陵四十八景」──兼論古代文學對金陵歷史文化地標的形塑作用〉，《金陵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頁67。楊敦堯，〈圖寫興亡：實景山水圖在清初金陵社會網路中意涵〉，《書畫藝術學刊》第1期，2006，頁260。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39、41。姜斐德，〈宋迪「瀟湘八景」畫題含意試析〉，《朵雲》第53集，2000，頁216～246。李珮詩，〈明亡前後金陵勝景圖像之研究──以松巒古寺為例〉，《書畫藝術學刊》第4期，2008，頁272～274。呂曉，〈明末清初金陵勝景圖研究〉，《美術與設計》，2010年第4期，頁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