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Otto Kümmel把柏林變故宮！
從他開始：柏林中國繪畫收藏及研究奠基
II 正面交鋒：百年努力vs洪堡論壇
「歐洲」與「非歐洲」文化中心觀點
歐洲收藏史，重新翻案 瞄準柏林東亞藝術收藏
已逾百年歷史，位於德國柏林的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註1）是歐洲最早的公立東亞藝術博物館，其收藏品質首屈一指，是討論歐洲東亞藝術收藏時，不容忽略之處。
有關柏林東亞藝術收藏及博物館的歷史沿革，過去已有前輩學者為文介紹，本文則進一步探討並增添一些新資料（註2）；又由於東亞藝術收藏範圍廣泛，本文無法一一涵蓋，因此僅討論該館所藏之中國繪畫。首先說明該館中國繪畫收藏的歷史，聚焦於首任館長Otto Kümmel（1874～1952，圖1）的博物館生涯，以及他如何學會鑑賞中國繪畫並建立其品味。作為首任館長，Kümmel不僅建立柏林博物館的東亞藝術收藏，還為該館接下來100多年的收藏體系，樹立典範性的美學標準。其次耙梳該館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收藏狀況。最後從東亞藝術史學科發展史的角度，對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目前於柏林國立博物館群（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積極籌劃的大型博物館收藏與建造計畫──洪堡論壇（Humboldt-forum）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性的觀察和看法。
跳脫人類學框架：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
在談到Kümmel之前，必須先談及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的歷史。1906年11月8日，在皇家普魯士博物館群（Königlich-Preußische Museen，即今柏林國立博物館群）體系下、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Berlin，今民俗學博物館〔Ethnological Museum〕，圖2）外立法設置「東亞藝術收藏」（Ostasiatische Kunstsammlung）的獨立部門（註3）。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博物館成立於1873年12月12日，其中也包含東亞部門（Abteilung Ostasien），收藏的範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西藏、蒙古及北亞草原等地文物，當中與繪畫有關的收藏較為重要者，除了一些卷軸畫（大多為宗教畫）、銅版畫和油畫，最著名的莫過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意志皇家普魯士吐魯番探險隊於新疆一帶挖掘的佛教石窟壁畫和絹畫（註4）。
將東亞藝術自人類學範疇中獨立出來的主張，是當時皇家普魯士博物館群總館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圖3）劃時代的見解。在當時歐洲的氛圍下，非歐洲藝術文物是屬於人類學的研究範疇，而未被當作真正的藝術品，因此這些作品多在人類學博物館的脈絡下被收藏。但Bode認為，東亞藝術與歐洲藝術具有同樣的審美價值，因此極力成立「東亞藝術收藏」部門。在這個脈絡下，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便成為歐洲第一座跳脫人類學框架、並著重作品之藝術性與審美性的東亞藝術博物館（註5）。
「東亞收藏」重要人物：Ernst Grosse與林忠正
另一位與「東亞藝術收藏」有關的重要人物，是當時Freiburg大學的人類學講師兼收藏家Ernst Grosse（1862～1927，圖4）。Grosse從小就對日本的文物感到著迷，1892年他被鉅富遺孀Marie Meyer收養，成為其養子，得以接觸她廣大的藝術收藏；特別是Meyer夫人的東亞藝術收藏，為當時歐洲最大的一批私人收藏之一（註6）。Bode建立「東亞藝術收藏」的企圖可以說是受到Grosse的啟發，1905年Grosse和Woldemar von Seidlitz曾就此議題在《博物館學（Museumkunde）》期刊上各自發表看法（註7）。而Grosse也被Bode邀請，成為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的顧問，他也是Kümmel東亞藝術的啟蒙老師（註8）。
