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林保堯老師教學屆滿25年，從台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北藝大）教學第一線退休，也同時表示我的美術理論學習生涯從開始已經過25年。1986年老師在藝術學院（北藝大前身）美術系教授第一堂的中國美術史課程，即是在我大二時；在兩個學期的時間裡，老師從史前時期講到魏晉南北朝的美術史，那是我第一次領略那樣細緻的美術史內容；而我對老師的研究有更深的體會，則是經過三年理論組主修的指導，再延續藝術學院第一屆美術研究所指導課程之後，重新回憶起大學時期的中國美術史，老師講授的內容其實更貼近文化地理學、考古人類學和文化史學的種種。
2012年北藝大陸續舉辦豐富的成立30週年校慶活動，老師參與了絕大多數的時間。他經歷五年制藝術學院到台北藝術大學的四年改制，從美術系大學部理論組、美術研究所、美術史研究所（簡稱美研所），再轉任掌理傳統藝術研究中心（簡稱傳藝中心）、傳統藝術研究所（簡稱傳研所）。及至北藝大美術學院將最有特色的大學部理論組和美研所撤銷、縮編，其後傳研所也消失無蹤；老師的教學重心只能放在2001年成立的文化資源學院範圍內的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簡稱建文所）。
教學與研究，交織譜系
2013年1月5日北藝大文資學院舉辦林保堯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由歷屆指導研究生根據各自的研究領域發表論文，也是向老師報告畢業後的學術成果；1月19日由學生們共同舉辦謝師宴，表示對老師教導的感謝之意。兩場聚會分別由美研所、傳藝所和建文所歷屆研究生代表，發表論文和對老師教導的感言，這恰好對應從北藝大初期到目前一段行政和教育變遷歷程，以及老師的教學與研究隨之逐漸構成一個交錯的譜系架構。
從教學與研究上看，老師的佛教藝術研究指向美術系與美研所教學的主力；民間藝術則是傳藝所著力的教學重點內容；台灣文化和美術在建文所發揮較多的效能。當然，佛教藝術向來是老師建立學術權威的核心，也是最能體現長期以來研究的縱深；因此，從他歷屆指導的研究生論文歸納，中國美術史的上古段是較為集中的區塊，其次，則以民間藝術和台灣美術兩條脈絡，培養了為數可觀的碩士。
史論觀點，結合圖像實物
史觀與史論向來為老師研究強調的重點，圖像與實物總是伴隨研究的更加深入，進入到鑑定、甄別和斷代等無可迴避的基本議題。美術系取消理論組的設置、自廢有特色的教學風格，也讓美術學院澈底扁平化、齊頭化與其他美術院系同質同屬。姑且不論當年成立獨立藝術學院的初衷完全蕩然無存，即使因應時勢升格改制之後，美術學院非旦沒有承擔美術理論和美術史學的基礎鋪墊，反而弱化理論在美術創作實踐上的作用，對於碩士課程的深造教育幾乎處於無以為繼的境地。
從教育行政體系的干擾因素而論，老師歷經北藝大內部院系幾次的改組，他在美術系擴大為美術學院時，卻受到理論組刪除以及理論課程邊緣化的不平待遇。而表演藝術中心軟硬體不斷增長的同時，傳統藝術中心在老師努力經營之下，原可有持續的研究成果累積，卻因為當年文建會一紙公文，將傳藝中心劃歸為直屬機構，北藝大傳藝中心的退出導致「藝術學」領域中的缺口。經過改隸和增編的文資學院、看似擴大的組織架構中，實則以行政將「美術史」和「文化」切割成兩塊互不相屬的學門。
學科教育，應重綜合能力
根據我在博物館界多年的工作觀察，許多藝術管理、行政相關文憑的碩士在進入博物館工作後，由於缺乏針對博物主題屬性或文物、藝術品等專項研究的專長與能力，只能擔任一般行政事務的承辦人、而無法獨立承擔專題研究工作。這種普遍的現象也反映研究生在學習期間缺乏專業領域專長的訓練，尤其對藝術史、藝術理論和實務的陌生，更是他們在職場的一項重大阻礙，而其導因則是學校教育學科分類設置的分散與零碎。
就我所知道的老師，一直是文化部門倚重的學者，他曾經主持幾項台灣美術和民間藝術課題的重要研究計畫案，都為學術研究立下完善的典範，並為建立資料庫做出最佳貢獻。老師接受委託的計畫案，帶領學生在第一線進行田野調查、文獻梳理、實物收集，撰寫報告等都是實務實戰的工作；他的研究和教學從不會鋪陳華麗空洞虛幻的廣告詞，著力於基礎能力的訓練才是進入職場最佳的準備。可惜的是，老師從日本筑波大學歸國任教伊始便構想成立「藝術學」的設想，卻始終未獲得教育部的認可；藝術學的體系應該才是他在研究與教學上最終極的理想，培養出具備藝術、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綜合能力的學生，不致讓完整的知識體系切割得細碎殘缺。
研究方法，實務理論並進
我在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修理論組的訓練之前，接受過兩年完整的術科訓練，進入理論主修之後，讓我深刻認識研究方法論對圖像研究的效度，老師熟悉的圖像學方法論更是引領我初入美術史研究時的重點啟蒙。從此之後，我一直保持對研究方法論的高度興趣，並且不斷嘗試採用不同的方法論進行對各種議題的驗證；從圖像學方法論對古代風俗畫的分析，到人文生態學對於藝術社會的生態研究；20餘年來，我的研究領域從美術史、作者論、風格論、藝術品鑑定，漸次擴大到藝術市場的態勢，各類的議題並非僅局限在美術史的關照，卻一直植基於史學與史觀的基礎。我深信，這是源自於大學時期接受的實踐與理論訓練的影響。
老師多年來和教育、文化部門積極爭取傳藝中心延續，美術史理論、藝術學的學科獨立等都沒有獲得重視與認同，反而在扁平化、齊頭化的思維之下，加速了藝術教育的平庸內容，讓在30年的累積之下，原本該形成為一個學校優良的教學傳統和風格，卻一再重新來過、從零開始。20餘年與教育、文化行政部門折衝的波折，對老師的個人學術成就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他教學的理想卻顯得阻礙重重；我相信，這也應該是他在退休的時刻有所遺憾之處吧。
我仍然印象鮮活地記得，正當我要走上老師榮退研討會的講台，發表「台灣藝術市場變遷40年析論」演講的前一刻，坐在身旁的老師轉頭輕聲對我說：「這個題目可以寫一本書了。」顯然，他認為我以兩萬字篇幅寫40年的歷程過於草率和簡略，若依照老師的研究風格和對學術的嚴格要求，這篇文章確實應該要有更深入的論述。老師始終秉持著一貫的學術態度教導學生，寄望他在退出一線教學工作之後，發揮更大能量，證明當前的藝術教育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圖片提供｜吳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