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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下排──鑄古融今一大千,山水縱逸仕女妍劉丕基舊藏現身香港保利首拍

上排下排──鑄古融今一大千,山水縱逸仕女妍劉丕基舊藏現身香港保利首拍

鑄古融今一大千,山水縱逸仕女妍劉丕基舊藏現身香港保利首拍
張大千〈秋林蕭散圖〉,設色紙本立軸,120×65.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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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畫家要形成自己的風格,不僅要師今人、師古人,更要師造化,兼效百家。此外更要能臨摹、善觀賞、博取古今之長,然後乃能立意創作,立一家之畫,成一家之言。這番道理人人都懂、古今皆然,但真能做到者卻寥若晨星,張大千(1899~1983)天資聰穎,勤奮力行,以深厚傳統中國書畫根柢為基礎,畫藝出入古今中西、卓絕精到,故能兼擅山水、花鳥、人物、走獸等各類畫科,為20世紀以降的近現代書畫藝術開創新局,非但堪稱佳例,更無愧「五百年來一大千」之美譽(徐悲鴻語)。大千在世畫名遠播,達官顯貴、仕紳望族無不以收藏其作為生平樂事,時至今日更是萬金難買、一作難求。此處五件大千作品俱為20世紀滬上以收藏知名的愛國實業家劉靖基其胞弟劉丕基所藏,均係一時之選,兼之全數為首次在藝術市場上現身,誠屬難得。

劉丕基舊藏.首度面世

劉丕基,江蘇常州人。1930年,劉國鈞創辦大成紡織染公司,找來劉丕基擔任廠長,其兄劉靖基為經理一職。在劉氏兄弟的經營努力下,短短數年間公司的經濟規模成長八倍,一時蔚為商業美談。爾後兩人不但率先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培養專業人士,追隨同業前輩,致力於「實業救國」之理想,堪稱20世紀中國的楷模企業家。兩人從事實業之餘,也多與海上、江南等地的仕紳雅士、書畫名家相交甚篤,進而投身書畫收藏之列,如劉氏家族所收宋元明清古畫以迄近現代書畫名家之作逾千,可謂量多而質精,與20世紀前半葉名動一時的吳湖帆、錢鏡塘、龐萊臣、潘達于等人各有千秋、難分伯仲。1980年6月,劉靖基更將宋張即之〈待漏院記卷〉、宋吳琚〈五段卷〉、元王蒙〈天香深處圖軸〉、元倪瓚〈六君子圖軸〉、元朱德潤行書〈田園雜興詩軸〉等40件古代書畫精品捐贈予上海博物館,傳為美談;1982年館方更大規模舉辦「劉靖基同志珍藏書畫展覽」,競睹者眾,足顯其收藏分量之重。而劉丕基除了在其兄的影響下,與謝稚柳、潘伯鷹、陳巨來、章士釗等名士亦常相往來,雖未如其兄戮力收藏,眼界自也不低。

張大千〈仕女執梅〉,設色紙本立軸,126.4×46.4厘米。
張大千〈仕女執梅〉,設色紙本立軸,126.4×46.4厘米。

眾所皆知,大千早年習畫山水主要取法八大、石濤、石谿、漸江,一路上溯至五代董源、巨然等,畫寫意花卉則主要學習徐渭、陳淳。而在仕女人物畫方面則汲取唐寅、吳偉、費丹旭等人筆法,由此打下基礎,入文人書畫風格之堂奧,並以清新俊逸的特色建立其畫壇聲名。後來得特殊機緣遠赴敦煌考古,研習古代壁畫,使其畫藝得以上溯北魏隋唐的精麗高古,發展出此後氣象恢弘、格局深廣的藝術偉業。劉丕基所藏這五件大千作品完成時間多落在敦煌之行前後,足以提供比對其創作風格變化轉換的絕佳機會。

根據張大千自言,他「最早學習的是人物,後來才改學山水。」從風格上來說,開始先受到海派畫家任伯年的影響,而後一則上追陳老蓮,走向工筆高古的風格;另則大約在1920年代後受華喦、張風影響的簡筆飄逸風格,直到1935年以前,大抵不出於此。後大千上溯明人,受到董其昌山水畫體系論的影響,而發展出自己壯年以前的人物畫體系論點:「顧長康(愷之)畫,世已無傳,吳道玄、閻立本間有刻石,尚可想像典型,李龍眠、趙漚波、張叔厚、唐子畏、仇實甫、張大風、華秋岳,皆一家骨肉,面目雖異、神理自同,故畫人物,當從此入,不得強分派別也。」這一論調,或可大略代表大千赴敦煌前對人物畫的看法。

