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林逸欣（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系博士候選人）
埃斯肯納茲（Eskenazi）的名號，已與東方藝術連繫起近90年的時光，直至今日，都還享有傑出的國際聲望。埃斯肯納茲家族的藝術經銷事業，是由維多里歐．卡莫納所建立起來的。他原本是位銀行家，後來1923年在米蘭開設了一間藝廊。1926年，他的姪兒維多里歐．埃斯肯納茲（Vittorio Eskenazi，1906～1987，圖1）加入公司團隊。憑藉著年少熱情和豐厚天賦，很快地接管起藝廊事業，並於1928年間，以「埃斯肯納茲」之名合併原店。不久之後，事業日漸茁壯，期間經手的古董物品，大部分屬於東方珍寶，服務對象主要為米蘭富豪與國際訪客。
直至1950年代晚期，米蘭埃斯肯納茲公司的生意獲利，基本上都來自於倫敦。那時城內有數家拍賣行如蘇富比和佳士得，以及許多在此領域活躍的古董商家。另外，在英國進行交易買賣，也大大受惠於相關稅務政策，包括藝品古物進口予以免稅，和在公平非官僚系統下出口貨料。因此，維多里歐後來被他的姪兒說服，決定在倫敦開設一間辦事處。此人就是以撒．埃斯肯納茲（Isaac Eskenazi，1913～1967，圖2），他以「查哥（Chacho）」之名為人所知。1958年，查哥和家人遷居英國，以有限的資金和兒子朱塞佩於1960年7月7日在倫敦建立分部。
I 埃斯肯納茲家族和倫敦埃斯肯納茲公司的建立
朱塞佩．埃斯肯納茲（Giuseppe Eskenazi，圖3）1939年7月8日出生於伊斯坦堡，他回憶童年時提到：「我出生於一個國際性、西裔猶太人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從19世紀起，埃斯肯納茲家族就是個富有的貿易商。大夥兒經常在家裡，說著六種以上的語言。祖父跟我非常親近，我們自視為在東方的歐洲人與在歐洲的東方人。我少時過得無憂無慮，夏季住在濱海豪宅，冬季則住在市中心。在其他地區，家族還擁有眾多的資產。然而，1942年土耳其政府引介新式的物業稅制，將私人資產予以徵收充公。因此在1943年時，家族頓時失去所有的財富與土地。
1952年當我13歲時，我的雙親決定把我送到英格蘭去接受英式教育。對於一位當時僅會有限英語、比其他男孩個頭小、又以『納茲』結尾為姓的外來男孩來說，寄宿學校的生活相當煎熬。我只有在暑假時才能在義大利跟父母親碰面。在學的第一年，我在班上吊車尾。但兩年之後，校長卻在我的評鑑中，稱讚我『名列前茅且實至名歸』。」
儘管朱塞佩是英籍公民，但由於出身伊斯坦堡，依法必須要在當地服義務兵役。唯一能避免的方式就只有遠離國家不再回去；因此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義大利發展。1956年的夏天，他遇見妻子蘿拉．班蒂尼（Laura Bandini，圖4）。在青年時代的暑假期間，朱塞佩就在叔父維多里歐位於米蘭市中心的藝廊工作。在叔父的指導之下，他逐漸著迷於中日藝術，並透過店內的流通買賣，開始藉機學習各式種類的東方文物。
朱塞佩也經常前往倫敦、佛羅倫斯和米蘭等地參觀公家收藏的西方繪畫。尤其是倫敦的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和大維德基金會等機構，都成為吸引他的地方。1961年，他畢業於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CL）。課餘之際，他經常替位在米蘭維多里歐的店家，找尋中國和日本的古玩。雖然他放棄科學研究的生涯前景，但1960年埃斯肯納茲公司倫敦辦事處的開幕，卻讓他走上了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開始，這間倫敦辦事處的主要功能，只是為了提供米蘭公司藝術品。特別是在二戰前與戰後數年間，米蘭總店的庫存貨量，很大一部分有賴於倫敦的供貨。在維多里歐往來密切的生意夥伴中，悉尼．馬前特（Sydney Marchant，1897～1975）可說是他的好友；事實上，當朱塞佩首次來英就學時，馬前特就曾被指派為他的少年監護人。其他與之常相往來的可靠供貨人士，還包括倫敦的商家道格拉斯．萊特（Douglas J. K. Wright），和以香港、東京為主的藏家與業者森美．李（Sammy Lee）。
