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史劇蹟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流傳過程中，有二個藏家特別重要。一是明代吳門派領袖沈周，一是明晚期畫壇巨擘董其昌。〈富春山居圖〉自無用禪師之後，沈周是目前確鑿可以考證的最初收藏者，但這件鎮宅之寶並沒有在沈周家待很久，就因為請人題跋而被其朋友之子占有。沈周因之寢食難忘，曾在成化丁未（1487）他61歲時憑記憶背臨了一卷。這卷今藏北京故宮的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不僅因為是沈氏本人的代表作，更因為他與黃公望這一劇蹟的因果關係而益發引起世人關注。
董其昌與黃公望的因緣似比沈周要深得多。他一生推崇黃公望，尊崇他為「元四家之冠」。他收藏的黃公望作品，至少有30件之多。他在萬曆丙申（1596）得到〈富春山居圖〉時年僅42歲，欣喜之餘，他在該卷隔水上寫下這樣的題跋：「大癡畫卷，予所見若檇李項氏家藏沙磧圖，長不及三尺，婁江王氏江山萬里圖，可盈丈，筆意頹然，不似真跡。唯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復極精能，展之得三丈許，應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筆。憶在長安，每朝參之隙，徵逐周台幕，請此卷一觀，如詣寶所，虛往實歸，自謂一日清福，心脾俱暢。頃奉使三湘，取道涇里，友人華中翰為予和會獲購此圖，藏之畫禪室中，與摩詰雪江共相暎發。吾師乎！吾師乎！一丘五嶽，都具是矣。」題跋不僅把他與〈富春山居圖〉相遇、思慕，最終購得的經過記載得十分詳細生動，更把〈富春山居圖〉定為「子久生平得意筆」，並將它與人文畫之祖王維的名作相提並論，以為藉此可以神遊天地，「一丘五嶽，都具是矣」！贊佩之情溢於言表。更有幸的是，30年後，他又收得沈周背臨的那卷〈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他同樣快樂地記下了這次奇遇：「予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他一直把〈富春山居圖〉稱作〈富春大嶺圖〉）丙寅秋得沈啟南〈仿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董其昌《容台集》）「今復見白石翁背臨長卷，冰寒於水，信可方駕古人而又過之。」（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跋）因緣湊合，靈感觸發，在得到沈周仿作後的次年（天啟七年）73歲的董其昌也參用〈富春山居圖〉筆法，創作了一幅山水長卷，是藉以紀念這種奇遇呢？還是企圖與古人血戰？很難確知。但這幅被陳繼儒、顏世清讚嘆不絕的〈仿大癡富春大嶺圖〉，無疑是董氏畫中精品，足以與沈周背擬的〈富春山居圖〉後先映暉，共享不朽。在沈、董之後，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畫家甚多，要麼輕浮淺薄，要麼刻板呆滯，露出一步一趨力不從心的窘態，都無法與沈、董二卷相比。
由於黃公望創作〈富春山居圖〉時並未正式題寫圖名，故歷來著錄稱呼不一，有稱「富春山圖」的，如明人張丑、清人高士奇、安儀周等；有稱「富春山居圖」的，如清吳升、卞永譽等；（直到近代，美術界才根據《石渠寶笈》定名不再變更。）董其昌則一直稱它為「富春大嶺圖」。在上述沈周的畫卷後如此說，在他本人的這件仿作上同樣如此說：「〈富春大嶺圖〉，黃子久畫卷，在予家時一仿之，不必盡似，石田亦爾。」考黃公望確實畫過一幅〈富春大嶺圖〉，但並不是「畫卷」，而是立軸，（今藏南京博物院）也從未被沈周、董其昌收藏過。所以，董其昌這段題跋中說「久在余家，時一仿之」以及沈石田也曾仿之而不必似的，自然就是被後世定名為〈富春山居圖〉的「黃子久畫卷」了。由此可知，董其昌天啟七年這幅〈仿大癡富春大嶺圖〉卷，所仿的其實就是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這是介紹董氏這一畫卷前必須釐清的，因為明白了這一點，才會明白董其昌創作這幅畫的原由，加深理解董其昌與〈富春山居圖〉的宿緣與情感，進一步認識董其昌臨仿古人時得魚忘筌、脫略形似的治藝態度，領會一個古典主義畫家為什麼能卓然自立成為開宗立派影響久遠的一代巨匠，也才有可能拿他這件作品與歷代〈富春山居圖〉的仿作進行上述比較。
現在，可以來細看董其昌這件作品了。
董其昌〈仿大癡富春大嶺圖〉卷，紙本設色，縱28.5厘米、橫297厘米。以平坡叢樹作近景，以隔岸群山相呼應，其間崗陵逶迤，草木蒙茸，蹊徑屈曲，村舍隱隱，富春江緩緩流向遠方。畫幅中部，山勢陡起，泉流如注，遠峰重疊，聳入雲霄。全圖構景除江流映帶，山勢平緩處與黃公望卷約略相似外，山容樹態，丘壑體貌，則盡出己意；雖同樣用披麻皴，卻一變黃公望的長皴勁斫而為細筆短皴，蒼蒼莽莽，鬆鬆毛毛，彷彿毫不著力而氣韻淳厚。或許是受了沈周的影響，董其昌也為自己的仿本設了顏色，但並不只是淺絳，而是參用了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等另一些作品的敷彩用色之法，在明亮溫暖的赭色之上，略罩石綠，更以螺青汁綠點染，使嶺麓山際，生發出一片蔥翠鬱茂的氣象，明麗嫵媚，卻又文秀典雅之極。得法於黃公望，又「自出機軸」靈活演繹，師古而不泥古，這是董其昌所以能集大成、創新格成一代大家的重要原因。在董其昌的影響下明末清初畫壇規摹、學習黃公望成了一種時尚，「法大癡」、「仿子久」的作品不斷在「四王、吳惲」筆下出現，連「清初四僧」也無不從黃公望作品中汲取養分陶冶畫風。其中八大山人、王原祁最得神韻而又風骨獨具，可說是深得董其昌「不必盡似」的學古心法了。
董其昌一生都把趙孟頫作為競爭對象，不論是藝事還是仕途。他71歲時升遷南京禮部尚書，官位已不在趙孟頫之下，他心滿志得，常在書畫作品上鈐用「大宗伯」印以自炫。本卷卷末的這方印章可作為他此時心境與人生經歷的旁證。其題跋也證明了黃公望及沈周二「富春」都已入他之手的這一史實。包括好友陳繼儒在卷首「董宗伯南都歸」這樣的題語，都有助於該卷的考證。本卷入清後曾為內府所藏，被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晚清時流出宮外，輾轉於王孝禹、吳普心、顏世清、周叔廉之手，因為藏得所，故保存極為完美。顏世清在贉尾題跋中稱它：「山巒渾厚，草木華滋……三百年來紙素如新，恐世間更無第二卷。」歡喜讚歎，神情宛然。
從多角度看，董其昌〈仿子久富春大嶺圖〉卷無疑是他晚年作品中畫風典型極為精彩的一件，其藝術價值自不待言。它的問世，更為研究董其昌及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流傳與影響提供了新的資料，其歷史價值同樣不容低估。
圖片提供｜中國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