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鐵斑──「天龍寺手」飛青磁花生

翻譯︱林容伊（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

From安宅Collection

國寶〈飛青磁花生〉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設立於1982年11月，是為了紀念住友集團21社捐贈世界知名的「安宅收藏」（註1）約1,000件中、韓陶瓷一事。今年適逢開館30週歲，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由最初近1,000件的安宅收藏（包含兩件日本國寶、12件日本重要文化財）開始，隨後展開以捐贈品為主的收集，館藏現已增加至4,000餘件，成為擁有世界一流傲人質量、名實兼具的東洋陶瓷收藏。關於被日本國家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的作品，稍後增加了東畑謙三捐贈的元代〈青花牡丹唐草文盤〉，目前共有兩件國寶與13件重要文化財（見【表一】）。此外，尚有以日本陶瓷、李秉昌收藏的韓國陶瓷、堀尾幹雄收藏的濱田庄司作品、高田早苗收藏的波斯陶器、沖正一郎收藏的鼻煙壺、鈴木正男捐贈的淺川伯教資料等捐贈品為中心進行收集，讓收藏的面向日漸寬廣。儘管如此，作為本館藏品核心的依然是安宅收藏的中國陶瓷144件與韓國陶瓷793件，而且其價值仍日益高漲。安宅收藏的中國陶瓷，比起韓國陶瓷數量較少，然而內容卻奉行「少數精銳主義」（註2），館藏國寶、重要文化財等日本國家指定作品中大半皆為中國陶瓷的情形，也標誌了這個現象。以此為基礎，安宅收藏的中國陶瓷，吸納了由漢以降，至唐、宋、元、明等各時期代表作的一級作品，因而得到世界讚譽；有意見指出，這群收藏品的特色為：「20世紀以降，中國陶瓷史的主流初現以後，從這個收藏正得以窺見此再建構的美學價值體系中，中國陶瓷的特質。」（註3）

21世紀的今天，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而起的建設熱潮，與國家性的戰略性文化政策等背景，中國境內考古學發掘相繼有重要的發現。陶瓷相關作品的研究現況亦然，窯址的考古發掘，以及各地墓葬、遺跡出土品等新發現，以迅猛的態勢持續著，一步步扭轉過去對中國陶瓷史的認識。但反過來說，也意味著即使到今天，中國陶瓷史未能解決的問題仍舊非常多。新資料的增加與新的認識，當然有助於對館藏中國陶瓷的年代、產地、定位等，作更進一步地澄清；而持續不懈的研究成果，就結果而言，也可說提升了館藏品價值。

本系列文章將立足於近年考古發掘與研究動向的基礎上，選取本館中國陶瓷收藏中具代表性的作品，配合攝影家三好和義新拍攝的照片，介紹其中的意義與魅力。值得紀念的第一回，即是國寶〈飛青磁花生〉（圖1）。

傳入日本＆命名

豪商鴻池家的至寶

國寶〈飛青磁花生〉是透過江戶時代的大阪豪商鴻池家傳入日本。事實上，鴻池家的〈寬政三年（1791）道具改帳〉（鴻池合資會社收藏）中，即有「飛青磁」的記載。（圖2）遺憾的是，關於它是何時被鴻池家收藏等流傳的詳細情況，並不明瞭。在此之後，它轉入九州煤礦商的收藏，又於昭和四十一年（1966）由安宅產業株式會社購得，並成為安宅收藏中最初被指定為國寶的作品之一。（註4）這件〈飛青磁花生〉是在昭和二十七年（1952）由國家文化財保護委員會指定為國寶的。（圖3）附帶一提，包含本館另外一件國寶〈油滴天目茶碗〉在內，現在日本國內經指定為國寶的中國陶瓷共有八件。（註5，另見【表二】）