沒多久，朱塞佩便開始發展他個人的社交人際網絡。而西塞莉．戴爾（Cicely Dale）當時正在萊特的店裡工作，她畢業於皇家藝術學院雕塑科，並嫁給一位日本摺屏修復師伯恩；後來當戴爾決定要離職時，她已準備好也要成為一名修復師。也因為她曾受過雕塑訓練，於是便致力於兩漢、六朝和唐代器皿和塑像的修復工作。戴爾在倫敦埃斯肯納茲公司生意成長的數十年間，提供了難以估價的幫忙與協助，這對夫妻後來皆成為朱塞佩和蘿拉的至交好友。
在倫敦多數已有成就的古董商中，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將他們的所學知識，與朱塞佩這位剛進圈內年輕又積極的新人分享。唯一的例外就是悉尼．摩斯（Sydney Moss），他不僅能回答所有的疑問，還喜愛解釋事物；也因為摩斯以英國古董商聯合會前會長的身分，向聯合會的評估小組推薦，使得朱塞佩在1970年時被選為會員。1964年，摩斯購買一件明代青銅佛像，其後被送往米蘭銷售。這件事情讓朱塞佩和查哥相信，他們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經營倫敦地區的生意。1967年查哥不幸早逝，這也意味著朱塞佩必須開始獨立負責起公司的營運大計。
朱塞佩記得在1960到1970年代之間，倫敦乃是優秀學者、古董商人和拍賣專家的聚集之處。那時有著高度影響力的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教授和瑪格麗特．曼德里（Margaret Medley）女士──分別代表著大維德基金會的主席與該世界知名中國陶瓷收藏的策展人。曼德里綽號「泡泡」，原因是她觀察到宋代鈞窯釉料上的氣泡是如何出現，而且以愛喝香檳氣泡酒為人所知。朱塞佩曾經問她該如何描述一件罈罐，她回答說：「從頂部到底部，從頸部到足部。以形制為先，而後釉料，最後再點出任何不尋常的特徵所在。」「如果你在電話那頭向我敘述，當我能夠在這方精確地描繪下罐匣時，這就代表你成功無誤了。」
沃森則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和傑出的語言學家。1973年他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曾舉辦一個開創性的「中國精華」特展。在此展覽中許多經過他親自挑選的物件，雖然當時才剛在中國被發掘出來，但後來幾乎都成了歷史上的經典名作。稍後儘管沃森屆齡退休，但在1980年代他仍透過撰寫拍賣圖錄來展現對朱塞佩公司的支持。1989年，曼德里也在《東方藝術（Oriental Art）》雜誌撰寫一篇討論一件罕見的15世紀早期釉裡紅梅瓶，其實這件瓷器原是朱塞佩帶給她觀賞而引起注意的。之後為了回報她的好意和友誼，朱塞佩贊助第64期的《東方陶瓷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欲以此紀念專刊來榮耀這位女士與其成就。
除了學術領域，還有其他人士讓朱塞佩印象深刻。例如：「大衛．卡里特（David Carritt）不僅對於歐洲各畫派有著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面對每件圖像觀識，他還有著如攝影照像般的記憶能力，並且能知曉其歸屬所在。從大衛和其他人的身上，我學習到如何去區分出優良或甚至於傑出的巧藝技術和重要的藝術作品。他們教導我如何在觀看時能夠去『賞識』，並因此發展出一雙『思考』之眼。」
朱塞佩也盡可能地透過賞析和參加各類拍賣會來訓練自己，不僅經由實際上手觀摩物件來學習，還研讀當時關於中國藝術的教科書。事實上，他第一本關於中國藝術的書籍，就是叔父維多里歐的一本二手書──威廉．亨尼（William B. Honey）所寫的《遠東各國和中國的陶瓷藝術（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維多里歐曾在此書的扉頁上為他題識「此為起點」，落款時間為1961年6月9日。