大千仕女畫.獨樹藝壇

張大千〈番女掣厖圖〉,設色紙本立軸,108.6×73厘米。
張大千〈番女掣厖圖〉,設色紙本立軸,108.6×73厘米。

如要在人物畫中再加細分,大千仕女畫無疑最受藏家青睞。如大千畫壇好友于非厂評點其畫曰:「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為畫道人讚賞,謂能大膽別創新意……他畫的美人兒,少女是少女,少婦是少婦,而且少女美與少婦美,都有顯然的區別。」因而大千更有「張美人」的稱號。在造型上,大千早期沿襲清末的纖弱裊嫋風尚,自敦煌歸來後,造型上出現很大改變,不但仕女髮型、衣飾都以歷代壁畫供養人像作為依據,仕女面容轉趨豐腴美豔,體態閒適而自然大方,強調舉手投足間的神韻掌握,並多用鐵線描法、設色豔麗,有血有肉。張大千曾對江兆申說:「人物畫到了盛唐,可以說已達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敦煌佛洞中有不少女體菩薩,雖然明知是壁畫,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他又說:「一般人研究敦煌畫,著眼點都集中在佛像上,其實供養人像卻非常重要。因為男供養人都是對人寫像,女太太們雖然不便面對畫家,但當時的衣飾總是不會錯的。而時代鱗比、秩序井然。要了解人物畫的斷代問題,這是唯一可靠的資料。」故有識者云,自敦煌歸來的十餘年間,是大千仕女畫的高峰。

此處所見〈仕女執梅圖〉未署年款,但從畫風及題款來看,當屬大千1930年代早期所作。畫中女子柳眉細眼,微帶笑意,全身披穿紅衣,衣衿線條清潤柔媚,肩若削成,體態弱不勝衣,雙手籠袖,右手執一支雪梅,以狀寫其冷。整件運筆有轉折虛實,以表現陰陽凹凸,而女子眼神尤其顧盼生姿,雖仍是費曉樓、改七薌等一路作風,卻在神韻上尤有勝之,足見大千浸淫於先賢之功深。

張大千〈麻姑〉,設色紙本立軸,91.5×43厘米。
張大千〈麻姑〉,設色紙本立軸,91.5×43厘米。

1940年代初期,張大千遊歷甘肅、青海一帶,深為邊疆民族婦女華美的服飾所吸引,迄自敦煌歸來的1940年代中期,他憑著當初所留下的速寫與記憶,完成了一系列以番女為主角的創作,使他極有可能是中國近現代畫壇中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畫像的畫家。中國書畫藝術史家傅申於1991年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沙可勒(Sackler Gallery)美術館策劃「血戰古人──張大千的繪畫」(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中展出的、完成於1945年的〈番女黑厖圖〉,題款中交待了此系列創作的緣由始末:「往於青海三角城,見此西番二姝當欲寫之未果,頃始追憶為此。」其中幾件更有數本傳世,不難想像大千對此一題材的鍾愛。舉例來說,畫一名邊疆女子拉住黑厖的〈番女掣庬圖〉即可見到數本,例如香港蘇富比1990年5月17日「中國書畫」拍場編號119拍品(估價30萬~50萬港元,成交價125萬港元)、同年出版的上海《朵雲軒藏畫選》圖號68等。另如刊於《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圖號20〈番女醉舞圖〉(1943年作)、同時著錄於《血戰古人──張大千的繪畫》、《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的〈番女黑厖圖〉(約1946年作)與香港蘇富比2000年5月1日「中國書畫」拍場圖錄封面作品〈蒙藏二女圖〉(1943年作,估價250萬~350萬港元,成交價257萬4,750港元成交)等,都是在同一基礎上完成的精彩作品。