器身散布鐵斑紋的元代龍泉窯青瓷，在日本被賦予「飛青磁」之名，向來備受珍視。雖然關於日本何時開始使用「飛青磁」這一名稱並無定論，但從其在前述鴻池家〈寬政三年（1791）道具改帳〉裡出現可知，江戶時代後期便已經使用此名稱了。在日本，傳統上以茶人為中心而形成特殊的分類方式相當知名，即便是對輸入的中國陶瓷，也賦予它們獨特的日本名稱，如「古染付」、「祥瑞」、「南京赤繪」、「吳須赤繪」等，這種情形並不少。同樣地，日本境內為數眾多的龍泉窯青瓷，大致也被區別出「砧手」（主要為南宋時期的粉青色青瓷）、「天龍寺手」（主要指元明時期的青綠色青瓷）、「七官手」（明末到清的青瓷）等廣為人知的分類。這些是從茶人與鑑賞家們的經驗和鑑定中而產生之關於時代、特徵的粗略分類，對於區分日本有限的傳世作品而言，可以說相當合理。將「天龍寺手」中具有鐵斑紋的青瓷喚作「飛青磁」，當然也是日本獨有的稱法。為陶瓷取特殊的名稱，就和茶人們會為愛用的茶道具添上與作品特徵或來源相關的銘文一樣，是根源於日本喜愛賞玩陶瓷器的文化。雖然「飛青磁」一名的正確由來不明，但很可能是出自鐵斑「飛散」於青瓷之上，或者青瓷上的鐵斑看似經風吹捲而翻飛的「飛雲」一般的緣故吧。

另一方面，在日語中，「花生」指的是用來插花裝飾環境的花器，同樣是日本特有的稱法，也可稱作「花入」。「花入」的稱法較為古老，在現存最早的茶會記、由奈良富商松屋家的三代編纂的《松屋會記》裡，從弘治三年（1557）開始，便出現關於「花入」的記述。（註6）至於「花生」此名稱，除了桃山時代由神谷宗湛（1551～1635）撰寫的茶會記《宗湛日記》中有特別的記載之外，一般認為要到江戶時代的元祿年間（1688～1704）起才普遍使用。（註7）在日本，由於鐮倉時代末至室町時代前期的14世紀興起的「唐物趣味」（註8）大為盛行之故，以國寶「飛青磁花生」為起頭，日本收藏的中國陶瓷傳世品也因為「唐物趣味」所形成的美感與價值觀，超越時空傳承下來。室町時代後期成書的《祭禮草子》（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裡，描繪了在書齋廳堂內欣賞插花作品的場景，花插置於並排擺放、似是銅器與青瓷材質的花瓶之中。（圖4）由此可知，國寶「飛青磁花生」正如其名，在日本是放置於茶道的茶室、武家與公家的書齋中，作為裝飾的花器之用。

〈飛青磁花生〉的特徵

黃金比例玉壺春

國寶〈飛青磁花生〉以一般所謂的「玉壺春」為器形，器身比例仿照其黃金比例，展現安定與優美的丰姿。略略渾圓的口緣，以及從頸部以下至器腹，柔和已極的曲線，是這件作品最先擄獲觀者心神的強大魅力所在。再者，元代龍泉窯青瓷所特有、帶著明亮青綠的釉色，不同於南宋時期的粉青色，可以說接續了後來明初龍泉窯官窯瓷器常見的碧綠色。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作品最大的特色，是施作於各處的鐵斑紋。包含口緣內部與圈足側面在內的器外部，共計23處（口緣內部三、口緣二、頸部三、肩腹七、近底處四、圈足側面四）施有鐵斑。從肉眼上對本作品的檢驗，以及觀察其他鐵斑紋青瓷破片斷面，鐵斑明顯施作於釉上的例子可知，這些鐵斑應為釉上彩。所有的鐵斑看來都是以筆沾取鐵汁點就，除了圈足部分的一處之外，基本上各處鐵斑都是由混雜在一塊的兩個斑點所構成。鐵斑的大小、形狀、與流淌情形千差萬別，予人偶然的意趣。然而鐵斑整體絕妙的布排與構成，並非只是任意為之，而是靠著經驗的加持，從中可以窺見熟練的技術與美感。

鐵斑紋一方面襯托出青瓷的釉色，同時本身也成功形成高妙的裝飾效果。由此可見，鐵斑紋所促成的裝飾效果是刻意營造的。「飛青磁」的作品中，也有裝飾過多的例子，但整體而言，被視為傳世名品的作品，青瓷釉色與鐵斑的調和都取得絕佳的平衡，這點也正是「飛青磁」的美感來源之一。關於鐵斑的布排，更有趣的是圈足外牆上的四處圓形鐵斑裝飾。這些鐵斑不同於其他裝飾，顯然是刻意做成圓形，雖然不知其中的原由，但十分近似南宋官窯等窯所出瓶類作品上的圓孔。此外，若將這些位於圈足足牆上的鐵斑之一視為正面，即可以看到包含鐵斑布排在內的整體姿態，呈現出最美的模樣，而這可能並非單純的偶然。這個圈足的鐵斑，正恰似標示正面性的記號。