維多里歐也在如何與客戶往來的課題上（特別是針對那些難以應付的），給朱塞佩上了不少的有用課程。維多里歐在生意經營的成功主因，在於他熱情又迷人的個性。他極具耐心。朱塞佩回憶在1960年代早期，佛羅倫斯的斯特羅茲宮中曾舉辦一場國際古物博覽會。在忙碌的與會期間，即使叔父的耐性已瀕臨崩潰，但他仍未曾高聲斥責或是大發脾氣。在客戶面前，他提供精確的講授，並使之清楚達意。這使得朱塞佩不敢亂發一語，只能站在叔父身後細心地聆聽與學習。
在買賣生意當中，朱塞佩抱持著一個簡單明確的原則──要出手買下一件物品，端賴於你是否對其美學價值，有著強烈的信念。他在一次訪談中言及：「在多數場合，當我們喜愛一件物品時，我們就會買下它來，並且開始尋找適當的藏家。當然，有時候我們心裡也會有個底，想著某些人會對某些物品特別喜愛。有時候，我們可能留下某件物品，放在我們的店中長達一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此物品有可能增值，但這絕非是我們留下它的主要原因，我們只是在尋找適合的人選。我從未經由買入物品來藉此炒作投機買賣。我的興趣遠高過於商業考量，我是深愛物件本身的。一旦我賣出物品給藏家，並且知道我還能夠在藏家的家中見到它們時，我是非常高興的。」
1969年，路易吉．班蒂尼（Luigi Bandini，1947～1996，圖5）加入朱塞佩旗下，他是妻子蘿拉的兄弟、曾經在米蘭維多里歐的公司裡受過訓練。班蒂尼對於日本藝術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吊飾和印籠。短短數年當中，他就已經負責倫敦埃斯肯納茲公司的日本部門，成為業界中國際知名的專家。在往後的25年間，班蒂尼在公司藝廊內籌辦了20次的展覽。從1978年開始，他每年都參與日本吊飾藝術的例行國際會員大會。1991年起在他的指導下，公司開始贊助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的研習日長達數年之久。
II1960～1970年間的中國藝術市場和西方的中國藝術收藏
1960年初在倫敦的各拍場中，多可見到早期上釉和素燒陶器的出現，特別是唐代的作品。1964年，一件稀有的素燒人物騎馬陶俑，原為米歇爾女士（Lady Mitchell）收藏，後來以3,500英鎊高價售出。1966年，一套三件的素燒跪姿樂女俑偶，在佳士得以2,835英鎊賣出。1969年11月，一件唐代米釉棕斑的汗血寶馬陶像，朱塞佩則以驚人的1萬6,000英鎊出售。此陶馬原屬於約翰．洛克斐勒三世伉儷（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III）所有，而現在則展示於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藝廊當中。那時的新聞報導都提到，唐代陶器價位已經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在那時傾心於唐墓出土雕塑的收藏家裡，紐約的齊克（Ezekiel）和莉莉．施洛斯（Lillian Schloss）是最為熱衷者。莉莉說到：「從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初期間，雖然到處可見到中國藝術品（墓葬雕塑），但美國人卻不知如何鑑賞，而中國人自己也不想要它們。」儘管這對夫妻並非十分富有，但他們卻在朱塞佩的幫助之下，想盡辦法收集眾多且精良的中國墓葬偶俑。朱塞佩不僅替他們在拍場中競標，當他們想要晉升藏品時，也會四處探詢而進行交換，還有幫他們延續信用期限等等。