還有一位與「東亞藝術收藏」密切相關的人物，就是於1878～1905年間在巴黎的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1853～1906，圖5）。當時巴黎是歐洲東亞藝術市場的中心，而林忠正可以說是將東亞藝術引介給歐洲收藏界的重要推手，他不但是Grosse的好友及其認識東亞藝術的啟蒙，同時，他的收藏也是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的重要來源之一。1900年在巴黎的世界博覽會，林氏是日本政府的總代理，負責統籌該次博覽會的藝術展覽（註9）；1906年林氏透過Grosse引介，從Bode處借了一大筆周轉金，幫他渡過了因為捐助日俄戰爭而引發的財務危機。為報答Bode的恩情，他承諾在其歿後，柏林博物館得以優先從其藏品中選件收藏（註10）。Kümmel對於東亞藝術的鑑賞能力，有很大部分是受到林忠正的影響。
柏林東亞藝術典藏濫觴：Otto Kümmel的貢獻
Kümmel（註11）於1893年進入大學攻讀古典考古學、歷史、藝術史與人類學，並於1900年以〈埃及與邁錫尼的植物紋飾〉取得博士學位（註12）。1896年他隨Grosse前往巴黎，在那結識了林氏，並學習日語。Kümmel是歐洲第一位能夠流利地說、讀、寫日語的東亞藝術史家（註13），他認為除非具有中國和日本古典語言、文學、歷史、和思想等方面的知識，否則不可能深入地瞭解東亞藝術。1901～1903年他任職於漢堡藝術暨手工藝博物館（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的亞洲部門。1903～1905年間任職於佛萊堡的人類學收藏。1906年經由當時柏林人類學博物館東亞部主任F. W. K. Müller（1863～1930）的推薦（註14），由Bode聘為總館長助理（Direktorial-Assistent），在Bode的指導下擔任建立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的工作。
為了建立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Kümmel設置了一個新的收藏準則：第一、這個收藏必須是對中國、日本及韓國的藝術作全面且平衡的介紹；第二、繪畫列為所有藝術類別中最高的地位；第三、作品的美學價值是選擇作品時最重要之標準（註15）。Kümmel如何建立對東亞藝術的鑑賞力和審美標準呢？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指出，當時Kümmel尋求指教的有三人，即波士頓的哲學教授與藝術收藏家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Grosse以及林忠正。儘管Fernollosa鑑賞日本藝術的眼光十分卓越，但對中國繪畫的知識和鑑賞能力其實不佳。加上雷德侯提到，Kümmel本人似乎不曾見過Fenollosa（註16），又其影響廣大的著作《中國和日本藝術的分期（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是在其死後四年（1912）才出版（註17）。因此，筆者認為Fernollosa對於Kümmel的直接影響應該有限。Kümmel除了向啟蒙老師Grosse和古董商林忠正學習東亞藝術的鑑賞（註18），更可能是直接從日本的畫史著作入手，特別是如何鑑賞中國繪畫。1912年，Kümmel翻譯了《君台觀左右帳記》中有關宋元繪畫品評部分的德文版（註19），筆者認為影響Kümmel本人對於中國繪畫、特別是宋元畫的鑑賞時，其中更大的部分應該是來自於他個人對於《君台觀左右帳記》及其他畫史著作的研究。
1906年當Kümmel銜命擔任建立「東亞藝術收藏」的工作之後，其首要任務就是為這個新設的收藏購買藏品，因而展開長達兩年多（1906.11～1909.1）的長途旅行，經由巴黎、倫敦、美國而到日本，途中參訪各地重要的公私東亞藝術收藏並收購藝術作品（註20）。1907年初他抵達日本，在已逝的林忠正收藏中購買了五件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件元人無款〈釋迦出山圖〉（圖6，註21）。另外，Kümmel也從關西地區重要的篆刻家，同時也是重要收藏家的桑名鐵城（1864～1938，註22）處為博物館收購了一套包含了傳為唐代的韓滉（723～787）、衛憲（約活動於937～975）、戴嵩（約活動於8世紀，圖7）、李方叔（約活動於9世紀初）、宋代的徽宗（1082～1135）、王穀（約活動於11世紀）、李公年（約活動於11至12世紀）、韓若拙（約活動於12世紀初）、夏珪（約活動於1180～1224）、釋仲仁（約活動於11至12世紀）及元代邊武（約活動於14世紀）和張遠（約活動於14世紀）等計12開的〈唐宋元三朝名畫冊（唐宋元三朝諸名家畫帖）〉。隨著這套冊頁，還有一卷由關西書畫收藏和鑑賞的要角包括谷銕臣（1822～1905）、巨勢小石（1843～1919）、內海復（1852～1925）、富岡鐵齋（1836～1924）、綿引東海（1837～1915）、今泉雄作（1850～1931）、大澤敬之（1851～?）以及石川舜台（1841～1931）等人的題跋（註23）。除了為博物館購買藏品之外，Kümmel在日本期間也為歐洲的收藏家收購作品，例如為Gustav Jacoby（1857～1921，註24）從桑名鐵城處購買了戴進（1388～1462）、謝時臣（1487～1567）、高岑（1621～1691）、吳亦僊（約活動於16世紀）以及（傳）仇英（約1494～1552）的作品；從《真美大觀》（1899）、《支那名畫集》（1907）和《東洋美術大觀》（1908）編者田島志一的收藏購買了金大受（約活動於13世紀）和沈銓（1682～1760以後）的畫，這些作品在1919年都捐贈給博物館成為館藏（註25）。1908年Kümmel在東京的古董商下條正雄（1843～1920）處買到了傳為郭熙（約1020～1100）、但現在被認為是元代李郭派（可能出於唐棣〔1287～1355〕之手）的〈山水圖〉（圖8，註26）。