另外，圈足邊緣呈現紅褐色，也是國寶〈飛青磁花生〉不容忽略的一點。圈足的接地處起往上約5毫米左右，釉被刮除，露出胎體，又因氧化之故，露胎部分呈現鮮豔的紅褐色。圈足周圍的紅褐色，與青瓷明亮的青綠釉色和鐵斑的褐色，形成優異的色彩對比，為外觀增添了安定感與特色。另外，圈足內施釉，並於中間部分鏇削出一個圓形。雖然鐵斑的作品裡沒有相同特徵的例子，然而浙江省泰順縣窖藏出土品（註9，圖5），與四川省重慶忠縣窖藏（註10）的出土品中，都可見到同類作品，很可能是由同一窯場所生產。（註11）

本件國寶〈飛青磁花生〉的同類作品，已知有瑞士鮑爾東方藝術館藏品（The Baur Collection，圖6）、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美術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所藏之尤摩弗帕勒斯舊藏品（Eumorfopoulos Collection，圖7）、以及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的日本私人藏品（註12，圖8），共計三件。物件高度上，除了日本私人藏品略低之外，每件作品都與國寶〈飛青磁花生〉相去無幾。此外，鮑氏東方藝術館藏品與國寶〈飛青磁花生〉相同，圈足周圍可見鐵斑，不過其他兩件則無。再者，圈足足牆露胎部分赤褐的火紅色也只見於鮑氏東方藝術館藏品。總的來說，本館的國寶〈飛青磁花生〉在同類品中，又以和鮑氏東方藝術館藏品的共通性為最高。然而客觀而言，從整體的造型、釉色、鐵斑的布排、尺寸、色調、以及底部紅褐色的色調等來看，全體的調和要以本館藏品為最，確確實實可說是「完美」的作品。

日本傳世＆出土「飛青磁」

限定版的鐵斑裝飾

前述的鮑氏東方藝術館藏品，據傳原為日本的傳世品。從現存「飛青磁」的優秀作品幾乎皆為日本傳世品，可以窺知「飛青磁」在日本數量眾多，且受到重視。其他如財團法人石橋財團（石橋美術館）所藏的重要文化財〈飛青磁花生〉（圖9），以及伊勢文化基金所藏（伊勢收藏）（註13）的重要文化財〈飛青磁柑子口花生〉（圖10），也足以說是「飛青磁」的代表作。石橋財團藏品為筑前（現福岡）藩主黑田家傳世的作品，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大衛德基金會舊藏有同類作品，該作品也是日本酒井家的舊藏品。伊勢收藏品的同類作品，於福井縣一乘谷的朝倉氏遺跡出土（註14，圖11）。另外，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沿海發現的所謂「新安沉船」（元代的中國船）中，也出水了「飛青磁」，從報告與圖版來看，現在已確認有七件。

新安沉船為元朝至治三年（1323）自廣元（寧波）出港，航向日本博多的途中，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海域沉沒，由貨物中的木簡書有「東福寺」的墨書，可以明白運載的是輸往日本的貨物，此發現為思考「飛青磁」輸入日本的流通路線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因此，將新安船上的飛青磁納入與日本有關的「飛青磁」來思考，應該不至於有誤。至於圈足內部鏇削及圈足露胎處的火紅色等特徵皆與國寶〈飛青磁花生〉有緊密共同點的泰順縣窖藏出土品，雖然有意見指出，其年代可能比新安沉船的龍泉窯青瓷要晚一個階段（註15），然而國寶〈飛青磁花生〉的年代應該不會離新安沉船的1323年太遠，目前將其定為14世紀前半可能較為妥當。

