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古董文物的歷史面貌時，其中最讓人感到困惑的，無疑首先是現代的文物名稱實與古代不盡相同；其次則是名詞稱呼表面相同，但其實內涵的古今概念卻未必同指一物。前者極可能是因為關鍵詞彙的斷層，而錯失上下連接文獻資料的機會；至於後者則每每因名稱的直觀反應，而陷入名同物異的混淆泥濘。研究者所面臨上述兩大難題的嚴峻挑戰，本文所欲討論的古代翡翠恰恰兼而有之。
是鳥羽？還是玉石？
物名溯源，如走迷宮
對當代人來說，提起翡翠一詞，無疑心中所意指的物類幾乎等同於產自緬甸的輝石玉。不過由於翡翠二字原是指美麗的鳥禽，如東漢許慎《說文》即載：「翡：赤羽雀也，出鬱林，从羽，非聲。」「翠：青羽雀也，出鬱林，从羽，卒聲。」也因此，古人筆下的翡翠一詞，毋寧說是多與鳥禽的彩羽形容有關，而非專指一種天然礦石。舉例來說，東漢蔡邕的〈翠鳥〉：「庭前有石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彯青。」又晉代郭璞的〈翡翠贊〉：「翠雀縻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再如唐代陳子昂的〈感遇詩〉：「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裡，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嘆惜此珍禽」等，都是最佳明證。
既然玉石觀念下的翡翠物名，乃轉借自古代具有美豔羽翅的翡翠禽鳥，那麼原產自緬甸的翡翠玉石，到底何時輸入中土？以及翡翠物名擴及緬甸玉石的概念，始自何時？以上諸題也逐漸成為各方學者研究的焦點。民初著名的地質學者章鴻釗在《石雅》一書就曾清楚指陳，漢代所稱呼的翡翠一詞，有些時候含有玉石的意思。如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含耀流英」，以及張衡〈西京賦〉：「翡翠火齊，飾以美玉」俱是他提出的文獻佐證。不僅如此，章氏又引南朝徐陵〈玉台新詠〉序文：「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之句，而進一步強調：「以翡翠對琉璃，亦當為玉類；且筆床必無以鳥羽為之者，則六朝之際，其名故猶在人間也。至唐其物已不可考……」。
章氏引經據典推測漢代中土已有翡翠的觀點，儘管一時之間猶未能有出土實物的直接佐證，但卻引來相關專家積極尋求出土證據的希冀。如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奧岩在他編著的《翡翠鑑賞》一書，即曾徵引1968年河北滿城縣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一件〈鑲嵌翡翠飾品〉，而逕稱：「至少在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國內地已經有了翡翠這種硬玉岩的使用，但數量比較少。」尤有甚者，1989年發表在《雲南文物》第六期的王錦麟〈龍陵縣發現新石器時代玉器〉一文，更言之鑿鑿地指出：「這三件新石器時代玉器（筆者按：指1988年發現在雲南省龍陵縣的三件玉斧）為龍陵縣首次發現，玉質材料屬伊洛瓦底江上游拱地區所產。」以致成為收錄在《雲南珠寶王國》中〈雲南珠寶文化淵遠流長〉一文的立論基礎，而更指稱：「這三件新石器時代的玉器質地屬伊洛瓦底江上游拱地區所產硬玉，基本色調為青白色，均經仔細打磨，器表光潔閃亮，硬度為7。玉斧玉鉞的發現，對研究龍川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將雲南人發現運用硬玉的歷史從史書記載的東漢永元九年向前推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依據。」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上述的論點似乎都難敵科學檢測的複驗。