Kümmel，追求繪畫美術價值
從這些所購買的中國繪畫來看，Kümmel是有意識地以美術品質為首要考量來收集中國繪畫。當然這也包括其他的藝術類別，例如在林忠正的收藏中，Kümmel還收購當時歐洲的收藏界尚未注意到的，在日本被用作茶道具的日本和韓國陶器。Kümmel收藏這些茶道具的理由，自然是出於其對於日本文化的高度理解和美學上的考慮（註27）。還有另一個說明Kümmel獨到的美學品味的例子：當時有一位從北京回來的藝術商Olga Julia Wegener夫人（?～1938）在柏林辦了收藏展（註28）。因為她和皇室的友好關係，想將這批計有100多件的中國繪畫收藏以15萬馬克的高價賣給博物館；但因為這批收藏的品質不高，而遭到拒絕。Bode在自傳裡，曾經詳細地評論過這件事及來自皇室的壓力（註29）。這批收藏肯定經過Kümmel過目，拒絕收購這批次級中國繪畫收藏應該是Kümmel的主意。1910年Wegener收藏的145件中國繪畫作品後來轉賣給大英博物館，成為其廣大收藏之一部分（註30）。這個例子顯示Kümmel在為博物館購藏作品時的高標準，重點是作品的美學品質，而非擴充館藏的數量，Kümmel可說是當時歐洲少數真正懂得東亞繪畫的人（註31）。
1908年6月至10月，Kümmel仍在日本停留期間，他就已經在柏林的手工藝博物館（Kunstgewerbe museum）舉辦展覽，將其為柏林新購藏的東亞藝術作品作一展出（註32）。隔年他返回柏林後，旋即舉辦另一個展覽，將這些新購藏的作品則與吐魯番探險隊所挖掘的克孜爾石窟壁畫一起在人類學博物館展出（註33）。1912年9月至12月他在柏林的普魯士皇家藝術學院（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Künste zu Berlin）策劃了更大型的特展「東亞古美術展：中國－日本」（Ausstellung alter ostasiatischer Kunst：China-Japan，圖9），展出的內容包括博物館的藏品、Grosse、Ｍeyer以及Jacoby的收藏外，還有數百件來自各地的私人收藏，計1,122件展品（註34）。這一年他還創立了《東亞期刊（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圖10），開啟了柏林對於東亞藝術史的研究，這本期刊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研究東亞藝術史最權威的刊物。
Kümmel原先計畫1914年再去東亞旅行，但並沒有成行。由於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經濟衰退，他一直到1926年以後，才得以開始為博物館購買中國繪畫。1924年「東亞藝術收藏」搬進手工藝博物館的一樓，正式有專屬的陳列室（圖11）。同年Kümmel也正式在柏林大學（Königli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今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教授東亞藝術史的課程，並於1927年成為該校榮譽教授。我們熟知與王季遷（1907～2003）合編《明清畫家印鑑》的孔達（Victoria Contag，1906～1973）即是他的學生。1926年10月到1927年6月Kümmel再次經由美國前往日本、中國和俄國旅行。在這次旅行中他跟中國收藏家購買畫作，並學習他們看畫的眼光。他從北京鑑賞家邵松年（1848～1924）舊藏中買了四件明代手卷，包括戴進、夏昶（1388～1470，圖12）、陳憲章（活動於1436～1449）等人的畫作以及一件沈周（1427～1509）作品的摹本（註35）；另外又從王姓將軍處買到樊圻（1616～1694後）、王雲（1652～1735以後）（註36）；在天津的張志譚（1878～1946）處買了高鳳翰（1683～1748）、鄭燮（1693～1765）、羅聘（1733～1799）、方士庶（1692～1751）、王巘（活動於17至18世紀）、蔣予檢（活動於1822～1838）、周棠（1806～1876）、高其佩（1660～1734，圖13）的作品（註37）。這些又再次證明Kümmel大膽且獨到的鑑賞眼光，因為上述畫家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可說是「名不見經傳」。
主導策展與研究，風氣引領歐洲
1929年1月到4月，Kümmel再度於普魯士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Chinesische Kunst）大展（圖14），這是歐洲第一個有關中國藝術大規模、全面性的展覽，展覽以斷代的方式展出從周代到清代的藝術作品，包括玉器、青銅、金銀器、陶瓷、繪畫、雕刻、漆器、鐘錶以及織品，展出博物館及各地公私收藏共計1,125件作品，吸引了6萬人次參觀（註38）。在這個展覽會上展出的大多數作品，後來都成為歐美各地博物館重要的收藏品。除了出版一般性圖錄，Kümmel還特別從展覽品挑選200件名品，詳細撰文介紹並出版成書（註39）。過去學界多將1935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視為中國畫史（或者說藝術史）在西方學術世界中發展的關鍵開端（註40），但這個說法現在也許可被修正，事實上在倫敦展以前，在柏林對於中國藝術的收藏和研究已經達到空前的高潮（註41）。