此處所見之劉丕基舊藏〈番女掣庬圖〉題款表明完成於「甲申嘉平」,即1945年,與「血戰古人──張大千的繪畫」中展出的〈番女掣庬圖〉如同雙胞,兩件差異微乎其微,只在題款上略有不同。劉氏所藏之本題曰:「番女掣庬圖。甲申嘉平。大千張爰。」後一件所題則為:「番女掣庬圖。甲申嘉平月。蜀郡張爰大千父。」鈐印兩方亦均相同,顯見成畫時間相當接近。畫中描繪兩站立的邊疆民族女子、一頭嗅聞地面正欲前行的西藏獒犬以及拉緊成對角線的狗鏈,使畫面極具動感。此外,兩名女子袖長過膝、袍長過腳的藏袍,穿時繫腰袒右臂,而衣領邊,袖口和衣襟外用細皮毛鑲邊,則可能是在喜慶節日時特別講究的穿著;頭戴藏族的「金絲帽」,足踏半尖藏靴,腰繫色彩斑斕的圍帶等細節皆被畫家考究如實刻畫出來,顧盼生姿、靈活動人,展現了邊疆少數民族女性的獨特風情,均顯其觀察之細與過人才氣。

「麻姑獻壽」題材在中國人物畫中雖相當普遍,但大千筆下並不算多見。此處所見〈麻姑〉完成於1944年夏日,題款曰:「裊裊乘雲去,僊衣不染塵。玉缸春酒暖,進與養年人。甲申夏恭介劉母羅太夫人七十大慶。」顯然係應劉氏家族囑託為羅太夫人祝嘏而作。畫中麻姑穿著以魏晉時風造型入手,極盡雍容華貴氣息;雙手合抱青花淨瓶,內有瑤池佳釀並一瓢,有祝賀福祿長生之意。設色華麗古雅,並以秀骨內蘊、柔絲般綿綿悠長的線條勾勒而成。面像採用的三白法,除了用淡硃砂烘托之外,又在額、鼻、下巴乃至於頸後背處托粉,以表現溫暖的肉色,在在可見敦煌壁畫的深刻影響。眼神則格外具攝人之致,正是大千仕女畫特出的精髓所在,也為此一傳統題材添加了幾分時代新意。

張大千〈梅竹石清圖〉,設色紙本立軸,72×38厘米。
張大千〈梅竹石清圖〉,設色紙本立軸,72×38厘米。

山水得氣韻.臨古寫生

〈梅竹石清圖〉作於1938年中秋,此際日本侵華不久,大千在農曆五月十三日從日軍占領的北平逃出,經海路由天津搭乘盛京輪先抵上海,在李秋君家中避難月餘後,連同其珍藏的24箱文物轉往香港,暫住廣東書畫名家簡琴齋家中約二個月,方乘船抵梧州。大千夫婦隨即獲得廣西省主席黃旭初(1892~1975)函邀往桂林一遊。省府指派軍政大員李濟深陪遊陽朔山水最為清幽的興坪,並與時任南京大學藝術系主任的徐悲鴻同遊桂林,兩人甚至相約日後在此結伴為鄰。在這短暫期間,大千仍創作不斷,此件即為其一。此幅題款曰:「客桂林十日,作畫五十餘幅,此幅小有致。戊寅中秋日。大千居士爰。」畫中梅、竹一上一下均自左方山石橫伸而出,筆調清新淡雅,流露濃厚文人氣韻,為大千自得之作。

張大千〈秋林蕭散圖〉,設色紙本立軸,120×65.4厘米。
張大千〈秋林蕭散圖〉,設色紙本立軸,120×65.4厘米。

〈秋林蕭散圖〉作於1944年秋,如題款所云:「寥寂秋天好,幽原此一過。山當江郭近,花傍隱居多。泉石心常在,窮通理若何。空言五湖上,無地著漁蓑。甲申秋月用雲西老人(法)製此。」大千此作前景寫高矮並立種類不一的樹木在秋意吹拂下,葉漸轉紅或已成枯枝的景致,與背景遠處青山遙遙相對,夾岸江河之上有群雁飛過,更添秋日寂寥氣氛。整件布局頗類曹知白〈寒林圖〉(北京故宮藏)與〈松林平遠圖〉(台北故宮藏),雖以青綠畫法為之,但樹木勁挺、疏落有致,筆墨秀潤卻無二致,足見大千臨古並非一味摹古,而是深刻地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敢於嘗試與突破,所師者更多是古人之心,而非古人之跡。

大千曾對其門生論畫:「今人學畫,每不知臨古與寫生二者不可偏廢。臨古,猶士人讀古人書,學為文章;寫生,則詳審造化形態之真諦,如山水之路源,花木之茁長、人物之動態等等。舉凡物理人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而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下筆始無舛訛耳。」其實,這即為大千自身學畫之珍貴經驗,並且歷數十年不曾變易,方使其得以融古鑄今,成一家之言。上述幾件,當可稍證一二。

圖片提供|香港保利

張禮豪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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