此外，若考慮到新安沉船發現超過1萬件的龍泉窯青瓷當中，「飛青磁」的數量可謂極為稀少。而中國至今經報導出土「飛青磁」的數量絕對稱不上多，元代龍泉窯以鐵斑裝飾的青瓷，很可能是少數限定的作品。因此，從日本的傳世「飛青磁」優秀作品，與以日本為運送目的地的新安沉船出水的「飛青磁」，來推論「飛青磁」是專為日本市場而生產的，或者是經日本特意選擇而輸入的，都還言之過早。目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日本境內擁有一定數量的「飛青磁」，並且與其他龍泉窯青瓷同樣受到珍視。雖然日本所見的龍泉窯青瓷幾乎皆為貿易商品，然而以國寶〈飛青磁花生〉為首的日本傳世龍泉窯青瓷名品，不僅僅是作為日本人鑑賞眼光的一種見證，也可說是展現龍泉窯青瓷高深藝術造詣的貴重作品。

註釋：

註1：安宅收藏，為日本戰後十大商社其一的安宅產業株式會社，以企業為身分所進行的收藏。蒐集品必須經過前董事長安宅英一的親眼鑑定。安宅收藏形成的詳細情形請參考以下書目：伊藤郁太郎《美の獵犬 安宅コレクション余聞》，日本經濟新聞社，2007；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展圖錄》，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7。

註2：林屋晴三，〈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展圖錄》，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7。

註3：出川哲朗，〈中国陶磁の特質と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展圖錄》，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7。

註4：註1伊藤郁太郎《美の獵犬 安宅コレクション余聞》，頁176。

註5：此資訊來自日本文化廳網站之國家指定文化財等資料庫（http://www.bunka.go.jp/bsys//searchlist.asp）。另外，現在日本的國寶、重要文化財的指定文化財制度，源自於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起實施的「文化財保護法」。

註6：赤沼多佳，〈花入〉，《茶道聚錦10 茶の道具（一）》，小學館，1986，頁70。

註7：竹內順一，〈【花入】解說〉，《角川日本陶磁大辭典》，角川書店，2002，頁1115。

註8：「唐物」是日本特有的稱呼，意指中國傳入的美術工藝品，隨著中國禪宗文化的引入，「唐物」作為茶具，以及裝飾武家、公家廳堂的「室禮」道具──在日本稱為「具足」，漸漸受到上至將軍、下至武家與公家之間的珍視，參考矢部良明，〈【花入】解說〉，前註7《角川日本陶磁大辭典》，頁347。其中，仿古代銅器的青銅器（「胡銅」），與以龍泉窯為首的青瓷花瓶，都是14世紀唐物趣味的代表作品。矢部良明《茶道具の世界9 花入》，淡交社，2000，頁128～134。

註9：金柏東、夏碎香，〈浙江泰順源帶窖藏瓷器〉，《文物》，1986年第1期。

註10：《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0 廣東 廣西 海南 四川 重慶 香港 澳門 台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版211。

註11：有意見指出，關於本件作品圈足內部的鏇削，和圈足露胎處紅赤褐的火紅色，都是元代龍泉窯最高級作品的共通特徵，此看法十分有趣。森達也〈宋．元代窖藏出土陶瓷と龍泉窯青瓷の編年觀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第21卷，2001，頁35。

註12：該件作品於1933年（昭和八年）6月26日大阪美術俱樂部舉行之第一回雙軒庵（松本松藏氏）展覽競標會中，以5萬3,000日圓拍出，參考瀨木慎一《東京美術市場史》，東京美術俱樂部，1979，頁67。兩年後的1935年4月30日受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現為京都府的私人藏品。

註13：伊勢收藏為伊勢文化財團代表理事伊勢彥信的收藏，最近其收藏的中國陶瓷於石川縣立美術館展出，參考石川縣立美術館《幻のコレクション中国陶磁名品展──イセコレクションの至宝──》，石川縣立美術館，2012。

註14：朝倉氏為日本戰國大名（編按：諸侯）紛立的15世紀末至16世紀末「戰國時代」統治越前國的大名，一乘谷為其城下町。

註15：見前註11，森達也，〈宋．元代窖藏出土陶瓷と龍泉窯青瓷の編年觀について〉，頁33～36。

國寶（2件）

重要文化財（13件）

【表二】日本境內經指定為國寶的中國陶瓷 製表者／小林仁

圖片提供｜小林仁（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

作者｜小林仁（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