1933年Kümmel兼任人類學博物館的館長；隔年也被任命為柏林博物館的總館長（Generaldirektor），從此他身兼三館館長並任職至1945年（註42）。1941年他從人類學博物館東亞藏品中，挑選出一部分將之轉為「東亞藝術收藏」的藏品（註43）。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和研究在二戰前，透過Kümmel等人的努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建立堅實的基礎；但隨著二戰的爆發，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和研究的黃金年代從此宣告結束。
沉寂與復甦：二戰後迄今的收藏
二次大戰對柏林博物館來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1944年《東亞期刊》停刊，1945年博物館遭到猛烈的轟炸，其建築物幾乎全毀，加上蘇聯軍隊在占領期間，對藝術品的掠奪行動，讓柏林的東方藝術博物館90％的藏品遭到損壞和遺失（註44）。以中國繪畫為例，雖然大部分的畫作都完好如初，但Jocaby捐贈給博物館的金大受、戴進、吳亦僊和沈銓的作品，至今仍下落不明（註45）。1949年東西德分裂，首都柏林也被分成東、西柏林。東德政府在位於博物館島的貝加蒙博物館（Perganon museum）北翼成立「東亞藝術收藏」（Ostasiatische Sammlung），陳列原屬在二戰期間幾乎全毀的手工藝博物館以及Monbijou宮的東亞藏品（註46）。
當時，大部分的中國繪畫作品保存在西柏林，1951年9月至1952年3月在Charlottenburg曾舉辦「東亞繪畫一千年：柏林博物館東亞藝術部門的名品」（Ein Jahrtausend Ostasiatischer Malerei：Meisterwerke aus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abteilung der Berliner Museen）展覽，展出64件中國和日本的繪畫，由Kümmel執筆為這些展品書寫圖錄（註47）。這也是Kümmel最後一次參與主辦的藝術活動，1952年2月8日他因病逝世，結束為東亞藝術史研究奉獻的一生。
西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則在1957年重新建立，當時僅剩約300件藏品，一切必須從頭開始（註48）。博物館在戰後歷經郭樂知（Roger Goepper，1925～）和Beatrix von Ragué（1920～2006）兩位館長任職期間，也陸續購藏畫作。然而到1985年為止，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繪畫作品總數只有73件。1985年魏志強（Willibald Veit，1944～）接任館長一職後，於1988年從瑞士購買一批來自「墨禪山莊」（Vannotti Collection）的書畫收藏，包括200件明清扇面、100件手卷、掛軸和冊頁及100件的近現代中國繪畫，這可說是柏林中國繪畫收藏的另一高峰。這批收藏不但質量精良，最重要的是充實博物館中國繪畫收藏的內容，填補館藏空缺，形成自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完整的中國繪畫收藏體系（圖15，註49）。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收藏也包含了一些書法作品，而在柏林的書畫收藏，中國書法一直是博物館收藏中的缺憾（圖16）。
2006年，成立於1963年的印度藝術博物館與東亞藝術博物館合併成為「亞洲藝術博物館」，以超越東亞的宏觀角度觀看亞洲藝術史，柏林的亞洲藝術文物也因而重新整合。
未來的展望：是危機？還是轉機？
2002年7月4日，德意志聯邦議會通過決議重建柏林宮（Berliner Stadtschloss，圖17）。柏林宮是位於柏林市中心的巴洛克皇宮，建於18世紀，於二戰末期淪為廢墟，因被東德政府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之象徵，而於1950年拆除，並於原址上建立其人民議會──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ck），該建築於1976年落成。2008年12月完成拆除東德新建者，以進行柏林宮的重建工作。
決定重建柏林宮之後，下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個建築物用來作什麼？同年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總裁Klaus-Dieter Lehmann提出「洪堡論壇」計畫，將重建後的柏林宮作為一多功能的複合建築，整合國立柏林博物館群、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lrin）和柏林中央圖書館（Zentral-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其中與國立柏林博物館群有關的計畫，就是將現存柏林市西郊Dahlem的亞洲藝術博物館與民俗學博物館的收藏，遷移至位於市中心、鄰近博物館島的「洪堡論壇」（圖18）。
