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和13日，微帶涼意的初秋午後，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的視聽室裡座無虛席、一位難求。該院器物處特別邀請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韓琦前來演講，講題為「從新史料看馬國賢在康熙時代的活動」以及「乾隆時代的宮廷、傳教士和科學傳播」。此次的兩個講題，和台北故宮目前展出的「通嚏輕揚：鼻煙壺文化特展」和「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等特展相互呼應。
從新史料看馬國賢在康熙時代的活動
西洋傳教士與東方君主互動
馬國賢究竟何許人也？竟以一人之姿獨霸9月11日的講座？本次演講根據歐洲所藏檔案，並參考相關出版物，講述馬國賢在宮廷的藝術活動，在禮儀之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北京一帶的傳教活動；最後論及其回國之前的經過，以及創辦聖家書院的一些軼事。
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是康熙時代來華的傳教士，1682年出生於義大利南部，在羅馬完成學業後晉鐸，並志願來華傳教。1707年，馬國賢受教皇格勒門德11世派遣來華，1710年元月從歐洲經由馬尼拉到達澳門，次年2月到達北京，並在暢春園接受康熙接見。自此他便在宮廷服務，長達13年之久。作為清宮的宮廷畫家，他傳入了西洋銅版印刷術，這也是銅版印刷首次進入中國。馬國賢於清宮服務期間，製作了〈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銅版畫，深為康熙皇帝所讚賞，他使用了歐洲銅版畫的技巧，卻仍可見中國傳統木版畫的風格。而這套銅版畫傳入歐洲後，影響了西方園林，使得英國庭園造景深受中國園林影響，而有所謂「英中式庭園」的產生。馬國賢大多時間在北京渡度過，有時也跟隨康熙前往熱河，和康熙皇帝的關係相當密切。而在華期間，他也曾捲入「禮儀之爭」中，卻未曾喪失帝王的信任。1723年，馬國賢奔喪離開北京，皇帝命人賞賜200只白磁碗等貴重禮物，足見馬國賢深受康熙喜愛。他返回義大利之後，在拿坡里（Napoli）創辦了聖家書院，培養了一批中國學生，旨在培養中國本土的神職人員。
乾隆時代的宮廷、傳教士和科學傳播
西方知識之傳播影響
9月13日韓琦則以「乾隆時代的宮廷、傳教士和科學傳播」為講題。講述乾隆皇帝繼承了雍正皇帝的禁教政策，對天主教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但仍延請少數傳教士在宮廷服務，取其所長，「用其技藝」。總體而言，乾隆時代的科學傳播並不像康熙時代那樣豐富多彩，而在藝術交流的層面上更為突出。此次演講從檔案史料下手，試圖重構乾隆時代宮廷傳教士和歐洲交往的人際網絡，這對理解傳教士在北京的科學活動大有助益，主要就兩個部分進行探討：（一）西學東漸：歐洲科學、技藝在宮廷的傳播，特別介紹耶穌會士和歐洲天文學傳入的背景。（二）東學西漸：中國傳統科技是如何通過宮廷傳教士介紹到歐洲，並以案例分析歐洲人中國觀變化的原因。
乾隆時代，進行東西交流的主要角色已不限於傳教士，即便大多數的耶穌會士仍集中於內廷服務，但對「神祕的東方國度」無比好奇的西方科學家和學者仍不遠千里而來。利字當頭的西洋商人們，則先後在東方建立據點，組成東印度公司，爭先恐後地和中國建立貿易渠道。雖然如此，但在宮廷內服務的傳教士，畢竟近水樓台，接觸皇帝的機會較多，而其背後的贊助人和相關機構的影響力，也就透過這樣的人際網絡，一點一滴將西方的技藝滲入清宮中。這些和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皇家科學院、或是聖彼得堡科學院的長官、科學家們有著密切來往的傳教士，在華的交流管道大致有四：宮廷、北京的教堂（東堂、南堂，以及北堂。其中北堂為法國傳教士所興建，所謂的「北堂書目」便是由這些教士帶來的西學書籍集結而成）、欽天監、造辦處。透過這些管道進入中國的西學，主要有：（一）牛頓相關科學知識的傳入，以及哥白尼日心說的傳入，（二）西式的地圖測繪，（三）博物學的引入：奇珍異獸及新物種的介紹，（四）技術交流：如畫琺瑯、玻璃、陶瓷、銅版印刷和書籍的交流等等。例如景德鎮的陶工們就曾詢問傳教士殷弘緒（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有沒有來自西洋的新畫片？以便當作陶瓷上的裝飾母題。
同樣透過這些傳教士，東學也漸漸漫入西方。特別是在工藝技術方面，陶瓷、冶金、紡織、造紙等技藝，都是西方統治者亟欲知道的祕密。例如傳教士殷弘緒便曾在其書信中論及「中國陶瓷的製造方法」，而戈羅西（Grosier，1743～1823）在其著作《論中國》中，論及當時中國的工藝技巧。此外，中國傳統醫學也讓西人大開眼界。例如杜德美（Jartoux，1668～1720）在長白山區一帶體驗了人蔘的療效後，便開始思考地理條件和長白山相似的魁北克一帶也長有人蔘的可能性，因而發現了西洋蔘。
不過，康熙朝的來華西人多以舊教人士為主，而乾隆時期則開始有新教徒進入中國。這也意味著和天主教傳統不同的新教物品也開始流入中國。雖然宮廷仍以天主教傳教士占多數，但是透過貿易路徑而進入中國的新教人士、物件、書籍等，也是必須留意的。若仔細檢視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面對西學的態度，可以發現兩人面對西學，前者對於西學頗具「格物窮理」之姿，充滿一窺究竟的好奇心，是以頗具試驗性質的實驗層出不窮。而乾隆時代則較為偏重西方技藝上的應用，將其視為一種可以錦上添花的裝飾性技巧、或是一種自負性甚高的點綴。
圖片提供｜張志光、張敬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