齊克是以勤勉的態度來研究藏品，例如在1969年時，他於紐約舉辦一場名為「古代中國藝術中的異族人士（Foreigners in Ancient Chinese Art）」展覽，還出版兩冊《漢唐之際的古代中國陶瓷雕塑（Ancient Chinese Ceramic Sculpture from Han through T'ang）》書籍。在廣泛的學習者、收藏家與愛好者之中，這些著作都成為重要的教科書。另外，在這套書籍裡，齊克還親手將陶瓷偶俑的衣飾和髮型素描下來。這些圖像紋飾，對於物件的認定和斷代上都極為有用。朱塞佩記得：「齊克是位傑出的人士，並且有著超越當代的美學敏銳。特別是在以熱釋光手法，來為陶瓷做科學測試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著手收藏。」
1984年，在施洛斯夫妻的藏品（Schloss Collection）拍賣會裡，共包含50件品項。其中超過半數以上，都是夫妻倆經年向朱塞佩購買而來的。這次拍賣十分成功，拍賣金額總共達250萬美元，這讓莉莉可以開始重建她的收藏大業。在此次的拍賣當中，朱塞佩自己也獲得一件大型的三彩釉馬（圖6），馬匹上還裝飾著驚豔的珠帳鴛鴦圖飾，其金額為66萬美元，創下當時唐代藝品的紀錄。
從20世紀早期起，宋代陶瓷窯器的精緻形制與出眾釉色，就已經引起西方藏家的興趣，並且在1960年代起開始逐漸增值。原屬於查爾斯．羅素（Charles Russell）收藏的一對北宋青瓷碗具，1960年在倫敦以2,300英鎊售出。五年之後，在弗雷德里克．富勒（Frederick Fuller）藏品中，同類型的一件茶碟，更以8,190英鎊賣出。1968年，塞奇威克氏（Sedgwick）收藏中的一件定窯瓷碗之值，竟高達6,500英鎊。1969年，朱塞佩以4,400英鎊購得一件龍泉青瓷的喪葬蓋罐（圖7），因其精美地模造出環狀龍形裝飾和傑出的透明藍綠釉色，在收藏者與鑑賞家之間，造成一股激烈的競爭，後來被漢斯和格麗塔．波普爾伉儷（Hans and Gretl Popper）所獲得。
1966年6月，朱塞佩首次遇見漢斯．波普爾（Hans Popper，1904～1971）。後來漢斯對於朱塞佩的眼光深具信心，全權委託他盡可能尋找最好的作品，特別是高古青銅和唐宋瓷窯。格麗塔對購藏的一只唐三彩上釉馬上仕女俑（圖8）描述道：「在（埃斯肯納茲公司藝廊的）展示櫃中有兩件上釉唐俑，我的丈夫要我從中擇一。我後來選擇此件作品，正是因為這位仕女的頭部微仰，頗具動感。而且馬匹製作精良，騎具色彩奪目。」
在朱塞佩向波普爾夫妻售出的品目裡，最重要的莫過於一件商代後期青銅酒器──方彝（圖9），這是他們在1970年以1萬6,000英鎊獲得。然而就數量而言，夫妻倆的陶瓷藏品還是遠多於青銅藏件，特別是宋代陶瓷，例如在之前所提及的龍泉青瓷蓋罐。在漢斯過世之後，格麗塔仍持續收藏。她後來從朱塞佩那裡獲得了一件精緻的宋代磁州窯繪瓶（圖10），此為朱塞佩1974年拍賣圖錄的封面名作。往後，朱塞佩和蘿拉與波普爾夫妻的女兒麗莎和他們的兒孫輩，都維持著友好密切的關係。埃斯肯納茲公司代理波普爾家族的收藏，曾在1989年為他們售出方彝和韓國瓷器。又在2005年時，舉辦一場宋代陶瓷的專拍。
另外有件極為罕見的宋代花器，讓漢斯迷惑不已的一件汝窯水仙盆。此作先前在1959年時，就以高達2,200英鎊售出。後來更在1970年2月24日，以4萬6,000英鎊再度賣出。正如那時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所質問：「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這千年古物，每週漲幅高達80鎊？」能讓朱塞佩緬懷起這場歷史性拍賣的原因，不僅是這前所未有的成績，還牽繫到同時發生、卻遙距百里之外的另一場拍賣會。他說到：「1970年2月24日上午11時，全世界對中國藝術有興趣的人士，都對紐約蘇富比這場汝窯水仙盆的拍賣做好準備。但與此同時的蘇格蘭，一對精美的明代青花官窯碗具，也正準備在珀斯地區拍賣，儘管此刻不太有人會對此拍賣多加關注。殊不知，在往後的40年間，除了倫敦，英國境內沒有一件明代瓷器拍賣，能與其重要性相比擬。