雖然官方宣稱：「『洪堡論壇』企圖呈現全球化的網絡來面對藝術與科學，以促進不同文化經驗與知識的溝通交流。」（註50）並在2009年於老博物館（Altes Museum）舉辦的「洪堡論壇」先行展「接近世界的不同方式：柏林宮內的洪堡論壇」（Anders zur Welt kommen：Das Humboldt-Forum im Schloss）中，即以「珍寶收藏室」（Kunstkammer）的概念，展出來自歐洲以外各大陸的藝術文物（圖19，註51）；2011年6月「洪堡論壇」的宣傳館「Humboldt-Box」落成（圖20），館內也展出未來「洪堡論壇」的雛形（圖21，註52）。然而其所呈現的視角是從歐洲看世界的「單一」視角，歐洲以外的其他文化成為滿足「好奇」眼光的對象，忽略了非歐洲文化如何看待自身的角度，換言之是以歐洲角度來理解亞洲、美洲和非洲的文化和藝術。這個隱含歐洲中心論的展陳，招致反對者以「殖民主義的復興」為由強烈批評（圖22）。此外以人類學為主軸的傾向，恰與100多年前Bode與Kümmel將東亞藝術由人類學範疇中獨立出來，將之視為「藝術（kunst/fine art）」的努力背道而馳，直接對柏林的東亞藝術史研究與發展造成衝擊。
竊以為「洪堡論壇」的計畫，是柏林東亞藝術收藏得以重整並重新發展的重要契機。如何避免落入殖民主義式的人類學研究陷阱，而建立起東亞藝術史學科之獨立性與美學，應該是在發展這項計畫時的重要課題。在強調全球化脈絡與異文化特質的同時，也要重視其美學及藝術史的價值。回顧100多年前的柏林，可說是歐洲對東亞藝術史研究和鑑賞的黃金時代，而這片榮景全賴Kümmel的努力。然而因為二戰，使其呈現停滯的狀態，在戰後雖然復甦、但卻十分緩慢，此時西方世界對東亞藝術收藏和研究的中心也已轉向美國。事實上，正因為自20世紀以來由Kümmel等人所建立的基礎，使得今日柏林有機會能夠藉由「洪堡論壇」這項大型博物館計畫，重建對東亞藝術史研究的學術傳統並開始發展；然而，就目前「人類學轉向」的態勢而言，情況並不樂觀。究竟對東亞藝術史研究之發展與收藏而言，「洪堡論壇」是致使其衰弱的危機？還是再興的轉機？是當今值得深思的問題。
註1：1906初成立時稱「東亞藝術收藏」（Ostasiatische Kunstsammlung），1965年改稱「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iatische Kunst），2006年與「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合併，後稱「亞洲藝術博物館」。註2：例如二戰前中國繪畫的收藏，參見Lothar Ledderose（雷德侯）〈Collecting Chinese Painting in Berlin〉， in Ming Wilson，John Caley ed《Europe Studies China：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London：Han-shan Tang Books，1995，pp.175～201。此文有中譯，參見雷德侯，陳葆真譯〈柏林收藏的中國繪畫〉，《故宮學術季刊》11：3（1994），頁1～18；Lothar Ledderose〈Elinleitung：Zur Gescichte der Sammlung〉， in《Orchideen und Felsen：Chinesische Bilder i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Berlin：Staatliche Museum zu Berlin，1998，pp.9～28。有關博物館的總體收藏和歷史：Willibald Veit〈Das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Orientations》，31：8（2000），pp.40～46；Herbert Butz〈Wege und Wandel：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in《Wege und Wandel：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Berlin：Staatliche Museum zu Berlin，2006，pp.11～70；Willibald Veit〈Verlorenes Erbe！Verschenkte Vergangenheit？Ein Rückblick auf die hundertjährige 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Andrea Bärnreuther，Peter-Klaus Schuster（hrsg.）《Zum Lob der Sammler：Die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und ihre Sammler》，Berlin：Staatliche Museum zu Berlin，2009，pp.307～333。又如中國青銅器的收藏，見Herbert Butz〈Frühe Chinesische Brozen in der Samml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Berlin〉，《Orientations》，31：8（2000），pp.47～55。中國漆器的收藏見Regina Krahl〈Kaiserliche Lacke aus China in Belrin〉，《Orientations》，31：8（2000），pp.56～64。