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玉器專家楊伯達的勘驗結果顯示，所謂在雲南省龍陵縣發現的三件玉斧，不僅係屬出自當地農民自行挖掘的徵集品，而且俟經雲南工業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祖恩東與李智東兩位教授，以顯微拉曼光譜儀進行鑑定後，最終已證實三件玉斧的材質不是翡翠、而是藍晶石。另外，前述漢代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鑲嵌翡翠飾品〉，亦經河北省民俗博物館館長常素霞的多次目驗，也認為該飾品應是和闐軟玉，而非翡翠硬玉。其實章鴻釗所引南朝徐陵〈玉台新詠〉序文：「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而謂「以翡翠對琉璃，亦當為玉類」的說法，從修辭上來說，「琉璃」、「翡翠」或只是形容詞而非專屬物名；更何況觀諸古代正史，既沒有西南少數民族進貢翡翠的記載，而且倘若漢代真有使用翡翠玉石的史實，何以許慎的《說文》竟能隻字未提翡翠與玉石的關聯？又如果漢代真有翡翠玉石，然則彼時之人是否就逕稱為「翡翠」一名？此也頗值得思考。總之，筆者以為，在還沒有證據確鑿的出土實物被發現之前，論說漢代或之前中土已有翡翠玉石的琢製陳述，還是態度審慎一些為好。
文獻史料的蛛絲馬跡
宋代以前的實物，猶未出土
漢代以前輝石玉材是否已為中土所用，截至目前為止雖仍是一團有待解開的迷霧。但宋代歐陽修在《歸田錄》的一則記載，卻清楚透露了「翡翠」一名與玉石的聯結。該書載：「余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川時以示僚屬，坐有真宗朝老內臣鄧保吉者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杯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研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只是也令人納悶的是，根據楊伯達的考證，當時無論是蒲甘王國（即今緬甸）、或與其毗鄰的南詔王國、乃至後來取南詔而代之的大理國等，不僅其來貢的方物中均不見翡翠一物，甚至就連宋代的考古實物也始終未見翡翠的出土蹤跡。儘管歐陽修的說法並非孤例，如周密《武林舊事》亦曾有相關記載，即：「再入坐，太上宣索翡翠鸚鵡杯，官里與皇后親捧杯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可以屑金。就以為賜』。」
面對文獻史料與出土實物無法順利連結的詭譎現象，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只能是：出自緬甸的翡翠或許晚至宋代之際，仍沒有大量進入中土，而且即便偶有緬甸玉石貿易輸入中土，它的名稱也未必就一定叫「翡翠」。換句話說，歐陽修在《歸田錄》所提及的翡翠，是否就能等同於現代觀念下的翡翠，一方面既欠缺直接證據；另一方面，假設歐陽修所言的翡翠就是現代概念下的輝石玉，但彼時翡翠是否已蛻變成單指輝石玉的專有名詞？其實也相當值得懷疑。舉例來說，生存年代比歐陽修稍晚的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提及他與丈夫趙明誠，為從事金石圖書的蒐集而節衣縮食的情景，乃至有「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的感嘆，其中「首無明珠翡翠之飾」的「翡翠」一詞，在筆者看來其實就顯得意義模糊，它到底是指鮮麗的翠羽之飾，抑或是指鑲有翡翠玉石的頭飾，恐怕在不同學者的眼中，也會有眾說紛紜的結論吧。