在拍賣的前一天，我簡直無法相信我的眼睛所見。一組四只的明代青花瓷碗中，兩件有清楚的成化款識與年代，上面還繪製著瓜藤圖飾。如能找到一件傑出真品，已令人非常驚訝；找到兩只，那根本是件無法置信的事。但是，我已經從我們當時重要的客戶漢斯．波普爾那裡收受款項，準備要向汝窯水仙盆標價。所以，我要求路易吉勢必要參加珀斯的拍賣，並且嚴格交代他，一定要盡其所能，無碗不歸。
我在24日早上10點30分前往紐約蘇富比，此時的我早已心存主見，認定在蘇格蘭的成化瓷碗，勢必是我們的囊中物。結果，我雖然已向汝窯水仙盆出價，但很不幸地並未達標。後來它被約翰．史帕克斯公司（John Sparks）的彼得．沃恩（Peter Vaughan），代替日本藏家安宅英一以4萬6,000英鎊收購，現在展示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其他連那一雙成化瓜藤碗組，原估價不過僅為100英鎊，誰知後來卻飆漲到1萬3,000英鎊，因而雙雙敗興而歸。
不過幸運的是，這組成化瓷碗並沒有完全遠離我。數年之後，我買到其中一只，現在能在玫茵堂的藏品當中找到。幾年之前，我也曾從坎利夫勛爵（Lord Cunliffe）那裡，獲得另一只的成化青花瓷碗（圖11），此件作品裡外都繪製精美的花型渦卷。至於說到汝窯，我還必須等到1990年6月時，才有幸購買到一件筆洗（圖12），現在同樣收存於玫茵堂。」
成化陶瓷的稀有美麗，也從1960年代起，為市場所承認。原是阿爾弗雷德．艾克羅伊德爵士（Sir Alfred Aykroyd）藏品的鬥彩酒盃，在1966年以6,000英鎊售出，此作13年前才不過170英鎊而已。1973年，另一只帶有番瓜圖飾設計的御製瓷碗，以13萬英鎊售出，這件作品現藏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9年朱塞佩獲得一只鬥彩雞缸酒盃（圖13），此件是從麗奧波德．德雷福斯（Mrs Leopold Dreyfus）的收藏中，在蘇富比以約200萬英鎊購得。直至今日，這都還是明代鬥彩器物價格的世界紀錄。除了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這只瓷杯是現存的少數真品之一。
就明代的青花瓷窯來說，其主導了1960年代的藝術市場。根據杰拉爾德．賴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對於中國藝術市場的研究，在這十年間價格最昂貴的陶瓷器物，有八件是明代早期陶瓷。朱塞佩首次有機會經手一組早期青花瓷器，是在1969年的9月。分別是一件元代碟子、三件永樂盤器和一件永樂執壺，這些原歸屬於一位荷蘭醫生施奈德（Dr. Schneider）。朱塞佩回憶道：「突然，從貨箱中我發現一件驚為天人、裝飾桃子圖案的執壺（圖14）。我拾起一看，放在倉庫地板的鋪板上。下一個出現的是一件彩繪兩個瓜蔓圖飾的精美永樂盤器（圖15）。最後現身的是描繪裝飾水草叢間兩隻河鴨的元代碟子和其他兩件的永樂盤器。他們在色澤、釉料和設計上，是如此地出人意表和華麗生動。
接著，施奈德醫生詢問我是否對這整組作品有興趣。我很冷靜地回答說：『當然!』但當時我其實希望胸中強烈的顫動，不會透露出我真實的情感。稍後醫生走向我，對我說：『我整組開價3萬英鎊，也就是每件盤碟5,000英鎊，而執壺1萬英鎊。』我聽了馬上一口答應下來。
數日之後，這些古物抵達倫敦，而這只執壺馬上被知名的日內瓦收藏家巴斯馬德傑夫氏（L.A. Basmadjieff）所收購。而那個永樂瓜蔓盤，後來歸屬於德州沃斯堡的金貝爾藝術博物館。挑選者是當時的博物館館長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博士，這是首件的中國藝術品進入到該機構當中，並且被當成是宣揚世界文化廣博性的最佳範例之一。」
在1968年的倫敦蘇富比拍場上，眾人見證了塞奇威克氏收藏（Sedgwick Collection）的流轉離散。在這次拍賣當中，153件拍品主要都是陶瓷，售價總額超過16萬8,000英鎊。其中一件宣德朝款的藍底瓷盤，更是以1萬8,000英鎊賣出。塞奇威克家族成員一直都是東方陶瓷學會的中心人物，此學會1921年於倫敦建立，是當時許多本土藏家和博物館專家經常匯聚之處，大家一同參加演講、比較藏品、籌劃展覽和交換理念，旨在期冀獲得更多新知。現在此學會更鼓勵學術研究，每年出版《東方陶瓷學會會刊》。