註3：《Statut für die Königlichen Museen in Berlin》（Neudruck vom 10. 09. 1912），S. 12, 19，Anm.1。另參見Willibald Veit，2000，p.40；Herbert Butz，2006，p.18。
註4：有關人類學博物館東亞部的歷史，參見Peter W. Thiele〈Hundert Jahre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Berlin：Abteilung Ostasien〉，《Baessler-Archiv》，XXI（1973），pp.259～290。註5：在此之前，Bode於1904年也促成了伊斯蘭博物館（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的成立。
註6：後來這批屬於Meyer夫人的收藏，還有Grosse的收藏也都成為柏林東亞藝術收藏的一部分。見Willibald Veit，2009，p.309、312；Wolfgang Klose〈Otto Kümmel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wissenschaft in Europa〉，《Orientations》， 31：8（2000），p.90。註7：Butz，2006，p.19。註8：Klose，2000，p.91。註9：有關林忠正及在歐洲對東亞藝術之引介，參見木々康子《林忠正とその時代──世紀末のパリと日本美術》，東京：筑摩書房，1987；木々康子《林忠正──浮世を越えて日本美術のすべてを》，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註10：Lothar Ledderose，1998，p.14；Klose，2000，pp.91～92。註11：有關Kümmel的生平見Hartmut Walravens《Bibliographien zur ostasiatischen Kuns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3. Otto Kümmel》，Hamburg：C. Bell，1984；Hartmut Walravens〈Otto Kümmel，Kunsthistoriker und Museumsdirektor：Aus seinem Briefwechsel〉，in Butz，2006，pp.71～72；Klose，2000，pp.90～94。註12：Otto Kümmel《Aegyptische und mykenische Pflanzenornamentik》，Freiburg i. B.：C. A. Wagner，1901。
註13：Klose，2000，p.91。註14：Kümmel的任職推薦信參見《Akten betr.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Berlin》，Königliches Geheimes Civil-Kabinet，No. 150～154（51589），03. 12. 1906。註15：Ledderose，1998，p.12；Butz，2006，24。註16：Ledderose，1998，p.10。事實上在目前所留下來的書信、檔案以及其他文獻資料，並沒有任何Kümmel與Fernollosa曾經接觸過的佐證。註17：Ernest F. Fenollosa《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London；New York：William Heinemann；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1912。註18：有關Kümmel與Grosse間的交流及對東亞藝術的討論，可參見最近整理出版之Grosse與其同僚和友人間往返的書信集：Hartmut Walravens（hrsg.）《»Und der Sumeru meines Dankes würde wachsen«：Beiträge zur ostasiatischen Kuns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1896～1932）- Briefe des Ethnologen und Kunstwissenschaftlers Ernst Große an seinen Freund und Kollegen Otto Kümmel sowie Briefwechsel zwischen dem Kunsthistoriker Gustav Ecke und dem Architekten Ernst Boerschmann》，Berlin：Harrassowitz，2010。