職是之故，倘若吾人將觀察視點略做微調，再度檢視宋代文獻記載所云出自南詔或大理的碧玉，是否可能就是今人認知中的翡翠，也就相當令人期待。而上述的假設也並非憑空杜撰，例如玉器專家楊伯達即曾引明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言：「潘生一桂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覓碧玉，潘苦之，故屢屢避客。」由於緬甸並沒有生產碧玉，而古人也往往將青綠色逕稱為碧，故知緬甸所生產的碧玉或有可能是翡翠，儘管徐霞客也曾以「翠生石」稱呼翡翠，不過截至清代雍正年間，內廷的檔案文書稱呼由雲南巡府進貢的玉石（即翡翠）為「永昌碧玉」，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永昌位於滇西，與緬甸毗鄰；永昌雖不產玉石，但彼時翡翠產地拱隸屬雲南永昌府騰越廳，因此以永昌加冠在物品之前，方便與其他地區的方物區別，自然也是合理的舉措。事實上，清宮造辦處的檔案，不僅有「永昌碧玉」的稱呼，同時也不乏有諸如雲玉、永昌瑪瑙等類似名稱。除此之外，乾隆元年的《雲南通志》也曾有：「舊志載於永昌物產內，蓋因其由永昌而來，實未其考所自出，姑存其名」的記載。種種跡象顯示，永昌碧玉就是緬甸翡翠應該沒有疑義；果真如此，那麼宋代史料中，蒲甘王阿奴律陀獲自南詔的碧玉佛像，乃至大理國兩次進貢的碧玕山等，或也可能是翡翠了。
慈禧老佛爺最鍾情
清中期以降，漸受貴冑重視
宋代的翡翠是否可以完全等於現代的翡翠，受限於出土實物的直接佐證，以致玉石界的各種研究成果頂多只能算是一種推測。但進入清代以後則不然，這是因為兩岸故宮不僅皆藏有清宮舊藏的翡翠實物，而且清宮造辦處檔案也不乏有關翡翠的記載；換句話說，清人眼中的翡翠能等同於今人觀念下的翡翠，誠然絕無疑義，只不過由於乾隆年間因擁有源源不絕的和闐美玉，宮廷玉作向以和闐美玉為最優先的徵選標的，因而翡翠真正受到重視，恐怕已是清代中晚期以後的事了。成書於乾、嘉之際的《微草堂筆記》，作者紀曉嵐在該書的〈姑妄聽之〉一節即曾載：「記余幼時，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鴨犀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據此推論，英人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所指出：「在18世紀以前，中國人並不知道硬玉（翡翠）這種東西。以後，硬玉才從緬甸產地經雲南輸入中國」的觀點，似乎也算是有所本的客觀陳述。
至於緬甸翡翠最早進入清宮內廷的記錄，楊伯達以為是雍正十一年雲南巡撫張允隋進貢的永昌碧玉為最早。不過筆者卻於雍正七年的造辦處玉作檔案，檢索出更早的記載，而且該條文獻所使用的名稱已然明確使用翡翠石，而非永昌碧玉。茲錄於下：「九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傳做梳子、篦子、抿子、刷牙等九件，內有應雕刻者刻壽意、應鑲嵌者鑲嵌，以備怡親王福晉千秋用。壽意象牙鑲嵌紫檀木帽架二分、各式石盒硯九方。象牙松鹿臂格一件、牛油石雙喜墨床一件、牛油石雙圓香蝶一件、瑪瑙松椿花插一件、瑪瑙佛手式水盛一件、翡翠石荷葉式筆洗一件、天然瑪瑙陳設一件。洋漆長方匣、洋漆斧式匣配得綠石硯二件。」根據以上的資料推論，也許翡翠進入內廷的時間還會更早，不過自雍、乾以後，翡翠出現在造辦處檔案機率已逐漸變多，因此到了晚清之際，受新疆貢玉不如以往順暢與慈禧太后高度鍾愛的雙重影響，翡翠終成為可以與和闐玉一較高下的帝王級玉材了。
晚清慈禧太后屢屢向各海關與織造索貢翡翠，雖已造成各衙門的沉重負擔，如某次傳淮安關辦理綠玉活計，包括綠玉竹節鐲子三對、綠玉雙喜字耳挖式小長簪一隻、綠玉雙喜字耳挖式長簪六隻、綠玉雙喜字鉗子二對等在內的翠玉飾品，其花費就高達白銀3萬9,994兩。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響所及，晚清的王公大臣也爭相以擁有翡翠珍寶為貴。如慈禧的寵臣榮祿、乃至近侍李蓮英，就曾分別擁有令人垂涎的〈老坑玻璃種翠玉荷葉別子〉與〈老坑玻璃種翠玉扳指〉等翡翠佩飾。有關晚清貴冑迷戀翡翠的情景，晚清文人唐榮祚在《玉說》一書亦有精彩的形象描述，該書載：「禁苑臣翡翠之瓜；上方蓄像生之菜。瓶、盤、碗、盞，庭敞華筵；璫、珥、釵、環，日親方澤。佐冠裳之制度有翎管與朝珠；壯配飾之觀瞻得搔頭與扳指。筆床、筆筒耀奇彩於文房；煙管、煙壺增豪華之享用。約臂夸雙釧之富價逾千金；纏腰榮一祚之鉤亦數百兩。十八子是羅漢之數，富麗當胸；兩頭忙為挽髻之簪，榮華冠頂。他如配朝珠之背墜、佛頭、嵌首飾之花心、蝶翅，物雖微細，惟色豔之足珍；品既高超，自連城之是寶。此即山川靈秀之獨鍾，而為今日豪華之賞玩耶。」據此管窺，晚清的奢華裝飾，簡直已到了非翡翠不言貴的地步了。