到1969年底為止明代早期陶瓷、特別是青花瓷，都達到創紀錄的價格。然而玉製雕刻的高價，也在這十年當中頗令人注目。例如1979年朱塞佩曾收購一只玉製水牛（圖16）。這件雕刻原屬於阿瑟．傑布（Arthur Jebb）上校所有。1860年，他在搭乘軍艦從中國回到英國時，向一位士兵以10先令購得。之後就一直存留於家族當中，最後由休伯特．傑布（Hubert Miles Gladwyn Jebb，1900～1996）所繼承。在1954到1960年間，傑布擔任英國駐法大使，那時這只水牛像正展示於辦公室的壁爐之上。1960年，傑布晉升為伯爵，為了要支付其鄉間住所新造屋頂修建的花費，他便將此雕塑賣給朱塞佩，後來藏於何鴻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之處。
1960年代中期，也可見到對於高古青銅禮器興趣的再度復甦，其中大部分都是由蘇富比的拍賣而來。特別是在1965年，許多拍品都來自於比利時銀行家阿道夫．斯托克萊（Adolphe Stoclet）和其妻蘇珊的收藏。這些青銅鼎彝，後來斯托克萊伉儷的兒子菲利普（Philippe Stoclte）繼承，其中包含一件公元前482年的知名銅鐘。此物最後公開展示，是於1935年，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所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當中。這件銅鐘在拍場裡曾引發激烈的競價，最後由大英博物館以2萬8,000英鎊獲得。
後來，朱塞佩從斯托克萊伉儷的子媳安妮（Annie Stoclte）和兩位孫子，購買到許多傑出的中國藝術品。1975年，埃斯肯納茲公司曾舉行展會，展出多件名品，例如現藏於克里夫蘭博物館的東周青銅狩獵紋酒壺（圖17）、晚商青銅四足方鼎（圖18）和西漢青銅鎏金燈檯（圖19）。另外還有18件斯托克萊的收藏品，在2003年於紐約展示。展品中，一件現存於英國私人藏家的漢代青銅辟邪（圖20），和一件福氣洋溢的隋代石刻菩薩頭像（圖21），都因各類的出版介紹而聲名大噪。尤其是這件菩薩頭像，曾受到法國文化部長與知名作家安德烈．馬勒侯（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選介，是他1952年《世界雕刻的想像博物館（Le Musée Imaginaire de la Sculpture Mondiale）》一書中的範例作品。
在一篇斯托克萊藏品的介紹中，方騰（Jan Fontein）寫到他在1947年時與阿道夫．斯托克萊相識，那時他剛任職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部門，對斯托克萊莊園和其內藏的藝術品滿懷傾心。方騰稍後成為波士頓美術館的館長，1975年他對於收購上述所提及的青銅鎏金燈檯很有興趣。然而美術館缺少資金，於是他和朱塞佩交換協商，由美術館取得燈檯，而公司可從館藏重覆的瓶器當中，選取一件物品。朱塞佩選得一只大型刻紋的磁州窯瓶（圖22），此件窯瓶後來在1978年時，賣給英國鐵路退休基金會（British Rail Pension Fund）。
在埃斯肯納茲公司歷史的第一個十年當中，也同時見證了一場對中國藝術遺產興趣復甦的風潮。1967年，一件原屬於亞歷珊卓．羅斯柴爾德女爵（Madame Alexandrine de Rothschild）的商代青銅酒器，以3萬8,000英鎊售出，這比在1965年創下拍賣紀錄的青銅鐘器，還要高出1萬英鎊。直到1969年底，就中國藝術品整體來說，比起在藝術市場中的其他領域，其已增值快速翻倍之多，而且幾乎能與西方古典大師和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一較高下。這股收藏中國藝術熱潮是國際性的，而倫敦則被視為是這市場裡的中心焦點。（待續）
圖片提供｜Eskenazi Gallery、Sue Bonds