註19：Otto Kümmel〈Die Chinesische Malerei im Kundaikwan Sayûchôki〉，《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1912），pp.14～27、196～214。註20：在Bode致Kümmel的信函中多次談到這項任務，如05. 12. 1905、15. 02. 1906。收入Wolfgang Klose（hrsg.）《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Briefwechsel aus 20 Jahren 1905～1925》，Karlsruhe，Books on Demand，2009，pp.19～20、22～23。註21：元人無款〈釋迦出山〉見Lothar Ledderose，1998，kat.3，pp.37～41；此外還有兩件傳為牧谿的〈豐干、寒山拾得圖〉和〈寒山圖〉、傳為默菴的〈對月圖〉，及傳為元代張芳寂的人物畫〈試兒圖〉，但前三件現在都被認為是日本的作品，後一件則是清代偽作，見前引書kat.70～72，pp.436～445；kat.49，pp.356～358。雖然研究者認為〈釋迦出山〉是元代的作品，但是筆者認為它是日本室町時代的作品。有關這件作品的時代，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西上實曾在研討會期間與筆者討論，在此特別要感謝。
註22：桑名鐵城名箕，字星精，號鐵城、大雄山民，其傳略見味岡義人〈桑名鐵城〉，收入曾布川寬監修《中国書画探訪：西の收藏家とその名品》，東京：二玄社，2011，頁13。註23：Lothar Ledderose，1998，kat.4，pp.44～75。註24：有關Jacoby生平見Wolfgang Klose〈Gustav Jacoby（1856～1921）-Zwei Leben〉，in Butz，2006，pp.81～91。註25：戴進〈松林讌壽圖〉、謝時臣〈江山無盡圖〉、高岑〈山水冊〉、吳亦僊〈風雨渡江〉及（傳）仇英〈東林山莊圖〉、金大受〈羅漢圖〉五幅、沈銓〈山水遊鹿圖〉，（傳）唐棣〈山水圖〉，見Lothar Ledderose，1998，kat.75，p.454；kat.18，pp.156～163；kat.25，pp.189～196；kat.75，p.454；kat.62，pp.402～406；kat.74，pp.452～453；kat.77，p.455；Jacoby捐贈給博物館的收藏總數超過2,000件，其中包括一批在歐洲品質最好的東亞漆器和大量日本刀裝具，見Otto Kümmel〈Die Schenkung des Herrn Gustav Jacoby an die Abteilung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Berliner Museen》42（1920/21），pp.29～42；Veit，2000，p.41；Veit，2009，p.312。
註26：Ledderose，1998，kat.5，pp.76～79。
註27：Veit，2000，p.40；在其1925年出版的《東亞的器物》一書中，除了藝術的形式和風格，還對東亞工藝品的偶然性（Zufall）、美學的敏感性（ästhetische Empfindlichkeit）、美感（Schönheitssinn）以及內在效用（seelische Wirkungen）等美學特質大量地進行論述。Otto Kümmel《Ostasiatisches Gerät》，Berlin：Bruno Cassirer，1925。註28：《Ausstellung chinesischer Gemälde aus der Sammlung Olga-Julia Wegener: vom 9. Dezember 1908 bis 10. Januar 1909》，Berin：Union，1908。註29：Wilhelm von Bode《Mein Leben》，Band 2，Berlin，1930，pp.231～232。註30：Michelle Ying-Ling Huang〈British Interest in Chinese Painting，1881～1910：The Anderson and Wegener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Journal of the History Collections》22（2010），pp.279～287。註31：這一點也可以和Grosse對照，雖然在Grosse購買的作品中也有品質極高的畫作，但多數是品質較差的次級品或是偽作。註32：Königliche Museen in Berlin《Führer durch die Sammlung ostasiatischer Kunstwerke：Ausstellung im Kunstgewerbemuseum, Juni-Oktober 1908》，Berlin：Holten，1908。註33：Curt Glaser〈Ostasiatische Kunst. Die Neuerwerbungen der königlichen Museen zu Berlin〉，《Cicerone》，1909，pp.215～223。