以雕工、種頭鑑別為佳
市場行情、居高不下
有關翡翠的市場行情，早自它受王公貴族追捧的伊始，價格就已不菲。所謂高檔的老坑玻璃種翡翠，一般講求綠色均勻與水頭飽滿。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描述：「玉自南金沙江來，昔為騰越所屬，夷人採之，估客隨意貿之，運至大理及滇省，皆有作玉坊，解之見翡翠，平地暴富矣。」其中「解之見翡翠」就是指璞玉原石的翠綠質地，換句話說，一塊外表不甚起眼的璞玉原石，如果剖開之後，裡面含有水頭飽滿的翠綠質地，那麼它的市場價格也就頓時水漲船高，而擁有它的主人自然也能一夕暴富。又根據光緒末年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所載，彼時一件質地精良的翠玉扳指或翎管，其價格已臻萬金之譜。除此之外，民初之際的上海聞人杜月笙，據說也曾花費4萬元大洋購得一對滿綠的翡翠手鐲，轉送給蔣宋美齡。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了翡翠價格自晚清以來就已居高不下的事實。
再以近五年國際拍賣市場的翡翠成交結果，重點說明翡翠收藏品的最新價格行情。不過必須強調的是，以下所列計的翡翠標的主要以翡翠珍玩為範疇，並不包含珠寶概念的翡翠飾品。2007年至2011年出現在國際大型拍賣公司的翡翠成交作品大約有116組件，如果從年度的成交件數觀察，也就是2007年的十件、2008年的13件、2009年的15件、2010年的30件、乃至2011年的48件，翡翠收藏市場可謂呈現逐年穩定成長的格局。又如果從翡翠作品的類別觀察，那麼翡翠陳設擺件又明顯多於小件佩飾，如2011年的48件成交作品中，爐瓶類的陳設擺件就占了30件，立件的觀音陳設也有十件，而隨身小型佩飾珍玩則只有八件。至於翡翠作品的個別價格，一般只要種頭好、成色佳，無論小件配飾或者大型擺件，它們的市場價格不僅絲毫不遜於清代白玉，而且往往還遠遠高出許多。舉例來說，同樣是清代帶鉤類別，2010年香港蘇富比曾以22.5萬港元拍出一件〈白玉螭龍帶鉤〉，如此行情對白玉帶鉤來說已算高昂，但類似造型的翡翠帶鉤（事實上它的具體尺寸還比上述白玉帶鉤短近6厘米），在同年的中國嘉德春拍卻高達人民幣67.2萬元。不僅如此，翡翠的價格高低除了雕工的先決條件必須精細外，本身質地的嬌綠勻淨與否也大大影響它的市場行情，如2011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一對種頭極佳的19世紀〈翡翠鏤雕螭龍帶鉤〉，最後的成交價即高達3,426萬港元。
巧合的是，另一件類屬陳設擺件的清晚期〈翠玉雙活環耳蓋爐〉，2010年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也以3,426萬港元的高價成交，而另一件清乾隆〈翡翠浮雕夔龍紋雙耳龍鈕方鼎〉，同年在北京匡時春拍的成交價也高達人民幣1,960萬元。上述列舉拍賣市場的高價翡翠標的，旨在說明高檔的翡翠藏品，其實市場價格早已高於清代白玉；但筆者猶想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市場上標明乾隆年製的翡翠作品，十之八九可能都不是18世紀的作品，換句話說，鑑別翡翠作品的市場價格，最好還是回歸雕工與種頭的基本條件是否能臻上乘，至於年代的高低，還是暫時只作參考為宜。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