註34：《Ausstellung alter ostasiatischer Kunst：China-Japan》，Berlin：Julius Bard，1912；當時媒體對該展覽的相關報導見Walravens，1984。註35：戴進〈靈谷春雲〉、夏昶〈湘江春雨〉、陳憲章〈墨梅圖卷〉、傳沈周〈風雨過谿圖〉，見Ledderose，1998，pp.101～106、106～122、128～135、390～398。另有關夏昶〈湘江春雨〉的研究，參見拙文〈文雅的禮物：夏昶的湘江春雨圖卷〉，《紫禁城》180（2010），頁88～101。註36：樊圻〈長江圖〉、王雲〈仿宋元人山水冊〉，見Ledderose，1998，pp.183～189、248～260。註37：高鳳翰〈山東六景詩畫冊〉、鄭燮〈竹石圖〉、羅聘〈墨蘭圖〉、方士庶〈仿古山水圖冊〉、王巘〈松梅圖〉、蔣予檢〈沅灃遺芳〉、周棠〈山水圖〉、高其佩〈鍾馗圖〉，見Ledderose，1998，pp.209～222、233～237、237～239、222～230、242～244、304～314、314～317、334～338。註38：Butz ，2006，p.40。註39：《Ausstellung Chinesischer Kunst》，Berlin： Würfel，1929；Otto Kümmel（hrsg.），《Chinesische Kunst：zweihundert Hauptwerke der Ausstellung der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 1929》，Berlin：Cassier，1930。註40：石守謙〈原迹、複本與畫史研究──中國畫史研究的回顧〉，《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1986，頁155。註41：這個課題尚待更多深入的探討和史料的挖掘，是筆者接下來繼續研究的課題，暫記於此。註42：Thiele，1973，p.264；Klose，2000，p.93。註43：Butz，2006，p.11。
註44：其收藏的損失與破壞是柏林博物館群中最嚴重的。有關蘇聯軍隊在占領期間對東亞藝術品的掠奪，見Herbert Butz〈Museum of East Asian Art〉，in Klaus-Dieter Lehmann，Günther Schauerte ed《Cultural Assets-Transferred and Missing：An Inventory of the 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 6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Berlin：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2004，pp.56～59；Butz，2006，pp.53～54。註45：雖然這些被蘇聯所掠奪的藝術品在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被陸續歸還，但僅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絕大多數的作品仍下落不明。註46：Butz，2006，p.57。註47：Otto Kümmel《Ein Jahrtausend Ostasiatischer Malerei：Meisterwerke aus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abteilung der Berliner Museen》，Berlin，1951。註48：Roger Goepper〈Gedanken zum Wiederaufbau der Ostasiatischen Kunstabteilung〉，《Jahrbuch der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1963，pp.143～147。註49：Veit於2009年11月退休，有關其博物館生涯，參見拙文〈溪山無盡：記魏志強教授的博物館生涯〉，《大觀》4（2010），頁86～90。
註50：Tomas Flierl，Hermann Parzinger〈The Point of Departure〉， in Thomas Flierl，Hermann Parzinger et al《Humboldt-Forum Berlin：The Project》，Berlin：Theater der Zeit，2009，p.10。註51：參見展覽網頁http://www.smb.museum/smb/hufo/index.php?lang=de，2011年9月30日查閱。
註52：參見http://www.humboldt-box.com/ausstellungen.html#middle，2011年9月30日查閱。
圖片提供｜王靜靈（柏林自由大學東亞藝術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